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捷】
Δ前言
北京人都知道武当山，但没有多少人知道武当山位于哪里。
丹江口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境内有一个天下闻名的去处，中华太极圣地——武当山。武当山下有一个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水库，这个水库的名字叫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就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2014年将向北京供水。2014年，当丹江口水库的水流进北京的那一刻起，丹江口将永远与北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丹江口人民为建设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几十年来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仅仅50多万人口的丹江口，就有25万移民。文化古城老均县县城和无数良田沉在丹江口水库水下。
知道这些的北京人就更少了，用凤毛麟角来形容绝不为过。
很巧，我就是凤毛麟角中的一个。
我不是丹江口人。但我在少年时代，也就是“文革”期间的1970年底至1972年跟随父母去过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分校。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分校是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时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向全国疏散时，国家文化部系统的老弱病残以及国家级文化名人的去处。文化部丹江分校的任务就是保护和照顾这些国家级文化名人和文化部的老弱病残。很多与我同龄或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们跟随他们的父母也到过丹江分校。
我在丹江口一个名叫跃进门的小学学习过两年，并在那里毕业。在跃进门小学学习的两年是我小学生活中最稳定的两年，是收获最大的两年，也是记忆最深刻的两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从丹江口走出来的人。我去过很多地方，但称得上第二故乡的地方只有丹江口。
跃进门小学的老师们认真地教育了我们，在跃进门小学上过学的文化部丹江分校的子弟中，仅我目前还在联系的人，就有海外硕士、博士4人，教授、讲师4人，国家部委司局长4人，著名录音师1人，企业家1人，大型企业干部2人，导演1人，律师1人。
文化部丹江分校有很多名人。而文化部丹江分校的子弟如今也走出了许多名人，他们的成就或不亚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呼吸过丹江口的空气，他们喝过丹江口的清清汉江水，他们吃过丹江口的五谷杂粮，他们在丹江口跃进门小学、前进中学（现丹江口市一中）接受过教育。他们至今怀念丹江口。
2010年的夏秋之际，我作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南水北调丹江口，
下联是：中华道圣武当山！
横批是：圣水之源！
谨以此联寄托我对丹江口的怀念！
Δ引子
1959年6月26日，唐山解放军625医院的产房里，随着一声啼哭，一个又黑又瘦无精打采的婴儿降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黄焰强，1924年生。1942年参加革命并入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65年转业至文化部政治部工作。1971年11月担任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分校负责人。1974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政治部主任。1975年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1977年担任文化部平反小组副组长。1978年任文化部代表团团长赴云南工作。1980年被任命中国驻外大使馆文化参赞，因病未能成行。1984年离休。至今健在。
母亲罗会芬，1933年生。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上世纪50年代中期，响应党的号召，与10万女兵一起转业退伍。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再次响应党的号召为减轻国家负担辞去小学教师工作。1965年作为临时工进入北京幻灯制片厂工作。“文革”开始后被解雇。1969年冬至1971年秋随夫黄焰强到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和丹江分校。1975年担任北京地坛小学临时教师，1976年转正。1977年到北京五十四中工作。1988年退休。2007年2月7日去世。享年74岁。
1965年7月的一天，父亲奉调，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和家一样的部队，进京到文化部政治部报到。从此我成了北京人，成了文化部子弟。至今我还认为自己是“文化部的人”，朋友们介绍时还说“他是文化部”的。偶尔去文化部部机关办事，觉得是“回老家办事”，为了方便，有时打出“我父亲是老政治部”的。还好，部机关里涵养好的精英们比较给面子，没把我轰出去。最有成效的一次是2010年6月，丹江口市委办公室的朱自欣到北京找到我，希望找些当年文化部丹江“五七”干校的资料和信息。我想都没想就陪着朱主任去了位于东二环东四十条的文化部部机关。“我父亲是老政治部的”还挺管用，档案处的几位处长特别给面子，立即签字，帮助查找。虽然最后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且那时候的文化部是重灾区，很是混乱，所以没有找到有关信息。但他们的积极支持和关照，使花费了13年精力都不明所以的丹江口市委所进行的文化部丹江分校的信息查找工作有了一个着落，有了一个结果。这也许是我作为“文化部子弟”为社会作的一点有益的贡献吧。
1966年的春天，我刚满7岁。
就在那一年，神州大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在无所事事游荡了两年之后，1968年1月，我进入了和平北路小学。1969年11月，在父亲与文化部部机关的叔叔阿姨们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两个月之后，母亲接到文化部通知，立即收拾行李，下放疏散，备战备荒。
1970年11月，父亲调任丹江分校一把手，我们一家人来到又一个新地方——湖北均县，那时丹江口还叫均县，丹江叫镇。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丹江口的土地，并从此与丹江口结下不解之缘。
“文化部丹江分校”的正式名称大约是“文化部湖北‘五七’干校丹江老弱病残留守处”（以下均称呼为“文化部丹江分校”，其他文章也有用“均县分校”表述）。
文化部丹江分校除了安置不能去咸宁干重体力活的老弱病残和文化名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文化部档案的地方保存基地。据原在文化部政治部工作、后到国家行政学院任党委书记的陈福今同志和夫人郭司长介绍，当时中央有规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档案在北京要保存一份，另外还要在地方保存一份，以备不测。
2010年7月4日，我为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建立一事拜访了分校的第一任领导谢广仁谢老。
谢老80多岁了，疾病缠身，但精神还好。谢老与夫人看到我来访，打起精神，热情地接待了我。
告知丹江口市委、市政府正在整理文化部丹江分校的资料，想要写入丹江口市志。本来市委办公室的同志想来看望谢老，但考虑到谢老的年龄和健康还是忍住没来。转告了丹江口市对谢老的问候，然后请教当年的史实。
谢老说当年他与文化部的大队人马于1969年7月先去了湖北咸宁。1970年初（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奉命率领先遣工作小组赴均县文化部丹江基地打前站，腾房子。
60年代中期，在建设三线的高潮中，文化部为了保存档案就已经在丹江建设了大片的房屋。在谢老和先遣队去之前，是部队的一个炮团在那里驻扎。谢老率领先遣小组到达丹江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部队商量炮团搬家的事。
谢老讲，丹江基地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安置和保护文化部不能去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本部进行繁重体力劳动的老弱病残和国宝级的文化名人。先遣小组也就是日后工作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他们安排好住，安排好吃，安排好看病等事宜。为了照顾好这些老弱病残和文化名人的日常生活，校部特地配备了几位大师傅专管做饭，配备了医生和护士专管看病和护理，还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大卡车。
谢老讲，房子腾好后不久，第一批大约200多名文化部从北京疏散的老弱病残、文化名人和家属就到了，同时还有大批的文化部档案随车到达。谢老说40年了，太久远了，记不得那么多了。老人望着窗外，想了很久，慢慢地说：“胡闹！浪费了多少啊！”然后闭目沉思。老人家累了，我告辞而去。
丹江分校在一个东、南、北三面环山，东西狭长的小山坳里。山不高，有些灌木，很多地方裸露着千万年的灰褐色岩石。一条土路从中间穿过，往东到山边分南北岔道通向山里，往西穿过605厂通往城里江边。这条路是丹江分校里的核心区域，也是均县的一条生命路。每天就是在这条土路上，在山里隆隆的崩山炮过后不久，一辆辆装满巨大山石的排子车在强悍车夫们的操控下沿着山里的坡道飞驰而下，一路狂奔而来的车夫们高声喊着号子，提醒人们让路，然后迅速地穿过我们分校，继而穿过605厂，直奔江边大坝工地。一条小河从山里流出，沿着北山脚下向西流去。小河沟里的水很清澈，夏天时河边水草茂盛。
丹江分校的核心建筑是一座礼堂。那时候，每个新建群居的地方都会建一个这样的礼堂，开会、演出、放电影。礼堂的正南面是伙房和食堂。伙房南边是一排九间可住三家的平房。我家刚搬到丹江时就住在这排平房东边的第一套房子里。
礼堂正北面越过那条土路是一个没有篮球架子的篮球场。篮球场的正北面是三排平房，后来我家搬到第二排中间的三间房子住。西边是一片空地，空地的北面是六排平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袁牧之老先生就住在第一排最西边的第一套房子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李可染老先生住在第二排西边起的第二套房子里。中国京剧板鼓演奏家白登云老先生一家住在第三排。
篮球场东面是四座盖得很精致很洋气的二层小楼。本来校部安排我们家住小楼里，但父亲说不要搞特殊，还是住平房好。很多人都住在小楼里，不知父亲为什么认为住小楼是搞特殊。著名翻译家金人老先生也在其中的一座小楼住过，并不幸在这里逝世。小楼二层的房子大多是封着的，因为里面放着文化部的档案。四座小楼的东边是一片菜地。
礼堂的东边、土路的南边并列着五六排平房。中央工艺美院院长、著名书法家陈述亮老先生就住在那里。我在跃进门小学的同班同学张浩、万小元、陈高、董京滨、尤国丰等都住在那片房子里。越过东边的小桥，还有一片房子。著名油画家许幸之老先生住在那里。后来陆陆续续来的人也都住在那里。礼堂的西边、路的南边有两三排房子。西南边山脚下是猪圈。猪圈西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渠，是丹江分校与605厂的分界线。
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外表看上去光鲜亮丽，里面四面白墙，有电灯，但地面没有平整过，凹凸不平。这种房子在当地是上好的房子了。但对于离开北京被疏散到这里的文化部的人来说却又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除了参军的大哥，奔波分散一年多的我们终于又住到了一起。
大约1971年的夏秋之际，文化部咸宁干校总部决定将总部的一批老弱病残及家属、金口镇的部机关家属连和散居在其他地方的家属全部集中到丹江居住。为了迎接这些老弱病残和家属，丹江分校可着实忙了一阵子，全部空房子都用三合土铺好了地，门窗都进行了整修，墙壁都用石灰进行粉刷。我们本想跟着大客车到火车站去迎接。但被告知卡车和吉普都要接送身体非常不好的人，所以我们就在分校院子里等候新来的大队人马。不久卡车和吉普回来了，车上拉着的都是身体很弱、年纪很大的人。然后就是从火车站走着到分校的大队人马。
在丹江分校集结了许多名人。到底多有名，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只知道他们有着特别的技艺和特别的经历。而我那十五六岁就参加革命的父母对他们则是十分敬重，佩服有加，经常拿他们做榜样，教育鼓励我们兄妹好好学习，长大作一个有技艺的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一个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并时常提醒我们不要在院子里大呼小叫、追逐打闹，以免影响他们的休息和生活。告诫我们见着大人时要有礼貌，要站住主动打招呼，要让路，他们有事要主动去帮忙等等。
文化部电影局的袁牧之局长就在丹江分校。但我到丹江后，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那时袁局长已年近六十，疾病缠身，健康状态很不好，所以一直在家卧床休养，基本足不出户，而且屋里的窗帘总是拉着的。那时最大的娱乐节目就是看电影。看电影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快乐和享受，所以在我对世界的认识里，电影是最高级最复杂的，觉得能够拍出电影的人都不是凡人。在父母的日常谈话里，我知道了袁牧之局长不是一个凡人。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演了许多著名的电影，可惜当时不让放映了。母亲说袁局长年青时可英俊了，电影演得好得不得了，迷死了无数小姑娘。父亲说，袁局长去延安后，第一个给毛主席他们拍纪录片儿，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后来又去东北当电影厂长，拍了很多电影，是文化部第一任电影局长。袁局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说是我党电影工作者第一人绝不过分。我唐突地问：袁局长挨批斗了吗？父亲很生气地说：你才挨批斗，滚一边去。
我刚到丹江时，上四年级。袁局长的大女儿袁牧女是五年级的学生，二女儿袁小牧上三年级，小儿子还没上学。袁局长的夫人朱阿姨是著名昆曲演员。母亲对朱阿姨的昆曲技艺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对朱阿姨的管家能力却是大摇其头。袁家养过一条大花狗，跟元元、小不点儿、陈高他们好得很，因为我来得晚，所以对我的态度一般。后来大花狗生了一窝小狗，我家的母鸡们刚好下了几个蛋，于是我拿着几个鸡蛋钻到狗窝里贿赂大花狗。大花狗毫不客气地吃了我的鸡蛋，然后允许我逗她的小狗崽子们玩儿。后来来了一群人说是大花狗上山把他们的羊吓得掉下山崖摔死了，当众把大花狗杀了。我生气得很，但又惹不起他们，只能愤恨地看着他们胡作非为却又无能为力。“恶霸”两个字在头脑里久久挥之不去。
“文革”结束后，听说袁牧女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她妹妹袁小牧考入政法大学法律系。后来我出国，一去20年。2003年回国后才听说袁牧女当了导演。直到2010年秋天，受丹江口市委办之托才辗转找到袁导演的电话号码并与之取得了联系。这次通话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