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一个三段论的论证，或者任何一个论证，如果想要得到正确的结论，必须达到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必须有正确的内容，二是必须有合理的结构。正确的内容取决于作为前提的命题真实与否。
无疑，前提必须是真实的，只有有心欺骗的人才会刻意给出虚假的前提。但是要警惕，不是所有的时候正确与错误都可以一眼看穿。一个前提或许是恰好正确，却不是完全正确。如果你对论证中要使用的证据有任何怀疑，在使用前，请重新检查它。这对得到事实真相有很大的影响。单个命题中包含的几个主张必须都是真实的，不能仅仅是部分真实。
如果你在自己的演讲中提到“去年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达到了三十亿”，然后有个具有强烈实证精神的记者去查数据发现，去年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根本不是三十亿，那么你的整个演讲都将受到质疑。如果结构合理，但是内容不合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每只猫都有三条腿。
所有折耳猫都是猫。
所以，所有折耳猫都有三条腿。
如果我们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一个有效的论证也只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结论，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再合理的结构也不能带给具有错误前提的论证新生。这就好像是一辆做工完美但是汽油箱内却注满了水的汽车。没有汽油，再好的汽车也别想发动。所以，仅靠结构合理还不足以得到正确的结论。音乐家是演奏音乐的人。
老刘是个音乐家。
所以，老刘是演奏音乐的人。
“音乐家是演奏音乐的人”，这是个千真万确的命题。用这样的命题做前提，我们可以得出正确的论证。
音乐家都是杰出的人。
老刘是音乐家。
所以，老刘是位杰出的人。
这个命题不是关于事实而是关于价值的，它反映了提出命题的人的观点，这样的命题同样可以作为论证的前提。但是，我们能给上例中以价值命题为前提的论证多少可信度呢？不会很多，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注意“杰出的”这个词语的模糊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以价值命题为前提的论断，永远不能像以事实为前提的论断那样，有确定的评判标准，因为价值的评估永远会受到挑战。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价值命题都不稳定。评判价值命题稳定性的标准，是要看它与建立起它的客观事物的关联程度。价值命题所依附的客观事物越是广阔坚固，它本身就越可靠。例如，大家都会很期待某个领域内的专家做出的判断，当然，这些判断必须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之内的。
罗素认为，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一定会推导出一个荒唐的结论。别人问他：“既然如此，你就从‘3=2’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证明你就是教皇吧。”于是罗素证明道：“假如‘3=2’这个前提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等式两边各减去1，等式仍然成立，即变成2=1.如果把2=1这个等式两边的数字符号，置换成人的话，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我 教皇=一体。我和教皇是一体的，因此我就是教皇。”
以上的逻辑推导过程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但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那么错在哪呢？毫无疑问，错在前提。如果一个结论的逻辑前提是错误的，它的推导过程无论多么的精细，其结果都必错无疑。
前提错误，能推导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吗？在逻辑推理中，前提的真实性对结论有直接影响。如果前提是真实的，那么任何一个被有效推导出来的结论也必然是真实的。这是演绎论证的基本特征。不过，我们也有可能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中推出正确的结论来。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不会飞，猪是哺乳动物，所以猪也不会飞。
我们看到，“猪不会飞”这个结论显然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是一致的。但是“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不会飞”这个前提却不够准确，因为蝙蝠就是会飞的哺乳动物。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假设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整”，那么说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九点整”就是错的。但是，从这个错误的说法出发，我们却可以得到“现在不是下午”、“现在可能是上班时间”等许多正确的结论。由此可见，正确的结论不一定表明各个前提的正确，正确的结论有可能来自错误的前提。总之，前提不正确的论证，其结论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没有任何逻辑说服力。
今天我们来翻历史的旧账，经常会发现由于错误的前提而推导出来的荒谬结论。比如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认为：凡是犹太人都是种姓败劣的民族，凡是雅利安人都是种姓优越的民族。结果导致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试想，有哪个民族、哪一部分人是绝对地、全方位地、永恒地占据优势的？再者说，又有谁能够以一部分人的名义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利？
近来，各大报纸都在讨论城市里出现的乞丐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你想啊，繁华的城市闹市区横倒着几个乞丐，那形象从何谈起？政绩汇报中罗列了那么多的财富数字，而治下的子民竟然食不果腹，岂不是很大的讽刺？我们现代化的城市本来是充满阳光的，怎么能容忍这角落里的阴暗与肮脏？于是，有人想出了禁讨策略，在城市里划出了禁讨范围。还有一些人，在报纸上撰文，义正词严地告诫路人，不要向乞讨者施舍，因为这会惯坏了他们，让他们只知道坐享其成，不劳而获，并宣称：其实那些乞丐中的不少人是职业乞丐，已经富得很了。
以上说辞类似罗素列举的“错误的前提”，即“乞讨者是另类的人，是不配与其他境遇良好的社会成员共享社会权益的人”，由此错误前提推导出的所谓“结论”就是“对于他们，我们除了蔑视之外还要加以限制”。没有人会否认，乞讨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构成乞讨者队伍的不外乎两种人：农民和城市流浪者。而立法者当中，不会有来自他们阶层的人。因此对乞讨者制定的所谓制度，我们应当做必要的分析。
另外，可能一个命题完全正确，但是由于表达方式导致不能被听众轻易地接受，也就是说，合适清晰的语言非常重要。例如你想告诉一个老奶奶你是自由职业者，你说：“我是soho一族。”很可能她根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某物的正确性不经过推理就可以确定，那么它本身无可厚非。为了推理过程的进行，我们必须假设一些事情是真的。如果推理成功，往往可以证明我们事先假设为真的事物确实为真。
评判假设的一个基本标准：命题不能违反矛盾律。换句话说，它不能自相矛盾。但是，假设必须要小心谨慎，虚假假设被证明是假的是因为事实完全与之对立。如果一个论证以一个错误的假设开始，那么它可能以一个错误的结论结束。
还有另外一种对论证起反作用的虚假假设，只是其作用方式不是那么直接。在论证中，如果你假设听众在某方面具备相应的知识，但实际上没有，那么他们接受你结论的能力将明显地降低了。因此，尽量少用假设的手法。
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如果没有强硬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的宣传手法。它以人们目前无法得知未来会发生的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
“歪理”是不真的话语，是虚假的。假话有三种不同的颜色：“黑”、“白”、“灰”。黑色假话是一种编造颠倒黑白的谎言；白色提供确实的信息来源，不过，它的目的仍然是故意混淆问题的实质；灰色是介于白和黑之间的宣传，它是一种“半真话”的谎话，它说的一小部分可能是真的，但故意不说或不让说的那一大半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内容。说黑色假话的已经不多见了，但不说黑色假话并不就等于说真话。事实上，假话者的精明和辩才往往表现在既不直接说谎，也不说真话，也就是说介于“白”或“灰”之间的假话。有心的读者不妨对这些例子自行增减、灵活调整、重新组合整理，只要举一反三，就会对认识歪理有所助益。
假如你遇到某人说出一个荒谬的论题，正面否定又似乎缺少反驳力，这时你不妨先假装肯定它，然后沿着他的错误论调推下去，推出一个连对方自己也不能接受的荒谬结论，那么对方的那个谬论就不攻自破了，这种方法属于幽默的将错就错法，即用对方的错误前提推导出一个荒唐的结论。
有一个穷人找到阿凡提说：“咱们穷人真难啊！昨天我在巴依开的一家饭馆门口站了一会儿，巴依说我闻了他饭馆里饭菜的香味，叫我付钱，我当然不给。他就到法官前告了我。法官决定今天判决，你能帮我说几句公道话吗？”
“行，行！”阿凡提一口答应下来，就陪着穷人去见法官。
巴依早就到了，正和喀孜法官谈得高兴。法官一看见穷人来了，不由分说地骂道：“真不要脸！你闻了巴依饭菜的香气，怎么敢不付钱！快把饭钱算给巴依！”
“慢着，法官！”阿凡提走上前来，行了个礼，说道，“这人是我的兄长，他没有钱，饭钱由我付给巴依好了。”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从腰里掏出一个装铜钱的小口袋，举到巴依耳朵旁边摇了几摇，一边问巴依：“巴依，你听见口袋里响亮的声音了吗？”
“什么？哦，听到了！听到了！”巴依说。
“好，他闻了你饭菜的香气，你听到了我的钱的声音，咱们的账算清了。”
阿凡提说完，拉着穷人的手，大摇大摆地走了。
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就等于吃了饭菜，因而要付钱，这就是巴依敲诈穷人的诡辩术。诡辩手法是故意把客观事物和事物的某一方面属性混为一谈。从概念上看，就是把“闻”和“吃”混为一谈，用“闻”的概念偷换了“吃”的概念。阿凡提不是正面地去辩解事物和它的属性以及“闻”和“吃”的不同，而是先让对方听到他口袋里铜钱的声音，然后说明已经付清了饭钱，这叫以毒攻毒。既然你认为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就等于吃了饭菜，那么也必须承认听到了钱的声音就等于拿到了钱。这就巧妙地揭穿了对方的诡辩术，使之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宋朝时有一位假道学家，整天到处宣扬不可杀生论，要求人们凡事忍耐，慈悲为怀。他的理由是：人杀了什么，下辈子就会投胎成什么，比如杀了一只牛或者一只猪，来世就会变成牛或猪。
一位旁观者对他说道：“你说的真是千真万确，的确如此。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的来生再变成人，最好是生前杀死一个人。”
这位假道学家听了后哑口无言，狼狈而去。
上例中的那位旁观者对假道学家的错误结论并没有从正面辩驳，而是避开锋芒，沿着错误的前提推出了“为了让自己来生再变成人，最好是生前杀死一个人”的荒谬推论，从而迫使对方逃之夭夭。
三国时，刘备入主蜀地。为整顿社会治安，严肃法纪，下令禁止私自酿酒、喝酒，并且规定凡带有酒具者皆杀。百姓对前者尚能接受，但对后者颇有微词。一日，大臣简雍陪伴刘备登楼巡视时，看到一个少年与妇人同行，便对刘备说：“那两人想要行奸事，何不将他们抓起来呢？”
刘备一时不解，问：“你凭啥知道？”
简雍回答说：“彼有淫具，何故不知？”
刘备这才明白他的真实意图，乃大笑。不久之后，禁酒的法令有了明显的减缓。
故事中的简雍可谓聪明至极，面对刘备过于严苛的禁酒令，他没有从正面去争论是非，而是有意避其锋芒，将错就错，以幽默方法令刘备明白自己禁酒过于苛刻是错误做法，这便是简雍的聪明之处。
这种引申出来的谬论，要求越荒谬越好，越荒谬幽默色彩越强烈。
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过去后，一位大腹便便的暴发户对旁边的哲学家阿里斯庇普说道：“刚才我一点也没害怕，而你却吓得脸色苍白。你还是个哲学家呢，真不可思议。”
阿里斯庇普回答道：“这并不奇怪，我害怕，是因为想到希腊即将失去一位像我这样的哲学家。但是，你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你如果淹死了，希腊最多也不过是损失了一个白痴！”
故事中，阿里斯庇普没有否认自己的害怕，他的聪明之处是在暴发户结论的基础上另辟蹊径，为暴发户的结论做出了一个更加幽默的解释，从而将暴发户推上了不打自败的境地。这种方法从表面上来看是荒谬的，但实际上是智慧的转化，往往能够谬中求胜。从这一点来看，它一点也不荒谬，而且处处闪耀着智慧的灵光。
有一个人特爱吹牛，一天他说：“我见过一面大鼓，正月初一敲一槌，能一直响到八月十五，你们猜猜，这鼓有多大？”
另一个人也喜欢吹牛，就说道：“你这不算什么。我见过一大木盆，黄河水流到里面，流了九九八十一天，只流了半盆。据说曹操的80万大军在里面洗澡，谁也没碰到谁。”
旁边一白胡子老汉听后说道：“你俩这都不算大。我养过一头牛，牛嘴在长江喝水，尾巴在蒙古乘凉，一口啃了300亩庄稼。我拿着根竹竿赶牛，不小心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玉皇大帝很不高兴，派天兵天将来捉我呢。”
前面吹牛的两个人都说不相信，白胡子老汉笑道：“你们不相信？那么，哪有这么大的牛皮来做你的大鼓，这么长的竹子破成长长的篾子做成大箍，箍你那么大的盆呢？”
这也是一个以谬对谬的幽默，面对他人的言论不加反驳，而是增加了荒谬的程度，等到对方质疑时，再运用模拟推理否定对方。生活中，面对侃侃而谈、漫无边际的人，我们也不妨以谬对谬，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