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自成书起就被称为“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可谓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遗产之总汇，在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四库全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丛书，“丛”即是“总”的意思，含有聚集与众多的意思。丛书就是把各种单独的著作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内容丰富、法和《四库全书》丰富的内容和浩瀚的篇幅相媲美，这部包罗万象、精华荟萃的《四库全书》堪称古今丛书之最。
《四库全书》是一部官修丛书。为了编撰这部大型丛书，乾隆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了大约四千余人，编修过程历时十五年之久，可谓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书工程。全书共收录了图书三千五百零三种，计七万九千余卷，三万六千余册，基本上囊括了我国18世纪中叶以前所有的著作，是我国古代丛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全书共有九亿九千多万字，如果把全书的书页逐页连接，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周。《四库全书》在学术界影响深远，直至今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如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日本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等都把《四库全书》的编撰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以专门的章节和段落来介绍给世界各国的读者。
（一）修书背景
清朝乾隆年间为什么会修撰这么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丛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统治者在文化方面的政策说起。清朝处在封建社会的末世，但是它同其他王朝一样，有属于自己的辉煌繁盛时代，即“康乾盛世”。就当时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程度而言，并不比“汉唐盛世”逊色。
“康乾盛世”的开创者是康熙帝。康熙初年已大致确立了满族贵族在全国的统治，但是政局尚未最后稳定。康熙帝亲政后，接连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如：清除顽固守旧的鳌拜集团、实行开明政治、削三藩维护中央集权、收复台湾等等。以上措施的成功实行为清王朝创造了一个日益安定的政治局面，使整个社会走上了休养生息的轨道。康熙帝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令，如奖励垦荒、修治黄河、减轻赋税、赈济灾荒等等。雍正年间，又进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这一切，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海内久安”“民生富庶”的兴盛景象。
乾隆时期，清代社会在康熙帝所开创的盛世基础上继续发展。此时清王朝的国力也达到了巅峰。据记载，清朝全国耕地面积已经远远超过明朝末年，人口总数已经突破了两亿；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相继兴起，生产的规模和水平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代。财富的大量积累，使封建国家库府充盈。当时清政府的收入每年可达三千多万两，国库贮银常在七八千万两左右。
国家富足、社会安定，这些都是文化事业得以发展的基础和契机。清政府之所以能够在乾隆年间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花费数十年的时间从事《四库全书》的编撰，与“康乾盛世”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乾隆以前，由朝廷出面组织文人士子编纂书籍的做法就很盛行。有人做过粗略的计算，仅康熙一朝由官方举行的修书活动就多达三四十起，所修书籍除大量的注经作品外，还有不少工具书，如大家所熟知的《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等。举世闻名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修于此时，该书从康熙三十九年开始修撰，到雍正初年后完成，多达一万卷，仅次于明代的《永乐大典》。
但是，如果认为清朝统治者之所以修书仅仅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和热衷，那未免太简单了。在封建社会，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从来是与政治上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清朝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
康乾盛世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向实行文化****统治，用高压和笼络的双重政策对付知识分子，以便让他们为自己服务。
清朝的统治者是不允许文人对自己的****统治表示任何不满和异议的。清代皇帝常常在文人和官员的诗文和著述里挑毛病，一旦认为是污蔑大清或是触犯忌讳的，就给作者加上“心怀不轨”“图谋叛逆”的罪名大肆杀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盛行于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康熙朝的“明史案”和“《南山集》狱”，雍正朝的“吕留良案”等。“明史案”发生在康熙初年。浙江大富商庄廷鑨从邻居手中购买到明朝大学士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原书并未修撰完成，于是他请人续补明崇祯朝和南明史事，用自己的名字刊刻出版。由于书中写到清努尔哈赤皇帝曾接受明朝的封号，而此书被人告发时庄廷鑨已死，遂被开棺戮尸，他的父兄弟侄皆被问斩，全案株连致死七十多人，连为此书作序、校对、刻印乃至售书、买书之人都牵连其中，无辜受难。康熙末年，桐城人戴名世在其所著的《南山集》里引用《滇黔记闻》中的材料，对南明王朝寄以同情，又主张在《明史》中为南明三帝立传，也遭到清政府的迫害。他本人被杀，同族人大多受到了牵连。雍正六年，湖南人曾静派弟子张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书信，信中说他是宋代名将岳飞的后裔，让他举兵反清，岳钟琪将其告发。曾静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浙江大学者吕留良著作的影响。吕留良早死，因此被戮尸，儿子和两名门生被杀害，孙子被发配到边疆，吕家妇孺都被贬为奴隶。只有曾、张二人，雍正帝认为其“误信邪说”、已经悔罪，从宽发落。但是到乾隆帝即位时，还是难逃一死。后来雍正帝暴毙，世人对其死因议论纷纷、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入宫刺死，有的说是暴病而亡，当然传说并不是历史事实，但它却反映了老百姓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专横残暴的痛恨，也表达了他们对弱者和遭受迫害者的同情。
但是清朝的统治者深知，要想让文人和士子为之效命，单凭高压和残暴的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对其进行笼络与安抚，双管齐下才可能达到目的。用乾隆的话来说，这叫做“恩威并用，宽严相济”。为此他们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清政府恢复了前朝开科取士的科举制度，也满足封建文人对仕途和功名利禄的愿望。对特别卓越、富有很高声望的才子，还特别开设了“博学鸿词”科以示优越和延揽。康熙十八年首次举行“博学鸿词”科时，有的文人并未答出考卷，但由于声望远播，也都予以录取。除此以外，还在“崇儒兴学”“弘扬文化”的口号下号召大批文人士子编撰书籍，诠释儒家经典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康熙以来的修书风气正是这种文化政策的产物。到乾隆帝时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更加重视，同时也实施了更加高压的文化政策残害文人志士；但是另一方面又极力笼络知识分子，乾隆即位不久便二次开设“博学鸿词”科，又命令去收集散落在民间的书籍，充实内府藏书，还不断开设书馆，编撰一些政书、史书、字典、律例、军事方略和地理志等。乾隆年间所编纂和刊定的书籍之多，已经远远超过了康熙时期。尽管如此，乾隆皇帝仍然不满足，一心希望在修书撰书方面可以超越前人。在他看来，这样做可以吸引、网罗更多的文人志士，让他们埋头修书、无暇关注政事，还可以借此来标榜自己是真正重视文化典籍、“稽古右文”的圣明天子，并且通过官修书籍，进一步宣传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进而规范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正像他本人后来在《文渊阁记》中记载的“余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就像宋代哲学家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胥于是乎系。”短短几个字便把修撰《四库全书》的意图和目的和盘托出了。
（二）周永年与“儒藏说”
除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四库全书》的编撰还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和学术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
清朝初年，人民刚刚经历了明清之际的重大变革，对许多社会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痛斥宋明理学脱离实际、误国害民，他们主张“经世致用”和“博学实证”，即倡导学以致用，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而读书，读书的时候要专心认真，要多读书，并且能够真正理解书中的内容及其真意。这种批判和求实的精神给学术界带来了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
但是随着清朝****制度的加强，文人面对如此紧张的局面已经是提心吊胆，于是他们不敢再议论国事；加之历史也很难撰写，稍不留神就可能触犯禁忌，惹来杀身之祸。“避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龚自珍的诗句真实地道出了当时人们的恐惧心理。由于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不少有学识的文人将精力投入到历代古籍的整理当中，对几千年来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尤其是代表儒家思想的经典书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订、校勘、训释，逐渐形成了一代学风。
这种学风的显著特点是：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学者终日埋头于古籍里下工夫，寻词摘句解释疑点和难点，主要是总结前人提出的理论，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意见。由于他们在研究中采用的是汉代儒家弟子治学的方法，与宋明理学有所不同，因此被称为“汉学”。汉学家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等人的“博学实证”，摒弃了他们一再强调的“经世致用”这个根本目的。虽然在整理我国古典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细碎繁琐，严重脱离实际。
由于汉学遵循回避现实、埋头于古籍考订的原则，又没有背离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还能成为宋明理学的补充，因而得到乾隆帝的鼓励和扶植。一些大臣也大加倡导，乾隆中叶以后，考据之风盛极一时。学术风气的改变，导致产生了新的读书要求，为了考证学术的源流和征引材料的出处，必须阅读大量内容完整的原著古籍，而过去的那种分门别类摘录编撰而成的类书已经不再适合学术的要求。还有大量的书籍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不当，已经大量地消亡，此时开始出现一些抄录古书籍的学者，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个叫周永年的山东学者，他写了《儒藏说》，大力宣扬征集儒家经典著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指出：“天下之物，未有私之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长存久者。”他指出，要想让古籍得以完整地保存，应当学习佛道两家筑阁藏经的办法，建立“儒藏”，把天下书籍征收到一起藏入学宫、书院、古刹，以便妥善保管，还可以随时修补，这样既可以供学者研读，又可以防止其损毁，有利于流传千古。他本人还亲自和好友在家乡建立“贷书院”，也就是今天的图书馆。他把搜藏和多方购买的十万余卷书籍藏入其中，鼓励好学之士前来阅读和观赏，此举受到当时人们的赞赏。
随着形式的发展，大规模的收集、整理、贮藏古籍的任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所以周永年的“儒藏说”已经成为修撰《四库全书》的先声。后世学者多将《四库全书》的首倡之功归于周永年，是有其道理的。乾隆帝作为汉学的扶持者，亦想借此标榜自己的“文治之功”，因此便以积极的心态，因势利导，下诏广征天下遗书，准备在此基础上编撰一部旷古未有的大型丛书。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乾隆帝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省官员广泛收集前朝有影响的书籍和本朝的著作。诏令说：“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鑜所属，加意购访，庶几副在右渠，用储以览。”由此，揭开了收集古书籍的序幕。不过此时朝廷的诏令只注重对古书的收集，对编撰整部大型的百科大丛书尚没有明确的设想。从安徽学政朱筠上书乾隆帝以后，才真正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对书籍的编撰整理和校订工作。
朱筠是乾隆年间安徽省的学政，他是顺天府大兴县人，精通经学，才学出众，曾先后担任过翰林院编修、乡试主考官、会试同考官等文化官职。他很早就很器重提出《儒藏说》的周永年，到了安徽后，与当地的汉学大家过从甚密，又鼓励当地的文人士子致力于古学。因此，催促访书的诏令一下，朱筠就立即响应。每到一州一县，他总要不遗余力地仔细搜寻，没过多久，他就采集到各类著作十七八种。乾隆三十七年年底，他把自己所收集的书籍的名单上报，一面将自己对收集古书的一些设想写成奏折呈给皇帝，希望能够被采纳，进而得到推广。
朱筠的建议主要包括四点：一、注意收集罕见的旧刊刻本和抄本。二、充分利用皇家藏书。一方面公布皇家的藏书目录以便地方官员收集其所欠缺的书目；另一方面派人从内廷收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录已经亡佚的古籍，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古书原本。三、著录与校勘并重。四、除书籍外，对金石碑刻的文字和图谱也要留心收集，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朱筠的上述建议，尤其是第二、三两项提出了保存与整理古籍的重要措施，很有学术价值。
清朝皇室的藏书是非常丰富的，仅藏书库就有皇家宬、昭仁殿、景阳宫等十余处，藏有许多真本秘籍。朱筠所说的《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朝永乐六年，后人誉为“我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它广泛摘录了历代图书“上自古初，迄于当世”，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天文地志、医药戏剧、工技农艺，无所不包。更难得的是当年修书时严格规定，对所辑录各书不可任意删改，必须按照原书整编或整段收入，因此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很多佚文秘典。大典修成后，共抄副本两部。明末****中正版遗失，只剩一部残存的副本在内廷。虽然如此，书中仍然保留了许多清初已无法看到的古书。对这样一部珍贵的类书进行辑佚和著录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与校勘相结合的著录工作既是古典目录学的核心内容，本身又是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大量的文化典籍一经著录，便有了类别和次序，显得一目了然。同时对图书内容、篇章、作者、真伪等予以考证，有利于恢复和保存古籍的原貌，也推动了对学术渊源演变的探讨。
乾隆帝对朱筠的奏折十分重视，命朝中大臣认真讨论，各抒己见，制定具体的政策。谁知大臣们的看法很不一致。大学士、军机大臣刘统勋不以为然，他认为上书之事并非政要，不过是徒增滋扰，主张不议；另一位大学士于敏中却大加赞赏和支持。由此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于敏中等人的力争之下，修书派终于占了上风。乾隆三十八年在大臣们的回奏中，首先肯定了朱筠的建议，接着商讨选派翰林官员，开馆校勘《永乐大典》的有关事宜，并呈请批准。乾隆帝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并要求他们将各省采进的书籍与佚出的书籍一并编入。将来成书就定名为《四库全书》。不久，四库书馆在翰林院内宣告成立，修书的工作正式开始。朱筠作为四库馆臣之一，参加了具体的编撰校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