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荣/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历来颇受争议，一方面，周立波在文学创作的民间性以及对乡村文学的题材开拓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年代中，周立波的创作无疑带有很深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倾向，也正是这种革命情结与政治倾向的过于极端化，导致周立波的创作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非议。笔者以为，要深入分析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及其意义，必须结合当时的文艺环境，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应当说对周立波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笔者以为，剖析《讲话》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为我们审视周立波创作中政治视域与文学视域的双重悖论性视域提供一个极富意义的反思视角。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上，《讲话》的发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而对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实践来说，《讲话》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文本。要梳理《讲话》对周立波文学创作的影响，我们首先有必要对毛泽东《讲话》中的文艺思想做一个简单梳理。
毛泽东文学批评的指导原则是“为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人民”这个概念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特别是近代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实际情况，用‘人民’这一概念代表中国社会带有革命性的、以政治利益为基础的阶级集合。”[胡亚敏：《论毛泽东的文学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规定，“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在毛泽东看来，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而这四类人，也就是毛泽东眼中“人民”内涵的命意所指。而且，在《讲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这一论断表明，文艺作品价值的有无与高低，都必须以是否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为评判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文艺批评并非纯粹的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群众利益的体现。可见，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艺批评的方向，其核心内容是一个对待人民的态度问题。这和他在《讲话》一开头就论述的文艺要为工农兵、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一根本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文艺批评的方向主要是看作品究竟为谁服务，究竟对谁有利。如果作家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正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客观上对人民有利，对革命有利，这样的作品就是好的。
批评标准是文艺批评的核心，对文艺作品进行评价首先要有一定的批评标准作为依据。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他十分重视批评标准，他的文艺批评的重点也主要是集中在对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的探讨上。毛泽东反对将文艺与政治分裂开来。在《讲话》中，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文艺不可能超脱于政治的范围之外，虽然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在所有上层建筑中总是居于主导地位，而文艺等其它部分则是处于次要地位，政治难免干预影响文艺的发展。当然，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决定了政治对文艺的影响以及文艺对政治的反作用。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与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以意识形态的分析为依据，毛泽东确立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在《讲话》中，他说：“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由此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要提出以有利于团结抗日为评判准绳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了。
毛泽东认为政治对其他意识形态起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从整个社会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就各个阶级而言，政治与阶级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一定阶级和群众的经济利益也要靠一定的政治才能得到应有的保证。由此，毛泽东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
应当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其身份定位是不可分离的。对毛泽东身份的定位，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思想往往立足于政治的视域，在这种视域中，文艺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实现革命理想的“文武结合”的斗争方法之一。可以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一方面有其文学性内涵，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性又是为一定的革命性服务的，应当说，这种文学的革命性倾向对周立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周立波的文学创作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实践。根据史料记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周立波被邀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从当时的革命语境出发，阐述了自己的文武“两支军队”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文艺军队要融入到革命的伟大事业中，要激发文人自身的政治认同和革命认同感，使他们承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正是如此，毛泽东才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当然，毛泽东并非只是简单地强调文艺的政治目的，而是强调应当通过一种什么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对此，毛泽东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打破文人内心灵魂深处所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彻底改造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识，并转移到“工农兵”意识来。毛泽东认为，通过思想层面的改造和转移，知识分子走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最终实现文艺的政治目的。
也正是这种身份的双重定位，对当时的文人艺术家影响是相当大的。如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标准，对周立波的影响就相关大，这正如周立波夫人林蓝说：“周立波首先是一名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位文艺家”。[林蓝：《战士与作家》，《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周扬也在一篇文章中也说“立波首先是一个忠烈的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把这个位置颠倒过”。[周扬：《怀念周立波》，见《周扬新时期文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2页。]而事实上，周立波也正是以一个革命者和文艺家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并且以自己的亲身行为和文学创作对《讲话》精神给予了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