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一文不是一般的理论文章，而是一篇现实性和针对性极强的理论文章。虽然文章引用和阐述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常识，但在“两个凡是”占主导地位与“左”的思想和观念还很盛行的环境下，它的发表无异于在平静的水面投掷下一块巨石。
事实上，写作和修改这篇文章时即曾有明显针对“两个凡是”的意图。在修改稿中曾增加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后来，考虑到这样对“两个凡是”的针对性过于明显，于是采用了比较含蓄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讲过的一切定论都是真理，也不认为自己作出的结论都不能改变”。
这篇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一场规模空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此引发，这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和胡耀邦本人都没有料到的。
汪东兴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标准》一文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干部群众和理论研究工作者都赞成文章的观点，并要求按“实践标准”去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但也有一些人不赞成或不接受文章的观点，而坚持“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人更是立即出来加以反对，并施加很大压力。
在《人民日报》转载《标准》一文的当天（5月12日），当时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成员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指责《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次日，《红旗》杂志的总编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说新华社转发此文是错误的，尔后还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犯了错误”。
5月17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标准》和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说这篇文章他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表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指出《人民日报》“要有党性”，要求中央宣传部“把好关”。
5月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就被汪东兴找去。回来后，这位部长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说，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他还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
显而易见，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同志的指责已不仅仅是针对一篇文章了。形势变得紧张起来，胡耀邦等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真理标准大讨论面临夭折的危险。《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了看。
5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他有针对性地指出：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直接领导下，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加紧筹备。对于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罗瑞卿明确指出：《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在筹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当邓小平得知有的人不同意会议文件中某些符合实际的新提法这个情况后，当即指出，这是一种思潮，我一定要讲话。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批驳了“两个凡是”。他在阐述怎样正确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时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面临困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个有力的支持。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以“邓副主席精神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的通栏标题，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篇讲话。
邓小平的讲话使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们受到巨大的鼓舞，增加了勇气。但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对《标准》一文和其它几篇文章再次进行指责，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他在报上写文章要注意。他还说到，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他指出，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罗瑞卿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面对高压政策和对《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中央党校的吴江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一文。在当时的形势下，文章已不适宜再先由《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当然登载是可以的，但要找到合适的时间和恰当的方式。于是，《原则》一文送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报》表示完全赞同，并愿意马上发表。该文的发表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全力支持和帮助。当时在《解放军报》工作的一位同志后来回忆说：
全军政工会议刚刚结束，中央党校的吴江等同志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重要文章，我们准备作为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从理论上参与并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罗瑞卿同志审阅修改。他连夜打电话说，文章他初看了一遍，印象很好。并指示我们，不要匆匆忙忙地发表，要再充实提高一步。他还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有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此后，他又两次来电话，再三对文章的修改提出意见，要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批评本本主义的思想和邓小乎同志讲话的主要精神反映到文章里去，使讨论进一步深化。
几经修改，文章基本定稿。尚未发表，罗瑞卿同志就去联邦德国做治腿手术。临上飞机前，他还惦记着评论员文章，对我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地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没想到，这竟是罗瑞卿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为了《原则》一文，罗瑞卿直接跟胡耀邦至少通了6次电话，并在去联邦德国治病之前，特地给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
6月24日，《原则》一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播发了全文。《原则》一文分三个部分：1.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根本颠倒；2.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而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3.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及其他哲学怪论的最有力的驳斥是实践。《原则》一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的姊妹篇。
如果说《标准》一文还只是在中央高层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的话，那么《原则》一文则把对《标准》一文的分歧和争论公开化了。
继《标准》和《原则》后，胡耀邦又组织了一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9月26日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从而把讨论进一步推向深入。
纷纷表态
在《原则》一文发表后，汪东兴对讨论继续施加压力。7月，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转变。”他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宣传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
作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遵照汪东兴的意见，对这场讨论长时间保持沉默。这本身就表明《红旗》杂志是采取的消极抵制态度。当该刊负责人反映《红旗》因为不表态而受到群众责难的为难处境时，汪东兴说，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红旗》不参加这场讨论。
7月21日，邓小平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经过跟他讲了，然后向这位部长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但是，这位部长没有听邓小平的告诫。他于1978年8月到东北，在大庆、吉林、辽宁等地，地方同志请他讲真理标准问题，但他却说，学《实践论》吧！这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的、准确地理解它。只讲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会贯通。他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还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支持。他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即在东北视察，沿途讲思想路线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他说，“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