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安】
见张光年说到了《黄河大合唱》，我便接过他的话，说现在军营常唱《黄河大合唱》，因此希望他能介绍一下《黄河大合唱》的产生背景。他沉思片刻后，便娓娓道来——
1938年冬武汉沦陷后，我带着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晋西南的吕梁抗日根据地。途经咆哮的黄河时，目睹了中华民族母亲河的伟大风采，看到了船夫们与恶浪搏斗的动人情景，听到了他们深沉有力的号子，萌发出创作念头。不久，我不慎坠马，手臂受伤，住进延安边区医院治疗。一天，冼星海去医院看望我，在他听了我对黄河的感想后，他说想与我再度合作（我与冼星海曾经合作过《高尔基之歌》），谱写一部以黄河为主题的大型音乐作品。随后，我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组诗的构思。我在病床上口授，请人记录，仅用五天时间就写完了。1939年3月下旬，星海开始谱曲。六天之后，他完成了这部不朽之作。5月11日鲁艺师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这部作品，冼星海亲自指挥，毛主席到场观看。7月，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他在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后并亲笔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半个小时，张光年和《黄河大合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我请军宣队秘书徐华照转告干校军宣队员“不要再批《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了”。1974年夏天，我听说干校又在批《黄河大合唱》歌词，我向干校军代表领导张连珍打听，方知张光年几十年前即与影星赵丹很要好，知道一位当时正走红的“中央首长”（江青）的一些底细，这才使他和他的《黄河大合唱》逃脱不了挨批的命运。干校这么做，既是无奈，也是为了应付上面的需要。听了他的话，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1974年底张光年转至天津静海干校，1975年8月后回京工作。
冯雪峰。对冯雪峰鲁迅的这位战友，我读中学时就曾听说过，未曾想若干年后自己竟然还能见到他。
那是1971年2月，当时我正奉命在咸宁考核驻文化部“五七”干校的军代表。一天，十四连的大屋内正在进行讲用，我也走了进去。屋内挤满了人，这些人中，有我认识的萧乾、舒芜、楼适夷、顾学颉、王利器、郑效洵、刘辽逸、文洁若等。我进去时，佝偻着腰的冯雪峰正用浓重的浙江口音、中气不足地“检查”自己对党和人民所犯的“严重错误”，表示今后在劳动中一定要更加好好“改造自己”……冯雪峰在干校的表现，我早有所闻，他劳动踏实，无论是放鸭子、挑石头、种蔬菜，他都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几位军代表还为此多次表扬过他。但冯雪峰这次的讲用，却令主持会议的军代表颇不满意，认为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没有上纲上线。当时，我很不赞成这位军代表的看法，因为我曾看到过一些资料，知道冯雪峰1927年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1年被国民党蒋介石关进上饶集中营，建国后曾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总编，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均有交往，特别是与鲁迅先生关系更非一般按说，年近七十的他是应该颐养天年的，但现在他还得在干校干这干那，且干了还被别人说三道四。他的话明明是在向党讲真话，却不能被人理解，我觉得这很不公平。但由于自己毕竟不在这里主政，也不便多说什么只能在他的话说完后，轻声安慰了他几句。冯听后淡然一笑地对我说：“谢谢，这没什么，习惯了。”见他这样说，我更加不安。此后，总想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帮助冯雪峰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做点什么。幸好1971年6月，干校在均县（现丹江口市）文字六○五印刷厂旁边建立一所以采购生活用品为主要劳动（这比干农活轻得多）的分校，让包括冯雪峰在内的那些暂时回不了北京的咸宁干校的老人们在那里生活、劳动，我才从心里得到了一点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