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就听说所谓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听了他们国家内部发生的事，真是恐怖，血腥屠杀，知识分子根本谈不上人格。那时我为何十分犹豫是否到解放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抗战胜利后，萧乾回到报馆，说苏联内部‘大清洗’，既生动又真实。我那时还专门找人要了份解放区的报纸，看看王实味《野百合花》，看他到底写些什么？谁知馥郁芳香的《野百合花》，竞带有血腥味。”谈到这里，王芸生对毛泽东似乎比较客气，说毛泽东比斯大林“聪明”，“他不杀人，而是搞群众运动”。在对待知识分子的办法上，毛与斯大林也不同，而是采取“思想改造”。
读者看过我扼要介绍的这些内容后，大概心里还会产生一个问题：王芸生的口述历史是在怎样的心态和情绪中进行的呢？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前不久，我在一份报纸上发现的一个材料，正巧可以满足一下这方面的要求，那就是许水涛于二〇〇四年十月采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后写的一篇文章：《王芸生口述历史——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这篇访谈录着重披露了王芸生临终那种被压抑很久之后终于爆发的情绪，从而向世人展示了最终不可屈辱的人格尊严和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当许水涛问王芸生临终前的口述历史是否让他认识到他父亲的另一面时，王芝琛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全爆发了，全爆发了。”王芝琛告诉访者，他父亲讲的时候，什么也不回避，但一看到我要录音就制止，说你只要记住就行了，王芝琛说，这也不能怪他，他主要怕牵连子女，说明他还是心有余悸。王芝琛说他父亲最悔恨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表的那篇《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的大公报》。王芸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应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他无比悔恨地说：
“真没想到，在那次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
至于王芸生临终口述时的情绪，王芝琛也作了很生动的回忆。王芝琛告诉访者，他父亲一直心里憋得很，这次口述是他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时他会拍桌子，痛心时他会泪流满面。比如有一次他参加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的一位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王芝琛说他父亲还有一件让他终身悔恨的事，那就是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都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季鸾写成传记。他说：“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曾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当恰当地还他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起一张白纸，连声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读到这里，我不禁发出一阵沉沉的叹息。难以理会的种种压力，终使一部会由王芸生亲笔撰写，并将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精彩一章的张季鸾传，就这样无奈地自行消失了……我的疑问与思考
林凯
近些年来，我在读书的过程中，疑问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时自己跟自己因为疑问的疑问，包括疑问的存在、疑问的来源而自己跟自己的疑问交锋，自己跟自己辩论。有趣的是上一个疑问还没有想明白，下一个疑问便接踵而至，这不速之客的突然来访，让我想起钱锤书写的《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在文章的开头魔鬼就说道：“我就是魔鬼：你曾经受我的引诱和试探。”我请不来魔鬼，只有请疑问这位普通的客人来到我的大脑中，与我细谈，长谈，当然我有时也会彻夜难眠……人的疑问不外乎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对事物是与否的判断：二是对事物渊源的追索：三是对事物未来的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分析。这三个问题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在不断地思考，一刻都没有停止过。每一个学者都是在梳理前人的思想中，批判和继承前人的思想，而后形成自己的理论。
再而后就是被后来人用同样的方法推倒重来。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在事物原始的本义上纠缠不休？人类在向后看中究竟能看到什么？是不是未来会在过去事物的发展中得到应验？是不是把握了过去就把握了未来？也就是知道了事物的起点真的就知道了事物的终结？这些疑问总是在我的脑子里东来西去，一刻都不休息。举个例子来说，我小的时候就记得鲁迅《祝福》中祥林嫂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就对这个问题很好奇，问过父母、也问过一些老学者，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答复，不知他们是无法答复，还是不愿告诉我。前些日子，我读杨绛《走到人生边上》，书中是这样解释灵魂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而身体具有生命，称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但身体有没有生命却显而易见。”“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价值观，而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在这里，杨绛把灵魂、信仰、价值串联起来，构成的是大写的人、伟人。但是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平凡人也希望自己有灵魂，固然在有些人看来，这是迷信，但是暗地里他也希望这迷信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于人们对死后寄予的希望就是要有灵魂，更希望通过死后的灵魂把一生中不敢做的事做了，把不敢说的话说了。那么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这就好像西方人在问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神一样。你要是按康德的说法，就是不能用概念来证明存在。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觉得灵魂还是“有”的，“有”就使得人的存在延伸了，人的生命延伸了。当然这个“有”如果用时空的概念来讲的话，有一点玄之又玄，所以我们还是从生命的本体来讲，那么我们就要搞清楚两个本质的问题：一、什么是灵魂；二、人是否有灵魂。我的回答是：灵魂是一种生命状态；灵魂人人都有。这种生命的现象反映在精神世界上就是恐惧、贪婪、奉献、无畏等等，有善有恶，一句话就是悲欢离合，悲喜交集。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的人宽容，有的人狭隘，有的人狠毒，有的人善良，有的人动辄愤怒，有的人敦厚老实。凡此，人各不相同，各具面目。这些构成了世界的纷繁复杂，熙熙攘攘，历朝历代都有管理者，历朝历代都出思想家，历朝历代都不得安宁。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的历史不安宁，未来也不安宁。
它的根源是人的精神与行为是永远处在矛盾之中，固然有统一，不是大喜也是大悲，“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常想，人类是否永远生活在错误之中，虽然人类在避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永远是层出不穷，因为宇宙之大，人类的认识永远在有限之中，而且人类过于信仰和强调这种有限，致使人类依据着错误的哲学，生活在不断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中。
我出生在一九六一年，也可以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经历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垮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金融危机。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是如何把国有资本转化为股份制：看到了过去一贫如洗的人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看到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是五体崇拜，有些人对中国文化是刻骨仇恨；看到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并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扩张；看到了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文明的相互渗透与相互排斥，整个世界越变越小，矛盾越变越复杂。我真心地感谢这几十年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人类在这一伟大的变革中的种种行为，有的光明，有的黑暗，有的让人兴奋，有的让人辛酸。这种种现象给我提供了参照，我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它们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正常与非正常，存在与非存在。
我开始对各种事物产生怀疑，也开始对各种人、各种言论产生疑问，尤其是那些带有普遍性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我渐渐地在生活中发现，在我小时候学习到的二元论、阶级论的政治观点，这几十年来是一以贯之，嘴上笔上说是多元化，其实骨子里抹不掉二元论的印迹，不仅在“左”的人物思维中存在，在“右”的人物思维中也并不逊色。“左”的用这种思维方法观点打“右”的，“右”的也拿这种思维方法打“左”的，这让我看到了一个事物的两面，虽各有面目，其本质同一。
有些人看去很激进，也自认为有思想，但你要是仔细推敲他的思想本原，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摆脱二元论和阶级论对他的纠缠。但是他会获得掌声，这掌声在有些人眼里是欣喜，在我看来是悲哀，因为鼓掌的人根本就没有好好地思考，甚至可以说就没有思考。可见思想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是难上加难。当然，其实思想也谈不上解放不解放，思想本身是自由的，之所以加上解放二字，是明确地告诉你要从甲转移到乙，但这谈何容易。因为知识是确定的，你用掌握的知识昨天会批判甲，今天就会批判乙。所以我们讲自我反思，其实反思什么呢？表面上是反思你昨天做的事情，但更深刻的自我反思在我看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思自己知识的知识，即你所得到的知识是从哪里来，你究竟明门多少，是有益还是有害：二是反思自己方法的方法，即你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逻辑一贯。这两方面构成了你对事物的判断。但是中国人不大喜欢理性的分析，中国人喜欢随意性，想说就说，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地说。西方一直认为只有理性的才是科学，非理性的只是个人的宣泄，是只可看不可信。但是中国人往往相信非理性的说教，为什么信，就是那个说教符合我的意愿，只要符合我的意愿，不管怎样的说法，我都举双手赞成。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头上提倡大公无私，骨子里是自私，凡是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或是不符合某一群体的意愿，就起而攻之，排斥之，至于攻得对与否，是与非，并不加以深思。这如果也用西方的哲学来解释的话，就是你对知识的概念不清，你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于你坚持的东西，却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却常把它挂在嘴边。比如说民主。它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西方的民主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历史与现状有那些特点？在中国有许多提倡民主的人并不知道，不知道就讲，不是让别人上当，就是自己早晚也要上当。因为你最终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形式上的民主，是口头上的人民做主，实际上人民根本做不了主，是假民主，是别人恩赐给你的民主，这种民主，恩赐你的时候就有，不恩赐你的时候就无。我敬重顾准先生，就是因为顾准先生对问题的思考是要看明门、想明门、讲明门，他追求和强调事物的真实与真理，他有一种溯流穷源的精神，他从希腊城邦开始寻找，这种寻找在《黑格尔传》中，讲到黑格尔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写道，“年轻的黑格尔认为（卢梭也是这样），这种制度的典型就是古代的民主制。”可见他们的认识有共同的地方。民主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它是经济、文化、人性的综合产物，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必然要有条件。如果我们盲目谈民主，别人谈民主，我也谈民主，别人谈自由，我也谈自由，别人谈平等，我也谈平等。这是什么，这就是迷信。所谓迷信，就是迷迷糊糊就信了。过去我们一讲迷信，就认为信佛是迷信，还嫌不够又加上封建二字，叫做封建迷信。那么民国时期的太虚法师、弘一法师信仰佛教，他们是迷信吗？恐怕没人说他们是迷信。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人只要精心钻研和信仰某门人类的知识，都不能按迷信论。叶秀山先生在《哲学要义》里讲到西方的神学家安瑟伦，安瑟伦认为，神不但存在，而且必然存在。叶秀山写道：“安瑟伦关于神本体论的证明不可以等闲视之，忽略不计，不是简单的无知、错误和迷信。”但是中国人有谁在谈问题时，要把所谈的问题想清楚，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没想清楚就开始高谈阔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言论自由，其实这并非是可取的自由，相反倒证实了大多数人都是思想的懒汉，习惯人云亦云。人就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以自己观察和分析去判断事物，不轻信任何人和大多数人的观点，才能获得思考的独立性。思考的独立性就是要保持中立，不能先有派别，有成见，这样的思考不能说是独立的，只能说是功利性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发扬古希腊人的精神，让思考从实际的事物中分离出来，让自己的理性发出自己的光芒。凡是功利性的思考，它错误的概率往往要大于正确的概率，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客观公正，它有倾向性。凡是功利性的思考，都是利己，他在初始时就想给某些人看，是为了要获得某些人的掌声和赞美。这样的写作和这样行事的人，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可见我们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不可信，恐怕也正是这种不可信，给人类留下了思考的天空。
疑问与思考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有疑问才会去思考，因为有思考才能解惑疑问，疑问要是前提，思考就是结果，享受疑问与思考这对孪生兄弟的光临，其实是人一生的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