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长茂回忆了在邹平学习的岁月。1931年夏，于长茂考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学习，在两年学习中，经常听梁漱溟讲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等课。“在讲授时梁先生忧国忧民的心情每每流露于言表。每日授课三四个小时，其苦口婆心谆谆诲人的精神，以及那精湛的论述和铿锵有力的语言，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心。由于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和同学深受感化，过去热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同学，经过一两年的教育，结业后都愉快地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工作。”
于长茂回忆：1932年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仲华的父亲过七十寿辰，梁漱溟送了一副寿联，上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愿天下之大老皆得其养”，下联“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望全社会儿童皆得其所”。可见梁先生心里时时装着穷苦劳动人民老安少怀的社会问题。梁漱溟先生生活朴素，在邹平办学期间，和研究部的同学同吃同住，从不另起小灶，在他的影响下，到农村工作的同学都能坚持勤俭朴素的作风，颇为农民赞赏。
梁漱溟还虚心向别人学习。研究院训练部主任陈亚三（系梁漱溟的北大哲学系学生），每周上一次儒家哲学讲座，梁漱溟经常列席听讲。他这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学风给同学们影响很大。梁漱溟常对学生们说：我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学习，再就是思索“人生”和“社会”两个问题。古人说：“教不倦仁也，学不厌智也”，于长茂认为，梁漱溟先生可谓既仁且智。
袁鸿寿回忆：1934年袁与顾顺元相识，顾去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一月后，顾劝袁去邹平参观，袁乃去邹平。邹平每年天旱缺雨（一般只有两三天下雨），那里人肤色红紫，自然条件较差。“但观其内外上下，整齐和乐，年龄有大小，知识有深浅，岗位有高低，无不高兴地听命于梁老。我在邹平数日，日日与梁老交谈，梁必认真先听我发言，然后解答。我觉得如坐春风，梁老之魄力、见解，能使韩复榘尊重听命，其中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
据袁鸿寿记述：顾顺元（后改名吴顾毓）到邹平后，负责调查户口的工作，吴刻苦钻研，加强管理系统，“居然做到不论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白确切地告诉你当天的人口情况，没有一点差错。吴顾毓发明了许多针对性方法，其后中华书局把吴的一整套人口表格，都出版供全国参考。中国真正的户口专家自吴顾毓始。抗战中吴在中正大学担任讲师。一个初中毕业水平的小职员，居然凭自己奋斗做到小有名气的大学讲师，不能不归功于梁老的培育人才”。
梁漱溟的学生李竞西指出：梁漱溟“认为中国百年来的所以混乱，是东西文化相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组织构造的崩溃，所以一切都陷入无秩序状态中；要中国有办法，根本上是建造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新社会秩序，必然是东西文化的沟通调和，必然是中国绝对多数的农民自动起来本着固有民族精神，容纳外来科学技术以组成一最进步的团体。乡村建设运动即是本此意念而努力。他抛弃了都市生活到一个偏僻的乡村里去--邹平，他很高兴的天天念着为中国开前途”。
台湾学者林瑞明在《梁漱溟的思想与行动》一文中，特别引用梁漱溟在《村治月刊》上发表的《主编本刊之自白》的一段话：
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新方向。这实是与四五十年来全然不同的一新方向；--以前都是往西走，这便要往东走。我不能牵牵扯扯襄混在人堆里，干我往东的事；--事原是大家的事，原要大家往东走才行，我一个人往东走没有用的。如果大家于旧方向不死心断念，则我的乡治或村治即无从谈起！这时你和他说些个乡治或村治的怎样怎样办法，有什么用呀！我不开口说话则已；我说话，劈头一句，就要先打破他往西走的迷梦，指点他往西走的无路可通。
另一位台湾学者周阳山，在《历史月刊》1988年7月号中写道：“梁漱溟一生在学术文化、社会运动与政治改造上的努力，都可以称之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或可以从外观的冷静角度，称之唐吉诃德式的悲剧；或可以同情了解的立场，称许其为笃行实践的大儒表率。但我们必须切记：漱溟一生的努力，乃是针对时代的脉络与民族的苦难而出发，他的知识道德、人格与风范，都应透过这样的了解来分析或批判。诚如艾恺所言，一个脱离制度与传统的儒家，或仅抽离出其精神层面、坐而论道的儒家，都不是完整意义的儒家。然而漱溟在他一生结合知识建构、德行修养与外缘事功的努力上，却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提供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实例。他的成败与否，见仁见智，无须多论，但这项努力本身，就是令人叹佩的。”
1934年，梁漱溟接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院长，于办公室前留影
农村改造运动，在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努力下，形势发展是比较快的，影响也不小，这可以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第一次出席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人员只有70多人。1934年，他们在河北定县召开第二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时，出席会议的人员增至150余人，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多。1935年，在无锡他们召开第三次年会时，有169人，据说旁听的人数每次均在100人以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乡治派的改良运动在农村的工作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其中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辛辛苦苦在农村工作立意是好的，但对改变中国农村面貌及农民生活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只能对国民党政府及农村的地主、富农有利。因此，他们毫不客气地对乡治派提出严肃的批评，而对梁漱溟的理论及其实践批判的火力更为集中。如孙冶方在其《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一文中所说的：“许多从事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抛弃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中去做那艰苦工作。在他们主观方面，或者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定是足以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然而他们的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其次，千家驹在《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一文中，也针对梁的乡治理论进行批评。他说：“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虽然好似尽善尽美，仿佛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并称：“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了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招牌，但骨子里还不是维持现存制度之巧妙的设计者？”此外，西超在《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一文中也指出：现在中华民族不能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国内封建残余势力根本铲除，你要讲农村生产科学化是不可能的。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是一个“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又必须和“民族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农民没有解除这两重锁链以前，一切用“软功夫”（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是很难有实效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及在建设中国农村问题上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社会现状。这是“革命”与“改良”之争，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谁是谁非，历史最后做出了结论，乡治派失败了。
另一位批评乡建运动较为激烈的是陈序经。陈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从西方引进，是照搬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讥笑梁：“只有没有出过国门，不懂西洋乡村是什么的人，才会自夸这个运动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新运动，自己开辟的新路线罢。”
陈序经访问邹平后得出结论：梁漱溟仍然没有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指出：邹平的医院缺乏设备而且落后，农居脏得令人恶心，整个邹平找不到一段好一些的公路。认为：“一条路且没建设好，乡村之建设可知。”
在评价邹平的公路问题上，国民党方面的评论家与陈序经一个论调，论为建设现代化公路，是其模范县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化公路就是给那些拥有摩托化工具的军队及官员们使用的，农民则因为牛车会损坏这些油光锃亮造价昂贵的公路，是不能使用这些公路的。梁漱溟的一位学生反问道：如果不准走牛车，那么，这些汽车路除了为少数人用来走汽车和人力车之外，它还有什么用呢？
梁漱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由于其根本点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大相径庭，我落到同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一样，终归未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1934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梁漱溟应邀出席，并在这次大会上以“孔子学说的重光”为题，发表了演说，宣称自己曾努力于这方面的工作，要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使之透露其真面目。至于如何研究，他说：“依我所见，大概需要两方面的功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功夫，从现代科学路子，研究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这样追求下去，对人类心理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发挥孔子思想。……还有一面，是对于中国古籍，或关于孔子的书，要有方法地作一番整理功夫。”并称“孔子学说的真价值，就在于他对自己有办法”。这可以从他在《论语》一书中所说的话得到认识。比如，其中有一条谓：“吾十有五而致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说自己的生活，由少到老，从十五到七十，所致力用心的就是关于自己个人的一生。这条梁认为很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有办法。因此，他说：“照我所体会，他的学问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有办法；而不是要自己不了解自己，自己对自己没办法。比如他说‘不惑’、‘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容固然不好懂，可我们隐约看出，到那时候，他的心理当然很通达，自己很有办法，自己不跟自己打架。平常人都是自己跟自己打架，自己管不了自己，自己拿自己没办法。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己生活很顺适，自己对自己很有办法。这个意思我们可以体会到，不是随便乱猜或妄说的。又比如《论语》中还有一条：‘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式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未闻好学者也。’所谓‘不迁怒、不式过’也，就是不跟自己闹别扭，自己对自己有办法。颜回是孔子最好的学生，学生的学问如何必然与老师有关系。因此，由学生可以了解老师的学问之所在。”以上是梁氏对孔子学说研究的心得与体会，他称这门学问既不像哲学，又不是教育学，若要定名，或可叫做“自己学”。接着他说对于这个名称，虽然定得很粗浅，可是很明白，很确定。我们如果这样一步踏实一步，一步确定一步，慢慢走向高明深处，那么孔子的真面目也可以被我们清理出来重新认识的。
最后，他对比了中西文化，得出结论说：“西洋人对一切都考察研究过，一切都明白，都有办法。可是他就差了一点，少回来了解他自己，体认他自己，所以对自己没有办法。”讲到这里，他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洋人会造飞机，可他的生命是蠢的，造出无数飞机放炸弹，自己毁灭自己。这说明他对自己没办法。因此他断言说：“等到西洋人失败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坠绪重新接续，慢慢再发扬光大。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以上所述，是梁漱溟多年来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独特见解，同时也是他宣扬东方文化的主要精神，颇受到时人的关注。
1936年4月，梁漱溟接受日本学术界的邀请到日本的神户、东京、大阪、福冈等地进行了三周的访问，其间，在九州帝国大学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并谈及此次来日之观感。他说他们到日本来参观的动机有二：一是来参观访问日本的农村，二是来了解日本社会。在中日纠纷里，日本为何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而我们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地位。这几年来，中日关系更加恶化，更加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的必要。
至于说到农村问题，梁漱溟认为，日本的农村工作是靠救济，在现有社会机构内想办法，可是这种办法是很有限的，靠缓和的救济，农村是永远抬不起头来的。而中国的农村问题不是救济问题。中国没有主人，谁配来救济呢？日本有国家政府可以借社会机构--教育、经济、自治的机构来救济。中国一样都没有，好在防止农村抬头的力量也没有，所以中国农村比较有前途。原因是中国内部的冲突并不比他国剧烈。我们在实际上分不出有几个不同的势力，分裂的表现只是在上而不在下。比如，过去两广与国民党中央都是上面分裂，底下毫无深刻的矛盾势力。说到这里，梁饶有风趣地说：“说句不通的话，中国除政治外则没有不统一的事。”根据以上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机构，只有一条新鲜的、特别的路可走得通，那就是走乡村建设的路。具体地说来，就是从“乡农学校”入手，“推动社会，组织乡村”，把以前的行政区域取消，将“乡公所”与“区公所”改成“乡学”与“村学”，以前由乡、区公所办理的行政事项，概改由“乡学”、“村学”办理。这实际是政教合一的组织，其组织就成为村学一乡学一县政府一乡村建设研究院。梁最后宣称：“中国几十年来，政治上之无办法刚才已经说过，是缺乏统治力。这统治的权力照理应操在阶级势力或集团势力之手，中国则尚缺少阶级和集团势力，现在要形成此种势力已来不及，也做不到。所以结果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下面来统上面’……以社会的统一来促进政治的不统一。换言之，人家是由上而下，我则主张由F而上，此所以新鲜特别。”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梁漱溟经营的农村建设，有其远大的目标，要走一条“自下而上”的救国大道，后来未能实现，有其历史及社会根源，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