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以后中国造船业有三个发展时期——秦汉、宋元和明。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南方的战争中曾组织过一支能运输五十万石口粮的大船队，统一中国后，他还多次乘船沿海巡视各地。1975年，在广州发掘了一处秦汉时代的造船遗址，有三个造船台、渔船等。战船中最有名的是汉武帝时所造的楼船，它的建造是当时造船技术发达的标志。其高十余丈分三层，船上设备已使用纤绳、檐、帆、楫等。汉武帝曾用它训练水军。南北朝出现了车船，船体两侧装有木叶轮，一轮一车人力踏动船行如飞，是一种原始形态的轮船。宋元时期，许多地方设有官造船场，明、温、吉等州，年造船量都有二三百只以上，吉州造船曾达年产一千三百只。
明代的造船业有雄厚的基础，主要的造船厂有淮南清河造船厂、南京龙江船厂、山东北清河船厂等，规模都很大，分工也更加详细，造船有统一的规格和严格的用料标准。明初造船的年产量达三千多只，船体也都很大。闻名中外的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其船队有六十二艘宝船和200多艘其他船只组成，船上人员有两万七千多人。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稍小的也有三十三丈。
郑和的航海活动规模空前，不仅说明明代航海技术的发展，而且反映了明代造船技术的发达。由于中国船舶设计精密，结构紧牢，适航性好，所以欧亚一些国家的造船业，多仿效中国船型，如明万历三十三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就主持制造过大批中国船。这是中国古代造船业对世界所作贡献的显明例证。现代的轮船，最初称为火轮或汽船，与古代船的最大区别有二，一是钢铁造船代替了木材；二是蒸汽动力代替了人力。这种船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到中国来的。
少数民族交通方式
远古时代，人类在步行去采集和狩猎时，首先要绕开险山、悬崖、激流、沼泽、密林、荆棘等障碍，但是由于居所的相对固定，为了缩短路途，就得设法开辟和改善必经之道以便行走，所以便出现了完整的路。能通车辆的路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在奴隶社会时期已有了长达数千里的商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时，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已由我国腹地直通西亚远达罗马帝国。渡河的工具是筏船和桥等。
桥那时候，最简单的桥是架于河道狭窄处的独木桥，以及按步履距离安置在浅流处的石块。在河面较宽水流湍急的河上，人们逐渐开始立木桩垒桥墩架设木拱桥或石板桥。在峡谷上则创造了溜索和索桥。筏的产生据推测是古人看到水中漂浮树木，受启发布排连制成。起初可能有人仅抱一根树干而漂游过渡。相传我国古代黄帝首先造船。从殷代的象形文字来看，当时已知用木板造船且有船舱模样。先有独木舟，后有木板船。恩格斯说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由此可知独木舟至迟产生于旧石器时代。
道路在民族地区，建国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多数道路崎岖坎坷，险象丛生。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路，只有探险队和熟悉路的少数民族同胞才敢于涉足。过去从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到南疆的喀什市，虽然只有二百多里，却要骑着骆驼在旅途中颠簸半个月。横断山脉地区的有些路，只有勇敢的人手足并用才能攀缘行走，因而被称作猴子路。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有些路看来并不艰险，但是变化无常的气候和高海拔缺氧，使人望而生畏。
建国后民族地区的道路交通大有发展和改善，尤其是公路建设成绩卓著，但是许多边远山乡仍然存在着要致富，先修路的迫切任务。在贵州省黄果树瀑布附近的滑石哨布依族村寨里，从山谷中的寨子到公路，有一条蜿蜒的道路，全部由整齐的石条铺设，由数百级台阶组成很有特点，与石墙石板房和隐天蔽日的林木及日夜奏鸣的溪流共同组成美妙迷人的山寨风光。
在历史上，较奇特的是四川羌族地区的栈道。栈道又名阁道或复道，是古代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设施之一，有所谓“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记载。
直到建国初期羌族居住区仍可看到这种通道。《四川通志》记载：茂州石鼓偏桥，即古秦汉制也。缘崖凿孔，插木作桥，铺以木板，覆以土膀置栏护之。栈道有木栈与石栈之分。木栈施于森林茂密之山地系伐木铺地，或杂以土石而成；石栈施于悬崖绝壁缘岩凿孔，插木而成或傍凿山岩，施板梁为阁，或沿山开路，使之成坦道。羌族石匠技艺高超，其居住区多为山地故有栈道。
畜力我国东北的古代民族中，在清朝的记载里，将大兴安岭和黑龙江流域一些从事渔猎的民族，泛称为“使鹿部”和“使犬部”，因为他们以驯鹿和狗作为交通运输工具。鄂温克族是当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牧养驯鹿的民族之一。驯鹿即俗称之“四不象”。
在定居前驯鹿是鄂温克族惟一的役畜，能驮东西，能供妇女和老人骑乘，过去还常用来拉雪橇。
赫哲族是我国近现代仍使用狗拉雪橇的少数民族。狗橇是赫哲人最早的一种冬季常用交通工具，一个狗橇套2～9条狗，其中必有一条好头狗领路。冬季每日可行100多公里，比马都快，最适合通信和远行。狗是最古老的驾畜，它是人类的朋友，具有吃苦耐劳和忠于主人的特点，因此深受人们喜爱。至今生活在北极圈的一些民族或极地探险者还用狗作交通工具。牧羊犬、猎犬、警犬有时也起通信作用，这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交通。
自古代起我国许多民族就开始使用马匹。历史上著名的匈奴人、蒙古人，都是金戈铁马、纵横东西、气吞万里的强盛民族。早在西汉时期，西域的“西极马”、“天马”就已输入内地。许多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往往和他们的骏马联系在一起，关羽的赤兔马，李世民的昭陵六骏马等等早已名垂千秋。我国的牧业民族更是与马分不开。哈萨克族常自诩为马背上的民族，四川凉山彝族虽早已转入农业社会，但是仍爱好骑马，他们所造的绘漆皮革马鞍仍以精巧舒适而备受骑手喜爱。古代驿站以马为最快捷的交通工具，至今在不通车的地方还是以马为最佳代步工具。
在历史上，象曾被作为战争和运输工具。我国傣族曾经使过象。维吾尔族在从事农业以后，生产运输多用骡驴。在南疆农村，小毛驴几乎成为当地交通的特殊象征物。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是高寒地带的特有牛种，是被人们用来和青藏高原联系在一起的强壮有力的憨厚耐劳的牧畜，可以驮载重物到达一般牲畜到不了的高海拔地区，还可以作为乘骑，藏族牧民转场搬迁时牦牛是主要运输工具。除藏族外，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也饲养牦牛，我国牦牛总数在一千万头以上。据《后汉书》记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分布在今天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古代羌人中的一部分，就已开始畜养牦牛了，故有“牦牛羌”或“牦夷”之称。
沙漠之舟——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现在帕米尔地区和甘肃、宁夏的阿拉善沙漠，骆驼仍是当地各族人民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内蒙、新疆、甘肃是如今仍能常见到驼队的省区。使用牛做驾畜较多的少数民族是蒙古族和傣族。
索桥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云南省，有些山区水流急湍，峡谷两岸地势陡峭不易架设桥梁，当地百姓便创造了溜索。比较独特而著名的有藏族地区、云南怒江傈僳族怒族地区和四川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溜索。这是一种古老而原始的渡河方法。过去溜索多用碗口粗的竹缆，两端固定在岸边的石柱或大木桩上。溜壳用一节三十来厘米的木筒合在索上做成。渡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悬在溜索下方，手拉足推由高向低飘然滑去。只要溜索结实，连牲畜都能度过。有些行人自备有溜梆和绳索，用起来方便安全。建国之后有些地方的溜索换成了钢丝绳和滑轮，更为便捷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