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之不易的成绩
中国的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自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据统计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仅为206亿美元，而到2007年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猛增到21737亿美元，增长了104倍，3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为17.4%，其中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8.1%，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6.7%。这样的速度，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国际贸易8%的增长水平，也大大高于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此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经贸历史当中也实属罕见。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7年止，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长。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国际贸易的席次，中国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排名第32位，出口排名第34位，进出口只占全球比重的0.78%，到2004年一举上升到的第三位，2005年中国以占世界贸易6.2%的贸易额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7年中国的贸易额提升到8%。（高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可以说中国已经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出口规模。）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目前中国以GDP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是全球第一。中国吸收外资已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地区。中国现在有1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许多重要商品的生产国。
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完成了吐故纳新的过程。中国这艘崭新的巨轮开始驶出封闭的港湾，在波澜壮阔的海洋里乘风破浪，一往直前。在这30年里，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现在已经全面而深入的参与到世界的经济当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在对外开放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以点到面，由浅到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的全方位、多渠道、多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的经验不断增加，同时不断变化的对外贸易情况，也使得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贸易品种不断优化，对外贸易已经走向成熟。30年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多元，从小批量发展到大规模，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扩大，可以说中国的产品已经遍布全球，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方便与实惠。最可喜的变化是，工业制成品出口所占比例不断提升，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不断扩大，这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而中国这种出口产品的结构调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而来的，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自身合理定位的必然结果。
中国出口的发展极大的推动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速度以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就犹如火车头一样为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拓展了空间，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往，中国经济增长中至少有1/5是由出口拉动的，特别是在国内消费无热点、投资增长乏力的市场环境下，出口更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在我国出口增长快、经济外向度大的地区，常常也是我国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吸引外商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而快速发展的出口产业为我国的产业部门实现利税和增加就业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出口的快速发展，为产业部门把商品资本转化货币资本，并最终实现产业利税拓展了空间，目前通过出口实现的利税收入占我国总税收的20%以上。同时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建立，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大大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认为这是第二次开放，意味着中国的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舆论指出：发展经济已不单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更是世贸组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它还成为中国不断完善发展市场经济的催化剂。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的好处是明显的。比如，加入世贸后，中国将在国际贸易事务中享有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加稳定的国际经贸环境，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便利，这对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发展同各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对外资的吸引，随着中国向世贸组织各成员提供国民待遇，提高贸易政策及法律、法规的透明度，扩大市场准入的范围，逐渐减少对外资投资的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大大降低，外资投资的空间也大大扩大，这都对利用外资带来了便利，为我国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出路。加入世贸，使中国的企业更大程度上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借加入世贸组织之际，走出国门，开展对外的投资办厂，可以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
加入世贸，使我们有了明确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意识，如何充分、有效的利用好这“两个市场”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中国企业开始考虑国际的资源、国际的市场，而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同那些跨国公司同场竞技。虽然差距明显，但此时已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增强自身能力，才能继续生存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增加贸易机会，改善中国的贸易、投资条件，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有帮助。它可以使中国在更大的范围、更广阔的领域、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使中国企业更好的“引进来”、“走出去”，把中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使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全球化的水平显著提升，中国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彼此互相交融，大家在一起越来越像个地球村，我们第一次明显感到了世界同步发展的脉搏。世贸组织更带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感觉曾让我们兴奋不已。
在世界贸易的排行榜上，中国从1990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已经进入到世界出口大国的前列。自1992年起，中国的出口规模在连续5年保持世界第11位之后，与1997年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挤进了世界出口榜的前十名，并成为第十大贸易国，2003年之后更是实现了赶日超美。多年以来一直稳居出口世界冠军的德国在2008年遭到中国的强力追赶。在金融危机之下，2008年11月的德国的出口贸易与2007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8%，创下了15年来的最高纪录。（数据来自德国联邦统计局）。德国工业也面临订单大幅度减少的难题，但尽管如此，2008年德国还是以微弱的优势保住了出口贸易的世界冠军的称号。
在中国出口产品的排行榜中，排在最前列的是以小家电为代表的电子产品。目前，世界电子产品的贸易中，“中国制造”所占的比例达到近20%，排在第二位的是纺织品和服装，位居第三的是以数码、电脑产品系列为代表的电子技术产品。而中国能够在很短的几年里迅速成为世界出口贸易大国，德国联邦经济劳动部外贸服务中心驻北京首席代表罗茵如指出其中的原因是：中国外贸出口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来从境外获得的7万亿美元左右的投资。罗茵如还强调中国人能吃苦的精神对造就一个贸易大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都是一般人的看法，从表面的现象来得出的结论，然而，制度上的隐性优势却是很多西方人士没有看到或者是根本不愿看到的，这样就会触及更深入的社会发展的思考。）从出口的结构来看，目前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大。另外，中国产品以自己的品牌推向国际市场的只有海尔、联想等一些为数不多的企业。更多的企业通过收购国外企业等形式在海外销售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创出品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需要时间的检验，即使是海尔这样的企业，要想让西方人普遍认识到海尔是一个具有高技术含量、生产质量优异的家电产品的品牌，显然还得需要一些时间。
对于2009年当时的情景，各路专家也是各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德国的出口在2009年只能有小幅增长，有的认为会出现下行的情况。德国贸易和投资公司中国问题专家曼斯豪森女士认为，2009年基本上仍是中国和德国保持世界出口排行榜首位的位置，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也许会是齐头并进，也许会是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出口冠军。而其他国家，比如位于第三、第四位的美国和日本，与前两名的差距较大，而且又都面临各自国内严重的问题，因此赶上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曼斯豪森女士同时也指出，所谓的世界出口冠军这一头衔其中的意义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如果按照人均来计算，世界各国的座次排列将大不相同。而与我们争第一的德国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德国人口8000多万，每年能实现差不多1.5万亿美元的出口，平均每人出口约2.19万美元，而我们的出口要平均到每个人则立刻降很多，大约是德国的1/8左右，这点我们要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只能说是个贸易大国，而如何成为贸易强国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在2009年，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了德国，也并不奇怪，因为，像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并且正在高速增长的经济实体，跃居世界出口榜首位的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据世贸组织09年9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额微超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前6个月，中国出口了价值5217亿美元的商品，德国出口总额为5216亿美元。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帕特里克·洛表示：“比赛咬得很紧，两国全年的贸易额数据很难说，明年谁也不知道会怎样，结果不仅和出口量有关，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未来数月汇率走势，近期的欧元强势将会对德国的出口有利。”2009年12月28日，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向媒体介绍，中国的出口产品维持在世界贸易额的9%，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大国。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09年9月28日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引发世界格局的调整，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稳定力量。佐利克当天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题为“危机之后”的演讲时说，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也让其他国家受益，这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稳定力量。他认为，从目前来看，新的世界格局的一个特点将来主要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他说，中国和印度两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8.5%，而且中印两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大快于发达国家。但他也指出，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考验，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型并非轻而易举，不过中国领导人已经在正视这一风险。他表示，美国如果认为美元作为世界支配性储备货币地位是理所当然的，那将是错误的。世界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其他储备货币可供选择，其中包括中国的人民币，中国和一些主要贸易伙伴正在实施货币互换，中国开始在海外发行主权债券。他预言，人民币将不可避免地走出国门，在未来10-20年，人民币将成为金融市场的一支力量。而同时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明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GDP第二大的国家。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分析文章指出，随着全球衰退的影响，日本驾驭经济的艰难以及中国的崛起，日本可能提前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拱手让给中国，这可能比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期早5年，不过从人均GDP来看，日本仍是中国的13倍。09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8%，而经济学家估计日本将收缩3%，2010年的恢复依然乏力，增速为1%。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年增速在10%，而同一时期，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席卷全球的金融带来了日本战后最严重的衰退，日本的问题进一步加剧，经济地位的逆转将结束一个保持了40年的全球经济秩序，其影响将波及各个领域。经济学家认为，随着中国控制日本的出口市场，日本的国债不断增长，且人口的日益老化使生产率越来越低，导致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崛起可能加快日本经济地位的衰退，与日本相比，中国还有最大的贸易顺差和最高的外汇储备，钢铁产量也居世界首位，明年中国可能将超过日本，成为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不到日本的1/10，不过按规模排名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带来的主要是心理影响，以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计算，日本是中国的13倍，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差距更大。在经济结构方面，日本的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7成，中国大概只有4成。此外城市化程度、教育普及度、医疗、就业、民生等各方面达到什么水平，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软实力”的强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只能说是个经济大国，还不能说是个经济强国。
实际上09年中国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容易，这在金融危机之下显得尤为难得。金融危机之下，一般而言，都比较谨慎，能省就省，能不要就不要，能减少就减少，能替代就替代，这是全球贸易萎缩的根本原因。而此时中国取得出口第一的位置，说明世界离不开中国，尽管是在重重的危机之中，中国的出口仍然在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自1995年到2008年，中国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案件最多的国家，但中国又是同期贸易增长最快的国家。2001年到200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从2661.6亿美元增至14285.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5.9%，而同期中国受到的国外贸易制裁则是变本加厉，而更有意思的是在09年的第三、第四季度，中国接连受到国外贸易保护的扎堆式的冲击，但企业接到的出口订单也在不断回升。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在一些行业和产品领域，中国的产品是有优势的，被替代的国家还没出来，要想不被别人替代，就必须自己不断的替代自己。中国外贸的迅速发展，不是靠武力、强权和其他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是靠过硬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所取得的，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并不是什么人什么组织说阻挡就能阻挡的。而反过来，中国的发展也需要世界，没有一个和谐的世界，没有一个和谐的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世界的发展也不利。
二中国与世贸的关系
中国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成绩，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有的还大相径庭，事实上是中国的发展实践突破了现有的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需要以全新的思维来认识、看待中国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对于同一样的中国，有人得出“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威胁论”，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超越论”等各不相同，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拉美国家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部分亚洲国家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印度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典型特点有：1）利用显著的劳动力整体优势，2）规模巨大的市场优势和后发的科技优势，3）通过改革开放的良性互动以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4）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相连接，同时策动投资、出口与消费三架马车，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正是这种与众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中国人们特有的勤奋、吃苦耐劳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才使中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另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范畴来看，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即拥有庞大未受教育的人口和十分复杂国情的国家，（这是发展经济的劣式。）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非常难得，中国的发展模式强烈的冲击了旧有的经济模式，给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之前人们所没料到的。
中国加入世贸的基本想法是想借用世贸组织的框架来拓展我们的外贸渠道，过去由于我们常常受到国外不公正的待遇，使我们产生了借世贸组织来讨公道的想法，同时由于我国不是原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和如今的世贸组织的成员，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的贸易争端只能通过双边的形式来解决，当时认为这对我国有效地排除贸易障碍是十分不利的，有些国家，特别是某些贸易大国，动辄就以其国内法对从我国进口商品实行限制，甚至单方面提出对我进行贸易制裁的蛮横作法。在那种情况下，我方除与对方进行双边磋商以外，别无他法。例如那些年我国的有些出口商品屡遭外国的反倾销调查，有些国家对倾销的裁决即根据其国内法，其中有很多不公正之处，比如像倾销幅度的确定，即拿其随意选定的某一国家的商品的国内价作为我国商品的“替代价格”与其国内商品的价格相比较，其结果往往与我实际倾销幅度相距甚远，按此方法确定的倾销幅度对我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实际上等于禁止我国商品的进口。而如果我国是世贸组织成员的话，这种不公平的解决贸易争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有某一成员采取上述方式进行反倾销活动，依照世贸组织有关争端解决程序首先我国会提出磋商，如磋商不成，则可申诉到世贸组织的有关法庭，寻求多边解决。我国的目的是指望世贸组织为我国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中伸张正义，就像打架找个劝架的，找个评理的地方。而实际上一些国家和组织为鼓励中国入世，也曾许下诺言（但其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加开放国内市场）。比如1998年欧盟曾在反倾销方面作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决定：在对中国进行反倾销活动的调查中，将按市场经济国家来对待中国，也就是说，不再寻找一个“替代价格”。实际上这只是欧盟的虚晃一枪，（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是太乐观了、太好哄了），就是这虚晃的一枪让我国对“入世”产生了许多的遐想。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我们应该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中国原则上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2）加入世贸组织是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可以想见这些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但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很多问题还是应该细化一下，当年也有机构预测了我国加入世贸后所能得到的利益有多少多少亿美元（记不清了，实际上这个数字的意义不大，属于非常乐观的一种估算。）但没有人来估算我们会付出多少多少亿美元的损失。（似乎不太情愿去作这道数学题。）权衡利弊也是在雾里看花中进行，真实的情况远比我们当初的想象复杂，加入世贸的收益并不明确，而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2000年12月25日第156期，里面有篇文章大概分析了中国加入世贸的利弊，赫然列明了美国会对中国采取的方法手段，可惜我们的专家学者对此都不以为然，均认为加入世贸无疑是利大于弊的，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改革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必经之路。十年后再看这篇文章真是感慨万千，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现摘抄如下供大家评述：美国有关人士对中国入世的利弊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兰德公司有关中国的研究项目中，有一项是评估中国加入世贸后的影响的课题。负责该课题的资深经济学家格林菲尔德指出，中国加入世贸后，便有了机会扩大与外界的经贸往来，但需要加快体制改革以吸引外资，如外资的所有权问题、交易中的一些具体规则都需要具体化。她认为，加入世贸会使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如钢铁、汽车农业等领域会有一些人失业，但这些困难是必然会遇到的。这些困难的出现不仅是由于要加入世贸，更是因为中国要进行经济改革。兰德公司专家格林菲尔德指出，中国方面一些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还不了解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签订后中国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商业研究院教授王念祖认为，尽管中美协议对美国有特别的好处，而没有给中国什么新的东西，但入世仍然对中国有益，特别是对中国的改革有利，可以用开放来促进改革；入世可以使中国有机会去改良世贸的规则；可以使中国的企业在跨国公司中学到技术，提高竞争能力；入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特别大，过去许多不确定的东西现在确定了，因此大公司认为在中国市场有可能获利。他同时认为，入世对中国也存在着挑战：农业将会受到冲击，但说农业很危险则是高估，总体看，中国的农业有前途，可以来个农业的第二次革命。王念祖指出，中国方面应该“知法”，对入世的各类问题做些有前瞻性的研究，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自己就在考虑这类问题。马里兰大学全球华人事物研究中心农业项目专家周跃东认为，入世后将会使中国的农业遭受损害，因为目前美国农产品到岸价格远低于中国。美国政府对小麦和玉米生产是有保护的。中国应该研究自己的保护方法。
现任美国劳工部职业安全健康局高级官员的某美籍华人则力言入世对中国的不利。他认为，从较长一点的时段看，入世后中国的产业将有可能被纳入美国的步调和框架，中国自主产业生存环境将很困难。在高科技方面，美国会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禁止对中国进行技术转移，同时限制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开发，进一步掠夺中国的人才。在农业方面，美国会利用世贸组织强迫中国开放市场的时机，与欧、日等国一道，设法挤垮中国现有的农业体系，逼迫中国只生产他们所需的廉价的农副产品，最后中国的农业有可能像当年的非洲一样，再也没有的基础。此外，入世后由于高科技发展的限制和基础产业的挤占，中国的汽车、化工等重要产业也有可能渐次被摧毁。他认为，美国近年来一直将中国按照其计划“引入”世贸组织作为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政治战略中的关键一步，现在他们认为基本上达到了主要目的，也正因为如此，1999年底西雅图世贸大会那样混乱，美国政府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已成囊中之物，其余的纠纷和喧闹都是无关紧要的枝节了。他还一再说，中国没有世贸，还可以生存、改革、发展、进步，而在目前这种缺乏“经济防卫”能力的情况下仓促“入世”，不仅会丧失“经济主权”，还会丧失“政治主权”，最后人心动荡、社会不稳，民众与政府对立加剧，致使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那时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该华人也坦言承认，与他有相同看法的人较少甚至很少。基于他对中国入世利弊的理解，他主张通过发挥人大的作用，延滞对中国“入世”表决通过；立即对各个有关部门“入世”后将面临的冲击作全面的评估，提出对策方案；适度地使中国内部反对“入世”的声音传达出来，增加谈判要价；加紧建立中国与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欧洲有关国家的双边贸易体系，减少中国对世贸组织的依赖程度，同时增加中国在未来世贸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分量；现在可以作为世贸组织的观察员国家参与其中，了解情况，知己知彼，再相应采取自己的步骤……（真理总是被少数人掌握。）
从原则上讲，加入世贸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1997年4月当时的世贸总干事（前意大利贸易部长）鲁嘉罗访问中国时讲了三点：1）中国将从世贸组织的130个成员国已经达成的关税减让等协议上获益，因为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实行无歧视的最惠国待遇。2）中国将可利用世贸组织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3）只有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才能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在当时这三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言论。）咋一听，这些话很有道理，似乎是没错的，但仔细一看，这些好处都比较抽象，比较飘渺，很难落到实处。具体到国际国内的各方面的状况，则上面的好处则颇不确定。例如，一些国家法律的独特性，国内法大于国际法，这是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如何对待已承诺的国际公约及其在国内的适用程度，各国仍存在严重的差异。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公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这在国际法的实际运用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最典型的是美国的301条款、霍尔果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案都是国内制定的，却都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明显与世贸规则不符的法律却没有人出来说个“不”字。美国贸易代表署于1999年4月8日公布的《市场开放和规则承诺》中特别强调中国加入世贸后，美国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这为以后的争端制裁打下了伏笔。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第一条的好处和坏处都有，130个成员看似很多，实际上主要的就那些，与我们贸易往来非常频繁的就那么几个，相当多是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不加入世贸也可通过双边贸易磋商、谈判、区域经济组织来替代。那么世贸总干事所说的第二条好处如何呢？当然，世贸组织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确比以前的关贸总协定改进了一些，特别是取消了关贸总协定中接受专家小组报告的一致原则。1994年8月1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反对世贸联盟”（Anti-WTO Coalitions）的如下说法：“世贸组织是第一个美国在其中既无否决权又无投票权的国际组织。”
自1995年世贸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向世贸组织投诉以解决贸易争端的次数大大多于关贸总协定时期，且不乏在与发达国家的争端中胜诉的案例，如委内瑞拉投诉美国歧视其汽油进口而在世贸组织的裁决中获胜一事。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个机构抱太高的期望，拒不执行也是很正常的。为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美国几乎看不到外交的必要性，权利就足够了，只有弱国才需要外交。”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对外经济交往。正如曾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经济政策顾问的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所说的，美国近年来奉行的不是世贸的“多边主义”，而是“侵略性的单边主义”（aggressive unilateralism），这个词指的是在1988年美国修改了1974年制定的贸易法第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super301)，根据这些条款，美国要求特定国对他认为不能接受的“优先”做法进行谈判，而不管这种谈判是否为关贸总协定和其他条约所禁止，并要求别国在美国规定的短促时间表内取消这些做法，美国还在他认为必要时实行关税报复。鉴于以前在乌拉圭回合的时期，美国曾表示当世贸组织的协议与美国的国内法案发生冲突时，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当世贸组织多边裁决与任意性极大的“超级301”条款发生冲突时，美国必以后者为准。美国贸易法案中明确规定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贸易制裁，美国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利益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纠纷，公开向世贸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并为其他国家处理贸易纠纷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因此，世贸总干事所说的第二条好处——利用世贸的多边争端解决机构也是相当不确定的。最后再来说第三条的好处，即参与21世纪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现在我们清楚了，所谓这些好处不过是投其所好的一种表达，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好比是水中花、镜中月，先不说中国需要培养大量深刻理解国际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人才，我们要先把这层关系讲清楚：中国想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那么则先要加入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要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等付出代价，至于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要想改变一些规则那是完全另外一码事，先哄着加入世贸再说的。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我们曾经提过的一个口号，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愿望。说是改旧创新，改什么旧呢？创什么新呢？这对谁有利，又拿走了谁的蛋糕呢？这里面学问大了，水也太深了。我们所关心的游戏规则的制订是一切事物的战略制高点，重中之重。
国际企业界有这样的说法：一流企业作标准，二流企业作品牌，三流企业搞营销之说。在国际经贸领域，作标准就是作游戏的规则。21世纪的前十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只看到了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依旧巍然不动，而制订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则成了一句标准的空话。这并不是我们不作为，而是我们作不了，这里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攸关方太多，难度太大。在入世前的中国的广大的媒体上充斥着“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宣传和说教，却很少见到对“国际惯例”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内在的矛盾的讨论。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状况、法律法规、内部体制和政策，世贸要求各个成员国向大国靠拢。对此最先提出建立世贸组织构想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杰克逊认为，世贸的宗旨不应是要求各成员国内部体制和政策完全一致，更不应要求其他成员国都向某一成员国的体制靠拢。世贸的规则应相当于链接不同电脑的“界面”（interface），它应使不同的电脑能协同工作，也并不要求电脑的软硬件都必须一样，恰恰相反，越是高级的“界面”，越能使更多的不同软硬件的电脑协同工作。可惜，这种想法在世贸组织之中只是一种情绪的表示，没有实行的现实基础。正是从这个角度，杰克逊特别重视1997年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中国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一问题的回答，江泽民当时说：市场经济有许多种类，例如德国有“社会市场经济”……杰克逊教授看来，江泽民的回答与他关于世贸工作的“界面”哲学如出一辙。显然，对中国而言，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即需要实力，更需要智力的巨大工程，不是加入世贸本身就能实现的，这对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不是因为加入联合国，才拥有否决权，而是中国具备了拥有否决权的地位和能力，在满足我们的条件下，我们才加入了联合国，联合国赋予了我们否决权，可以说这个否决权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因此这第三条好处不是立竿见影就可获得的，如果仅仅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可以“与国际惯例接轨”就能参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根本就是无从谈起。
2000年之际，在那时强大的舆论宣传下，中国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入世的最大风险是对游戏规则的无知，要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就必须在全民中树立“世界意识、规则意识”，只有这两个“意识”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我们才能算是真正的“入世”。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赶快加深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和再学习，加强了解国际规则，主动适应WTO规则。只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就业本领，才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求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应该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WTO在带给了我们新词语、新环境和新实惠的同时，看世界、守规则也成为了一种刚性的约束，不管是国家公务人员，还是企业家、普通工人或农民，都要遵从新的游戏规则行事。这些讲的都不错，都有道理，对于我们了解世贸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稍有遗憾的是，随着对世贸了解的深入，没有能对“规则”背后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其中的玄机，当然那时是对世贸了解的初级阶段，还没有意识到，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入世前的研究多少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有纸上谈兵的味道，这是难免的，很多涉外的东西，不是我们能左右的，狡猾多变的对手也使我们有应接不暇的困惑。
那时候有几个词“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等是非常流行的说法，各种媒体上天天都有，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人们接受了“按国际惯例”办事这么一个概念，并有意无意的把它添加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和外交等领域，也不知道是真懂还是假懂，反正在文山会海中，媒体的报道中它成了一股潮流、一种时髦，进而发展成一种理念。（那时对按“国际惯例”背后的研究极少，且都比较肤浅。）我们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却不知后果如何，按国际惯例办事却没有防范其背后的阴谋。现在我们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当我们与国际接轨后，按国际惯例后，其结果又是怎样？如果只歌颂成绩，不讲隐藏的危险，只讲好的，不讲所付出的代价，那么同样的错误就有可能不止一次的再犯下去。实际上按国际惯例仅仅是指按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惯例，这样实际上是走了一条按西方逻辑和思维来办事的模式，而他们并不是整个世界，并不能代表地球上全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只是20几个国家而已，却常常以整个世界自居，而我们也就真的以为他们代表了全世界。这种情况下，往往造成我们把他们的“国际惯例”经验化、绝对化，丧失了自我的意识，最后把他们给神化了、美化了，不知不觉就掉到一种圈套里，08年，平安保险千亿元的融资案，可以说明这种国际惯例的危害。被这种逻辑和思维控制是很可悲的。轻松一下，上海迪斯尼乐园的开建，立刻引来了无数的关注，欢呼雀跃者有之，激动不已者有之，可惜这又是一例被“国际惯例”所控制的案例，我们以为游乐园就是“迪斯尼”这样的，世界上只有“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而全然不知它俩的老态龙钟，就是这老掉牙的东西把有些人迷的团团转。当然，上海不是不能建大型的主题公园、游乐场等，但关键是要有创新，（此时怎么没有人说要创新了。）当年，邓小平同志给上海的要求是放眼世界，要作世界的上海，要有世界第一的勇气。而现在上海建的“迪斯尼乐园”建成后将是世界第六个“迪斯尼乐园”，有前5个在，有多少人会去这第六个。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小孩众多，可“米老鼠和唐老鸭”与中国儿童耳熟能详的“孙悟空”相比又相形见绌，与上海迪斯尼同质化的游乐园、游乐场主题公园全国到处都是，由此可见，上海的迪斯尼只能是哄小孩的，可现在新时期的小孩在玩些什么，自己去看吧！还把“迪斯尼”当宝贝似地，只能说明，有些人思想僵化，思维活动被控制了，要知道“迪斯尼”前5个乐园，有很多是在惨淡经营的，“迪斯尼”这个招牌并不是万能的。尽管迪斯尼公司试图改变“米老鼠”的形象，但这根本改变不了“米老鼠”形象太老、套路太老的问题。如果上海迪斯尼抓不住未来儿童的心理，就更别提大人的了，更别提吸引外国的游客来中国游玩了。不要等到它建成之日，成了它淘汰之时的时候，我们再后悔不已，那就太晚了。（2011年9月中国叫停了所有的主题公园的开发不知道是否就包括有上海的迪斯尼。），所以上海在此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有创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主题公园的意识，晚一点、慢一点都可以，却不可操之过急而成千古遗憾。要摆脱“迪斯尼”的束缚，我们为什么不把“孙悟空”推向世界，让它成为世界的“孙悟空”，那将是中国的首创，中国的特色，世界独一无二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主题公园，让游客在身临其境之中，大显神威，这样的体验可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能在上海建成这样一个主题公园，那将会让许多人痴迷、上瘾，那将会成为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想不赚钱都难。这就是未来游乐业的前景，没有网络的游乐是20世纪的把戏，只有把网络和个人结合起来才能打动21世纪的年轻人，这样的影响将超过5个“迪斯尼”乐园的总和，何乐而不为呢？思路还可以更宽广，不能保守残缺的守住“迪斯尼”不放，这是思想僵化、思维被控制的表现。而现在是化危机为契机的时刻。
三世贸对中国的影响
加入世贸使中国更加开阔了眼界，更进一步融入其中。中国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兑现了对世界的承诺，也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方面没有哪个成员国或国际组织对我们有抱怨。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对此曾有这样的评价：“总体来说，中国的成绩是A+。”这与中国人对外交往的处事原则有关，在对外交往领域，中国一向是讲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在世贸组织当中也有体现，“有理”就是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来办事，这些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是个新手，初来乍到的，就像个小职员刚到一个大公司上班一样，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做事是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有利”则讲要处在一个有利的形势、地位，这在世贸组织中很不容易。“有节”则是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凡事都要有节制，不做“得理不饶人”的事，表现在我们利用世贸规则都是有限度的、有节制的，与很多国家无理也取闹相比差很多。这是我们的长处，应该的，可全世界当中也就中国还把世贸当回事，很多国家对世贸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我有利就采纳，不利就置之不理。所以我们以后要对“讲理”的“有理”，对“不讲理”的你也那么“有理”就显得“不和谐”了。
自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开始逐年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体水平由15.3%调整至2010年的9.8%，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8%调整至15.2%，工业平均税率由14.7%调整至8.9%，到201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降税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2010年中国将依据中国-东盟、中国-智利、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新西兰等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对原产于东盟十国、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家的部分进口商品实施比最惠国税率更优惠的协定税率。在内的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框架下，对原产于港澳地区且已制定原产地优惠标准的商品实施零关税，同时中国将继续对原产于老挝、埃塞俄比亚等41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部分产品实施特惠税率。2011年，海关总署发言人表示，中国的关税还会有所降低。
入世以来，中国全面履行了相应的义务，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规定给予其他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扩大了货物、服务的市场准入程度，逐步降低了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服务贸易市场也逐步开放，进一步规范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承诺案争端机制与其他成员公正地解决贸易摩擦，不搞单边报复，大大增加了贸易透明度。同样，中国入世后也享受了许多的权利，但是前面已经分析过。怎么都觉的不应该用“享受”这个词，这不过是最起码的事，用“享受”这个词让人觉的这最起码的事都好像是一种“恩赐”一样。中国是发达国家吗？见过中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吗？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都是明摆的事，却是我们千方百计努力争取的一个事，既然加入世贸组织了，那我不应该拥有一些基本权利吗？
《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分析报告》认为，虽然我国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资金技术密集产业阶段，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制造业仍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核心制造业仍偏弱。比如，目前我国每年制造小轿车超过500万辆，但绝大部分车型都不是中国设计的，整车设计能力尤其落后，就产业链来说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还很不发达，无论是整车还是零部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多年来，曾有人提出“用钱买技术”的办法，还有人提出“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客观的说，如果这些办法真能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也能体现出它的长处。但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总是巨大的，事实上，如果采用上述办法，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当今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在新技术的研发上往往采用生产一代、储备一代、研发一代的策略。因此，我们在买技术、换技术、引进技术时，发达国家往往不愿意把他们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我们，事实也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引进他们正在生产的一代产品（绝大多数是一般的产品），就面临着技术是否先进的问题，技术不先进的东西我们引进它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和意义。如果我们引进他们正在做技术储备或正在研发的一代产品，然而这些产品还没有投入生产，消费结果和盈利能力还没有得到市场的检验，所以风险巨大，并且这些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情都有进一步的考察。大量事实表明，所谓“外资企业带来先进技术”和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实际的操作性很难界定分析，所谓外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很多情况下变成是中国出钱把国外的先进设备买回来了，中方只是按照设备操作的规章制度执行吧了。好比大家买了台电脑，而我们学会了开、关机等一些使用的常识，这就可以说我们掌握了先进的技术。目前在中国会开关电脑的人太多了，真正懂CPU的太少了。而以“市场换技术”也是一句空话，市场是拱手相让了，可换技术的时间结点、交换方式、违约责任等等等等都是空白，根本就没有一个具体可执行、可操作的规范模式，好一点的外企还会盖一个漂亮的大楼，招聘一些大学生当程序员，然后挂块牌子叫“某某研究中心”、“科研大楼”等来应付中国，坏一点的连大楼都不盖了。对于如何换技术中方不清楚，外方就更不着急，眼前的事还忙不完呢？谁还对哪没谱的事瞎操心？而其中种种专利的限制，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都制定法律来限制某些技术对中国的输出，更是让“市场换技术”处于尴尬的境地，现实是很多技术是外方千方百计想要限制和隐瞒的，他们根本不会把任何核心科技带到中国来的。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索尼、三星、LG等在中国的设厂实际都是生产的流水线和零部件而已，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爆发后，富士康便忙着在中国搞扩散，但扩散的也是生产线，并不是技术。2008年底，中国重新评定高新技术企业，严格规范专利数量，（如果没有核心科技申报专利，招聘再多的科研人员，也是幌子。）结果包括微软、诺基亚在内的绝大多数外企，曾经做足了“中国实验室”的表面工作的企业，居然连基本的专利数都达不到要求，最终丧失了高新企业的资格，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之一，有四个工作室，有几百名程序员，数千名研发人员。很显然，他们在中国设立所谓的研究室，目的只是享受中国提供的税收优惠，即使有研发成果，也是送到美国进行专利申报。当然从资本的角度讲，别人要这样做，有他的考虑。
从积极的角度讲，也可吸引大量的海归人员，锻炼中国的研发人员为日后做准备，但也必须看到外企研究机构起码阶段性地摘走了当前中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中国必须尽快建立起自己的研发机构，为他们提供舞台，这样才能把高技术方面的人才研究成果收为己用，现在的科研已经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了，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就以汽车行业为例，这十几年里在中国市场上推出的各种新车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了，已经出现审美疲劳了，外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垄断着大部分的中国市场，可中国的汽车企业在技术上进步又有多少？中国汽车工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80%，有多少的关键技术还是受制于人，想换个螺丝都要看人家的脸色，被称为“依附型汽车生产大国”，核心零部件清一色从国外进口。中国的市场上只有孤零零的几个国产品牌在努力挣扎力求发展。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早在2002年8月，日本通产省即制定出限制本国企业向海外特别是中国输出先进科技的相关政策。《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社论说：“鉴于中国在成本方面的优势，日本企业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势不可挡，在新品研究开发方面的转移也会蔚然成风，但前端的研发必须放在日本，商品化的应用开发可放在中国。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日本于20年以上。”这些可是当初我们想到的吗？指望用“市场换技术”在源头就被人家卡死了，所以外资对中国的这种贡献仅限于统计报表上，让各种数字好看一些，实际的意义不大。而现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仍大有市场，这似乎成了某些人、某些行业标准的工作模式，近几年仍有一些鼓励此法的政策出台，这不能不令人警觉。相反，近些年来，中国的重大装备的发展还是跟过去一样，是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来的，只不过现在各方面的条件比过去那可是强多了，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自力更生，走自主研发的道路，这才是我们的出来所在。
再次，产业安全的风险在日益增加，少数行业由于过度开放已经开始危及产业安全。比如，近几年外资收购我国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势头明显。仪器仪表行业是装备制造业利用外资和合资项目最多的行业之一，加入世贸的第二年“三资”企业的产值已占全行业60.6%，出口交货值占90.14%，而且外方多半要求绝对控股或独资，并逐步并购中资优秀企业。工程机械行业的外资直接投资同样进入新一轮高潮，除一批合资企业外，还有沃尔沃（挖掘机）、利勃海尔（挖掘机）、BHS（混凝土搅拌设备）、日本丰田（叉车）等一批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独资生产企业，同时还有不少原合资厂的外方股东在增资扩股和买断独资。而另据北京交通大学产业安全研究中心2009年10月发布的《2009年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显示，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市场的控制程度稳步上升，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过一般行业市场控制度的警戒线。目前中国的外资企业已达60多万家，世界500强悉数来华，外资主要通过市场控制、股权控制、品牌控制、技术控制等途径对中国的产业安全产生影响，在工业领域，外资现在对中国采矿业、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的市场控制度较低，而控制度最高的是制造业，近10年来外资对制造业市场的控制度基本在30%以上，05-07年达到35%以上，尽管08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30%，以汽车产业为例，外资企业市场控制率自199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30%以上，股权控制率06年已经升至43.62%，无论是整车还是零部件领域，外资企业股权控制度都在上升，尤其是发动机领域，外资股权控制度06年高达78.26%，这将对我国的汽车工业安全造成威胁。钢铁业外资市场控制度08年为12.9%，石化产业外资市场控制度为18.2%，在激烈竞争的纺织品产业领域，外资市场控制度超过28%，其中服装、鞋帽制造领域，外资市场控制度在45%-50%之间，轻工业产业外资控制率近10年已超过37%，特别值得警惕的是，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度04年以来均在80%以上，外资在该领域发明专利控制度平均达到36%。另外，作为经济发展新的决定性因素，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已经达到70%，的水平。报告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引进外资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与预警机制，在保持吸引外资合理增长的同时，着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并加大鼓励外资实质性转让技术的政策支持力度。国务院国资委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指出，当前产业安全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产品缺乏竞争力，中国出口依赖于简单加工、低端产品赚取微薄利润的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强技术和管理的创新能力。
加入世贸以来，中国陆续解除了对金融、电信、能源等领域的外资限制，外资不断渗透到中国的国民经济中来。自2002年以来有关部门分别发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后》，中国的A股市场打开了。2006年9月8日，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开始正式实施，至此，中国对外资的市场终于比较全面的放开了。而根据以往的案例来看，外资的进入大多选择重要的领域，有影响的企业，行业上有能源、基础原材料工业、消费品生产、新技术、服务行业等，上市公司成为外资进入的主要目标。这种外资的引进就是一把双刃剑，好像扩大了外资的引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扩大也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隐忧。07-09年的股市、楼市的波动中都不乏这种扩大外资引进的恶果。中国的股市、楼市已经成为国际金融炒家打劫的场所之一。外资的引进我认为不是越多越好，我相信凡是都有个度。所以外资的引进要区别对待，而相当多的外资是来者不善，带着控制对方的意图，这种外资还是别来的好。而中国在外资管理方面的短板还是很明显的，立法的模糊、管理经验的不足，对外资真实目的的不清楚等都给不良外资留下了漏洞，同时外资的大量进入对中国的内地市场、企业的冲击更是不可忽视，加强短板的处置就显得迫切。中国现在不缺资金和外汇，如果说20年前，我们缺乏资金，需要引进外资来补充不足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还不顾时间与外部条件的改变，还在对外开放中不讲科学、不分析风险的引进外资，那对中国的发展是起负面作用的。今天中国不缺资金外汇，相反还在为如何花3.2万亿的外汇储备、巨额的美国国债而烦恼。如果再为引进外资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就不划算了，再为引进外资作让步就强占了许多中国国内企业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这将损害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增长基础，我们不能拿他们的纸币来换我们的实体经济。中国在创造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时，就必须改变那种十几年前的想法，告别以低廉取胜，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之路，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求发展的道路。对外招商引资需要算账，算经济账、算政治账、算短期账，也要算长期账。一些外资靠着优惠的政策而大量的赚钱，而我们手里的美元则越来越不值钱，这里外里的账要算，切不要让招商引资的多少与政府的政绩挂钩，那是多么短视的行为啊！合理、科学地利用外资不仅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健康稳定增长，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是有效控制投资过快增长，抑制经济过热以及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当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对外资的管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关经济法律制度、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等，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
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导向有所调整，权威人士分析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我国正在从对外资政策数量和金额的追求转变为对使用质量上的结构优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重点将从引进资金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专门人才转变，这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政策导向的一个转变，也为金融安全、控制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条件。而现在如何启动民间投资是比如何吸引外资更具紧迫性的问题。能否把一些优惠的政策给民间资本，给中国自己的企业，这对盘活民间资本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民间资本在流向股市、楼市之后，又转向其他非生产领域，范围更加分散但一个特点都偏好炒作，这对我国经济的泡沫成分的推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并不是国家发展的福音。如何引领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任由民间资本在商业流通渠道炒来炒去，那中国经济的泡沫就会越来越多，经济的形势就会越来越扭曲，其对经济的破坏性就越来越大，将来所付出的代价就越来越高。
而现在十年过去了，应该转入到中、高级阶段了，现在对世贸该有了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了。
§§第三章 世贸组织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