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作为“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的还有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政领导、系主任、教授和个别的学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岁，正是他的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那个年龄。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图》、《钟山风雨起苍黄》、《万山红遍》等，还有他写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辈艺术家的名言，从事艺术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于寂寞。李可染屡次以此教育学生，很多人从这里受到教益。
他被抄家，幸好那是一种保护性的举动，被抄的东西存入了文化局，未被全部损坏。房子被别人占住，剩下不到一半，被占去的四间房子里的东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厨房里，书则堆进了过道，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为李家做饭的王大娘气不过这些黑白颠倒的事，几次要去揭大字报，都被邹佩珠劝止，生怕因此连累了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当时李家和全国千万个家庭一样生活艰苦，有时一天只有几角钱的伙食费，但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把饭做好，维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后来极少向人谈及他在那黑白颠倒岁月中的经历。只是当时曾经与他一同患难的人们在回忆文章中讲到他一鳞半爪的情况。他在“学习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开饭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无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时，他为“专案组”中有像梁乐山这样暗中保护他的学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尽所能地暗中保护、照顾比自己更弱的人。当时，有个美术史系的学生万青力和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关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两层的木床上。万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刚过60岁，他动作迟缓，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几天，没说过什么话，只是有时见人微微一笑，神情宽厚慈祥。关进牛棚的人彼此之间是禁止说话的，还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扫校园、洗厕所以外，就是写认罪交待材料。写那玩意儿，是再苦不过的事。屋子中间，是小课桌拼成的台子，写交待时几个人就围坐在台子旁边。李可染写字慢极了，短短的一横，好像要拉半分钟，圆珠笔在纸上走不动的样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页纸，两三行（许多年后，李可染告诉万青力说，当年他是在“练字”呢）。有一次，万青力实在写不下去，就在纸上画了三百二十四个方格，涂黑点，画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围棋玩。正玩得聚精会神，忽然，李可染身体向万青力靠过来，用左胳膊肘压在万青力画的棋盘上。万青力猛一抬头，见两名看守正好迈进门槛，便慌忙把纸藏了起来。晚上睡觉前，万青力爬上床，低声对李可染说：“多亏您……”李可染伸出一个手指头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后来万青力被转移到别的房间，收拾行李时，李可染和吴作人分别把两个小纸包塞在他的口袋里。万青力搬到别的房间以后，还是睡上床。睡觉之前，他打开那两个纸包，吴作人给他的纸包里是5块饼干，李可染给他的纸包里也是5块饼干。万青力只觉得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李可染一生在艺术上有胆有识，做人则忠厚诚朴，清白磊落，没有什么把柄可抓。1968年，他和版画家古元一起，最早被“解放”。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饭店作画，但画出的画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被请去补上了署名。
1970年的4、5月间，李可染和许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夫人邹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后，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一干就是10年。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女儿李珠自幼喜欢画画，“文革”中插队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后来分配到泾原县当小学教师。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们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帮他们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抓紧时间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李庚也去过丹江口，帮父亲用石头垒起了猪圈。
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前的半年，李可染奉调回京。那时，宾馆、饭店到处挂毛主席像和“最高指示”语录，一派“万国来朝”景象。周恩来总理认为这样不妥，说“不要强加于人嘛”，让请一些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一批布置画，并先从民族饭店做起。于是1971年民族饭店派人去丹江口调李可染等画家，干校负责人不同意，说是调走了他们，其他人会“蠢蠢欲动”，后来是由国务院开具证明信，李可染等才得以成行。李可染回北京时已是64岁的老人了，由于有家难归，他暂住民族饭店的招待所，直到1973年7月，才迁入三里河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