在探讨这个主题时，必须指出一个前提：这里断言中国人“随遇而安”，不是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而是西方的标准。我们的目的，只是展示这两个标准是怎样的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人的服装。在谈到中国人轻视外国人时，我们已说过，西方的服装式样，中国人完全不感兴趣；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反过来也一样。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把头部前面一半头发剃光，让这个本来应受保护的地方暴露出来，这样一种反常行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居然顺从。但由于中国人是在刀剑之下被迫接受的，也如前所述，这是忠诚的标志，因此，我们就不必再去寻找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中国人已不感到这样有什么难受的，可能再恢复明朝的发型，反而感到很不习惯。
中国人光着头时，也一样不考虑是否舒服，他们一年四季，特别是夏季，都是如此光着头。在炎夏的那几个月，人人都只是举着打开的折扇，用这个三角形的东西遮挡一部分阳光，在太阳底下行走。也有人打伞遮太阳，但为数太少。中国的男人有时是戴起怪怪的帽子，但据我们观察，中国的妇女只有头巾可戴。在西方人眼中，这种头巾纯属装饰，毫无遮阳之用。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营造舒适的东西几件就够了，其中扇子就是其一，也就是说，在需要扇扇子的时候，扇扇子就是舒适。夏天，经常可以看见不少苦力差不多一丝不挂，费力地拖着沉重的盐船逆流而上。却一边拖，一边起劲地扇扇子。即使乞丐，也时常会摇晃着破蒲扇。
中华文明，让人奇怪的事情有这样一件，即这个民族据称是最早从事畜牧业的，那么这个在利用自然资源上显现极高的创造性的民族，却从没学会把羊毛纺线织成衣服。这个帝国西部地区的羊毛纺织已达到一定水平。这算是不在这个总论断之列的一些例外。但想不到的是，羊群数量众多，特别是山区，但羊毛纺织却不常见。
人们认为，古代还没引进棉花时，衣服是用其他植物纤维织成的，比如灯心草。不管过去是使用什么纤维，那么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全国都是用棉花了。这个帝国冬季寒冷地带，人们所穿的棉袄，差不多把人裹得像两个人那么臃肿。穿棉袄的小孩，就像捆在桶里一样，一旦摔倒，自己就根本爬不起来了。我们从未听到中国人对这种笨重服装有什么抱怨。难受常常是自找的。但可以肯定，只要有一点机会，任何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愿忍受其种种不便。
谈到笨重的冬衣，就不得不提到中国人从未有过内衣内裤。对我们而言，要是没有毛织内衣经常替换，生活就没法过。这种需要，中国人意识不到。他们沉重的棉衣挂在身上，好像挂着许多布袋子。寒风从缝隙中钻进来凉彻肌肤，但他们却并不在意，尽管他们也承认这种服装并不理想。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抱怨自己冻僵了，于是他得到一件外国内衣，人家叫他每天穿着，免得受冻。一两天之后，他居然脱下了这件内衣，说是“烧得慌”。
中国的鞋子用布做成，容易进水，一碰到水，里面就湿漉漉的。天气一寒冷，双脚就多少有点冰冻的感觉。是的，中国有一种油靴就是用来防潮的，但是，像其他许多舒适的物品一样，考虑到价钱，就没有多少人会用了。雨伞也是这样，这些东西属于奢侈品，中国人从不视之为必需品。哪怕风吹雨打，全身湿透，中国人也不认为更换衣服是件要事。看来，他们也没有发现用身体焐干湿衣服有什么难受。中国人虽然羡慕外国的手套，自己却从来不做。他们也知道有一种除了大拇指其余四指不分的手套，但即使在最北的地方也极少能看见这种手套。
从外国人来看，中国服装最让人恼火的地方，就是没有口袋。一个正常的西方人需要许多口袋。他需要在外衣的上面口袋放记事本，后面口袋放手帕，衬衣口袋放铅笔、牙签和怀表等等，其他顺手的地方还要放小刀、钥匙串和钱包。要是这个外国人还要带上小梳子、折叠尺、开塞钻、鞋扣、镊子、小指南针、折叠剪刀、弹子、小镜子、自来水笔等，那他对于他的种族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已习惯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一刻也不能离开。至于中国人，这样的物件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要是别人给他，他也不知道应该放在哪里。要是他有一块手帕，他就把它塞在胸口，而他带在身边的孩子也是如此。要是他有重要文件，他就仔细地松开绑腿，塞进文件，继续赶路。要是他穿着外裤，什么都不用解开了，他只需把文件塞在裤腰带上。在这两种情况下的任何一种，要是带子松开，而他又不知道，文件就丢了——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文件之类的东西还可以放在卷起的长袖子里、卷边帽的帽沿里，或者帽子与脑袋之间的地方。中国人都会一些随手而至的小窍门，尽管都是些小事，比如他们常常把钱卷起来搁在耳朵上。要保证随身携带的东西不丢失，主要靠裤腰带，带子上系着小钱袋、烟袋烟杆，以及诸如此类的小物件。要是带子一旦松开，东西也就肯定掉了。钥匙、木梳和一些古钱，都系在外衣那些固定的纽扣上，每次脱衣服得小心，以防弄掉了这些“附件”。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日常服装，要是在我们看来难看难受，那么，他的睡衣就起码让你“无语”了，因为他是脱得精光、裹上被子、倒头就睡。男人或女人都没有睡衣这一说。孔子说过：“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这确有记载。但据称这是指孔子斋戒时穿的礼服，不是通常的睡衣。但可以断定，现代中国人是不会仿效他而穿上晚礼服的，并且能不斋戒，就不斋戒。即使是新生儿，尽管他们的皮肤对温度的细微变化十分敏感，却是随便塞在被子下面，一有人来看，母亲就掀开被子。这种荒唐的做法，会让孩子突然受凉，因此，这足以解释为何许多中国婴儿还没满月就死于惊厥。孩子稍大一点，有的地区，不是给孩子用尿布，而是用两个沙袋。光是这种“创意”，就足以使西方母亲温柔的心中充满恐惧。被这种奇怪的重物坠着，这个可怜儿一开始就被“钉”在那里，不能乱跑了，像一只“夹着”大号铅弹的青蛙。流行这种风俗的地方，说一个人浅薄，常常说他还没有脱掉“土裤子”！
对于我们所说的舒适，住房同服装一样，中国人也是不在乎的。为了确立这个论点，应该不考虑穷人的“窝”，因为他们是不得不住在里面的，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家境足以做到“舒适”的人的情形。中国人不注意在房屋四周种上树木来遮荫。而宁愿搭起凉棚。但那些没钱搭凉棚的人，本应很容易地种几棵遮荫的树，但他们不种，却满足于种一些类似石榴树这样的花哨的灌木。当院子里热得难受时，主人就走到路上坐着，而当路上也热得受不了时，他们又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朝南的部位是主要出入口，但很少有房子对着南门再开个北门。要是这样安排，就可以通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散去一些三伏天的暑气。若是问他们为何这种简单的事却不常见，常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开北门！”
北纬三十七度以北的地区，“炕”是中国人通常睡觉的地方，用砖坯垒起。用烧饭的火来加热。要是不巧没有火，那么，对外国人而言，这个冰凉的土炕真是难以忍受。要是碰巧火太大，他又会在后半夜热醒过来，感到自己正在活活忍受作为“烤肉”的滋味。不管怎样，总不能整夜保持一个热度，全家人就这样挤在这个平台上。垒土炕的材料又导致小虫子大批出没，即使每年换砖坯，也无法保证除去这些“不速之客”，它们占据了各种不同层次住房的墙壁。
到处都有动物的侵害，对此，大多数中国人都已见怪不怪了。但是，即使他们视之为害虫，好像也从来也没有谁会想到这些害虫是可以防治的。除了为数极少的城里人挂着帐子躲避蚊子之外，据我们所知，其余地方就差不多没人使用蚊帐了。蚊虫的确最让人讨厌，有时也会用芳香植物熏一熏，效果可不太明显，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虫子的恼人程度却不及我们的千分之一。
枕头的式样也是一个范例，反映了不同的舒适标准。在西方，枕头是一只袋子，装着羽毛，正好托住脑袋。在中国，枕头的支撑点在颈部，它是一只小竹凳、一截木头，更常见的是一块砖。没有一个西方人，能使用中国人的枕头而不感到难受。同样，也可以肯定，也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在我们作为枕头的袋子上煎熬十分钟。
我们已讲过一件怪事：中国人没有任何规模的羊毛纺织业。更为费解的是，他们吃掉大量的飞禽，但对拔取的羽毛没有兴趣。用羽毛做被褥，是很便当的，而且几乎也不花什么钱，但它们却在处处俭省的中国人眼皮底下随风飘逝。除了把它们卖给外国人，要不就把大一点的羽毛扎起来掸灰。而在中国西部，有时则把它们厚厚地铺在麦地或豆子地里，防止觅食的动物啃吃庄稼。此外，我们就不知道如今这些羽毛还有什么用途。
对西方人而言，好床应该结实而有弹力。据我们所知，最好是钢丝床，近年来已经使用得很广泛。但当中国一家最好的医院提供这种时尚极品时，好心肠的医生却吃惊地发现，只要他一转身，那些还有力气挪动的病人，就已从弹簧床上爬下来躺在地板上，因为睡地板就像睡在家里一样舒适自在。
中国的房屋一到夜晚，就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当地的菜油灯气味特别呛鼻，但却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他们也真的知晓煤油很好，但许多的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豆油、棉籽油和花生油。这种情形的造成，是由于习惯的力量，加上对舒适生活的完全忽视——他们选择了那些昏暗的土油灯，而不是让人更为舒坦的煤油灯。
西方人感到中国的家具既笨拙又不方便。我们的祖先习惯坐在宽大的椅子里，中国人坐的是非常狭窄的长凳。要是凳子腿松了，或者只有一端坐着人，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国人是亚洲唯一使用椅子的民族，但按照我们的观念，中国的椅子是“难坐”的典范。有些椅子式样，造得像伊丽莎白女王或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时尚座椅，座位高，靠背直，一副呆板的模样。更普遍的式样，看上去足以支撑一个二百五十磅的胖子，但椅子受力不均，不久就会四分五裂。
无疑，西方人对中国房屋最难受的便是潮湿和寒冷。建筑的大错在于打地基时太图省事。其必然的结果便是总是潮湿。泥地或者砖坯地，不仅令大多数外国人极不舒服，并且也特别有损身体。同样烦人的，是装在转轴上的门太松。两扇这样的门，上下两端都吹得进冷风。哪怕贴上硬板纸，一道门也无法御寒，因为差不多无法教会中国人随手关门。有位商人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了“随手关门”的标语，但这在中国是不管用的，因为从来就没人关门。进出房屋和院子的门，门框太低，一般身高的人进出时也要低头，否则就会头撞门框。
中国的纸窗，抵挡不了风雨、阳光、热气和灰尘。百叶窗不普及，而且常常是有，也不起作用。
大多数中国家庭只有一只炊锅，它是一只凹下去的大铁碗，能装几加仑东西。但是，每次只能煮一样东西，烧饭时就不能烧开水。必须有一个人或蹲或坐在小灶膛前，不时朝低低的锅底下面塞进一把干柴或者干草，以充当燃料，烧煮基本上都用这个办法。房间里全是水汽，常常还有烟，足以使外国人熏倒过去，但中国人却好像对这些害处不在乎，尽管他们也明白会弄出严重的眼病。
对西方人而言，中国屋子最难受的是冬天没有暖气设备。绝大多数百姓，即使在严寒地区，除了由烧饭而传到炕上的那点热量之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取暖了。中国人极为赞赏它的舒适性，女人有时称炕为“我的娘”。但是，西方人希望热源能够稳定供给，热量传遍全身，而中国的炕，在冬夜却是壁炉或火炉的极糟糕的代用品。因此，对西方人而言，炕一点都不舒服。产煤地区确实也用煤做燃料，但与全国相比，这样的地区实在有限，而烟又常常吹进房间，渐渐的整个房间全是。家境好的人用木炭，但也用得十分节省，而且若是烧不得法，其危险也像烧煤一样大。房子真是让人不适，天冷时即使在家里，人人都得穿上所有的衣服。一旦出门，就没有衣服可加了。“冷吗？”我们问他们，“还用问！”他们经常这样回答。以西方人的标准来看，他们一生都没有让自己暖和过。冬天，他们的血液就像河水，表面冻住，底下在慢慢流动。考虑到中国人住房的这些特点，难怪一位曾经出过国的道台说，美国犯人住的监狱要比他的衙门住得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