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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争学欧美并力开民智

在体制破立的同时,掀起了学习欧美,开展文明开化,传布启蒙思想,兴办近代教育的热潮。

要破旧立新,改革图强,离不开学习欧美。兰学、洋学为学习欧美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所提供的西方知识是很初步的。进入明治年代,有必要对西方作更直接、广泛、深入的了解与学习。在这方面,明治政府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一批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大力推动,功不可没。

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图强得以贯彻,获得支持,明治政府很重视开发民智。学习欧美,文明开化,启蒙教育,兴办学校,都与开发民智密切相关。特别是兴办近代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

日本在学习欧美,开发民智方面做得好,是凭借着有关的良好历史文化传统,乐于学习外国的长处,注重实际有用的知识。同时在这方面又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这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和魂洋才”。

政府带头走出去、请进来

在明治初年全国学习欧美的热潮中,明治政府官员带头身体力行,其突出表现是岩仓使节团的出访。

废藩置县后4个月,1871年12月下旬,以协调行政统一的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和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使节团,先赴美国再往欧洲,历访美、英、德、法、意、俄、比、荷、奥、丹、瑞士、瑞典12国。使节团成员48人,另有随行的留学生59人,其中女留学生5人。原定出访目的有二: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实地考察欧美各国,探求可供学习、借鉴的事物与经验。改约交涉刚到美国、英国就遭到碰壁,使节团便改为全力进行考察。

当时,国内局势尚未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而政府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却亲自出国,用长时间认真逐一地考察了几乎所有比日本先进的大小国家。每到一国都仔细考察,比较研究,各取所长。考察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到文化、教育、宗教、地方自治和社会状况,几乎无所不包。他们连续奔波,往往忙得筋疲力尽,但总是兴致勃勃地坚持不懈。原定考察6个月,后来竟延长到1年9个月,1873年9月回国;大久保、木户应留守政府的要求,提前于5月、7月回国。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根据使节们的日记、书信等资料,编写了《美欧回览实记》100卷,1878年出版,共2110页。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如饥似渴,真心实意的学习精神,至今仍令我们感动。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考察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坚定了学习欧美,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日本与欧美的巨大差距,鞭策他们急起直追;他们从各国的发展成就中,也看到了日本的前景,大受鼓舞。有的人出国前后判若两人,如大久保利通。出国前岩仓对他有个评语:“无才气无学识,唯一的长处是坚决果断。”政府内发生争论,别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总是沉默寡言,对答无词。对于国内改革,他是渐进主义者,如在废藩问题上,木户很积极,他却有过迟疑。可是一旦认准、同意的事,他必定排除万难干到底。出国考察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成为积极改革的主要主持人。与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场保和说:“由于欧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变化令我吃惊。从前,只是富于豪迈坚毅的气质,考察后却具有了潇洒风度,而且识见大增。原先,只是完全倾心于政治大局,对于其他事情并不留意。但回国后表示,为使我帝国对峙宇内万邦,必须建立富国的强固基础,其施政方针专在于大举奖励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

在英国考察时,大久保给人写信谈了自己的观感:“工厂的盛况早有所闻,此次考察益信传闻不虚。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他回国后,新设内务省,自任内务卿,主管殖产兴业、国内治

安这两件大事,并推动其他各项改革。大久保成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通常称这时的政府为大久保政权。

除了岩仓使节团,政府还向国外派出各种专业考察团。学习外国的方针,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博采众长。政府认识到,工商是富国强兵之本,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发展的快慢;前者以英国为样板,后者主要以美国为楷模。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既不学习大国,也不仿效小国,而是对普鲁士由“小国”走向“大国”的历程感到特别亲切和敬佩,决定要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

走出去的另一种方式,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外派留学生于1860年由幕府开始,到1867年的8年间,幕府、一些藩的留学生共153人。明治政府成立后,1869和1870两年就派出留学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学生共达373人,其中自费的120多人;两年后,留学生总数达500人左右。这时的留学生都是士族出身,除极个别人外,他们不辜负政府的期望,全都回国效力,在欠缺的条件下,为本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出去的同时,政府重视把外国专家请进来。1875年,政府聘用的外国专家人数最多,约530人。在各部门则以工部省、文部省聘用的人数最多。起初,由于急需人才,不惜重金聘用外国专家,一般月薪在1000日元左右,最高达2000日元,但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太政大臣,月薪不过800日元。政府部门的外国专家只是充当顾问,政府官员完全掌握决策的主导权。随着归国留学生、大学毕业生等本国人才的成长、增多,80年代初外国专家就减少了一半,以后继续逐步减少。

对于学习外国,同时期的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外国方面一再建议派人出国考察,清政府才于1866年派满族老顽固斌椿率使团访欧,这个头脑僵化的家伙对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清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团,就是因为不愿学习外国,害怕学习外国。第二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即将卸任回国,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干脆任命他为中国出访欧美的特命大使,一位英国人为一等秘书,一位法国人为二等秘书,二位中国官员听从他们的领导。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耻笑。以后,清政府还曾派出考察使团,仍然是表面文章,应付差使。

关于出国留学,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仅有容闳等3人出国留学,清政府和洋务派过了30年才开始行动,1872~1875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1875年开始派出留欧学生。但对于留美幼童,后来却以“德性未坚,易沾恶习”为由,把他们绝大多数人中途召回了。

东方后进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学习西方的长处是唯一的选择。明治初年,日本争学欧美也表现在文明开化方面。

文明开化和启蒙思想

所谓文明开化,是学习欧美,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面破旧立新的变革。文明开化的目的,既是为了开发民智,以适应富国强兵国策的推行,也是为了显示日本在努力与欧美国家并驰。

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明治初年,活跃着一批启蒙思想家,1873年(明治六年)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成立,其成员为森有礼、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西周、津田真道、神田孝平等人,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洋学家、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一年后,明六社拥有会员月30人,网罗了当时日本所有高级知识分子。1874年发行《明六杂志》,其论文的内容新颖,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很受欢迎。

启蒙运动是通过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唤醒人们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克服愚昧、守旧和无所作为。明治启蒙思想家们通过著作、译著、发行刊物、举行演讲、从事教学等方式,传播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功利主义以及自立、自强观念。福泽的《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中村正直的译著《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著《自助论》)和《自由之理》(即穆勒著《自由论》),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都起过很大的启蒙作用。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福泽谕吉(1835~1901),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他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说:“所谓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智德的进步”。在人的智德方面,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是自立、自强思想。这同明治政府的奋发图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是传布最广的启蒙书之一,加藤弘之在向明治天皇进讲时,也以它为教材。这本书特别强调“自助”,其格言是“天助自助者”。所谓自助,就是能够自主自立,不依赖他人。这种自助精神是人们获得智慧、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基础。因此,“当大多数国民‘自助’时,国家便充满了生机和旺盛的精神”。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批判了封建道德对人的束缚,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斯迈尔的“自助”、“自主”是一个意思。他在《劝学篇》中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福泽回答说:“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他所讲的“独立”,是指不论在智慧上,还是在钱财上,都“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他把这种个人独立看作国家独立的基础,只要“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劝学篇》的一句名言是:“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因为有独立精神的人,才会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深切地关怀国事,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

福泽的《劝学篇》共17篇,是作为小学课本、民众读本而分篇出版发行的,后来合为一册。包括翻印版在内,出书竟达数百万册,流传之广世所罕见,影响非常大。福泽认为人人都能独立,未免有些理想化。但是,他认为人人都应有独立精神,讲得很有道理,也非常切合当时日本的实际。尽管在明治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的独立精神仍然受到限制,但是,正因为人们在各自的事业上独立自主地努力奋斗,才有国家的独立富强。福泽提倡的“独立精神”,至今仍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文明开化中,在出版书籍之外,传播媒体报纸杂志起着重大作用。幕末仅有不定期的报纸。明治初年,各种日报和其他报纸纷纷问世,到1877年共有一百四五十种。幕末仅有《西洋杂志》,明治初年各种杂志也相继发行。众多报章杂志的发行,既是文明开化的表现,也促进了文明开化与各项改革,使破旧立新的新思想、新事物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为了移风易俗,天皇和政府官员带头示范,甚至用法令加以推行,把文明开化的风气导入日常生活,诸如使用阳历(1873年元旦开始),允许武士剪去发髻,提倡穿西装,普及肉食,禁止华族染黑齿,不许男女混浴,禁止复仇,非军警人员不许带刀,不要随地便溺,等等。在大都市,建造了洋式砖房,装上了煤气街灯,开起了西餐馆,奔驰着公共马车,还有数不清的人力车在穿梭奔跑。因为公共马车一时未能普及,也不完全适应需要,有人想出了人力车,很快普及全国,车夫成为新职业,一些破落士族也加入车夫行列;中国的“黄包车”就是从日本传来的。80年代,东京等大都市,有了更快速平稳的铁道马车。东京的日本桥、银座、筑地一带出现了从来没有的繁华。

一些人把文明开化简单、片面地理解为在生活方式上刮洋风、赶时髦,男人西装革履带着怀表,妇女打着阳伞挟着书本,就以为很文明开化了,把怀表和阳伞看作文明的标志,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照样打着伞。有的人认为,不像西方人一样吃牛肉就不算文明,西装革履吃牛肉火锅被一些人视为头等文明开化的表现。想当年培里来日时,美国船舰向日本人分发食品,凡分到牛肉的人都随手把它倒进海里。真是彼一时此一时,虽说是赶时髦,也折射出文明开化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文明开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日本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往往过着“和式”与“洋式”两种生活方式。在本国原有文明与外来文明激烈碰撞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欧美近代文明的基础是产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大生产,明治初年日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极大。明治政府领导人注意到,必须纠正“虚饰多而实效少”的弊病,应“徐徐诱导,勿为无益之举”。同时他们也认为,文明开化有“排除忠孝仁礼之风”,“令人不胜焦虑”。后来,旧思想、旧观念有所回潮。

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曾作为幕臣,在幕府的洋学翻译研究机构任职,是幕末开明派。进入明治年代后,几乎都曾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即使拒不任官的福泽,也是倾向于官方立场,他们是官僚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有较深厚的儒学教养,除福泽曾强烈抨击儒学外,其他人并不否认儒学的价值,或者力图把儒学与西洋思想相折衷。这些情况不能不使他们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加藤弘之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宣传上很有贡献,1874年兴起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成立民选议院,其立论依据就是“天赋人权”说和“四民平等”思想。但加藤弘之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以“时期尚早”不予支持,甚至强烈反对。1875年,明治政府为了压制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新闻纸条例》、《谗谤律》。同年9月,明六社宣告解散。以后,启蒙思想家们先后向右转向国家主义立场,如加藤弘之于1882年发表《人权新说》,否定了“天赋人权”思想,鼓吹国家主义。文明开化、启蒙思想在观念、意识上有冲击,但有很大局限性。

在文明开化中,还有另一项重大的进展,即兴办近代教育。

“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为了使富国强兵、殖产兴业顺利推行,必须让一般国民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同时需要培养中高级人才。

1872年9月,政府颁布了《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学制》对学校设置和学校教育作了规定,《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主要是讲述了人人“非学不可”的道理,指出“学问乃立身之资本,凡为人者皆不可不学也。夫迷途失向,陷于饥饿,家破身亡之徒,终皆不学之过也。”

“告谕”提倡教育是为了“国家富强安康”,但是向民众诉说的却是从个人利害着眼的功利主义教育观,这比后来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要实际、进步得多。

在制定、实施《学制》的同时,岩仓使节团的考察,特别是看到美国教育之发达,使政府官员感触很深。他们在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东洋之不及西洋,非才劣,非智钝,唯在于对济生之道用意甚少,于高尚之空谈中度日”。

木户孝允写信告诉国内,要奠定“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木户的话表现了明治政府对于教育的长远战略眼光。

明治政府重视教育的实际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政府经过多年实践,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学制》于1879年废除,此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大学以及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专科学校等,适应国家对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同时,以培养“忠良臣民”、“良民良兵”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教育确立了支配地位。

政府强调普及教育、“国民皆学”,并采取各种措施、主要是财政支持使之实现。《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政府从此把推行义务教育作为长期坚持不懈的政策。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比较早,如英国是1870年,法国为1882年,美国为1918年,德国为1919年,日本则为1872年。不过,日本到1875年虽设立了24000多所小学,入学率却只有35.4%。这是因为受实际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政府还无力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小学办学几乎全靠学生的学费和社会捐助;不少地方的捐助有名无实,实际上是摊派到各户。对于贫困家庭,办学、上学成为不轻的负担,许多家庭还无力送子弟上学。一些地方当局规定父兄不送儿童上学要受处罚,或县知事到各地巡查,或出动警察督促儿童上学。这表明了政府对实施义务教育的重视与决心,但强制做法甚至在有的地方激起反对小学的农民起义。

以后,政府主要从宣传教育、改进教学内容、提高师资质量等方面,吸引儿童入学。从1885年到1895年,小学的入学率从49.6%上升为61.2%,男童的入学率为65.8%~76.6%,已经相当不错了。这除了政府的努力,还有赖于民间的积极性。在江户时代,民间就形成了重视掌握实用知识的风气,设在寺院内,主要教儿童识字、珠算等知识的寺子屋到处可见,有的地方一个村就有好几所。明治年代,家庭经济逐步好转,小学教学也有改进,明显优于寺子屋,于是送儿童上学的家庭越来越多。不过,入学率虽提高了,读完三、四年的却不多。

从90年代起,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的好转,对普及小学义务教育采取了两项关键性措施:一、1896年颁布《小学教员教龄津贴国库补助法》,对在同一学校连续工作5年以上的教师发给教龄补贴,数额为基本工资的15%—35%。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提高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加强了教师队伍。二、1900年8月,公布修改的《小学校令》,规定免收小学生学费,义务教育费由国家财政补助;把义务教育年限规定为4年(原先是三或四年)。

1907年,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7.8%。历时30多年,义务教育制终于实现。这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因为有一大批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即使入了学却不能读毕业,入学率不等于完成义务教育。免收小学学费才真正保证了义务教育的实施,这也真正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

自80年代以来,小学入学率的不断提高,实业教育的逐步开展,国民素质、劳动者素质有所改进,有助于推进富国强兵事业。但是要改善国民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据农商务省1903年的调查,在日本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纱厂里,没受过教育的男工占28.7%,女工为41.5%,而小学毕业的男、女工仅为14.9%和8.1%。这表明实施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长期战略任务,期望很快取得近期显著效应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必须早重视、早落实。

明治政府的另一措施是着重发展了近代高等教育。1873年工部省的工学校开学,专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77年改称工部大学校。同在1877年,对幕府留下的朱子学和洋学的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改组,创办了近代综合性的东京大学,后称东京帝国大学,设法、理、文、医、工艺等部。文部省把教育经费的大部分给了东京大学,从欧美聘请专家、购买图书设备,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科技文化。东京大学是为国家输送官员和其他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1897年后,又相继设立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在仙台)、九州帝国大学(在福冈)。此外还有私立大学,如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到1918年,全国共有大学、专门院校118所。

大学教育和出国留学快速而显著地增强了日本的科技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如1879年开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铁路、1880年下水的军舰“盘城”号、1885~1890年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厂,都是日本人自行设计、建造的。80年代后半期,大企业已普遍聘用大学工科毕业者担任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曾赴英留学、考察,外国的或工匠出身的技术人员被逐步取代。

在发展近代教育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要落后很多。1897年才出现第一所公办小学南洋公学外院;1895年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创建,是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当初仍是一个旧式书院,专攻诗、书、礼、义、春秋,1910年才设经、法、文、格致(理科)、农、工、商、医8科,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

“和魂洋才”与“教育敕语。”

明治政府的改革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指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和魂洋才”。

文明开化的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使保守派越来越按捺不住内心的忧虑和反感。1879年在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德育争论,天皇侍讲元田永孚是保守派的代表,争论的另一方是伊藤博文。此时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已不在人世,伊藤博文(1841~1909)接任内务卿,成为政府主要领导人。元田永孚是横井小楠的门生,他趁天皇视察了学校,便写了天皇圣旨《教育大旨》,指责“最近专尚知识才艺,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风害俗者不少。”强调“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宣明仁义忠孝之道,“道德之学”应以此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也即要求教育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宗旨。伊藤博文撰写《教育议》上奏天皇,进行辨解。元田再写上奏文《教育议附议》,批评伊藤“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阐述了必须“明仁义忠孝”的主张。伊藤博文不再做声,他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此后,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其次是重视历史课,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

问题在于,“须知”对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首先是忠君爱国。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同在1882年,天皇颁发了《赐予陆海军军人之敕谕》,通称“军人敕谕”。因为发现军人受到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竟有军人为了要求开设国会而在行宫前剖腹自杀,当局感到必须以天皇这一最高权威来控制军心。“军人敕谕”经其他人起草、修改后,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1839~1922,原长州改革派武士)定稿。敕谕宣称,遵从神武天皇的传统,朕亲率兵马大权,望子子孙孙永传此旨。然后训谕道:“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其亲殊深。”要求军人应像手足(股肱)一样,绝对听从天皇这一头首的指挥、命令。敕谕列举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五项为军人必须遵循的道德,特别强调“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应“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军人敕谕的要害,是把忠节与政治隔绝,所谓“忠节”就是奴隶般地盲目服从。

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天皇于1889年2月颁布宪法,并定于1990年召开议会。但对宪法还有不同意见,同时政府在修改条约谈判中让步过大,遭到舆论抨击,以致“人心激昂,竞发政论”。当局很担心,不知议会召开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日本于1885年改行内阁制,宪法公布的这年年底,山乡有朋出任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他于次年召集地方官会议商讨对策,同样抱有危机感的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祸根是“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

在山县的主持下,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有关诏敕,以井上为主。井上毅也是横井小楠的门生,长于儒学、国学,富有文才,也曾接受洋学。井上、元田起草的诏敕,由山县上呈天皇。在议会召开之前,天皇于1890年10月下赐了《关于教育之敕语》,通称“教育敕语”。

这个敕语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今天日本还有人吹捧它。全文300多字,为便于了解,把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尊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这是一个神道、国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敕语所说“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主要指天神和神武天皇的“建国”伟业具有深厚恩德,这是国民道德的渊源。正因如此,“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世世代代继承皇祖皇宗的伟业)”。这种“君民一体”的传统,是国家和教育的根本所在。在这里,把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与神国思想、天皇神圣观相拼接,突出忠君爱国观念。敕语有着浓厚的复古、神秘的色彩,同时为适应时代变迁,又加上近代世务观念,即所谓“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展世务”。但归根结底是强调国家主义:重国宪,尊国法,“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贯穿敕语的核心思想,是造就忠孝合一、忠君爱国的忠良臣民。

随后,“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照片)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并规定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全体师生必须向天皇和皇后的“御影”行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大家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后又规定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为必唱歌曲。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加上天天通过课堂灌输“敕语”的思想,很容易潜移默化青少年的单纯心灵。第一高等中学举行恭迎教育敕语的仪式,教师内村鉴三信因奉基督教,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没有向教育敕语敬礼。结果遭到口诛笔伐,并被解除教职。军队里还规定,士兵必须背诵“军人敕谕”。它稍长,如果背不出,要遭罚,甚至被殴打。这是用强力来主宰士兵的心灵。

“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实际上是向国民提出的道德规范。各种解释教育敕语的著作铺天盖地而来,多达三百几十种,影响很大。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以至连言词都统一到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上来,特别是大小官吏、各种团体和市町村的头头脑脑,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不断向民众进行灌输。当年日本国民的极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读过几年小学就很不错了,很容易接受这种无休止的灌输。特别是男子,读小学和服兵役的六七年、八九年灌输,让他们的头脑基本定型、僵化了。男子当家作主,他们的思想又影响着家庭和后代。

思想、道德领域已经显著复旧。国家需要的是“和魂洋才”,首先是保证“和魂”,成为“忠良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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