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关注。美国《时代》周刊在三月二十日的报道中认为，《中国不高兴》是继《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发表以来又一部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民族主义畅销书。英国《每日电讯报》把这本书视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温的标志，美国《新闻周刊》称这些“挑衅性的观点，扣动着人们的心弦”。国内的许多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拿出重要版面来进行讨论，网络上的激辩更是随处可见，且不提由此引发的口水战若干。支持者称此书说出了事实真相、振聋发聩，反对者则认为这种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有百害而无一利。《东方早报》的报道称，“几位作者通过这本书希望达到的需求，也许不仅仅只是表达中国未来国际政治走向的民间思考，刺激、惊醒浑浑噩噩的知识精英也许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也给出不少评论。袁伟时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书的思想是极端民族主义，这个极端民族主义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发展的。”他批评这本书“不是严谨论证基础上提出的”。美国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则认为，“许多‘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法’（带有欺骗性的说法）在《中国不高兴》中随处可见。”而且，“公共说理不是吵架，不是如《中国不高兴》作者们所说的，要‘刺激’什么人或者要出什么气。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中国不高兴》为何会激起如此大的风波？对民族主义颇有研究的萧功秦先生分析，“那就是它力求回答当代中国人如何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处之道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抓住人心，是因为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民族确实比过去强大了，于是，百年屈辱后的中国人有一个应该如何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
作为一本引起各方争议的政论作品，相关的评论非常多。图书策划人贺雄飞甚至主编了一本《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华复兴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主张》，对《中国不高兴》说不。这里引用《南方周末》在二〇〇九年四月一日的报道《（中国不高兴）引发的高兴与不高兴》中的一段话做结：“网上的批评与反批评尚在热烈持续，参与者各怀心思，这本书对民意的影响尚有待考察。但批评也好，力挺也好，只要有开放的讨论空间，只要大家能自由地发言，相信理性的观点终归会占据主流的位置，而极端的情绪，亦会在时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朗读者》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小说《朗读者》，早在二〇〇五年就有了中译本。
但近期的热销，却是由同名电影《生死朗读》带动的，情况相似的还有《拉贝日记》、《返老还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朗读者》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十五岁的少年米夏遇到了三十六岁的有轨电车售票员汉娜，他们开始交往、读书、相恋。汉娜经常会有一些米夏不解的举动，有一天，她神秘消失了。米夏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面对面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战犯。
原来，汉娜曾当过集中营的女看守。米夏渐渐明门，他的爱情故事的秘密和他恋人过去的罪责有着同一个原因——汉娜不识字，这是她极力隐瞒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升职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米夏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很久。汉娜最终入狱服刑十八年，即将出狱时自杀。汉娜和米夏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与性，接着是爱的背叛和爱之死的故事”，因为发生在德国，这本书也成为作者本人对罪责和罪行看法进行的一段独白。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或者一部成长小说，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无论如何，它没那么简单——在背负了那样沉重的历史之后。
《朗读者》初版后，在德国激起巨大反响，有评论说这是反思罪责、探讨人性的深刻之作，也有人说这是为大屠杀辩护的无耻之作。德国每个中学都讨论它，很快地，它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甚至成为首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之首的德国小说。现在，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收获了一片赞颂之声。《朗读者》相关的评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另一个汉娜——犹太裔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因为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中所讨论的，正是汉娜·施密茨所犯下的罪行的特质——“平庸的恶”。我们不能得知《朗读者》中，汉娜对战争和“平庸的恶”
的思考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不推测她的自杀是否与此相关。但作者施林克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个人化和德国化”的故事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
或许由于经济危机，人们突然发现，身边的不可预测之事越来越多。于是，《小趋势：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量》，这本二〇〇八年十月才出中文版的书，和《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大事件：改变人类未来的50件事》等一起成为财经类图书中广受欢迎的作品。
提到这本《小趋势》，有两点必不会被漏掉：一是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着名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此书预言即将步入“信息时代”的美国将按照十个“大趋势”发展。《小趋势》意见与此相反，认为美国和世界并没有只朝着十个“大趋势”的方向发生变化，而是按照比十个“大趋势”
多得多的“小趋势”在发生变化。另一点不会被遗忘的则是，这本书曾经被两个着名的比尔推荐：比尔·克林顿和比尔·盖茨。
克林顿推荐这本书，很容易被理解，这本书的作者马克·佩恩是克林顿总统竞选的首席策略师，佩恩是民意测试专家，他善于发现数字背后的现象。当年正是佩恩发现并命名了“足球妈妈”这一群体，帮助克林顿在竞选中获胜。佩恩及其团队开始研究“小趋势”现象并写作此书，最初就始于一个小想法：很多市场上最有趣和最有潜力的、利润丰厚的新发现，都是源自微小的发现，正如序言提到福特的甲壳虫时所说，“小就是新的大。”盖茨推荐此书，则因为这本书的独特视角，对了解未来商业的市场变化、社会文化变迁，成功把握商机所具有的巨大启示作用。
总的来说，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互联网、变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将世界分为了成百上千个小群体，这就是小趋势，“一种只有细心观察才能发现的正在成长的群体”。根据十五个主题，佩恩将美国人分成了七十五个小群体，分类的标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并预言这些小趋势才将真正影响世界。这些观点不仅源自观察，更基于严格的统计数据。这些数字和图表或许会令读者诧异：居然有这么多与直觉相违背的事实。原来，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那些参差多态的差异性也并未减少，而是变得更加分散、多元、琐碎，而由此引起的静悄悄的变化却又是那么巨大，甚至决定着未来的大变革。与同样讨论信息时代小需求的《长尾理论》相比，《小趋势》的范围显然更广泛——它讨论的，可不仅仅是商业机会。《纽约时报》的评论就认为，对于揭示掩藏在这个时代背后的社会真相而言，这本书做得相当出色。
《小趋势》立足于美国，主要谈美国社会的“小趋势”，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些亦是中国随处可见的现象，如何应对成为最大的挑战。多元化不断地扩大，意味着小趋势将会更多。认清已经出现的小趋势，并学会接受和发现。这正是此书要告诉我们的：更新观念，接受目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不然未来就将会真的不可预知。
一幅走红网络的漫画
二〇〇九年上半年，一幅题为《脱吧，到你了！》的漫画走红网络。一再被网民高高顶起。这幅漫画被四千多个网站转载，其中凯迪网站的帖子九天时间里点击超过七十八万，回帖已过千页，顶帖一万六千人次。有人还专门将这幅漫画印在T恤上。
揭一揭康有为的老底
我想给康有为的《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注，始于一九九八年。当时我刚刚涉足“戊戌变法”的研究，康有为的《我史》本应是一本必读的书，可我在阅读的时候，心情十分混乱。一方面，我已知道了黄彰健、汤志钧、朱维铮等研究先进的结论：康有为在此中“作伪”，他的这一记录不可以当作为信史；另一方面，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本人的记录虽未必如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但恰能更准确地说明他写作、修改时的内心世界。作伪者也有作伪的理由，他为什么要作伪，本身就更加值得研究。
于是，我便产生一个念头，给康有为的《我史》做一个注本，将相关的史料与研究附注之，以能对康有为的说法一一进行厘订，鉴别真伪，重建史实，使之成为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一个读本。
然而，这一想法要能实现，却又有着很大的难度。当时我对“戊戌变法”的史实了解很少，相关的史料也不熟悉；更何况在我之前的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他们没有去做，并非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此中的意义，而正说明了此处水深。于是，我把这一念头收了起来，开始研究“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实。
无论什么人研究“戊戌变法”，都绕不开《我史》，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再读之，但在研究论文中不敢轻易使用。每一次读到它，为之作注的念头就加一分。到了二〇〇三年，正值我的前一研究项目结项，想申请新的研究经费的支持，于是我就试着将其作为课题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申报。不料的是，这一申请很快被批准，反成了有进无退、立限克工的督战力量。
我自知是研究“戊戌变法”的新军，相关的经验与史料的掌握还谈不上熟悉。我只能靠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查档，不敢聪明为事，更不敢臆测自判。前前后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大体上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不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近乎完备，也准备今后有着多次的修改，尽管已将书交付出版——我正等待着来自读者的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