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反酗酒，反劝酒
据报道，河南省籍的全国政协委员陈世强与另27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在全国推行信阳市“禁止公务员在工作日中午饮酒”的“禁酒令”，并称仅此一项，全国每年至少可以节省1000亿元的行政性招待支出。这种“禁酒”在我看来，本是最起码的规矩，不想服从就不做公务员好了。我更赞成在所有的公务招待中禁酒禁烟的提议。这里，我想进一步提出在全国官民中反酗酒、反劝酒的建议。
现在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带酒气”的新闻。通常多是官员或开“宝马”之类名车的富人，酒后驾车耍横，激起民愤。从新闻事件报道角度讲，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官员作为公共人物，应该接受严格的社会监督；富人作为强势群体，他们若欺负弱势人群理应受到广泛谴责。据《新快报》3月6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参加“两会”接受采访时，为已被撤职的交通部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鸣不平，称林是一个“很好的干部”，被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的舆论压力所害。这话不仅是对网民，也是对调查此案的警方和作出处分决定的交通部党组不敬；不过，他也承认“怪叔叔”林嘉祥“问的时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那么，至少可以说，林嘉祥前书记的官运是为酒所误吧？
酗酒之为害大矣，不光是酒后露峥嵘（真容）欺负“算个屁”的老百姓。几天前，河南省平舆县东方明珠酒店院内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该县交通局局长朱全中吃完喜宴，酒后驾车准备离去时，将同赴喜宴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庆成当场撞死。你总不能说朱是存心欺负比他高半级的曹吧？
近日有两条带酒的新闻，一官一民。关于官员的，据《华商报》报道，陕西洋县一镇干部，酒后和父亲一起找判案法官理论闹事，后被法院判处15天司法拘留，并被法警押送其从法院到看守所，一路“游街”。其中的恩怨是非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这里只想说一点：在注重“面子”和人情关系的县乡小地方，事情闹到这种双方都不“好看”的地步，与酒和“气”有很大干系；估计这位镇干部像灌夫骂座一般在法院撒气，说不定是出发前有意借酒壮胆了，却不料自取其辱。关于民的，本地社会新闻，广州帽峰山下一起重大车祸被查实是酒后开车引发；另有一男子醉酒后驾车，手握方向盘睡着了，导致中山一路立交桥陷入瘫痪，获报赶来的警察在敲车窗近半小时才将酣睡男子叫醒；该男子随后被送往医院，却情绪激动，大骂护士，称自己还要去赶场……
广州这个被称做“醉猫”的司机，他闹事的立交桥就在我的单位和住处附近。假如他在上立交桥之前酒性发作，说不定让轿车撞上人行道，有可能撞上的就是喜欢在路边散步的我。事实上，我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尽管自己老实守法，却保不定什么时候遭遇了驾车的“醉猫”，死得不明不白。特权意识固然滋生“马路杀手”，酗酒恶习同样也培养“马路杀手”。我们当然可以责备交警没有严格执法，对酒后驾车管得不严。但实事求是地说，交警只能发现一起处理一起，最多是抽查，根本不可能事前监督每个开车人，靠的还是公民们自觉守法。酒后驾车，与可恶的违法乱按汽车喇叭制造噪声污染不同，一旦出车祸，开车人自己也要受害，理论上他有充足的理性来自律。那“醉猫”们为什么拿自己的命当儿戏呢？除了盲目自信、侥幸心理，还有一个风气“场”的问题。在“劝酒文化”场合，人的理性很容易就迷失了！
因此，我们要反酗酒，还要反劝酒——这种野蛮风气由于人口流动已北风南渐。反酗酒，主要靠责任感和守法意识自律，靠至爱亲朋谏阻，靠警察严厉执法惩戒，而反劝酒，靠的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尊重人，关心人，不搞江湖气那一套。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曾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佳句传世；如今，这“劝酒”早已变味，成了赌狠逞雄，成了感情讹诈，成了作弄促狭，真正的亲朋之间才互相关照，避免被灌“黄汤”灌“马尿”，免得出乖露丑，真正的亲人更不会劝开车人喝酒。
最近我写了好几篇评论，都是官民一起“骂”的，我感觉官与民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环境的产物，人性的弱点都一样，官民“互动”，政治制度与风俗文化同样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都是一面之理，整个社会都应该有反省意识，该“骂”的都要“骂”。
（《南方都市报》2009/03/12）
狗恶酒酸说“剩女”
“狗恶酒酸”是成语，典出《韩非子》，说的是宋人开酒铺，质美量足，服务态度好，店标又醒目，可怪的是酒却卖不出去而发酸；长者指点他这是因为他铺有猛狗，吓退了欲往沽酒之人。韩非子以狗猛酒酸为喻，说的是嫉贤妒能的大臣像恶狗把门一样，阻碍了有道之士为人主所用。
“剩女”则是热门新语，百度百科说是“教育部2007年8月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以“剩余”“剩下”之“剩”代替“圣女贞德”之“圣”，显然有调侃嘲谑的意味。“剩女”意即大龄未婚女青年，实际特指都市白领女性，她们的婚配条件一般都比较优越，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所谓“比她们聪明的没她们漂亮，比她们漂亮的没她们聪明”——可偏偏是她们被剩下了！
她们为什么在“婚姻市场”上失意呢？（说“婚姻市场”听起来很俗，而婚姻实质就是互利合作共同生活这么回事，号称最浪漫的法国人最重要的婚姻观念据说就是男女“般配”。）本文引狗恶酒酸为喻，并不是归因于“剩女”的亲友团过于挑剔，妨碍了男人求婚。
关于“剩女”与“剩男”都是热议话题，分析这种现象根由的文章甚多。我草此文时，百度搜索“剩女”得1420万条相关信息，谷歌搜得“剩男”2410万条。看排在前面的那些“经典”解释，都是把“剩男”、“剩女”现象分别论述。比如，说“剩女”之所以剩下的七大心理成因是择偶眼光过高、女权主义意识甚强、只重视自己的感受、猴子掰包谷错过了最佳择偶时期、为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所伤、事业上追求成功、怕找不到比女性朋友的丈夫更优秀的男人而遭人笑话；而“剩男”则不出完美主义者、花花公子型、自由主义者和事业型几大类。就个案或部分人群来讲不无道理，但总的来说，都是在城市白领圈内部找因缘，未免就事论事，视野狭窄，说不到点子上。
从全国范围来看，“剩男”多是农村户口，“剩女”多在都市；“剩男”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与“剩女”相比，相差不止一个层次，往往是即便“适龄”也明显不“适配”。婚姻本来就是很现实的，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你不能责备一个白领女孩势利，要她嫁给一个“穿制服的农民工”（直说吧，小区保安、餐馆服务生等），低收入、低文化，且不说面子上如何，两人过日子真的很难。
近日有一条新闻被热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说，依照调查资料推算，1980-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盈余”3331万……毫无疑问，想方设法要生男的是农村家长，其最现实的考虑当然是养儿防老、干农活也以男性劳力为强。然而，不论是国家配置给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条件，还是农民家庭支付孩子受教育经费的能力，使大多数农民子女都不能达到与同龄城镇孩子大体同等的受教育水平，从而在人力资源市场和婚姻市场处于劣势。对于农民来说，生男生女性别选择是个别家庭的理性与全社会总体性比例的非理性；对于国家来说，是户籍壁垒保护城镇居民包括教育、养老等方面福利水平的理性，与全国人口素质城乡总体严重失衡的非理性。
其实，这个问题很直观，我们生活在城市，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实例。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各数十万的“剩女”，不可能考虑去找进城的普通打工仔，哪怕没有找到打工妹的“农民工”剩男再多！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根源就是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它使农民及其子女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社会保障低、受教育条件差，社会竞争力明显低于城市人口。按原新的说法，男女性别失衡的趋势“这在短期内还要继续扩大”。那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不公平不人道的户籍制度还存在。
全社会的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肇因于城乡长期分割的制度鸿沟，是不是像狗恶酒酸的逻辑联系一样，间接存在却一点也不牵强？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却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迟与来早”。对此，能不悚然而起早日弃旧图新——如果我们对全民族的发展负责？
（《新京报》2009/12/05）
惊世（今世）之问：凭什么？
我曾就11月12日广州媒体报道的“环保局局长打断发言，人民代表中途离席”，写过一篇 《似是而非的官员与代表平等论》，反驳局长同志的自辩和他的副手及某报评论为局长开脱的“权利平等说”、“人格平等说”、“性情说”，同时对邓代表的退席抗议表示理解。现在，我要对随后发生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对市教育局局长咄咄逼人的质疑，表示激赏；尤其想由他的“凭什么？”这一惊世之问，推衍开去，考察这一问的“今世”价值，希望这一问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时代的最强音。
据《羊城晚报》报道，广州市人大代表赴市教育局调研时，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庆强听完教育局局长华同旭的汇报后表示“招生制度设计本身造成教育不均衡发展”，他激动地发问：“好学生在提前批就被省实、华附、执信抢光了，普通高中只能挑‘箩底橙’！这公平吗？名校凭什么能在提前批录取，普通学校凭什么只能在第三批、第四批里挑‘箩底橙’？我就问你一句：凭什么？”
周庆强和代表们还就“教师工资看齐公务员了吗”、“民校和公校为何差别对待”等向教育局官员提了问，始终都围绕一个核心：“这公平吗？”对人为的社会不公刨根问底，就是这一句：“凭什么？”
这一问，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正气干云，比问天问地更有力；问的是人，而有惊天动地之效。因为这一问直指要害，无可回避：你的行政是凭天理、凭良心、凭法度，还是凭强权、凭惯性、凭潜规则，抑或凭……有头有脸的中国人是讲究“师出有名”的，“春秋无义战”，弱肉强食兼并天下也要打出“吊（恤存）民（而）伐罪”的旗号呢；只有街头混混牛二这般人，才不知羞耻地做“滚刀肉”“耍光棍”。
此前，人民代表和公众质问过，9家广州市直机关幼儿园每年享有财政拨款6000多万元，这是“凭什么？”与此同时，网民在质问“凭什么”中石化大楼可以安装天价吊灯？我写这篇文章时，网民们正在质问河北省邯郸市五套领导班子的车辆“凭什么”通过收费站时全都免费，而且市委书记和市长名下的车牌各有3台之多？此前，这类质问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周久耕前局长作为收入不高的公务员“凭什么”消费至尊香烟和名牌手表，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然而，长期以来，宪法揭载的这种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很难兑现，长官意志和奴隶主义横行；而强权与特权嚣张，恰恰与（公）民权（利）主张不力、制衡无力大有关系，诚所谓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得起来的。
广州市教育局官员在回答周副主任质询时说：高中招生分批次录取的传统和现行的高考分批次录取是一致的。强调是“传统”，与有关部门在回答市直幼儿园经费时解释是“历史遗留问题”异曲同工，也就是承认了其没有正当性及改革的必要，这也是社会进步，现在人们所要求的就是制定和加快改革的时间表。至于高考的分批次录取，也不是天经地义的。这些年人们一直在质疑国家教育经费向几家“名校”的过度倾斜，以及北京户口的子女“凭什么”占有那么多上北大、清华等国立名校的机会。不仅全国人民的财税收入向权力中心集中，按户籍分配教育资源的公正性要受质疑，民办教育不能与公立学校公平竞争、公立学校用行政调节手段人为拉开档次，也应从根本上受质疑……所有这一切，人们都要问“为什么”、“凭什么”。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这是温家宝总理的话，也是每个有公民意识者的心声。悖离公平正义的，不论是政策、决策，还是传统、惯例，都要受到抵制。21世纪的公民，权利意识大觉醒，不再承认任何宿命的、强权的政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城乡二元制度下的身份差别待遇、世袭性的就学就业和升职特权等等。——凡事都要问一声“凭什么”，这难道不正是大步推动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强大原动力吗？
最后，我要说出：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第二代农民工或者说80后、90后的农民子女，他们绝不会像他们的父母甘心接受“二等公民”的对待，他们一定会问“凭什么？”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公平正义的“说法”，他们就会有人不惜走极端，给出他们的“与汝偕亡”的“说法”。
（《华商报》2009/1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