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外廷大臣议论的焦点在于，先是郑贵妃进奉美女，致使皇上身体虚损；接着由崔文升进奉大黄，投“相反相伐之剂”，使他身体虚脱；再接着服用李可灼的红丸，光宗便逝去了。所谓的“红丸”，其实是红铅金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是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会导致速亡。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光宗的病。李可灼、崔文升自然该受到惩处，但大臣们还希望能揪出幕后策划者，郑贵妃的嫌疑最大，自然难脱干系。方从哲任内阁首辅，对于事情的前前后后，最为清楚，却未能有效制止，本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在处理李可灼、崔文升时，本应严惩，但是方从哲却从轻发落，仅将李可灼罚俸一年，后又改为驰驿回籍，崔文升则让司礼监议处。崔文升本来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岂不是让他们自己处理自己。这明显是有意包庇！于是议论蜂起，群情激昂，纷纷猜测方从哲与郑贵妃有可能是合谋。不过，郑贵妃进奉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已昭然若揭。但是李可灼进红丸是否出于郑贵妃的指使，这缺乏应有的证据，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猜疑而已。幸好内阁次辅韩爌上疏将红丸呈进的经过公布于众，才使得方从哲得以从困境中解脱。但是，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
朱常洛病逝后，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可是宫廷内的纷纷扰扰并没有停止，接着又发生了“移宫案”。所谓“移宫”，就是一些不应占有乾清宫的人占据了那里，为了维护体制，要让他们移出，因此便生出许多事端来，便有了移宫一案。
乾清宫，如同外廷的皇极殿，只有皇上与皇后才能居住。其他妃嫔，不可以长久居住，以示尊卑。因此乾清宫地位显重，许多妃嫔一心向往，希望能定居在那里。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王皇后去世后，神宗也病了，郑贵妃便以侍疾为名，住在乾清宫。神宗去世后，郑贵妃仍然赖在那里，后来迫于廷臣的压力才搬回慈宁宫。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便一直由李选侍抚养。光宗继位后，李选侍借口要照顾朱由校，便也在乾清宫住下。郑贵妃便极力拉拢李选侍，两人相互勾结，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但是随着光宗的速逝，她们的册封企图都落空了。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也赖在乾清宫不走。她的意图很明显，是要迫使朱由校继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实行双重垂帘听政。然而即将即位的朱由校，他的境遇并不比父亲朱常洛好多少。由于朱常洛本来就不得神宗的宠爱，所以朱由校虽为长孙，自幼也备受冷落，万历帝直到临死时才留下遗嘱立他为皇太孙。而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据说是受李选侍凌辱致死的，临终前还留下遗言，与西李有仇，负恨难伸。朱由校从小也受到李选侍的欺凌，而且他性格软弱，对李选侍一向惧怕。于是，李选侍挟持朱由校，控制了乾清宫，企图把持朝政。
神宗、光宗相继去世，新帝的继位关系着国家的命运，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就在光宗驾崩的当天，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皇长子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不料却遭到太监的阻拦。杨涟等人见到朱由校，即刻就叩首山呼万岁，并保护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到文华殿接受群臣的礼拜，定于当月六日举行登极大典。为了朱由校的安全起见，朝臣们将朱由校安排在太子宫慈庆宫暂时居住，由太监王安负责保护其安全。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的愿望落空了。不久李选侍又提出，凡是大臣的奏章，要先交由她过目，然后再交朱由校，这当然不合体制，遭到朝臣们的强烈反对。如今新皇帝登极在即，朝臣们便敦促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李选侍虽然不敢蛮抗，但是却采用“拖”的办法，不说不迁，却又总是赖着。直至登极前一日，李选侍仍然占据着乾清宫。杨涟心急如焚，一面上疏，一面催促方从哲，令速请李选侍移宫。九月初六，朱由校即皇帝位，是为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宣谕，痛斥李选侍的罪状，又下令让李选侍搬出仁寿殿，移到哕鸾宫（宫女养老的宫殿）去住。至此，“移宫”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链接：乾清宫
乾清宫是故宫内廷正殿，内廷后三宫之首，位于乾清门内。面阔9间，进深5间，高20米，重檐庑殿顶。殿的正中有宝座，两头有暖阁。乾清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清两代曾因数次被焚毁而重建，现有建筑为清代嘉庆三年（1798年）所建。乾清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批阅各种奏章的地方，后来还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节。乾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在紫禁城中居住和处理日常政事的地方。“乾”是“天”的意思，“清”是“透彻”的意思，一是象征透彻的天空，不浑不浊，象征国家安定；二是象征皇帝的所作所为像清澈的天空一样坦荡，没有干任何见不得人的事。
十二、袁崇焕之死
作为明季镇守辽东的守边大吏，明督师袁崇焕实为抵御后金的中流砥柱。在与他交锋中，努尔哈赤惨败宁远，忧愤而死；皇太极也折戟京师，铩羽而归。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挽狂澜于既倒、为朝廷所倚重的大将，却落得被磔杀、万人争啖其肉的悲剧下场。这是为什么？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县，落籍于广西藤县。由于是南方人，思宗私下里称他为“蛮子”。明代两广并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域，当地出身的官员却另有一种气质，像出身于广东琼州府（今属海南）的海瑞，也曾经是一代名臣。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与明军相比，明显占据优势。天启二年（1622年），后金屡犯边关，无人敢敌，袁崇焕请命率兵出关，镇守辽东。袁崇焕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御敌，采取以守为攻战略，屡挫敌兵。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一战，袁崇焕采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以万余人的劣势打败努尔哈赤13万大军的进犯。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此次却遭到惨败。宁远一战，使得袁崇焕声名远播，并且一度使辽东战局出现了转机。但是当时正是“阉党”魏忠贤专政，袁崇焕受到排挤遭到罢免。思宗即位，铲除了魏忠贤的势力，重新召回了袁崇焕。思宗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崇祯元年（1628年），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对抗后金军。并赐给他尚方宝剑，以便袁崇焕全力应付辽东战局。这时候袁崇焕的地位达到巅峰。但是第二年年底，袁崇焕就被解除了兵权，投进了监狱。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十六日的下午，袁崇焕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迟处死，然后传首边关示众。
一位赫赫有名的守边大将竟落得如此下场，这是何等的悲剧！袁崇焕的死，在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即埋下了祸根。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思宗在平台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夸下海口：“5年东患可平、全辽可复！”这种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酿成了袁崇焕日后的悲剧。思宗对于袁崇焕所提出的种种要求均予满足，可见思宗是平辽心切。袁崇焕犯下的另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是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他曾在皇帝面前夸下5年复辽的海口，手持尚方宝剑，统揽辽东军事大权，对于一向不听节制的毛文龙当然不能容忍。然而对于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确实不是明智之举。明史专家樊树志先生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毛文龙平时虽也干过一些贪赃枉法、劫掠商旅的事，但罪不至死。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是他们南下进关骚扰的后顾之忧，有着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对此，袁崇焕也不否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至少有毛在，辽东的清军就动弹不得，这种兵力上的牵制是极其重要的。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很快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己巳年）十月下旬，皇太极亲率重兵，避开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绕道辽西，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进关、马兰峪等关口，一路势如破竹。袁崇焕在山海关以外的重防全部失效，后金军队10万抵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到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北京宣布戒严。长城以南的遵化至蓟州一线，本属于蓟辽防区。袁崇焕的重点是治兵关外，但是他作为督师，也是责无旁贷的。袁崇焕的反应是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前往增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对于蓟镇情况比较熟悉，但这次仓促应战，结果遭到惨败，赵率教阵亡，全军覆没，形势异常严峻。
思宗一面传谕各镇兵勤王，一面命袁崇焕统京都各路援军抗敌。后金兵从遵化起兵，越过蓟州向西进发。袁崇焕侦察到敌兵已向西进发时，并没有在路上堵截后金军，而是直接奔往京城。结果，后金兵一路接连攻陷三河、顺义等县，驻扎在牧马厂，离京城二十里。袁崇焕本应该把后金军阻挡在蓟州至通州一线，展开决战，以确保京城安全，但是他护驾心切，舍弃上策，退保京城，这无异于纵敌深入，把战火引到京城外围。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率大军由牧马厂起行，进攻北京城德胜门。此时在德胜门驻守的是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的援军。袁崇焕、祖大寿得知，立即赶来救援。皇太极令大贝勒莽古尔泰率领左翼八旗兵阻击袁军。侯世禄得知后金军来攻，率部不战而逃，满桂率军独战，负伤后，退守将军庙。皇太极取得德胜门战役的胜利，但是大贝勒莽古尔泰却遭失利，于是皇太极停止进攻。二十一日，思宗命开德胜门，满桂率领残兵进驻北京城。十一月二十三日，思宗在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将领，袁崇焕希望能像满桂一样，率兵入城，但遭到思宗的拒绝。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皇太极于是不失时机地导演了一出反间计，其情形很像《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情景。皇太极先是将太监杨某俘获，接着故意在旁边耳语：“今日撤兵，袁经略有密约，事可立就矣。”然后再让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立即向思宗报告，有了这密报，思宗对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便荡然无存了。十二月初一日，思宗以讨论军饷为名，再次在平台召见袁崇焕，令锦衣卫拿下。袁崇焕远来救驾，竟被逮入狱，辽兵顿时人心涣散。十二月四日一早，祖大寿便率部离京，出山海关回宁远。对于祖大寿这一举动，朝廷上下均感到震惊。思宗这才意识到，敌兵还未撤退，最有战斗力的辽兵就先脱离战场，形势令人担忧。思宗便接受兵部尚书梁成栋的建议，命令内阁六部官员前往狱中，劝说袁崇焕，希望他顾全大局，阻拦祖大寿的东行。袁崇焕欣然从命，立即修书与祖大寿。祖大寿接到督师的亲笔书信，泣不成声，便又挥师入关，一路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同时切断了清兵后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年）自率大军退还盛京，留下二贝勒阿敏驻守关内四城。思宗原本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后来听说收复的失地大多是辽兵的功劳，便又有重新起用袁崇焕的念头，甚至认为“守辽非蛮子不可”。但是，朝廷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乘机作乱，制造事端。梁廷栋与温体仁前后多次上疏，极力请求杀袁崇焕。八月十六日下午，思宗在平台召见文武官员，在列举袁崇焕种种罪状之后，随即宣布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家财没收。一代功臣就这样惨遭屠戮。
对于袁崇焕的冤死，人们有过很多的猜测，例如“五年平辽”的夸夸其谈、擅杀毛文龙、己巳之变、皇太极的反间计、党争的后遗症，这些可能都是致袁崇焕于死地的重要因素。但是，杀袁崇焕的决定，毕竟是由思宗亲自做出，并且实行的是最残忍的酷刑——凌迟处死。对比3年前，君臣平台召见、赐尚方宝剑的信赖与倚重，已是天壤之别。袁崇焕的冤死，与思宗有着直接的关系。思宗一生多疑，并且急于求成，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陋习。思宗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象。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地不信任大臣，频繁地更换和滥杀大臣。崇祯一朝17年，内阁大学士如走马灯一样，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令人咋舌。《明史·袁崇焕传》又说：“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读来令人感慨不已。如果说袁崇焕妄杀毛文龙是一大错误，那么思宗误杀袁崇焕是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而除去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对于明朝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此后再难以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
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灾荒，租赋苛重，民不聊生。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不久涌现了几十支起义军，最后由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但入京后，李自成的将领贪图享受，沉迷酒色，大顺政权很快被清军剿灭。
链接：皇太极
爱新觉罗·皇太极，亦作皇太子、洪太极、黄台吉，满洲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之子。1626年，继位后金可汗，改年号为天聪，史称“天聪汗”。1636年，皇太极于盛京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皇太极在世时期，保护汉族人、减轻农民负担，并迁都沈阳。皇太极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还诱使多疑的明思宗凌迟处死袁崇焕，为后来清朝灭明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