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论语》学习篇所载曾子的话，即他主张的修养方法。意谓他每天要从“忠”、“信”、“习”三个方面不断检查自己：为别人操心办事是否尽心，同朋友交往是否有信用，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无复习？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个人，只有不断地检查自我，每日自省，及时找出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并不断地改进，从小处则可提升自我修养，从大处则可避免陷入名利纷争而明哲保身。
1.事事反问自己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译：孟子说：爱别人但得不到别人的亲近，便反查自己是不是尽到仁爱之心了；治理人却没有治理好，便反查自己是不是尽到智虑了；礼貌待人，却得不到理睬，便反问自己是不是还不够恭敬。做任何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都要反过来问问自己哪些地方还做得不够好，自己本身做好了，天下的人自然都会归附他。
人们不该对自己迁就随便，这只会让人性的弱点放大，渐渐难以控制。内因是决定一切的，只有管住自己，外部环境才不会更加恶化，特别是在困难面前，解剖自己，从自身查找不足，这才是解决困难的关键，人们是不应该怨天尤人的。在求知的道路上，一个人最怕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敷衍了事。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生活中，如果自己降低目标，不求卓越，他就没有勇气干大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宽恕自己的平庸是人生的最大错误，它使许多属于自己的成功机会白白溜走，让人悔憾无穷。
北宋名臣王安石在年轻时，就有不俗的志向，他多次对人说：“人生一世，当建功立业，造福万民，名垂青史，这样为人，才不虚度此生啊。”为了实现他的志向，王安石勤奋读书，对自己要求甚严，无论有任何事，他都不耽误当日的学业。一次，王安石病倒了，躺在床上，他还是坚持看书。大夫劝他休息，王安石说：“病可以痊愈，但书一日不读，我就可能被别人落下。我的前程全靠读书赚取，我不敢懈怠啊。”
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很好，在别人的赞颂声中，他还是不停地修改。有人说他自讨苦吃，王安石便说：“在你们眼里，我的文章也许真的不错。可若是给大学问的人看了，一定还有很多不足，我不该满足你们的夸奖，而使自己不再提高了。这样，我才能走出家乡的狭小天地，担当起大任。”
王安石刚到朝中做官时，只是一个管理司法事务的小官，很被人轻视。王安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像不得志者那样消极沉沦，他还是苦学本领，丝毫没有改变志向。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现在官小职微，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如果我眼下懒散堕落，那么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
王安石不和别人同流合污，不少人因此攻击他，想把他赶出朝廷。他的朋友一次好心劝他说：“你官职低微，偏偏又和他人作对，这样下去是不能立足的。你应当和他们主动来往，增加感情，一些俗事不想干的也要干一点，这对你有好处啊。”
王安石说：“和小人交往，自己的人品、情趣势必会低下，以后再想改正都难了。我不能这样放纵自己，否则，我的一生也许都要毁了。”
王安石恪守本分，从不满足于别人的夸赞，事事后问自己，不断进取，最后终于当上了宰相。
王安石读书不讲借口，做官不肯随俗，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虽然一时受挫，但是终能脱颖而出，可见他的做法是十分明智和正确的。
有些人总是不肯检讨自己的错误，他们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这是对自己要求不严的表现。从思想上放纵自己，行为上就难保正当，纠正就更不可能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就会越来越严重。
唐玄宗时，杨国忠靠着杨贵妃的关系，不学无术的他竟当上了宰相。
杨国忠有权有势，便一门心思大肆捞钱。他虽是宰相，但却兼职四十多个，个个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肥差。
有人提醒杨国忠说：“你为一国之相，就要学一点真本领，这既能让皇上看重，也可以使百官服气。现在你只在意钱财，却无心学习治国之术，这是不行的。”
杨国忠说：“我有娘娘撑腰，还怕别人能压倒我吗？”
那个人说：“有治国之才，才能处事不出偏差，不惹祸患，这才是你的真正依靠。你不处处倚仗他人，自己才会永久不倒。”
杨国忠听不进良言，做事却是更加大胆。他见安禄山被玄宗宠信，十分嫉妒，竟当面向安禄山索要重金。
安禄山也很骄横，他一口拒绝杨国忠的勒索。杨国忠一怒之下，便诬陷安禄山谋反，他对玄宗说：“胡人非我族类，他迟早会造反的。听说他现在私招兵马，积聚粮草，这就是他将反的前兆啊。”玄宗有了怀疑，于是几次传召安禄山入朝，以为试探。安禄山每次都应召即来，玄宗便解除了戒心。杨国忠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逼反安禄山，以证明自己的诬陷正确。这时，杨国忠的一个心腹说：“你逼迫安禄山造反，虽可以解一时之气，但事情的后果就难以预料了。依我看来，你若这样做事，安禄山造反，一定会天下大乱，人们追查原因，所有人都会怨恨你。到了那时，你还会有利吗？”杨国忠不相信这些，他只想宣泄私忿。他派军队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所，把他的宾客全部杀死。安禄山反叛之后，第二年就攻陷了潼关。杨国忠随玄宗逃亡，在路上被群情激愤的士兵砍下了脑袋。杨国忠自己无能不说，做事也不考虑后果，他的死全是自找的。他没有限度地放任自己，终于玩火自焚了。
〇决策做到心高气不傲
作为一个人，尤其是领导一个团队的领导人，要做到心高气不傲，既能有效地保护自己，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战胜盲目自大、盛气凌人的心理和决策作风，凡事不要太张狂太咄咄逼人，并且还应当养成谦虚让人的美德。这不仅是有修养的表现，也是生存发展的策略。巧妙的掩饰之所以是赢得赞扬的最佳途径，是因为人们对不了解的事物抱有好奇心，不要一下子展现你所有的本事，一步一步来，才能获得扎实的成功。倘若你处处表现卖弄、志得意满时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这样不被别人当靶子打才怪呢！所以无论你有如何出众的才智或高远的志向，都要时刻谨记：心高不可气傲，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了不起，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必须审时度势，尽量收敛起锋芒，以免惹火烧身，影响前程甚至危及生命。与此相对应，遇到反对的声音时应尽量做到化敌为友，而不是把自己的下属当成敌人。
一些领导者认为下属像一部机器，开动它的时候，要它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绝对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有这种思想的管理者，不会得到下属的爱戴。另一方面，下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对于工作素质及效率均无好处。
也许那些领导者说得对，人好像一部机器，但他们却忽略了机器也需要休息的道理。机器不能在室温不适当的环境下工作，机器亦需要加油，更需要在适当的时间停下来，否则机件过热，影响工作。如果上述的管理者真懂机器的话，就更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让下属得到休息。
时至今天，为所欲为的领导人仍不少见，实际上这样的人只是一味地在用权力说话，根本谈不上领导方法，其结果也只能是走向失败。
2.自谦受益，自负受损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
译：孔子平时杜绝四种毛病：不主观臆测，不绝对武断，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
臆测、武断、固执、自以为是，是一般人的痼疾顽症。它是以“我”为核心表现出来的一种自我膨胀的极端心态。如果把这种心态带到工作决策中去，就会感情用事，缺乏理性的指导，一些所谓的有勇无谋之辈即经常义气用事，结果往往不得善终，领导者要杜绝这种顽症需要在道德的自我修养上下工夫，修身养性，才能使自己逐渐趋于理智。
在纷纭变幻的战争环境里，良好的个性修养，是正确运用谋略的必要素质。有许多勇将就是毁在自己的性格弱点上。常胜将军、三国时的忠勇之士关羽就是一个毁在自负性格上的人。他自负地拒绝与东吴联姻的故事就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势形成以后，三国之间的“伐谋”与“伐交”的活动就融合在一起。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孙、刘、曹三家都在积极地活动，千方百计地争取盟友，破坏对手的联合。因为三家势力基本均等，所以被孤立的一方就处在非常危险的地位。
刘备在汉中击败曹操以后，自立为汉中王，曹操闻讯大怒，决定联吴抗刘。东吴接到曹操的来书之后，文臣武将议论纷纷，联曹抗刘的问题一时难以定夺。当时关羽镇守荆州，荆州是孙权日思夜想希望夺回之地。但一向谨慎、擅长权衡利弊的孙权没有马上决定联谁抗谁的问题。他一面好言打发走曹操的使者，另一方面又派诸葛瑾去荆州替自己的儿子说亲，以便探听关云长的虚实。这个决定表现了孙权精明、谨慎的性格，显示了他的谋才大略。
而可悲的是，不可一世的关羽由于自高自大，对当时的局势看得不甚清楚。他自认为自己勇冠三军、谋略在胸，只需殚精竭虑，便可保住荆州，对于联盟抗战的政治谋略却缺乏一点头脑，以致在诸葛瑾表述了孙权想与关羽结为亲家，使“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时，关羽盛气凌人地道：“我关羽的虎女怎么能嫁给孙权的犬子？”诸葛瑾被堵回去，报告给孙权，孙权闻言，下定决心联曹破刘，夺回荆州。
孙、曹联军与关羽决战于荆州。由于联军兵多将广，关羽四面作战，疲于应付。所以，虽然有后来的水淹七军之功，但在战略上还是一步步被动起来，最后终于败走麦城，走上了亡人失地的道路。
良好的性格修养，是冷静、准确地运用谋略的必要素质。一个狂傲的人很难全面把握局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从这一方面来看，关羽的军事失败也可说是一种性格悲剧了。
同为刘备手下的庞统因不听劝告而命丧落凤坡。庞统号称“凤雏”，是与“卧龙”诸葛亮齐名的谋略之士，但他却中道死去，给人留下了许多遗憾。
庞统初到刘备帐下时，资历浅，急于建功立业，以便使龙凤相齐。所以，在这种急于求功的心理支配下，庞统决计攻打雒城。在此之前，诸葛亮早有书信来，告诫刘备和庞统切勿操之过急，一定小心从事。可惜庞统看了诸葛亮的信后，认为诸葛亮怕自己取了西川，成了功业，而故意写信阻拦。所以，当刘备劝阻庞统不要急于进兵时，他说：“诸葛亮以信相阻，是不想让我独成大功，希望主公拿定主意。”坚决要求出击雒县。
庞统统率军队，迤逦前进，前去攻打雒城，走到中途山脉连绵处，抬头一看，两山逼窄，树木丛杂；又正值夏末秋初，枝叶茂盛。庞统心中有感，勒住马问：“这是什么地方？”军内的几位新近投降的军士回答说：“这儿名叫落凤坡。”庞统惊讶地说：“我道号叫凤雏，此处名为落凤坡，恐怕对我不利。”急令军队后退。只听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可怜一向神机妙算的凤雏庞统就这样死于乱箭之中。
庞统惨死落凤坡的故事告诉我们，主观武断、喜功好胜的个人名利思想，常会堵塞智慧泉水的涌流。所以，兵家强调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谋略家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才智，更需要有成熟的思想修养。没有个人杂念，专一破敌，才有可能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审时度势，认真研究对手，想到多种可能性，提前作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
善于神机妙算的庞统死于落凤坡，并非天意有数，全在人为不足。所以身居领导职位要善于养心，孟子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欲望少了，心境自然就会超凡脱俗，另外，自以为是，不善听劝告也是庞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〇过于自信非优秀领导
绝大部分的领导都对他们自己的决策给予太多的自信。这样不仅会伤害到自己，甚至给自己以后决策带来副作用。
有许多过于自信的领导，常常能给别人留下有才干的印象，比如“敢作敢为”、“当机立断”，“胸有成竹”……，但是在决策中，他们却不止一次犯下严重的错误，往往第一、第二次错误能让别人理解，可是第三次错误之后，下属终于明白：过于自信就是他们“触礁”的根源！换句话说，这些过于自信的领导绝不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
过于自信的领导，是作不好决策的，因为他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无法了解自己，也难以和他人沟通，往往使决策变形。
一个领导，既不能了解自身的决策方案，也不知道竞争对手的决策方案，这样的领导，要求他作出妥善、正确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失败是他惟一的结局！
有许多事实表明：绝大部分的领导都对他们自己的决策给予太多的自信。有很多领导对他们所相信的决策过于自信，受到伤害，甚至给自己以后决策带来副作用。
如果真能从过于自信中吸取教训，明白自信是决策所需要的，而过于自信——自负则是决策不需要的，那么领导在作出决策时，就掌握了“适度”法则。
喜好当场作决策却毫无事前计划经验的领导，经常以为：“我有充分的能力与足够的相关经验，因此我的判断必然是可靠可信的。”但机警的下属在听闻这种说法时，总会知道：“大概他又在吹了！”
发挥整个管理群的集体智慧与经验来参与决策，远胜于只依靠领导的个人决策。一个完整的、设计良好的、详尽的轮廓或计划，将大为减低造成不必要失败的危险性——它至多只是将决策后延一些而已，但如决策不当或鲁莽从事，很可能将造成致命的伤害。
身为领导的决策者，如果要改掉过于自信的毛病，首先要承认无知——即承认事实上还有许多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然后主动去搜集、了解它们，创造出一个清楚无误的决策方案。
为你的决策明白地做出一个方案，是防止你在判断上过于自信的一剂良药。仔细地界定问题通常有助于你去了解困难的所在。仔细列出决策所需要的情报，是更进一步抵抗过于自信的武器。
另外，作为决策者必须牢记，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世界上所有已知和未知的知识，如果领导者都懂得这一点，就不会作出失败的决策来了。
你要知道的是，这里所说的是针对“过于自信”，而不要因此打击了自己“执行的自信”。这也就是说，领导者在作决策时，应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在执行时，他又该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不幸的是，仅有极少数人士才能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角色转换时机上掌握得恰到好处。
当你收集情报或作决策之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审慎思考问题，考虑你所可能有的选择，列明其幅度范围或可能性，权衡其可能性——好处与坏处都要包括在内。
但在时机已迈入执行决策阶段时，只想正面的好处向前冲，使尽全力以求成功。说服其他人各就各位，狂热地投入工作。当你能以这种方式将过度自信导入正轨为你所用时，那你就已把它掌握好了。
一定要抓住自信，别把自负当成自信。一味追求冒险、喜欢赌博的人作出的并不是好的决策，畏首畏尾、谨慎过头的人也同样作不好决策。
3.躬身自省以求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第一》）
译：曾子说：“我每天常常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办事有不竭尽心力的吗？与朋友相交，有不讲信用的吗？我所传授于人的，有不是我日常讲习的吗？”
自省是一种自我改进和自我激励的手段，只有坚持每日自省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才能及时地改正，才能时时勉励自己，鞭策自己，每天进步，永远向前，自强不息。很少领导者能够在屡建战功的情况下仍谦虚谨慎，注重心性修养。而最后招致杀身之祸的往往就是由于他们居功自傲不善自省的性情。
三国时期，邓艾以奇兵灭蜀后，不觉自傲起来。司马昭对邓艾本来就有防范之心，看他逐渐目空一切，怕久而久之事有所变，就发诏书调他回京当太尉，明升暗降，削夺了他的兵权。邓艾虽有杀伐征战的谋略，却少一点知人、自知的智力。他既弄不清楚自己的处境的危险，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惹出了麻烦。他只想到自己对魏国的使命尚未完成，还有东吴待他前去剿灭，因而上书司马昭说：“我军新灭西蜀，以此胜势进攻东吴，东吴人人恐惧，所到之处必如秋风扫落叶。为了将养兵力，一举灭吴，我想领几万兵马作好准备。”而且，他还喋喋不休地说明自己灭吴的计划，全不知这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司马昭看书后内心更疑，他命令临军卫瓘前去晓谕邓艾说：“临事应该上报，不该独断专行，封赐蜀主刘禅。”邓艾争辩说，“我奉命出征，一切都听从朝廷指挥。我封赐刘禅，是因此举可以感化东吴，为灭吴作准备。如果等朝廷命来，往返路远，迁延日月，于国家的安定不利。《春秋》中说，士大夫出使边地，只要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凡事皆可自己做主。邓艾虽说比不上古人更具节义，却还不至于干出有损国家的事。”
邓艾的强硬不驯的言辞更加使司马昭疑惧之心大增，而那些嫉妒邓艾之功的人纷纷上书诬蔑邓艾心存叛逆之意。司马昭最后决定除掉邓艾。他派遣人马监禁邓艾前往京师，在路途中将他杀了。
一世聪明的邓艾由于一时虑事不明、招人疑惧而被杀身亡，就是由于其居功自傲的性情。邓艾一片苦心，却由于自己不善内省，不明真相，糊里糊涂地被杀，真是令人痛惜。
而文治武功的汉武帝却居功不忘自省。
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在统治期间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太学，网罗人才；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以削弱割据势力；澄清吏治，设置十三郡刺史，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发布“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不法的富商大贾；采纳桑弘羊建议，把冶铁、制盐、铸钱收归官营；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派唐蒙至夜郎，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用卫青、霍去病为将，进击匈奴，解除了匈奴对西北边境的威胁；又南征百越、东进朝鲜，在那里建立州郡……。汉武帝时疆域东、南至海，西到巴尔喀什湖、费尔干那盆地、葱岭，西南到云南、广西以及越南北、中部，北到大漠，东北迤至朝鲜半岛北部，成为亚洲最富强繁荣的国家，真可谓是文治武功，业绩显赫，出现了西汉王朝的鼎盛之世。
然而正是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丰功伟绩的帝王，却在晚年下了一道反躬自省的《轮台罪己诏》。原来，汉武帝由于连年用兵，以及泰山封禅、挥霍无度等，也带来了国库空虚、徭役繁重，以及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的尖锐矛盾。汉武帝对此还是有比较清醒的，在他执政的晚年，更进一步认识到多年用兵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危机，于是明确表示，要停止战争，轻徭薄赋，实行“与民休息”的富国政策。《轮台罪己诏》文字虽不多，却显示出一个英明统治者对自己功过得失的清醒认识，他不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帝王之一。汉武帝以一国之主至高无上的身份，敢于公开承认治国过失，其躬身自省的精神，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轮台罪己诏》，发人深省，令人赞叹，是所有后世领导者的楷模。
〇从内省中完善自我
在领导位置坐得久了，很容易得官老爷的病。这种病的主要症状有：自高自大、藐视他人、刚愎自用、唯我独尊。一旦得了这种病，这个领导很快就会失去下属的拥戴和尊敬，没有了群众基础，光凭领导者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组织有什么发展的。
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自省其身，对于其德的培养、对于其病的防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自觉地不断内省，才能进行认真地自我批评，促进自己不断进步。内省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自动的，因此有自觉的内省就必然能自觉地接受别人的批评，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地完善自己。
身居要职的领导者，很有必要经常反省自己，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有官老爷病，看看自己和卓越的领导人还相差多远。孔子告诉人们：“见到贤人，就应该向他学习，看齐，见到不贤的人，就应该自我反省（自己有没有与他相类似的错误）。”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又以别人的过失为鉴，不重蹈别人的覆辙，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
领导者首先要经常反省自己的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有无偏离。理想信念、宗旨观念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表现，是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动摇了，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失去追求，就会迷惘、消沉、空虚，这往往是蜕化变质和滑向腐败的开端。
其次，要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道德有无滑坡。商有商道，政有政德。作为领导，要有良好的精神境界和商业道德，要对事业忠诚，对员工真诚、坦诚，对名利淡泊。只有这样，才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真诚心，才能够妥善处理自己与集体、与下属、与其他相关利益人的关系，才能抵御坏的思想的侵袭。
最后，领导者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言和行有无过失。一个人的言和行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每个领导者在工作之余，都要经常反省，想一想自己说了多少不应说的空话、大话和错话，想一想自己做了多少不应做的闲事、蠢事和错事。这样，就可以经常及时纠正自己的不足，防止陷入“小病不医，大病难治”的被动局面。
领导者只有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克服自身的毛病，才能增强个人的领导魅力，才能提升领导力。
内省是领导者提升自身素质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内省的方法很多，常见的主要有三种：
一是反省法。
反省法，即通过对自我言行的回顾和反思来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的方法。如记日记、写总结、独立思考等等，都属于这种方法。
二是对照法。
对照法，也就是对自己的言行作出规定，然后经常对照检查。对照法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形式，即“座右铭”的办法。针对自己所要努力的方向或改正的缺点，选择一些警句名言，书写出来，挂在室内，或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时时对照提醒自己，改正缺点，不断进取。
三是比较法。
比较法，是指人们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间的认识和比较，从而形成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方法。
没有高山，显不出低谷，别人的优点是衡量自己的尺度。领导者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应经常注意观察、发现他人的优点和长处，用自己的言行和其他人比较对照，特别是同优秀的领导们进行比较，从中认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努力向他们看齐，不断地在工作中改正自己的缺点，从而实现自省修身的目的。
无论是哪种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领导者反省自己，正视自己。
只有敢于正视自己，敢于内省，才有可能提高自己，改正不足，才有可能达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境界。
4.功高不居方显英雄本色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第六》）
译：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在军败撤退时，他押后作掩护。等到将进自己城门，他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在后面拒敌呀，是我的马不能跑前呀！’”
有的人是无功自夸，或者小功夸大功，并以此居功自傲，而孟之反恰恰相反：军败殿后，不惧危，有功不自夸；而且当人们在城门迎接，赞扬他非凡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时，却把殿后的原因，归功于客观，说是“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这是多么高尚的谦让美德！身为重臣，尤其是在古代的中国，如果居功自傲，常常会遭到杀身之祸。韩信高傲自大，自以为帮刘邦赢得天下，高其他重臣一等，不把君王放在眼里，最终被杀。年羹尧也是自恃高功不得善终。相反，一些聪明的领袖则明哲保身，功成身退。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主动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消除了清廷的疑虑，并获重用，终成一代名相，此为智者的选择。
陈平是不居功的一位贤相，陈平为刘邦建立汉朝功劳显赫，但他从来不居功、争功，也从来不埋没别人的功劳。西汉建立初期，刘邦论功行赏，打算封他做户牖侯。陈平辞谢道：“这并非我的功劳。”刘邦很奇怪，说：“由于用了你的计谋，我才屡次战胜对手，这不是你的功劳又是谁的功劳呢？”陈平十分恳切地说：“如果没有魏无知的举荐，我的计谋又怎能有用武之地呢？”刘邦十分赏识陈平知恩必报的品德，于是也重重赏赐了魏无知。
汉文帝登基后，陈平称病不朝，提出愿辞去丞相之位，当文帝问及根由时，陈平说：“高皇帝在位时，周勃的功劳不如我，而这次诛杀诸吕安定刘氏王朝，我的功劳不如他，因此我请求将右丞相之位让与周勃。”文帝也认为周勃功不可没，于是便让周勃做了右丞相，陈平做左丞相，位居周勃之下。
周勃为人敦厚老实，任右丞相之后，却不知该做些什么事情，一天，文帝问他一年判多少案子，收支多少钱粮，他无法作出回答。文帝又问陈平，陈平从容地答道：“这些事情都分别有官吏各司其职。”文帝又问主管的官吏是谁，陈平说：“判案归廷尉负责，钱粮有治粟内史分管。”文帝说：“假如各种事情都有人分管，你又管些什么呢？”陈平答曰：“陛下不嫌我才疏学浅，委我以丞相重任。丞相者，上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夷；对内亲附百姓，使群臣各自恪尽职守。”文帝听了以后非常高兴。周勃十分惭愧，退朝时责怪陈平说：“你平素怎么不跟我讲讲这些呢？”陈平笑着说：“您在其位难道不知其任吗？如果陛下想问您长安城有多少盗贼，您也要勉强回答吗？”于是周勃深知自己的能力远远比不上陈平，不久，便借口有病，请求辞去相位。从此文帝专用陈平一人担任丞相。文帝二年十月，陈平病逝，被谥为献侯。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功劳、荣誉面前更难能可贵。这既体现了陈平的为人宗旨，也是他对人对事善用智谋的结果。
有着同样智慧的还有曹彬，曹彬居功不傲，赢得满朝上下的普遍好评。
曹彬是北宋初年大将，是北宋开国功臣，曾用兵后蜀、南唐、北汉，官到都监、枢密使。他为人谦恭，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因而备受时人的好评。
乾德二年，曹彬以都监身份随刘光毅讨伐后蜀。战事平息后，宋军诸将多取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而曹彬“囊中唯图书、衣衾而已”。宋太祖以功升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却再三推让不受。宋太祖因而赞许他立了大功，却不居功自夸。
开宝七年，曹彬任统帅出师南唐，南唐后主李煜只知填词作画，不懂管理国家。第二年宋军兵围金陵（今南京），曹彬为了保全城内百姓，在即将攻克金陵时，怕将士们趁机烧杀抢掠，便谎称自己病了，众将听到消息都来探望，他说：“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的，只要诸公在破城之日，不妄杀一人，我的病就好了。”于是众将焚香发誓，表示要谨守诺言。果然在金陵城陷后，宋军入城时军纪肃然，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称颂。对于请降的南唐李后主及其大臣，曹彬也是好言相慰，待之以礼。在胜利班师回朝后，他也不上书表功，只是简单写道：“奉敕江南干事回。”淡淡一句话，曹彬不夸功，不炫耀的品德跃然纸上。可见一斑。曹彬为官清正廉明，居功不傲，心念苍黎，体恤人情，表现出他具有出类拔萃的道德修养和领袖气质。
〇谦让尊重赢得和谐人脉
领导者互相尊重，是因为每一个领导者都有明确的分工和职权范围。如果一个领导者擅自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插手别的领导者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就会使他人产生一种被人瞧不起、不被尊重的感觉，甚至会产生一种被人“夺权”的想法，这样就会使领导者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因此，一个领导者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有能力和有必要帮助他人工作时，一定要掌握好分寸和尺度，掌握好时机和方法。
尊重，一方面表现为自尊，另一方面表现为尊重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领导者尤其如此。当一个领导者在某些方面落后于他人，或某件事情做错了的时候，心中会产生一种既不服气，又自责的情绪或感觉，害怕自己的威信下降，暗下决心要赶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领导者既要热情地支持、鼓励，又要善意地指出其不足，不要袖手旁观。
虽然都是同一级别的领导，但由于年龄、资历、经验、文化知识的不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不同的心理。某些年纪大的领导者，他们虽然文化水平、干劲、精力与年轻干部相比差一些，但经验丰富，办事稳妥，遇事冷静，有许多解决问题的经验和办法，这是年轻干部所不能比的。青年干部要尊重老同志，尤其要尊重他们的自尊心，遇事多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个能够在事业、生活等各个方面相互支持的领导集团，才是一个有力量的战斗集体。领导者之间在工作、生活、学习中相互支持和帮助，是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领导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往往体现在具体工作和生活中。例如，当某一领导同他人有矛盾的时候，你不是袖手旁观、置之不理，而是主动地帮助调和，解决矛盾，这就是一种支持；当某个领导在工作中遇到困难、阻力的时候，你主动地帮助排忧解难，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帮助，这就是支持；当大家对某一问题发表意见、看法，而真理又在少数人一方的时候，你能够顶住多数人的压力，站在少数人一方，这也是支持。支持体现在工作、生活、学习中的每一个环节。支持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对有成绩的领导者进行表扬，对正确的意见、看法表示赞成，对不正确的观点或做法提出诚恳的、善意的批评，等等。领导者之间如果能够在这些方面相互帮助、支持，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密切。
5.贪图享乐等于自取其祸
“今国家用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如今国家太平无事，在这个时候。如果追求享乐，怠惰游玩，就是自己在寻求灾祸。
古人讲：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因为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处于忧患之中，所以会不断进取，少有失误，而一旦功成名就则容易滋生享乐心理。刘邦在攻破咸阳时，走进阿房宫，也曾被金碧辉煌的宫室殿堂、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和婀娜多姿的年轻宫女们所迷住，后在樊哙和张良的劝谏下才警醒过来，一代名君唐太宗在后期也滋生了享乐的心理。可见领导者如果不能时刻自省，克服欲望，很容易贪图享乐，后果也只能是由此遭祸。
周公旦，姬姓，亦称旦叔，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伐商。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时十三岁），由他摄理国政。成王长成，周公旦准备归政于成王。归政前，他制诰词《无逸》，规劝成王应勤于国事，而不能贪图享乐。所谓无逸，无通毋；逸，指纵酒、淫乐、田猎、嬉游等娱乐活动。在《无逸》里，周公一开始就强调，君主要做到无逸，必须了解百姓稼穑的艰苦。他说：“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乃逸乃谚，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知。’”其大意是说：君子治理国家、处理政务不可贪图享乐，而只有了解百姓耕种之艰难，才能深知百姓生存之本，也才能真正做到无逸。这样，才不致于像那些只知贪图享乐的不孝之子讥讽他们辛苦劳作的父母说：“这些老人真没有知识啊！”接着周公用历史事实，说明无逸的重要性。殷商刚为周攻灭不久，周公遂用殷商兴亡的历史，说明无逸则兴，君主方能享位长久；逸则在位时间不会长久，甚至会败亡。接着，周公旦又以自己的父亲，奠定了周灭商基础的周文王为例。文王为人仁良，爱护百姓，关怀孤苦无依的人。他不嬉游田猎，不追求享乐，曾与百姓一起做开路、种田的劳役。文王中年受命为君，在位达五十年。
成王真心采纳了周公旦的劝诫，自二十岁亲政后，勤于政务，以百姓疾苦为念，在位期间（尤其是在位后期），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对他的颂扬之声四起。
业精于勤，荒于嬉，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国家的各级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手中掌握着一个区域、一个方面乃至整个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就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无逸，才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才智用于处理政务、为国为民造福上，如果贪图享乐，只知吃喝玩乐，则国必乱，政必荒。历史上的许多亡国之君，如夏桀、商纣及后世的陈后主、宋徽宗等，其聪明才干优于常人，但他们不是将之用于治国，而是用于享乐贪暴上，结果下场都极其可悲。可以说，无逸，严于责己和善于纳言，是为政者都应遵循的为政准则。
〇领导者应正确看待财富
钱的本质是为人所用，若要一切“金钱至上”，把钱抬得太高，见了钱便磕头作揖，自降为奴，实在可鄙可笑。若是过于清高，极为排斥，也未免因噎废食。我们既然不能回到原始社会以物易物的阶段，就不能离开钱。关键的问题是：钱，要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萧何身为汉代的开国元勋，却无半间房产，人问其为何不置，答曰：“子孙若似我，何愁无产，子孙不似我，产多亦枉然。”古人在控制自己钱财方面的欲望要比后人明智得多。但是谁也不能谴责物欲之心的存在，因为对财富的占有是生命得以存在的前提。但是，财富的获取永远只是生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手段。正如佛家所说的那样，对物的痴迷使人因“贪”而忘记了生命本身的意义，即执著于物，忘乎于人。
生命更需要情趣来点缀，在忙碌的社会中有一种抬头看星看月的悠闲。人们仿佛总有诉不完的寂寞忧愁、无聊和疲乏，我想大多是富贵功名之心太热的缘故。李白也是有功名之心的，但他却更愿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留下了“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的诗句；孔子更不反对获取财富，但是如不能求之有道，那么就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这种对物欲的超脱在后世社会中仍不失为一种生命的明智。
的确，追求财富、成功和幸福不但是人类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且是与生俱来不可放弃的责任和义务。财富是我们付出心智和劳力，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结果。真正的财富是内在的财富，也就是精神财富。财富不仅可以用作改善生活的资材，尤其应当作为贡献社会的工具。
社会的和平和幸福，只有经由全民财富的创造和全面经济的繁荣才能达成。一个贫穷的社会绝无和平和幸福可言。消灭贫穷和创造财富，是我们每一个人责无旁贷的要务。
6.淡泊名利真君子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七》）
译：孔子说：“吃着粗饭，喝着生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亦就在这里面了。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财富和地位，对我来说，就像空中的浮云一样。”
有“如浮云”的坦荡胸怀和豁达宽宏的心志，而后能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情趣。有这淡泊、怡然自乐的情趣，也必然能超然物外，有如浮云的心志，从而更加执著地去追求自己的信仰、理想和事业。
不管是沉居下僚还是身践高位，领导者“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得意时飞扬跋扈，逆境中则一蹶不振，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能做到顺而不骄，败而不馁，则显示出一种雍容宽广、能做大事的气度，这种气度足以让你逢凶化吉。
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对宠辱问题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当算做一位。他处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混乱时代，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贵而不骄，急流勇退，恰当地把握住了一个宠臣、功臣的应有分寸，善始善终，圆满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一生。
李泌少时聪慧，被张九龄视为“小友”；成年后，精于《易》，天宝年间，玄宗命其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李泌不肯接受，玄宗只好让他与太子为布衣之交。当时李泌年长于太子，其才学又深为太子钦服，因此，常称之为“先生”，两人私交甚笃。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后来，李泌因赋诗讥讽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无法容身，遂归隐颍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至蜀中，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统领平乱大计，李泌也赶到灵武。对于他的到来，肃宗十分欢喜。
面对如此殊遇，李泌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实际上是肃宗、代宗两朝的开朝元勋。
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返回长安，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他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肃宗则言：“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李泌陈述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肃宗问：“何谓也？”李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说，李泌的这五不可留，还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项必去的理由。身受宠荣，能冷眼相对，不沉迷其中，这是难得的政治家气度。
肃宗无可奈何，只好听其归隐嵩山。代宗李俶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俶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泌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泌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泌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才武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
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泌。在李泌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代宗对李泌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泌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泌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李泌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
李泌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对其攻击。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泌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以后，李泌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泌从来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于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被任宰相，但李泌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可以说，这种宠辱不惊的气度既是追随者入门的第一课，又是领导者须终生修炼的必修课。没有谁会永远只行顺风船，总有磕磕绊绊的时候，从容的心态让你笑看云涌云散，你也才能在这风云挟裹中走得更远。
名利是一剂强心针，名利更是一株毒人草，汲汲于名利，戚戚于得失者，无不落入名与利的泥潭无法自拔，最终陷入其中。凡此人等，内既无方，外亦不圆。从这一意义上说，淡泊名利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也是让领导者逢凶化吉的大智慧。
〇摆正心态做对事
梁启超曾有这么两句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还岳梦中飞。”世界上虽沧桑难料，我心事定，无论怎么变化，我心里有数。的确如此，古今中外所有的伟人，都有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的特点，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控制局势，取得成就。冷静的心态往往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人们只要不是处在激怒、疯狂的状况下，都能保持自制并作出正确的决定。健康、正常的心态，不仅平时给生活带来幸福、稳定，而且能在大难临头时，帮助你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保持冷静的心态，就是时常让自己保持心情舒畅，找到一个心态平衡的支点，这样冷静就会慢慢地、慢慢地走近你。
除了冷静，平和的心态也是一种很高的领导境界。有人曾这样问苏格拉底：“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您皱眉？您的心情怎么总是这样好呢？”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没有那种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遗憾的东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领导的一种境界。“跌倒了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懂得站起来时手里能够抓到一把沙子”。任何一次成功都不过是为官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它来源于平实，归终于平实。平和的心态对健康的积极作用，是任何药物所无法替代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领导者学会平和自己的心态对身心健康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
7.不要让已尽的努力化为乌有
子夏曰：“贤贤易色。”（《论语·学而第一》）
译：子夏说：“尊重贤人，不重女色。”
当我们认真审视历史时，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执政者们，几乎同女子都有一段异乎寻常的情缘。夏桀之于妹喜，殷纣之于妲己，周幽之于褒姒，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件了，英雄自古爱美人，这也是人之常情，对于一位执政者来说，面对着权力和美人，究竟是孰取孰舍呢？
聪明的领导者两者可得而兼之，而不聪明的领导者则会顾此失彼，甚至到最后是两者皆失。
赵武灵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位雄主了。他生在战国后期，因倡导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原来中国古代打仗，最初用的是车战。战车四马双轮，每辆车连驭手共三人，交战双方一次出动战车数百辆，远则弓箭相射，近则戈矛相击。这种战法，运转不灵，调动不便，用于有大道通衢的平原则可，遇到山林河川，可就无用武之地了。而当时西北的游牧民族，全用的是骑马射箭的战法，驰骋快速，高下灵活，来则如疾风骤雨，去则如大海落潮，攻势凌厉远胜于车战。
赵国的西北边，便紧邻着楼烦、林胡这两个以能骑善射著称的胡人占领区。每当秋高马肥之际，胡人千万骑滚滚南下，攻城池，掳财宝，抢庄稼，掠妇女；待到赵国的战车翻山越岭地赶到，他们早已满载而归，跑得无影无踪。赵国人大受其苦，边境年年不得安宁。
武灵王可不是一个甘于受人欺侮的软弱之辈，他眼光远大，气魄宏伟，执政之后，决心要改变这种挨打受气的局面，于是决心废止车战，仿效胡人，改用骑射；为了骑马上下方便，射击伸缩自如，他还决定改变中原地区宽袍大袖的传统服装，而穿起短上装、窄袖口、束皮带、裹裤腿、着长靴的胡人服装。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
武灵王躬自实行，他从此弃掉华贵的冕旒衮服，身着皮衣长靴，如同一位普通的将领，率领一支新建的骑师，在赵国都城邯郸西郊一带岗峦起伏的山野间奔逐驰射。不到一年，赵国的实力大增。他乘胜出击，国土扩展数百里，直达西北云中、九原（今蒙古乌兰巴托一带），不只胡人再也不敢南下，连周边的秦、魏、韩强邻也都侧目而视了。
像武灵王这样一位敢于废祖宗之规，破世俗之见，取异族之长，补自己之短，大胆改革，功绩卓著的君王，不只应该彪炳于赵国的史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一位英雄人物。可惜的是，他治国有道，治内失策，在处理国内大政时，犯下了一个大错误，最后竟死于臣下之手。而这个失策，却是由于一个女人。大夫吴广说他有女儿，名叫孟姚，长得十分貌美，而且弹得一手好琴。武灵王大喜，即命召入宫中，收为夫人，这便是赵惠后。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武灵王自从有了孟姚之后，便令她终日陪侍，流连声色，连那征讨之事也置诸脑后了。不到一年，孟姚便为他生了个儿子，这便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赵何。武灵王爱屋及乌，因宠爱孟姚，把个小赵何也视同掌上名珠。十年以后，干脆将君位也传给这个连太子名分也没有的小赵何，而自称“主父”，意即太上皇，并令李兑为新君的太傅。
原太子赵章自然不甘心，在其相国田不礼的怂恿下，在主父的夏日行宫沙丘宫发动政变，不料李兑早有预防，一举将其粉碎。赵章兵败，逃到主父所住的宫中，李兑一直追到宫中，当着主父的面，将赵章杀死。他因害怕主父会因此而治他之罪，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发兵将主父的行宫紧紧包围，一连几个月也不撤围，主父粮尽食绝，不得不爬树探巢捉鸟而食，最后还是被活活饿死了。
可叹这一代雄主，改革巨人，赵国因他而强大，千古战史因他而为之一变，只因迷恋女色，传位失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岂不令人慨叹！
〇用自律和意志约束自己
人是有欲望和需求的，如果对欲望和需求不加以约束和克制，欲望就会自我膨胀。食欲、性欲是人的两大最基本的欲望，是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人还有权欲、名利欲、占有欲、贪欲，所有这些都是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道家所提倡的“清心寡欲”是对待欲望的一种方式，而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加克制地任由欲望膨胀，其结果是相当有害的。
性欲膨胀不加克制，害处很多。不少官吏不就是在“美人计”或“美男计”下一步步走向犯罪深渊的吗？对于一般人来讲，不控制自己的性欲，违背道德，其结果也常常落得家庭破裂、名誉扫地、得不偿失。
权欲对人的诱惑很大。因为权力常常是不法者以权谋私的工具，权力能让他八面威风，众人臣服，这种名利双收的事情对人的诱惑当然很大。对权欲不加控制，为了升官发财，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出卖自己的良心、违法犯罪，其结果不是人头落地，也是锒铛入狱。
欲望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利欲，诸如什么“利欲熏心”、“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物质利益是考验人的试金石，面对钱财人们往往会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上至高官巨贾，下至平民百姓，都与物质利益紧密相联，而对于利欲若不加以克制，危害更大。为了获利，不惜铤而走险，触犯法律；或是为了私欲，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其后果不言而喻，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
除了上述的欲望，人还有自惰性心理以及消极心态，这些都将影响到你的成功。凡成功者无不懂得自律，自律是修身、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具备的能力和条件，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律！
从本质上讲，自律就是在你被迫行动前，有勇气自动去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自律往往和你不愿做或懒于去做，但却不得不做的事情相联系。“律”既然是规范，当然是因为有行为会越出这个规范。比如，刷牙洗脸是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有一天你回到家筋疲力尽，如果你倒床就睡，就是在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你克服身体上的疲惫，坚持进行洗漱，这就是你自律的表现。人们往往会遇到一些让自己讨厌或使行动受阻挠的事情，而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应该克服对情绪的干扰，接受考验。
自律的方式，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去做应该做而不愿或不想做的事情；一是不做不能做、不应做而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你每天早晨坚持锻炼身体，某一天天气特别寒冷，你不想冒着寒冷继续坚持，但是你最终走出家门，继续锻炼，这就属于前者；后者的表现也较多，你喜欢抽烟，但到了无烟室，你必须强忍住内心的欲望不抽烟。
一般情况下，自律和意志是紧密相联的，意志薄弱者，自律能力较差；意志顽强者，自律能力较强。加强自律也就是磨炼意志的过程。
自律对于个人的事业来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强自律有助于磨砺心志，有助于良好品性的形成，使人走向成功。
自律是在行动中形成的，也只能在行动中体现，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途径。梦想自己变成一个自律的人就会变成这样的人吗？靠读几本关于自律的书就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吗？只是不停地自我检讨就能成为一个自律的人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自律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要自律首先就得勇敢面对来自各方面对自我的一次次挑战，不要轻易地放纵自己，哪怕它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自律，同时也需要主动，它不是受迫于环境或他人而采取的行为，而是在被迫之前，就采取的行为。前提条件是自觉自愿地去做。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要自律，同时你也可以有意识地培养自律精神。比如，针对你自身性格上的某一缺点或不良习惯，限定一个时间期限，集中纠正，效果比较好。
千万不要纵容自己，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儿，时间长了，自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人格和智慧也因此变得更完美。
8.知耻是为了明志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
译：孟子说：“人不能够不知羞耻，不知羞耻的那种羞耻，真是不知羞耻呀！”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如果对什么都持无所谓的态度，被别人击败也不知奋起而有所行为，那可真的是无所作为了。知荣辱，求上进是成功的思想保障，所谓“知耻而后勇”意即在于此。有了耻辱的心理，才能而后作，有所作为，成就一番事业。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兵败，被迫求和。他带着夫人及大臣范蠡来到吴国做人质。
吴王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虽然被俘，做了阶下囚，勾践并没有失去复仇雪耻的雄心。为了等待机会，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不讲一个“忍”字。
两年中，勾践一面派人搜罗珠宝，寻求美女，用以买通吴王的亲信太宰伯嚭；一面对夫差卑谦温顺、百依百顺，他经常脱去衣服，向夫差跪着请罪。夫差每次乘车外出郊游，勾践都要徒步为吴王牵马。范蠡一直跟随着勾践。在石室中，勾践亲自制作马料喂马，为马梳毛、洗澡，打扫马厩。勾践夫人在石室中从来不穿艳丽的衣裳，她亲手缝补浆洗，担水扫地；范蠡则拾柴火，煮饭。几个人都劳累饥瘦。夫差经常派人到石室察看，见勾践等人都辛苦劳作，忍饥挨冻而毫无怨言，连睡梦中也没有半句愁叹之声，就真以为他们没有报仇复国的意志，于是渐渐地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很少注意他们的言语行动了。伯嚭又不断在夫差面前为勾践说好话，吴王就宣布释放勾践。勾践为了彻底消除夫差的疑虑，坚决表示不愿回越国去。
又过了一段时间，夫差生了病，范蠡暗中买通吴王的医生，随时了解吴王的病情，当了解到吴王的病即将好转的时候，勾践就亲自去拜见吴王问安，这时吴王刚巧大便，勾践就亲自用手取夫差的大便来尝，宫娥侍女们都赶快用手掩住鼻子。勾践从容地尝过夫差的大便之后，就跪着向吴王贺喜，说：“我作为一个囚犯，向大王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夫差问他怎么知道，勾践说：“我尝了大王您的粪便味道，发现这味道又苦又酸，这正是病将好转的预兆，所以知道大王您的病马上就会好转。”服侍君王，也没有哪一个愿意尝粪便的！
这时，伯嚭又乘机向夫差说了勾践的许多好话，夫差当即表示：“勾践你这么好，等我的病好了，马上放你回国。”
勾践拜谢吴王后，又回到石室中，照常喂马。
后来，夫差的病果然像勾践说的那样很快地好了，他不听大臣伍子胥的一再规劝，把勾践释放了。
勾践回到越国后，一心准备报仇雪恨。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便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
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做褥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他一面修筑城池暗暗地发展经济实力，一面进一步用各种手段迷惑吴王。他派人采集葛藤苎麻制成黄丝细布，又使人收集蜂蜜、狐皮，奉献给吴王，表示对吴王的忠顺。他怂恿吴王大修宫殿，营造姑苏台，寻欢作乐。他还派人选美女西施、郑旦，教为歌舞，使美女旋波、移光等为其侍女，盛装献给夫差。这样夫差只知日夜寻欢作乐，不理国政，完全忘记了勾践报仇的危险，并将所占领的土地尽数归还给越国，在越国遭受天灾时，借给其大量谷物。
正当吴王醉生梦死日夜寻欢作乐的时候，越王勾践请楚国人陈音教给越军射箭之术，日夜操练军队。然后，乘吴王夫差带兵去与晋国争霸之机，起倾国之兵长驱直入，一举攻克了吴国的都城。夫差慌忙回军相救，结果大败。
越军占领了吴国大片土地，使吴国从此一蹶不振，越国更加强大。隔了四年，越再次大举进攻吴国，占领了所有的土地，活捉了夫差。夫差百般哀求，请越王勾践饶他不死，愿意把吴国作为越国的附庸，自己情愿给勾践当奴隶，并表示永远效忠，但勾践心如铁石，多年的复仇计划终于实现，岂能心软？他最后逼夫差自尽，自己也因此而成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
“卧薪尝胆”一直被视为是忍辱负重的典型事例。如果没有羞耻之心，甘于寄人篱下，又怎么会有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呢？当然这里的知耻非自暴自弃，而是为了“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是为了明志，是为了取得成功！
〇劣势下肯吃眼前之亏
当一个人实力微弱、处境困难的时候，也就是最容易受到打击和欺侮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抗争力最差，如果能避开大劫也算很幸运了。假如此时面对他人过分的“待遇”，最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先吃一下眼前亏，立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用“卧薪尝胆，待机而动”作为忍耐与发奋的动力。
当然，这里我们所说的吃眼前亏，应把握好以下行为界限：其一，目的应该是为了渡过难关，克服别人给你制造的麻烦，以免影响你的正事；其二，这种信念所针对的麻烦应是对抗性的矛盾和冲突，而不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三，这种信念的价值就在于以暂时之吃亏换取长久的利益。
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图盖世功业，成为千秋佳话。假如，他当初为争一时之气，一剑刺死羞辱他的屠夫，按法律处置，则无异于以盖世将才之命抵偿无知狂徒之身。韩信深明此理，宁愿忍辱负重，也不愿争一时之短长而毁弃自己的长远前程。
这样的忍耐，不是屈服，而是退让中另谋进取；不是逆来顺受、甘为人奴，而是委小屈求大全。一旦时机到了，他就能如同水底潜龙冲腾而起，施展才干，创建功业。
所以说，吃“眼前亏”是为了不吃更大的亏，是为了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和更高的目标。“忍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看似英勇、心气冲天的人其实是莽夫一个；而为了长远利益忍气吞声、宁吃眼前亏的人才是真正的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