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禁忌是指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禁忌，也属日常禁忌部分。汉族民间禁忌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微妙关系，特别是亲戚、朋友之间，法律往往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禁忌来限制调节的。
汉族素以好客闻名，在接客待客方面有不少禁忌。古俗有上朔不会客的习俗。《风俗通义》云：“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斗争’。”年纪大的人，忌留住宿，恐有不测，俗语云：
“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坐”；“七十不留饭，八十不留宿”即为此意。在人际交往中还忌与和尚、道士、尼姑等来往，俗话说：“前门不进尼姑，后门不进和尚”，“会交朋友，交些铁匠、木匠；不会交朋友，交些道士、和尚。”其中既有避嫌的意思，也有恐招来祸端的担忧。
待客方面，以尊重客人为基本原则，给客人倒茶水时，壶嘴不要对着人家，因为“壶嘴”谐“虎嘴”音。递烟、酒、茶都要双手、忌单手；要主动给客人点烟，点烟时忌用一根火柴连点三支烟。酒以敬客多次为荣，忌自饮不敬客。客人进门的第一顿饭忌吃水饺，因为水饺是送行的食品，俗称“滚蛋包”。宴客席间主人始终陪坐，忌讳提前离席。吃饭未完忌讳将空碗空碟收走，忌讳抹桌扫地，俗以为这是“驱客”之举。宴客时禁忌子女上桌共餐，尤忌媳妇、女儿，否则，以为待客不诚、不敬。待客一般菜忌单数，喜用双数，取意“好事成双”。
到别人家作客的禁忌以尊重主人为原则。走进主人家，客人要主动向主人打招呼。汉族普遍的习俗是客人应当向主妇打招呼，否则，以为无礼貌，轻视主人。山东、河北一带，在别人家作客吃饭时，忌把鱼翻过来，谓之“客不翻鱼”；饭桌上忌说蒜和醋，因为蒜的方言与“散”同意，吃醋则有嫉妒的意思。湖北长阳一带，进入家门时要高喊，“送恭贺”，忌不声不响。浙江西南地区，到别人家串门，忌入两房，即生意人的“账房”和女人的“绣房”
。外人入账房赶走财神，进绣房会带入恶煞。忌手提药包或香烛的人来串门，说这些人有鬼跟在身后，会把鬼带进门来。
交往中人们常常互相馈赠礼物，有些礼物含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赠物中也存在一些禁忌。如忌以手巾送人，俗语有“送巾，断根”、“送巾，离根”，且在丧俗中有以送手巾前来吊唁者，以示与死者“断绝”往来。忌以扇赠人，俗语“送扇，无相见。”且因扇子用过即失。忌以刀剪送人，以免有要伤害对方之嫌。忌以甜米果送人，民间过年时家家必蒸甜米果，平时只有丧家守孝才蒸，如果以此送人，则意味着别人家有丧。给病人送的物品用单数，不用双数，特别忌用四个，因为“四”与“死”谐音，一般给死人献祭用四个。在香港给人送礼，特别是给商人老板送礼，切忌送茉莉、梅花。因为茉莉与“没利”谐音，梅花的梅和“霉”同音；去探望病人，切莫带去剑兰，因“剑兰”
与“见难”相谐，这正犯了病家的大忌。一般给病人送水果要送苹果、桔子、桃、栗子，这都含有平安吉利，逃离病魔的寓意，而切忌送梨，因“梨”与“离”同音。忌下午去看望病人，下午属阴，看过反会加重病情。
上述这些家庭成员之外的人际交往禁忌，实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规范。因为皆以约束自己、尊重别人为准则，所以有利于融洽交往气氛，对调节人际关系，使之友善和睦相处，起着积极的作用。
行为禁忌
行为禁忌，汉族民间通常管它叫“妈妈经”，老北京人称之为“妈妈论儿”。往昔妈妈们目不识丁，胸无点墨，然而她们却自有一套奉行惟谨的禁忌。
在泛灵论观念的支配下，汉族民间以为时时有禁忌，事事有禁忌，稍有不慎，便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灾难。譬如，汉族旧时忌拔白发，认为拔一根会长出许多根，而白发与老有联系，青年人特别忌反常地出现许多白头发。忌拔脚毛，认为“一支脚毛管三个鬼”，腿上无毛则管不住鬼，因为人也特别怕鬼。
对大小便也有禁忌，忌向火中、木柴、或烧过的炭末谷灰小便。因火中有火种，认为犯忌会使生殖器和膀胱感染肿疼。忌小便后不洗手，否则指甲会裂开。忌在坟地大小便，否则被鬼作弄病死。俗说坟地为乱葬岗，是鬼魂栖息之地，若在此大小便，会冒犯鬼魂。小便又忌冲灶口，或者尿在烧锅的柴禾上，也是恐怕会亵渎灶神。忌大便后用有字的纸揩擦屁股，否则会招致眼瞎。浙江一带忌看别人解小便，看了有晦气。这类“排泄”时的禁忌目的在于教育人们讲究卫生，不要污染环境。
扫地是每天需做的事情，也有禁忌。忌将两把扫帚放在一起，恐败家。忌打扫时将两张椅子对叠，因丧俗中常将椅脚翻上。忌用竹扫把扫客厅，一般只用来扫庭院，也因丧家才用竹扫把在客厅中“除秽”。
每人每天都要睡眠休息，其间也有不少规矩。在室内禁忌烘着火埋头大睡，俗说“房里无人莫烘火，烘火犹恐埋头睡。”俗又忌睡觉时头朝窗户，忌讳头枕窗台、门槛。《淮南子·汜论训》云：“枕户檩而卧者，鬼神蹈其首。”《风俗通义》也说：“俗说卧枕户砌，鬼陷（蹈之误）其头，令人病颠。”吉林一带，旧时睡卧忌头近窗，足向人。据《中华全国风俗志·吉林》云：“凡卧，头临炕边脚抵窗，无论男女尊卑皆并头。如足向人，则谓之不敬。唯惟则横卧其主脚后，否则贱如奴隶亦忌之。”这些禁忌虽有神鬼之语，但却源于对伤风感冒等病的预防，当然也是一种生活经验。
日常行为禁忌作为高悬在家族及家庭之上的严重危险手段，与信仰者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们一旦获得禁忌信息，便会以严肃态度，积极参与禁忌传承。不过，由于日常行为禁忌太多太繁琐，人们不可能一一恪守；而有些又是人不愿恪守的，于是，人们往往在获取了禁忌信息的同时，也设计了一套避忌与破忌的办法。
“灯下不讲鬼，灯下不谈贼。”这是旧时北京的禁忌，理由是说鬼招鬼，说邪招邪，可是人们偏偏好鬼故事，于是人们又发明了辟邪之方，说鬼时把《皇历时宪书》放在桌上，就可以放言无忌了。至于灯下说贼也有攘除之术，说的时候把茶杯倒扣放在桌上，也可以使梁上君子不敢光临。山西河东绦州一带，禁忌外甥在舅家剃头。非要剃头，把外甥引到大门外边的官道上，就不算在舅父家了，这就谓之破忌。再如小孩的扣子掉了，就得脱下来缝。如果穿在身上缝扣子，小孩就会变成哑巴。为了破忌，可以让小孩嘴里咬一根线头，这样虽然穿衣服缝，也不会变哑巴了。忌讳小儿夜啼，迷信的人认为是不祥之兆。不请医生看，也不找原因，不使人知，讳莫如深，自己写一张帖子，贴在大路边的墙头上（不具名）：“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但最根本的“破忌”是科学。随着科学思想深入人心，迷信鬼神观念逐渐消淡，禁忌就越来越无市场。
日常行为方面的禁忌事项，难以枚举。这些禁忌无一不与生活紧密相连，带有强烈的生活属性，甚至可以说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种惯制形式，一种民俗化的生活准则，一种民众祈吉祛凶心态的行为外化。因此，我们很难用迷信与科学、先进与落后等是非标准来评判它们，而应将它们纳入民族的整体民俗文化之中来加以考察。
语言禁忌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但语言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族民间，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便刻意追求有关死亡及一切不幸之事的语言表现形式，于是汉语里便出现形形色色表示祸害的词汇。这便是所谓的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是很富有地方方言或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禁忌的原则，大体是出于吉凶、礼教、功利、荣辱等诸种考虑，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凶语即不吉利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忌讳听到凶语的，惟恐这些字眼会招致凶祸的真正来临。然而在人际交往中，经常要表达不祥的内容，这便更改用另一些褒义或中性词代替，这种变通的表述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用反义语来替换不吉的词语，谓“讨口彩”，此法在禁忌语中极普遍。戏院里的太平门，原意为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说“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义。吴地习俗，行船忌说“住”，“箸”与“住”同音，故改称“筷儿”，取“快”音，现普通话及广州话的“筷子”，即由此而来。广州人把“气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
；“杠”和“降”同音，故把“竹杠”称为“竹升”，“空”与“凶”谐音，便把“空”说成“吉”，“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吴语中忌“药”字。药为治病之物，言之恐一直缠身，于己不利，便将“吃中药”改说成“吃茶”。旧时江西流行说喝药为喝好茶；称一种消积食、去风寒的中药为“午时茶”，一般饮用的茶水叫做“茶叶茶”。广东的客家人忌说开药方，而改言“开丹底”。
二是用有关或相近的事物名称来代替。浙江一带，小孩肥胖，忌说“壮”，因本地猪肥叫壮，要以“个头好”，“补胚好”代胖的意思。人有病，最忌说“生病”，要说“不新鲜”、“懒意”、“着力过了”等。人死了，其家人忌说“死”，要说“老了”、“好了”、“过辈了”等。小孩夭亡，也忌说“死”，要说“逃出去了”、“转去了”。婴儿出生，忌说“生了”，因生有陌生、生疏之意，要说“领了”。许多地方忌“虎”，遇“虎”时改用“猫”代称。如温州把“老虎”改叫“大猫”；长沙将“腐正街”改为“猫正街”，“腐乳”称为“猫乳”，因“腐”和“虎”音同。北方人干脆称“老虎”为“大虫”，小说《水浒》里即如此。此忌讳心理发展至顶点，竟连姓氏也不免其扰，姓虎的自念作“猫”。江苏及浙江杭嘉湖地区的蚕农，忌说“温”字，养蚕怕瘟，于是“温度表”要说成“寒暑表”；忌说“亮”字，因“亮蚕”为蚕病，“天亮了”则说成“天开眼了”；“酱油”要说“颜色”
，因“酱”音同“僵”，忌僵蚕；“笋”要改说“萝卜”，因“笋”音同“伸”，忌蚕僵死伸直。
三是用比喻来代替不吉的词语。“崩”、“崩殂”、“驾崩”及“山陵崩”等用来指帝王之死的词语。“崩”之本义为山陵倒塌，把这个词转用到帝王之死上来，显然是在向人们喻示帝王是江山的顶梁巨柱，他们一旦死去，便如同山崩地裂，大地陆沉，仿佛整个世界都要随之毁灭，因此帝王君王之死绝不可等闲视之。再如湖南临湘早上忌说“龙”字，因“灯笼”的“笼”与“龙”音同，故而把“灯笼”比喻为“亮壳里”。上海郊县恋人通常忌言“梨”、“伞”，而将它们比喻为“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现代汉语里，士兵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叫“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
四是用假托文辞来代替。如古代汉语称帝王之死为“晏驾”，意即他不出朝，只因他的本驾出来晚了。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称有封邑的人臣之死为“捐馆舍”，是说他不住，只因他抛却了自家馆舍到别处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别处谋生去了。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解放后，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这方面的禁忌语越来越少。温州旧时称“老虎”为“大猫”，但后来的“老虎钳”、“台虎钳”、“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并且“老虎”、“大猫”已并用。上海郊县原称“伞”为“竖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了。对于现在仍流行的禁忌语，我们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换。语言之约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碍思想交流的词语，诸如“筷子”之类，倘若一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难以接受。
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人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
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警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只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有”。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
广州人好经商，忌说“舌”，因和“蚀本”的“蚀”同音，故把“舌”叫做“月利”
，“猪舌”叫“猪月利”，取其“利”字。在南昌，猪舌叫招财，温州叫猪口赚，意义更明确。广东人，特别忌讳“输”字，避说：“通书”（黄历）而说“通胜”，因“书”与“输”同音；有一种中秋夜所卖的木鱼书，被叫卖者呼为“月光赢”，原因亦如此。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称“胜瓜”。还因“干”有“干枯”
之意，所以便把“干”改言“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为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被说成“鸡润”，“豆腐干”被说成“豆润”等等，不一而足。江浙一带，逢年过节，要书写“招财进宝”、“和气生财”等字样，贴在门首。
因“财”字偏旁“贝”字与“背运”的“背”谐音，惟恐因此而“失财”、“败财”，所以就把“财”的偏旁“贝”字有意写成“见”字，以表时时处处发财、见财的心愿。河南驻马店一带有一座山名叫确山，“确”在当地方言中含“坑”、“骗”、“糟糕”的意思，因此，生意人都忌讳称其为确山，而改称为“顺山”，以求发财顺利。
做生意皆有冒险性，生意人最怕倒闭破产。旧社会人们生活动荡不安，货源及销路皆无保障，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财神的护佑，因而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它们有一共同点，即不仅避开了不吉的词语，而且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在汉族民间，通常认为涉及性行为或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说到性行为时，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甚至连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联想的“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解手”、“上厕所”，文言叫“如厕”等等。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
在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把这叫做“例假”——这个新词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建国后我们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允许请几天假，工资照发，所以称为“例假”。
汉族广大地区都禁忌以龟相称。龟俗称“王八”，若骂人为“龟儿子”、“王八”、“乌龟”，必定引起对方恼怒而拳脚相加。乌龟者，老婆有外遇也。这对中国男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龟，在以前是与龙、凤、麟合称为“四灵”的神物，人多视为祥瑞，不但不讳龟，反而喜用“龟”字取名，象征长寿。如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及文学家陆龟蒙等等。到了唐代，因当时乐户妓院里的人，头上都戴绿头巾，而龟头也呈绿色，所以民间皆戏称乐户妓家之人为“龟”；而大凡妓院乐户之家的妻女皆为歌妓，因而后人就把放纵自己妻子卖淫者，称为“乌龟”。从此，“龟”便是男子最忌讳的字眼。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里记载了一首当时戏弄破落子弟的诗，内有“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等语。民间俗谓兔望月而孕，比喻妇女未婚野合而有妊，因而“兔崽子”意同私生子。诗内的“缩头龟”，显然也含有明知老婆有外遇，而惧内的男人，乃贬义。
实际上，不但非正常的性行为会形成某种语言上的禁忌，就是正常的性关系也需要语言方面的避忌。例如，“避孕”字眼就不能随意说出，而应叫计划生育，西方叫“节制生育”
或“家庭计划”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