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国强兵，与万国对峙，其基础是殖产兴业。发展文化教育，实现社会文明，也必须依靠殖产兴业。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在于奖励工业，增殖物产，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
政府破旧立新的改革，如废除关卡和行会垄断，废藩置县，统一币制，设立银行，整顿交通，开办电信，接管幕府和藩的工厂、矿山，都为殖产兴业创造了条件。殖产兴业真正被提上日程，是在岩仓使节团考察欧美之后。同时又采取了配套措施，如地税和家禄改革，发展近代教育等。到90年代基本实现轻工业的工业化，20世纪初重工业得到重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日本用三四十年时间走完了欧美国家一二个世纪的路程。
殖产兴业成功的关键是明治政府大力扶植私人资本，重视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企业界也把“富国强兵”作为自己的职责，在学习西方、引进技术的同时，奉行以“论语加算盘”为象征的国家主义经济观，同样贯彻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方针。
日本的殖产兴业、实现工业化与对外扩张密不可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富国强兵”转向了“强兵富国”，开始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这是“与万国对峙”的必然逻辑，也与军国主义传统相关联。
扶植私人资本并转向私营为主
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设立工部省，负责经营管理从旧幕藩接收的、除军工企业外的一批工厂、矿山。工部省开始实施殖产兴业，主要从事改造、扩大矿山，建筑铁路，经营电信、造船、制铁等事业，但对民间制造业很少予以关注。
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使明治官员们深切地感受到，兴办近代企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考察团回国后，政府根据大久保的建议，1873年11月设立内务省，原属大藏、司法、工部省的劝业、警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大久保任内务卿，主管劝业和治安这两件最重要的大事。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伊藤博文作为左右手，协助大久保推进殖产兴业。
1874年大久保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把政府发挥积极作用视为殖产兴业、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又主要在于引导、鼓励人民殖产兴业。起初，民间尚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新旧企业仍以官营为主，但内务省的目的始终在于引导、推动私人投资。1875年，大久保又提出“明确本省事业之目的”的建议书，要求内务省“不作外表之虚饰”，“专在厚殖民产，振兴民业”。
扶植三菱是明治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典型事例。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4～1885）是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凭借结交权势人物和善于经营，在明治初年的大变动中，以经营海运起家。他的商号1873年改称三菱商店，后又称三菱轮船会社，在竞争中压倒了半官半民的邮政轮船会社。1874年，三菱为出兵台湾从事军事运输，深受政府青睐。
当时沿海航运是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但沿岸海运和外贸海运均被外国公司所垄断，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国际收支赤字。海运还与军事关系重大。日本政府很重视发展海运业，夺回海运控制权。为出兵台湾，政府曾购买13艘轮船给三菱使用。1875年根据大久保的建议，将这批船只拨归三菱所有，又将倒闭的邮政轮船会社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还决定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经营补助费，并命令三菱开辟上海航线。此时，三菱有轮船36艘，一跃而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三菱大幅度降低票价和运费，与美、英轮船公司展开不顾血本的竞争。如三菱把横滨与长崎间的上等船票从30日元降到8日元，三菱上海航线的4艘轮船因降价而一个月亏损2万日元。如此竞争很快迫使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退让，三菱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81万美元，兼并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航线及4艘轮船。接着又经过半年竞争，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横滨至上海的航线。三菱还开辟了至中国牛庄（在今辽宁省）、至朝鲜釜山的航线。在国内的沿岸航线上，外国船舶几乎全被排斥。1877年西南战争中，三菱为政府军承担军事运输，获利122万日元。至此，三菱拥有船舶61艘，职工2100多人。
支持三菱是典型的事例。总的来说，政府致力于鼓励、帮助民间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有的措施几乎没有成效。70年代，有效的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
开办“模范工厂”，进行示范，提供经验，为民间工厂培训工人。这一工作主要由内务省进行，设立了缫丝、纺纱、毛织、制糖等工厂，富冈缫丝所、爱知纺纱所的作用较为显著。如富冈缫丝所采用欧洲先进设备，7年间进厂的女工3238人，来自1道2府26县，不少人返乡后成为新厂的工人骨干。
进行财政补助。政府从正常财政支出、财政准备金和起业公债中提取一部分，补助民间企业。1875—1880年，这类补助金估计约5000万日元，而同期平均一年的正常财政支出为6022万日元，可见补助数额相当大。此外，对工商业主要征收以酒税为主的消费税，1887年7月前免征所得税，1897年前免征营业税，这也是一项重大财政支持。
广设国立银行，拓宽融资渠道。国立银行由私人出资，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成立，起初仅4家。1876年8月，在发行金禄公债的同时，修改了1872年的国立银行条例，规定80%的资本可用年利4厘以上的公债充当（金禄公债均为年利5厘以上），并可发行同等数额的银行券。这样，1879年国立银行激增至153家。1876～1880年，政府纸币流通额增加近2000万日元，而银行券流通额却增加了3200多万日元，融资渠道大为拓宽。
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民间企业逐步发展起来，1884年民间工厂共1981家，工人10人以上的984家，工人100人以上的72家；缫丝厂、纺纱厂占大多数。供出口的生丝生产增长最快，1876、1877年平均年产量为200万斤，1883～1885年达429万斤。
不过，殖产兴业也存在问题。一是通货膨胀，金融不稳。国家财政、殖产兴业资金靠大量发行政府纸币、银行券来支撑，而两者均不能兑换硬通货。这就导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商业投机盛行，外贸入超增加，金银继续大量外流。这归根到底不利于殖产兴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二是官营企业经营不善，除矿山、铁路、电讯、军工企业外，几乎都陷于亏损状态，成为财政负担。而且，官营企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在原料采购、产品出售等方面与民争利，不利于殖产兴业的进一步发展。这遭到民间、舆论界的批评，政府也很快认识到这一点。
1878年5月，大久保与一位官员谈话，把维新事业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创时期，第三期为守成时期，而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为第二期，“该期乃最重要之时期，整顿内治，繁殖民产，皆在此期，利通虽不才，决心充分尽内务之责”。大久保始终念念不忘“繁殖民产”，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却不幸在前往官署的路上被反动士族刺杀。木户也已先他一年去世了。伊藤博文继任内务卿，与大藏卿大隈重信二人一度是政府的两大台柱。
1880年，政府把整顿、健全财政金融与出售官营企业、促进民间资本联系起来考虑对策。这一年，伊藤博文就任财政整理委员，与大隈重信共同着手整顿财政，并于11月决定把军工、铁道、电讯之外的官营企业出售给民间。1881年10月松方正义任大藏卿，继续整顿财政金融、出售官营企业。
松方正义认为，民智民力既已开发，就要重视“人民自为之进步”，如果政府仍然“好事贪功，反而挫折人民自主独立之气势，养成百事依赖政府之风习”，“其弊害大不可测”。从1882年到1893年，出售官营企业25处，加上1874年一处，共26处。其中金、银、铜、铁、煤的矿山12处，还有造船、缫丝、纺纱、玻璃、水泥、酿造等企业。出售的价格一般都低于原来的投资额，多数为投资额的一半左右至1/4左右，有些甚至更低。而且，价款可在25至55年内偿付，不计利息，等于无偿送给私人经营，然后以部分利润偿付价款。出售官营企业为三井、三菱、古河等政商扩大或奠定了经营基础。同时，从官营为主转向私营为主，也使这些企业和整个近代企业界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此后，政府继续以补助金、银行融资、免除关税等支持民间企业。
整顿财政金融的主要措施是：紧缩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以实现财政盈余，从而回收纸币和增加硬通货储备；命令国立银行限期回收银行券，以后都改为普通银行；1882年成立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并于1884年发行可与银兑换的纸币。80年代中，通货紧缩结束，财政金融恢复正常。
整顿财政金融的几年中，物价大跌，如米价跌了一半多，农民的地税负担变重，增收消费税、地方税也主要加在农民头上，大批农民因欠税而其土地被政府拍卖，或因欠债而丧失土地，不得不到城镇出卖劳动力。同时，土地、资金进一步集中到商人、地主手中，他们有可能用资金、地租进行工商业投资。这样，依靠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进程，人称农村是日本国内殖民地。在此之前，通货膨胀使金禄公债贬值，大批士族破产，金禄公债集中到商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资本原始积累另一重要进程。政府强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政府以主要取自农民的财政收入来补助私人企业，并将耗资巨大的官营企业优惠售给私人，充当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直接承担者。
随着财政金融的稳定，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加之国际上银价下跌有利出口的刺激，以及国内交通运输、电讯的扩展，80年代中期投资兴办企业的热潮首先出现在铁道业，随即扩大到纺织业、矿山业以及其他行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1893年，私营铁道会社15家，营运铁道2200多公里，国营铁道约900公里。同年电信业已架设约6000公里的电线。1883—1893年，纺纱厂从16家增至46家，纱锭从4万3000个增至近48万个。器械缫丝成为生丝业的主流，20年来生丝产量增加了7倍半。90年代中期，以棉纱、生丝部门的机械化发展为标志，基本实现轻工业的工业化，殖产兴业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
在殖产兴业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看到日本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苦心和作用。在欧美国家，当资本主义初起时，国家和政府都起过“助产婆”的作用，在后进国家这种“助产婆”更是不可缺少的。近代中日发展道路的不同，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政府有否起这种“助产婆”作用，是否大力扶植私人资本。清政府和洋务派，既没有进行改革，推动资本原始积累，更强制推行“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府独揽大权，屈从外国压力，冗员糜费惊人，严重地束缚、阻碍了私人资本的成长。正如郑观应在《商务叹》中所写，“名为保商实病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如清政府对待轮船通商局与日本政府扶植三菱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经济战国”与“论语加算盘。”
殖产兴业的成就，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离不开民间的努力。幕末和明治初年，不仅政治发生大变革，工商界的的升降沉浮也很激烈，人称这是一个“经济战国”年代，明治企业家绝大多数是在大变动中崛起的。
江户时期有一批专为幕藩服务的特权商人，他们大都集中在三都尤其是大阪。在“经济战国”年代，他们多数都没落、破产了。不可抗拒的时局动荡使他们每况俱下，他们自身则习惯于依靠幕藩给予的特权，保持祖传家业，因而决不冒风险，缺乏进取精神，无法适应“经济战国”的急剧变动。以大阪豪商来看，明治初年破产的24家，衰落的2家，保住家业的仅8家。
在殖产兴业大潮中崛起的，大都是新人。一部分是城镇商人和平民，他们事业欲旺盛，富有进取心，在近代企业兴起之初，在最有风险的时候，敢作敢为，抓住了商机，一跃成为新兴实业家，如大仓喜八郎原是小商人，浅野总一郎原是柴炭商，安田善次郎是学徒出身、1865年才开汇兑店。另一部分是由武士投身工商界的，他们大都是会社（公司）型企业家，在股份公司担任重要职务，其代表是涩泽荣一，有的则是个人型企业家，如岩崎弥太郎、五代友厚等。至于旧富豪涉足近代企业，较早的只有三井、住友等例外的几家，因为他们的掌柜有眼光，紧跟上了时代步伐。一般旧富豪要到90年代后期，才不再犹豫观望。
明治初年，虽然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企业家，但工商界的整体状况并不适应国家和时代的要求。人称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1）对此深有感触。涩泽出身豪农家庭，青少年时就随父经商，后来取得武士身份，幕末留学法国，并考察了英、意等国。明治初回国，崭露了经商才干，被邀任职大藏省，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官至大藏大丞，协助执掌财政，经常与商界、企业界打交道。他深感“以今日之商人毕竟不能使日本之工商业得到改良进步”，于是弃官从商，力图以身作则，“提高商界的权利意识”，“谋求工商业之发达”。他长期担任第一国立银行行长、东京商法会议所和商业会议所主要领导人，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
涩泽指出了工商界的主要问题，一是官尊民卑思想严重，“旧来卑屈之风尚未清除，对于在官之人只知站正低头，毕恭毕敬”，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依赖思想严重，缺少创办近代企业的进取心。二是不少人“只知争锱珠之利”，目光短浅，缺乏商业道德，甚至“欺诈百出，诬冒万变，以至破产败家者比比有之。”这也是导致社会上尊官贱商的原因之一。
为提高商界企业界的素养，在政府的支持下，涩泽荣一等人在东京和全国各地成立了商法会议所，其宗旨是“讲商法，议商则，改善一般通商之成规旧惯”。商法会议所后来改为商业会议所。涩泽最重要的活动是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他说自己1873年辞官经商时，“心里有所不安，想到今后要在锱珠必较中渡过一生，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呢？此时我想起了以前学过的《论语》。”他认为可以按照《论语》关于修己处世的教谕来经商牟利，他在晚年自信自豪地说，40余年来，“自问这期间我没有违背过《论语》，而且也不曾拨错过算盘。不管怎么说，我的银行也是有着相当的成就，不失为东京市内头号大银行。因此我有资格说，《论语》和算盘完全一致。”
涩泽对《论语》重加解释，以求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轻视鄙视商人、买卖的旧风气，致力于提倡“义利合一”、“义利两全”。涩泽的基本思想，是以“公益”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离不开工商业，“商工乃富国之本”，“欲强国必富国”。
他说一家之中最宝贵的不是别的财物，而是生死攸关的米柜。工商业则是当今国家和社会的“米柜”，他就是身体力行这“米柜主义”。他用这个比喻来强调工商的极其重要性，以提高工商界的地位和自尊。他指出，“我国现今之急务，是努力使一班人心拂去缪见，并提高商人品位，驱使人才投向商业界”。另一方面，他认为工商业不能脱离国家、社会而存在，因为“其职分完全是公共性的”，必须为国家、社会效力。只要“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这才是值得追求的“真利”，这种“利益”是正当的，符合“大义”的。这样做了，也就能“拂去谬见”，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
因此，涩泽认为：“公益与私利是同一的。公益即是私利，私利能生公益。不能带来公益的私利，不是真正的私利。”
工商业者应当确立商业道德，“正当的利益，正当的富有，必须同道德相一致”。完善的商业道德就是以“爱国家”作为行为准则，否则，任何实业都失去价值。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念。同时他又指出，“所谓实业，无疑以谋求利殖为本旨。若商工业无增殖之效，商工业即无存在意义。”
他甚至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这与旧时的重义轻利思想存在区别。
涩泽的“论语加算盘”象征着近代日本的经济伦理观念，是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也维护了工商界的应有地位和利益。在当年，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日本民族的最高任务，而殖产兴业的事实也证明“国益”、“公益”与工商业者的利益是合一的。涩泽思想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并推动一大批士族和其他人，为“富国强兵”而投身工商业，促进了殖产兴业的发展。鉴于日本资金不足，为了能与外资对抗，政府一直重视兴办“合本会社”即股份公司，涩泽荣一毕生鼓吹“合本”。在银行、纺织、铁道部门，很多企业都是“合本会社”，其中起带头作用的企业——第一国立银行、大阪纺织会社、日本铁道会社，都是涩泽为主发起创办的。士族在合本会社中起主要作用，在明治年代的全部企业家中，士族出身者占48%，他们不仅本身怀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并影响了整个企业界。
在当年，为国家而殖产兴业的想法，不仅企业界有，工人中也有。如富冈缫丝所在群马县建成招工时，有谣言说女工要被抽血取油，无人前往。政府便召集武士女儿进厂，许多武士及其女儿都怀着为国家的使命感而积极响应。原松代藩有16名武士女儿应召，其中有原家老（藩的最高官员）的女儿。当她们出发时，一名应召女工横田英的父亲对她叮嘱说：“要谨慎用心，不要有损国名、家名。入厂后诸事尽心学习，他日此地建立缫丝厂，可以胜任工作。”她们在厂里是模范女工，横田英回乡後，参与了缫丝的六工社的建立，成为指导女工。当然，各地工厂也往往以“为国家”的名义，要工人加班加点，甚至累得精疲力竭还要拼命干活，如电影《啊！野麦岭》所描写的。
任何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都不能不受一定道德规范的约束，服从“公益”需要也是共同的要求。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公益”的内涵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
政商和财阀的形成
在殖产兴业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一批政商和财阀。不了解政商、财阀，也就很难理解日本近现代的经济、政治发展。所谓政商，即与政府相互依存，受到政府特殊庇护的商家。政商一般都发展成为财阀，即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要类型。
政商的最初亮相是在戊辰战争期间。王政复古和政府军初战告捷，特权商人看清幕府大势已去，先后转向支持新政府。当时，新政府的财政几乎空空如也，三井、小野、岛田三家大金融商业资本接受了新政府的命令，立即提供了巨额献金、借款，为新政府和政府军解决了燃眉之急。提供借款的还有三都的其他特权商人和地方特权商人。后来，三井、小野、岛田三家为明治政府承办汇兑和发行纸币等业务，缓解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
在一段时间里，对于原特权商人，明治政府只是随心所欲地、强制性地加以利用，大部分特权商人都破产、衰落了。1874年，政府突然决定，三井等三家必须限期缴纳担保财物，数额为每年所办公款的约三分之一。小野、岛田因此破产，三井幸好从外资银行借到款项才渡过难关。
乡镇豪农豪商曾大力支持反幕倒幕斗争，他们都是地主商人一身二任。明治年间，地税改革首先满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一部分主要向地主发展；同时在殖产兴业的潮流中，他们的另一部分主要向传统产业发展，经营规模不大的缫丝、织布、制茶、蚕种、食品加工等产业。
政府特别加以支持的是一批政商，明治初年就支持三井、三菱，70年代中期决定选择有足够资金、善于经营的特定商人加以扶持。其中有原特权商人三井、住友等，有在倒幕维新变革期起家的岩崎（三菱）、安田、古河、大仓、浅野、藤田（原长州武士）等，有弃官从商的涩泽、五代（友厚）等。
这些政商，在投资、经营、收益等方面，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如三井是开当铺、酒坊起家，后扩大经营绸缎、钱庄和其他买卖，但幕末已面临困境，生丝贸易大量亏损。投靠、支持新政府后，三井获得多种照顾，如存储汇兑政府经费、代收代缴地税、代政府输出大米、包销官营三池煤矿的煤炭等，迅速获得巨额利润，又优惠购进了官营的富冈缫丝所、新町纺纱所。三菱受惠之大已如前述，还购进了官营长崎造船所和二家金银矿。
政商们迅速积聚了资本，扩大了投资门类和经营规模，在产业界确立了优势。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前后，形成一批财阀，几乎都由政商转变而来。
日本的财阀，是以家族资本为中心，支配直系、旁系公司，进行多方面经营的垄断资本。财阀可分为综合财阀，即三井、三菱、住友三家，它们进行多种经营并有大银行；以金融为中心的财阀，如安田、涩泽等；以产业资本为中心的财阀，如浅野、古河、大仓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四大财阀，三井在金融、贸易方面的优势突出，三井银行占全国银行存款的1/3，三井物产占国内贸易的22%；三菱的主要优势在海运、造船部门；住友的主要产业基础是铜的采炼、制作；安田则以金融力量支配其他企业。
政府扶植政商、财阀，遭到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指责，后人的不少著作也对此有所批评。当年，福泽谕吉不止一次地发表文章，为政府辩护，他写道：“西洋之豪商投资我国，欲控制商权，我国唯有扶植豪商与之抗争。”福泽所言确是实情，三菱与美英资本的海运之争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只有政商、财阀才有资本、能力经营金融、贸易、矿山、海运等重要部门，因此这些部门没有被外资及其代理人所控制。
政府为了阻遏棉纱输入，70年代末曾购买10套2000纱锭的精纺机，贷给士族、民间经营，另外还代民间买了3套。因受制于民间资金不多，这些厂规模太小，并使用水动力，经营都不理想，有的倒闭了。1882年，涩泽荣一发起，华族、政商和其他商人合资25万日元，开办大阪纺织会社。它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1万多纱锭的设备，并采用蒸汽动力和电灯照明，日夜两班开工。1883年投产一炮打响，盈利良好，3年后资本增至60万日元，纱锭达3万个。在它的带动下，激起了投资大纺织厂的热潮，棉纱的输入日益减少，输出不断扩大。这也表明殖产兴业要有成效，必须有足够的资本。
纺织、电力和民营铁道都是靠股份资本发展起来的，很少有财阀资本。但是，当年非政商、财阀的民间资金到底有限，股份公司型企业在明治年代一直居于政商、财阀等家族型、个人型企业之下，到一次大战前后才占有优势。这也是政府扶植政商、财阀的背景。
如此说来，扶植政商、财阀是否就没有问题了呢？并非如此，政商及财阀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是家族封闭性。财阀虽然在经营方面聘用族外人才，大都由族外人主持经营，但财阀总公司的资本全部为家族所有，不对外开放。如三井总公司三井合名会社的资本，为三井11家所有，由各家长子单独继承，不得转让也不得分割，11家的三井同族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三菱总公司三菱合资会社的资本为岩崎两家及其长子长孙所有，次子、次孙有少量股份，但对经营无发言权。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祖传家业世代延续，这是财阀的最高准则。其二是进行杂货铺式的经营，看到那里有利可图，就进行投资或兼并，五花八门，缺少内在联系。这样做是为了不冒任何风险。其三是过分依赖政府，只要满足政府的需求，为政府效力，就能使利润、家业得到保证。
因此，财阀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财阀一心只想保持家业，加上家族封闭性限制了调度资金的能力，因此不敢向投资大、有风险的领域发展。明治、大正年间，这些财阀除了有一些矿山和三菱有造船厂之外，几乎没有向其他重工业投资，其产业基础有很大局限性。财阀过度依靠政府，与扩充军备关系密切，养成了注重政府关照的依赖性。财阀的杂货铺式经营，不利于加强其经营基础，并阻碍了一般民间资本的发展，加剧了财阀与民众的矛盾。
这些缺陷没有引起财阀和政府的重视。正是上述保守性，使得财阀于20世纪30年代与军部结盟，把日本拖上了大规模对外侵略的危险道路。
从“富国强兵”到“强兵富国。”
日本要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强国，富国与强兵不能分开，两者具有同等重要性。但是，在富国的基础上实现强兵，还是依靠强兵去实现富国，是两种相反的发展道路。明治初年，政府致力于建立新式军备，对外已显露武力扩张的锋芒，1874年出兵台湾，1876年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然而，政府的总方针还是富国强兵，把殖产兴业摆在首位。
大久保利通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强调指出，劝导奖励人民发展工业，增殖物产，充足财用，是政府和官员“至要至切之急务”，是“当今行政之根本”。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国富才能兵强。他指出，“如果财用不足，上下为衣食奔走，无暇顾及其他，即使有海陆军备之严，学校教育之盛，但徒属虚美，国非其国。古今万国其例不鲜。”大久保的这一主张，代表了当时政府内的主导意向。
1877年西南战争后，国内大规模用兵宣告结束。1878年12月，兵部省的参谋局被改组扩大为单独的参谋本部，它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调查中国的地志兵备，为以后的武力扩张做准备。参谋本部的成立，标志着以对内用兵为主转向对外用兵为主，标志着日本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多年任陆军卿的山县有朋，为首任参谋本部长。早在1872年，他就提议增兵，并说：“现今兵部之目标在于内，而将来则在于外”。1880年11月，他将参谋本部调查、整理的《邻邦兵备略》六册上呈天皇，并在上奏文中力陈扩充军备是“燃眉之急”。在富国与强兵的关系上，他的立场与大久保截然相反。他宣称：“方今欧洲议论兵之多寡，较议论国之贫富为急。”日本也必须把强兵摆在首位，“当今兵备之急，犹渴之于饮，饥之于食……兵强则民气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贸易之利益，始可蓄国民之劳力，始可保国民之富贵。”总之，在山县看来，强兵为本，强兵至上，强兵就是一切。山县还危言耸听地说：“今如言富国为本，”则“叛军卖国之贼，将群起而不可御也。”
山县鼓吹强兵，自然不在于国家防御，而是着眼于对外扩张。此后，山县和陆、海军卿不顾国家财政仍然十分困难，一再要求加大加快扩军步伐。1881年7月，明治天皇敕谕如数拨付军方提出的扩军款项。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汉城起义士兵杀死日本的军训教官和亲日官员，数千朝鲜民众包围日本公使馆。花房义质公使放火焚烧使馆，带领使馆人员挥舞武器冲出包围，逃到仁川，搭乘英舰逃回日本。这次事件是因为1876年“江华条约”后，日本不择手段的掠夺，激起朝鲜人民的愤恨。
日本当局利用壬午兵变，在国内煽动扩军备战，并决定不顾“招惹人民之怨恨”，采取“非常税收”办法，增加军费。1882年11月，天皇在宫内召见地方官员，面谕为扩充军备而增征捐税，宣布“圣旨”说：“汝等身为地方官，应深体朕意，保证贯彻执行。”12月，天皇又向各省卿颁发诏敕，宣称过去“休养民力，培植根本”的方针，“唯考虑内政之急”，但已不适应“方今宇内形势”，也就是说扩军比内政更重要。80年代，平时军费竟占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左右，1892年竟达约30%。1883年陆海军都提出了庞大的扩军计划。日本海军要求8年内增加48艘军舰，而从幕末到1882年日本军舰不足20艘。
日本走上“强兵富国”的道路，这是毫不足怪的。“与万国对峙”的立国目标，强烈的军国主义传统，使日本很容易走上这条道路。就当时来说，对内大规模用兵一结束，日本统治集团就迫不及待地转向“强兵富国”，是要以“强兵”来转嫁、排除“富国”面临的困难。
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列强的经济侵略，以及日本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严重阻碍着日本的富国进程。从明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松方整顿财政、紧缩银根而减少输入的5年外，几乎连年严重入超。1868～1881年平均每年入超1200多万日元，而正常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不到7000万日元。这样巨额的入超，主要是棉纱和棉毛织品大量进口造成的。连年入超使大量金银不断外流，1871年政府曾试图实行金本位制，可是后来市面上根本不见金币的踪影，纸币也无法与银币兑换。1887年起，由于投资热和棉纺业的扩大，需要从欧洲输入机器设备，并从英国殖民地印度输入棉花，再次连年巨额入超，金银又大量外流。
而且，不管日本政府和民间作了多大努力，对外贸易一直被外商一手操纵，1874～1893年外商占日本输出总额的比率，最低的年份为81.3%，平均每年为84.5%。曾任农商务次官的前田正名，辞官后在全国开展夺回商权的活动。他描述了外商控制外贸的情景：“我商贾欲贩卖物品予外商，恰如往昔百姓欲贡纳物品于诸侯之前，彼等曲膝低头猥集于外商门前，恳求‘务请买下我之货物！’……”外商往往以不符合质量来压价，使日本损失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殖产兴业的资金受到极大的限制。解决尖锐的资金问题，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借外债。明治初年借过两笔外债，后来政府鉴于埃及、土耳其因大借外债而受制于列强的教训，坚决不再借外债。二是从国内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抽取资金。但农民的负担已经过重，松方财政已再次引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浪潮。为了缓和、稳定国内局势，明治政府采取了第三种办法，即把对外掠夺作为解决资金短缺的重要出路，并表现得极为贪婪、凶狠。
当年日本的对外侵略，也同扩大国外市场、获取原料有关，但早期的侵略首先在于掠夺资金，加快资本原始积累。根据“江华条约”，朝鲜开放釜山、仁川和元山，日本商人纷至沓来。他们开始时输入的绝大多数是廉价陈旧的欧洲洋货，却以三倍的高价卖给朝鲜人，这种中介贸易在80年代仍占很大比重。日本商人的另一种掠夺，是以“买青苗”的办法低价收购朝鲜农民的大米、大豆、人参等产品，运回日本以几倍甚至五六倍的高价出售；1892年一年朝鲜出口的大米、大豆约达180万日元。对日本更为重要的，是掠夺朝鲜的黄金。1882年日本各银行在朝鲜开设分行，用欺骗手段，掠夺式地“收购”金银。到甲午战争前，日本从朝鲜输入黄金价值835万日元，占同期日本所得黄金的68%。松方整顿财政急需金银，从朝鲜输入黄金激增，相当于日本所产黄金的4倍。后来，日本向中国勒索甲午战争赔款，显得尤为凶狠惊人。
“强兵富国”给日本经济打上深刻的军事烙印，使日本经济直接或间接地严重依赖扩充军备和武力扩张。日本的重工业中，军事性特别显著。明治年代，在机械工业、钢铁业中，官营工场占主导地位，它们都是制造武器和舰船的军工企业，或主要是为军需服务的。财阀及其他民间的矿山、冶炼业、机械工厂也与军工生产、军事订货密切相关。不仅重工业有明显的军事性，在军费比重极大，连年大规模扩充军备的情况下，其他工商业也直接、间接地依存于军事订货。
日本把“强兵”作为“富国”的捷径，确有近期效应，但是物极必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