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筠秋迫于日军逼近，不得不决定离开长木桥小学。去向哪里？却颇费思量。去刘佩贞来处嘉兴新篁葡萄村，那里日军还未到，可以暂安，但终不是长久之计。回宣家浜家里，那里是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后，向杭州窜犯的必经之路。宣家浜虽不居要道，但日军过兵的可能性还较大。估计父亲一定还在家等候一双流离在外的儿女，为免父亲焦虑，心里决定回宣家浜。刘佩贞与张振乾的婚事在去年已经定下，“还乡囡”到婆婆家，也在礼俗之中——母亲从张家嫁出，女儿又嫁进张家，俗称“还乡囡”。况且，刘佩贞在去上海做工前，也长住在宣家浜舅舅家。两人商议后，就定了回宣家浜。
嘉兴水网地带的交通，向来凭借舟楫之利，小火轮开驰后，更以此为客旅往来的主要交通工具。近来，小火轮的开航虽已不大正常，但尚未完全停顿。俩人向就近的学生家里换了两身农妇衣衫穿上，再在脸上抹了点镬底黑灰，带上简单的行李，经县城武原转乘西塘班，在白苎登岸。
两人登岸，一眼望去，眼前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竟还有成片的稻谷未曾收割，稻株已成褚黄色，稻穗上的谷粒也已依稀脱落——时过霜降已近一月，正常年景“霜降一齐倒”，田中稻谷肯定已开镰收割完毕。而今年，农人们一个月来疲于逃命，连事关“食为天”的稻粮，也无暇顾及了。路过白苎时，更觉异样。往日开门迎客的店铺商家，家家排门都已关上，住家的大门更都紧闭，整条街道空无一人。两人不由加紧脚步，匆匆越过，不一刻，已能望到宣家浜了。遥望过去，村里似尚显平静，一路提着的心，稍稍得以放下。但踏进家门，一番景象却使两人目瞪口呆——四五个日本军人正在和父亲对峙。日军一见闯进两个女子，也是一阵叽里呱啦的骚动，持枪相向。待弄清楚来者是主人的女儿和内侄女时，方才平静下来。
少顷，筠秋和佩贞从翻译的话里大致明白，这伙日军是来请父亲出任西塘区维持会会长的。既然是“礼请”，所以没有对宣家浜进行骚扰。张礼甫就着女儿回来的由头，顺势回了句“女儿刚回来，风尘仆仆，容后再议吧！”。为首的日军见状，知礼甫一时不会贸然允应，也就告辞，说：“希望张先生尽快出山，维持西塘一带秩序，建设东亚共荣。”
晚饭用毕，一家人围坐着说了一会话。父亲说：“佩兰宝，佩贞，你俩人也太胆大了，日本人金山卫一上岸，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禽兽不如，还不早点回家？听平湖逃难来的人说，新仓镇朱家弄口一名漆匠师傅的女儿叫吴淑芬，也是小学教师。日寇登陆即入其家强奸淑芬，淑芬愤而大骂，并掌其颊。那个日军以刀剖淑芬之腹，并将肠挖出而去。我人在宣家浜，心却一直在为你们担心。”
张筠秋和刘佩贞听后，想起前几天还在长木桥教书，不禁有些后怕。那个日军的兽爪伸向女教师腹中抓出血淋淋肠子的情景，久久不能在眼前释去。
维持会长的事，其实礼甫的腹议早已铁定：辱没祖宗的事，是断不能做的。费心之处不在拒绝，而是如何与日本人周旋，尽量不因峻拒而激起剧变，以免生灵涂炭，玉石俱焚。三天之后，日军又来催问。礼甫在家中得知日本人已过前面的陆家浜，就偕家人外出躲避。不料，途中奔走之际，一个趔趄倒地，不省人事。——国难当头，儿子不辞而别生死不明；前几日又为女儿的迟迟未归而忧心如焚；三天来面对日军软硬兼施的威逼，日夜殚思竭虑苦无良策应对，心力和体力的双重煎熬，终于将这一壮硕的汉子击倒。
筠秋责无旁贷，为父延请医生，汤药随侍。礼甫度过当日的险境，总算神志慢慢恢复，生命无甚大碍，但已落下风瘫之症，不能行走。
礼甫的中风，虽然挡过了日军眼前的催逼，但日军对看中的人选，不肯轻易放弃。张欣华对诱逼礼甫任维持会会长一事回忆道：“后来日本人几次来我家逼迫说只要挂个名就行。姑母（张筠秋）说，他们经常把祖父藏在柴间里，然后由她出面拒绝，说父亲（祖父）年事已高，且半身不遂，不能出任。又说去治病不在家。”
张礼甫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清楚的，一直到1942年病故，终未染指挂名维持会会长一职。
他对家事的安排，也甚周全。全家没有远离过宣家浜去他乡躲避。只是雇好船只将家中的存粮贮放船中，平日停在屋边，一旦有事，就将船驰进河流的小港叉里隐蔽，以保米粮不至断炊。日军来势汹汹时，自己一人在家，全家其他人（五位妇女），就随着乡邻一起出外暂避。
自1937年11月5日，日机轰炸海盐县城起，县城武原及我敌双方在县境内的态势，一直处于拉锯状态：
11月20日，日军窜犯海盐县境。
1938年1月2日至16日，日军伊东部队由杭州北犯上海，分批过境，所到之处，抢掠奸淫，沿途纵火焚毁八团、场前等地民房百余间。
3月23日，日军八木警备部队进犯海盐县城。
3月，国民党军队六十二师由钱塘江南岸北渡海盐。师部设泾塘桥，师长陶柳委派各区区长，恢复乡镇保甲组织。
3月，县保卫团改组成沪杭地区第一游击队。
3月，敌伪成立“维持会”。
4月30日，六十二师云、魏两营长率部围攻海盐县城，敌逃窜乍浦。当时群情振奋，组成“青年战地服务团”去部队慰问。
5月1日，日军复犯县城，屠杀平民100余人，次日，焚县城12天，县城半成灰烬。
5月15日，六十二师光复海盐县城，次日，海宁海盐联合行动委员会返回县城。
1938年4、5月间，离家8、9个月的张振乾终于从余姚、江西长途跋涉归来。面对瘫痪在床半身不遂的父亲，终日在惶惶然逃难中苦熬的家人，振乾欲哭无泪。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道：“我们海盐克服（复），弟弟回来了，我想父亲虽疯了，一家能团聚，是一个不幸中的幸事”。
1937年岁春，日军进犯海盐县全境后，县内小学纷纷被迫停课，六千余名学童失教。中华民族历来尊教师之祖孔子为圣人，列师于天地君亲之序，可见极重教化之功。在外侮当前之时，更不容中断对学子的传经布道。1937年6月海盐县政府奉上级之令实施战时教育，举办流动小学四十所，统一名曰“流动施教团”。日军势退即上课，日军势及即停课。如学堂改名学校一样，原来西塘镇的西塘桥小学，也临时改为西塘流动施教团。教职人员也基本沿袭旧制，西塘桥小学的原校长金友松成了西塘流动施教团的团长，旧日的教员张高等人也留任教师。原有教师中有几人因避战乱等原因出缺，需要从新招收几名。
西塘桥小学的校事，1920年前后由张筠秋的叔叔张平甫执掌。据刘佩贞回忆：“我在读小学时，西塘桥小学的校长是舅舅平甫，平甫舅舅死后，由小舅舅方甫接任。因小舅舅经常不在家，金友松乘机得到。”方甫荒于校务，金氏乘隙谋取，虽用了点心机，但也算是得之正途。
张筠秋从与振乾一同从余姚江西归来的李石农处得知，西塘流动施教团招教师，就与刘佩贞一起前往十二里路以外的西塘镇报考。于1938年7、8月间，双双成为流动施教团的教师。
对于参加流动施教团的原委，张筠秋在1950年和1982年的两次回忆中，有看似不同的说法。1950年说：“我这时考取了流动施教团。”1982年7月24日的回忆说：“经李石农介绍，我参加了流动施教团。”
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李石农当时在西塘区乃至海盐县城，都是一位活动能力颇强且有一定影响的人物，由他推荐介绍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流动施教团并非民间社团，由国民党县政府明令举办，虽处非常时期的“战时”，但仍是“官办”的性质，且明文公布教师名义上的工资是月薪大米八斗（在非“战时”的1936年为月薪一石五斗）。虽在战乱中，欲谋取此职的人仍是僧多粥少，所以要经过考核遴选，也是理应走过的步署。
流动施教团的教学，比起“七七事变”前，无大的区别。只是环境上，要应对日军的骚滋，有时上课中途就得带着学生疏散，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全，情况多时，一天要两三个来回。
张筠秋在1982年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学生有四十余人，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走，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就继续办。当时我们领不到工资，自己贴饭钱，但是干得很高兴。”
张筠秋此时的高兴来自两个方面，主要是可以继续当教师教书，为全民族的抗战也算尽了一点力。另外，西塘镇是西塘区的中心所在，不比在沈荡中心小学代课时无人认识，熟人亲眷们对她的褒扬，更能使人有一种出人头地的陶然。
至于“领不到工资，倒贴饭钱”，估计也事出有因。流动施教团因其处在战时“流动”，管理上比较松散是难免的。县政府的拨发有延宕，还有中间环节的中饱，所以往往使名义上“一月八斗米”的微薄薪水，到不了张筠秋等教师的手中。无怪乎刘佩贞在1955年还说：“查海寰（时任海盐县教育科督导）还冒领我二个月薪水。”
当然不高兴的事也是有的。比如，教师张高的纠缠。张高也是张家门人，论起辈分来，算是张筠秋、刘佩贞的氏族堂兄。一是本性使然，二是依仗着妹夫查海寰是县里督导的关系，经常在张、刘两人面前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张、刘两人对张高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碍于氏族堂兄和其妹夫督导的干系，只得虚与委蛇。但每次张高走后，两人心里都如吞咽下苍蝇般地恶心一阵。
“八一三事变”后四个月，1937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举国朝野震惊。翌年1月，为检讨国是，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包括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在内的全国高级将领参加。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虽然南京失陷，但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
1938年1月全国军事上的大事，还有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受聘任副部长。周恩来力促郭沫若任政治部所属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日的民众发动、文化宣传工作。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以政府的名义，用其几乎囊括全国知名文化界人士的强大阵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月的海盐，也成立了海宁海盐联合会行动委员会，办事处设在钱塘江南岸的余姚县周行镇。虽隔江而坐，指挥有些鞭长莫及，但对海宁海盐的民众仍起到了极大的心理鼓舞效用。深入民众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齐来抗日。”
此时满怀国难家仇的张筠秋，参加流动施教团当个小学教师只是实现她爱国不当亡国奴的第一步，躁动于她心中的愿望是能直接投身到抗日杀敌的行列中去。
浙江省第二行政区政工队的来到海盐，为张筠秋提供了这种机遇和契机。
政工队，是抗战初期浙江省独有的青年政治干部组织。它的建立与时任总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有关。
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黄绍竑，对继戴季陶、邵之冲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俊睿倜傥，早已耳闻。而在政界高层广为传谈，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的一声慨然喟叹，“为何吾党中无周恩来？军中无叶剑英？”，更使他对周心仪不已。黄在1936年的湖北省主席任上，周恩来与他在武汉晤谈甚洽。他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2月任浙江省主席后，1937年岁末，黄绍竑再次任浙江省主席的决定正式发表。1938年元旦，卸去在太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他，到达浙江金华履新。行前，周恩来与黄绍竑在太原晤谈，希望黄赴浙履新后，一本团结抗战的立场，大力支持浙江的抗战青年文化活动。黄绍竑到浙方一月，于2月9日以省府会议通过《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十条。黄并为此发表讲话，说此纲领是“为了安定人心，整刷精神，动员民众，培养实力，以贯彻中央抗敌自卫的国策，经过审度形势，再三考虑，亲自拟订的”。这个《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是在中共地下党影响下起草而成的。当时受到CC系的指摘，说它是中共《十大政治纲领》的抄袭，浙江省报《东南日报》竟拒绝刊登。根据《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自1938年初至9月底，全省共有75个县政工队、3个区政工队和5个省政工队，干部和队员共3000余人。中共浙江党组织派遣了大量的党员和骨干参加政工队，并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使全省绝大部分政工队成为推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
据张筠秋1981年10月16日回忆：“李石农告诉我，积极主张抗日的是共产党，并告知我，省政治工作队里有共产党员。这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无疑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嘉兴位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清党”开始不久，嘉兴各县共产党组织均遭破坏，后又蒙枫泾、嘉善、平湖转角湾、“天下第一军”等农民暴动的失败，从1931年2月起，共产党的活动就在嘉兴基本停止。所以李石农的这番话，在张筠秋心中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省政工队的驻地就在西塘镇向东不到6里的王庄桥。政工队队员在那里贴标语，开大会，宣传抗日，声势很大。张筠秋和刘佩贞结伴前往，要求参加政工队，接待她们的是一位姓戴的女政工队员。
两人对这件事经过的回忆基本相同。
刘佩贞在1956年8月28日写道：“当年夏季，我乡来了省政工队，据知道是做抗日宣传工作的。我们为了也想参加一些抗日工作（因为当时的口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致抗日），青年人当然也有一些爱国热情，二人（指张筠秋、刘佩贞）就去找省政工队（该队有一个女队员姓戴的），对我们说，可在地方组织妇抗团，做一些妇女抗日工作。我们就在西塘镇发动了二十人左右的商店及家庭妇女。组成形式报反动政府批准，张筠秋为正队长，我为副。”
刘佩贞在1952年回忆时，明指反动政府批准是指“通过伪县长钟家洲秘书孟涛批准”。为了撰写地方党史，张筠秋在1982年6月对来访人员回忆时说得详细一些：“我知道后就与刘佩贞一起去找他们，要求参加省政工队，参加抗日。但因名额已满，未能如愿。但是，省政工队热情接待了我们，号召我们在当地抗日，教我们组织妇抗团、农会等抗日团体。回家后，我和刘佩贞、刘明珠等人通过小姐妹等关系进行串联，先后发动了三十多人组织起西塘区妇女抗日团，我们即刻了图章。大家选我担任团长，刘佩贞被选为副团长。”
张的所谓“小姐妹”，其实就是骨干之间的联系、结合，仍重复了“奔腾”文艺社时的结拜姐妹的方式。刘佩贞的回忆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审干”时，张筠秋的回忆在八十年代初期挖掘地方党史材料时。两者的语气带有各自明显的时代烙印，但事实是基本一致的。
刻印章的事还有些波折，西塘镇不大，那时已找不到刻印章的工匠，张筠秋她们就自己动手刻了一枚。
此时的张筠秋虽不能参加政工队，但已成为西塘区妇女抗日运动的领军人物，应该是意气风发，神情激昂。
西塘区妇女抗日队，利用流动施教团的场所进行每天二小时的活动，星期日半天。每月实报实销纸张、油灯费三元。因为张筠秋和刘佩贞有着流动施教团的工作，所以特地请了刘明珠（刘佩贞的堂妹）也担任教员全程协助，张筠秋、刘佩贞和刘明珠的工作性质完全是义务，没有报酬。
妇抗团的重要工作是向西塘镇的妇女界宣传抗日，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举办妇女识字班。没有教材，自己编了三十课教材，经县教育科核准使用。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意义，也必然讲到国父孙中山，还讲古代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等等。
张筠秋在1982年6月的同一次回忆里说：“我记得当时没有课本，识字班的书是自己编写和刻印的，还用浅红色纸做了个封面。”
岁月已经推移近四十五年，老人还记得当时的浅红色封面，可见此段经历对她的印象之深。
妇抗团的第二项工作是向民众募捐衣服，以支援前线军民。刘佩贞在解放后数次提到，她募捐到了一件棉上衣，一件棉背心。
张筠秋、刘佩贞在西塘桥流动施教团的教师工作，到1938年底结束，妇女识字班也即停止，仅办了一个多月。
令张筠秋十分不解的事，发生在五十六年后的1956年，当年这段令她激昂的经历，在解放后的审干时，组织上一定令她填入“参加反动组织”一栏。在事过境迁的1983年，她又向组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原文择要摘录于后：
嘉兴市委组织部：
我这次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省妇代会，是党组织给我的荣誉。
我踏上社会以后，自觉一身清白，在过去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在各个运动中，对我有二件不公正的事，几次申诉，未予解决。
一、我在入党前抗日时期（40年前），我在海盐县西塘桥，当时在附近王庄桥住着一个省政工队，我们知是抗日的，我与刘佩贞二人去要求参加，但政工队支持我们发动妇女抗日。我们即发动镇上妇女，办识字班，搞捐献棉衣等支援抗日，名为妇抗团。我为团长，刘为副团长。我认为这是抗日爱国行动。但在审干时一定要我填在参加反动组织一栏内。那时我祗有违心填入，但思想是搞不通的，把群众的爱国行动，变成反动组织。
二、（略）
我要求组织上查一下在我档案内，这二个问题是否已经清理？请告知为盼。
此致
敬礼
张筠秋
83年6、48日
七十三岁老人的态度是认真、真诚的。
另一位当事人刘佩贞的档案内当然也有她这段经历的记录，1954年（四十一岁）镇反运动时填入“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进步党派、群众团体、担任何种工作，现在有无关系”一栏中。而在1956年的审干时，她也作了一番“提高认识”后的重新觉悟，全文抄录于后：
我在1939年参加反动政府组织的妇女协会。曾选为西塘区副队长，正队长为表姐张筠秋，后改为妇抗团。举办过一个月妇女识字班，劝募棉背心工作。在镇反学习时，我对政治认识还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还以为是一种抗日爱国运动。现在通过这次运动，觉悟提高。我认识到我们已做了反动派国民党的奴化教育宣传工具。劝募棉背心就是助长了反动政府的反人民战争力量，因为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的各种政治活动都是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各种组织都是反革命的组织。我们做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助手（发展妇女参加妇抗团约二十多人）。
在审干的1956年，刘佩贞只能如是说。她没有张筠秋幸运，能活到1982年，所以她永远失去了理直气壮地向她们身于其列又无比热爱的党再一次袒露自己心声的机会。
录下以上两则材料，为的是记录下历史进程中真实发生的一些小事情，以供后来者玩味。
1938年9月5日，浙江国民党抗战自卫第五支队（简称“第五支队”），会同青年营一起，渡江开赴海北（指嘉兴、平湖、海盐、嘉善一带）地区，10月1日，收复海盐县城。
1939年1月的最后一天，日军三千余人，自嘉兴、平湖、海宁三路夹击，侵占海盐县城。“第五支队”坚守抵抗，又于2月9日晚克复海盐县城。以后日寇势力稍退，重振国民教育又提上当局的议事日程。
初春，海盐县向全县招收小学教师，张筠秋、刘佩贞前去报考。
有关这次报考，刘佩贞因为一个特殊的细节而记忆得异常真切：“曾有一度日寇退出，反动政府推进，即要恢复教育，招考小教。我和表姐因为生活问题，准备了一些去投考。那时不限资格，我们假造一些经历，被录取了。”
那个特殊的细节，是将原来的名字刘筠仙，改为刘佩贞，而且以后一直使用。
“假造一些经历”一事，不得其详，因为“不限资格”，估计只在教书工作的经历上多填写了些。想起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为延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而假造陈独秀大学学历及大学教师经历的事，材料呈教育部核批，教育部照准不误。在人材匮乏，特别是人材难得之际，在其他操守方面都不错的蔡校长，此举似乎也未引起时人物议，反倒成为后人“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美谈。不若今日之硕士博士遍街行走，假学历、假文凭要明令严禁成为过街老鼠一样。
可是张筠秋说起获得张家门小学校长一事，却又有不同的说法。先是在1950年，她说：“考取流动施教团一月，日本扫荡下我掉（调）一个地形好的乡村（我自己家的老宅）当校长”。后又在1982年的7月和8月两次回忆往事时，却言之凿凿地说是“烧香”的结果。“我在施教团失业后，为了自食其力和争取妇女解放，只能到县政府教育科去‘烧香’，总算把我录取为正式小学教师，被派到我老家——张家门去教书。”
仔细琢磨两人的不同说法，其实说的是同一回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刘佩贞谨慎胆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写了具体的细节，而不捅破那层糊窗纸。张筠秋豪爽大咧，直说不讳，又是在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将两人的话综合起来，“考试”和“烧香”兼而有之。“假造一些经历”想获准通过，是需要有人说项。需要有人假装糊涂的。而这一切，恐怕单凭空口白话是办不成的。不管其间的过程如何，结果是双双录取：张筠秋为张家门小学校长；刘佩贞为白苎小学校长兼教员，其实当时也只有她一名教员。
张家门小学仍设在张老先生命名为“知稼堂”的厅堂上。不过，期间气象今非昔比。得益于战时停校后的从新开学，张家门小学盛况空前。
张筠秋的学生，七十九岁的海盐县退休律师在2004年2月24日向笔者回忆。年近米寿的张律师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张筠秋在张家门小学教书，还有教师是刘佩贞及刘的哥哥，张筠秋是负责人。学校名称就是张家门小学，设在方甫家里的后面厅堂上。两面是办公室，东面是教室。我读5年级，有100多个学生，时间是1937年后。用的是公家课本，还打乒乓球，画图，出黑板报。”
张律师的回忆里说有100多个学生，并且教师里有刘佩贞。可能是刘佩贞把白苎小学的校址暂时搬到张家门了（两地只有3里来路）。
“张筠秋到学校教书是早出晚归，从宣家浜家里到张家门小学，中午带饭。
张筠秋教书有激情，教我们唱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松花江上，’‘保卫大浙江’。教‘松花江上’时，张筠秋唱起来带哭音，动感情。”
七十九岁的张律师讲到这里，不禁手之舞之的动情吟唱起来，我们也受到很大感染。可以想见，当时稚真儿童受的感动之深。
“大约那年9月，张筠秋组织我们学生去张家门街头宣传，组织儿童救亡工作队，出黑板报，写标语：‘打倒日本鬼子’，‘打倒守财奴’等。
有一次，游击队的兵到学校里检查，学生的作文、日记本放在教师桌子上，兵翻到一本日记，是一个名叫张允和的学生写的，说是里面的内容有抗日思想，（游击队游而不击），就找张筠秋。张筠秋说学生写的是事实，抢来日记本跑回家。后来一群兵围困住张筠秋家，后来还是礼伯伯（张礼甫）出面了结这件事。”
张筠秋此举是保护学生、正义的女侠豪举，组织儿童救亡工作队等等，她是把学校当作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了。
张家门小学的办学情况，张午芬也有回忆。张午芬也是张筠秋在张家门小学时的学生，后又由张振乾和刘佩贞两人于1948年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为浙江省化工厅离休干部。她回忆如下：“在张家门小学对在校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团结抗日、不作亡国奴教育，以讲课形式，用简单易懂语言教育学生，指出当前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中国大片土地，百姓惨遭杀害，如果不抵抗，我们将受亡国之苦，从而使青少年受到爱祖国、团结抗日教育，还教唱抗日歌曲，例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到敌人后方去》以及流亡歌曲。”
对奋身护学生的事，张午芬也有回忆，可见此事对学生心灵影响之深：“她们还组织学生到农村茶馆小店，宣传团结抗战不做亡国奴，当时抗战热情高涨，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巨增，毫不隐藏地将感想写在日记上，如有个学生叫张允和在日记本上流露出对国民军不抗日不满思想，而老师又加上了批语，后被反动军警发现，对老师进行追查。”
由于办学有方，学生日见增多，张家门小学还获得了褒奖。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道：“学生一天天增多，得到奖状。我觉得自己很骄傲，我想我读得三年书，能够如此，觉得自慰。但既然如此，想还要把学校再扩充一学（班）级，（结婚后20天到校的）。”
这种高兴是由衷的，尤其处在自由恋爱来之不易婚姻的蜜月里。
学校显得一派兴旺，可是张筠秋及教师们的生活仍很清苦，学校备有一口柴灶，中午为教师们热带来的饭菜，路远带饭的学生也可享受。
知稼堂的建造者和题名者，那位以教书终其一生的张老先生可以含笑九泉了，她的孙女在这里已将他的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了。在这里坐过馆的关甫，也可以含笑九泉了，他的侄女已接过她的衣钵，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40年，海盐县政府在县境内游击区开始实行国民教育，分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两部分。张筠秋把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也搞得虎虎有生气。据张午芬在1988年3月30日回忆：“通过在校生，组织校外儿童演唱，动员校外大姐、大嫂们到学校来听演讲，学唱歌，开办夜校识字班，由我动员参加妇女识字班的现在还记得的有诸六宝、法宝、雪宝、桂宝、官宝、阿宝、天南姐姐（名字忘了），儿童教歌的有天南、知远、纪顺、晓迷等。”
面对这一切，张筠秋开始了对学校和个人家庭生活的美好憧憬：“我思想上这样想，现在不是幸福的时（候），国家存亡的时候，况且我在事业上和经济上没有打好基础。在家白费时间，就到学校，想把学校周围调来的地再想扩大，实现一个小农场，和我以前的理想，以后可将小家庭住在这里。”
张筠秋的一生伴随着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往往在关节点上，表现得更为绚丽斑斓。
此时的张筠秋一如在山的清泉，不知山外的溪水如何藏垢纳污。
1939年春，海盐县妇女协会选举正副会长，张筠秋、刘佩贞对指定人选不满，拂袖而走。刘佩贞的回忆，比较详备，现录述如下：“当时海盐城内教师张韵诗来西塘桥叫我参加，把名字抄去。后通知我们去开成立大会。选举时，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宣布正副会长已有（张韵诗、黄纫秋），不要选了。我俩听了就怀疑，什么如此选择，不是已指定，无（何）必再选了。”
张筠秋、刘佩贞当众披了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逆鳞后，更大的凶险接踵而来，祸起西塘小学的教师张高。对张高的为人，两人在流动施教团时已当面领教，想不到此人还有政治上的一手。刘佩贞回忆道：“在考取小教后，有族中张高，他是国民党员，填了二张表，要我与张筠秋二人参加国民党。我们说我们不参加任何党派。他说做小教一定要参加的，我的表姐听了即说，参加不参加是我们的自由，将来再讲吧。我俩马上跑开了。”张筠秋对此事回忆道：“反动派要我入党，据说入党后做事可便宜些。我想他们所表现的贪污专制，我不满意。我想只要工作努力，一切不怕的。我说无党派好，结果不入。”
拒绝参加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是要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和勇气的。结果，张筠秋、刘佩贞以后的办学之路就布满了荆棘和陷阱。
张高的妹夫，县里的督导查海寰就经常光顾张家门小学“查课”了。突然的降临和鸡蛋里挑骨头的检查，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张筠秋她们有时疲于应付。特别是张筠秋的不谙世事，更陷她于不利。查督导来查课，往往是下午四时多才来，三来二下，已到用晚餐的时候，督导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张家门小学要招待一顿。但张筠秋笃信的是：“只要工作努力，一切不怕的。”张家门小学的学生天天增加，又得过奖状，怕什么？张筠秋信奉的是直道而行，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还有俚语“嘴巴两张皮，翻来覆去都有理”的世俗呢？
压死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不久就出现了。
国民党TP在没有得到张筠秋的同意下，把西塘区妇抗团改为所属国民党TP的妇女协会区会。于是“我不高兴了，无形中把妇抗团散了。”张筠秋如是回忆。
张筠秋从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逆鳞，到拒绝加入国民党的拉拢，再到公然地对抗国民党县党部的所为，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我生病，请了代课，二个星期将我撤职”。
同时撤职的还有刘佩贞，理由当然是“该校办学不力”。
对学校被撤，刘佩贞有一封向海盐县城政府的申诉信。信的内容和结果，刘佩贞如此回忆：“不教书没问题，我要说明白，指导员（督导）三天二头来查课时，当学生起立向他敬礼时，久不许坐。我叫学生坐下，他就反对。有时来，已四时多，又说放学太早，这种不讲理的地方应该调查清楚。现我遵令准备移交，新任校长快来接收。后伪政府接信后给指导员（督导）批评一等（顿）。可耻的查海寰竟然我家责问与我争论，被我斥他出走的。”
刘佩贞的这段回忆是在事过20余年后才写述的，义愤填膺之情仍跃然纸上，可见事发当时之愤了。
张筠秋终于又失去了她所钟爱的教师职业，此次却是因为战争以外的原因。与刘佩贞不同的是，她选择的是默默地承受，默默地离开。她还要求索她自己和家庭的出路。
然而，出路在哪里？她想凭自身的努力，继续她的自立自强之路。
小农场的理想，一直在她心头挥之不去。于是她决定回新婚20天就离开的金罗浜，重拾起她姑娘时办农场的旧梦。
农历五月，农家正是准备种一年大熟水稻的时候——当时平湖海盐一带均一年两熟，菜籽、小麦等春天成熟收获称春熟；水稻秋收后收获，而收成又是全年的重头称大熟。筠秋和洪声筹划起来，土地是第一宗要紧的事，目下，洪声家尚有自耕田十五六亩，张筠秋嫌少，至少想达到自己筹办农场时二十亩的规模。据金舜仪的回忆：“就由金洪声出面，把留着田底而将田面佃给人家租种的另外十二三亩田要回来，凑成二十七八亩的规模。”二人手头没有这许多现钱，张筠秋把父亲留给她结婚的金戒指也卖了，那十二三亩收回自己耕种的田面，因为是年成中间半途收回，当年的租米少收了许多。张筠秋只要田收得回来，也不计较了。接下来是农具的添置，引水的水车是本来就有的，最难的是耕牛的添置了。种二十七八亩田，代役的耕牛是必不可缺的。但此时的金家是无论如何凑不齐一条牛的钱了。整条牛购置不起，就只能与人合买。河对岸的陈成庆家也想购牛，但也缺钱，金、陈两家一商议，合着买一条牛，陈家出一只牛脚的钱，金家出三只牛脚的钱，即各出牛钱的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平常由陈家饲养，农忙用牛时两家轮流使役。金、陈两家隔河而居，牵牛走路要过连接两岸的姚家桥，绕到河浜底还要摆渡，既费时又费力。金洪声的小弟金舜仪饲养牛久了，通了牛的灵性，隔着河，对着港口叫“成庆、成庆”，陈家知道金家要用牛，就将牛牵引河滩，把牵牛绳盘在牛角上，水牛就驯服地下河游过岸，由金舜仪一人牵回。有一次，舜仪在车棚里望牛打水，金洪声回家路过来看看，看到牛脚丫里有泥巴粘着，想用手把泥巴扳掉，让牛走路时舒服些。不料，牛不领情，一蹬脚，金洪声吃惊不小。幸亏没有踢中，算是有惊无险一场。
张筠秋从张家门物色了一个种田的长年帮工，大家叫他二伯。二伯一根旱烟管整天不离嘴边，吱吱地吸个不停，二伯人很渊博，晓得许多事。闹长毛的事他都知道，甚至还会讲推背图。晚饭时他喜欢喝点酒，一杯下肚，他的故事就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往往吸引了吃饭的两桌人都围着他那一桌吃饭。他种田的经验很足，但不亲自下田，主要是管住另外的帮工。张筠秋对二伯做事很放心。农事全托付给二伯料理，还雇了另外一个长年，农忙时再雇几个短工。
筠秋对农事的管理，很是松散，田头是难得去看的，只有在晚上，对田里的事向二伯问一遍，交代几句，就又回房间里去了。
这段时间，筠秋白天晚上在房间的时间居多，看看书，每天记着日记，记的大概是管理种田的流水账。
专事种田一段时间后，可能张筠秋自觉不太适合自己，田里的事全凭二伯经理，自己就基本撒手了。
俚语云：“打铁自把钳，种地自耕田”，张筠秋这种经营的必然结果是：秋后一算账，种田一年，地里的出产收入抵不上雇工种子肥料等一应支出，忙了一年，不赚反亏。张筠秋也就结束了想重温农场梦的种田生活。
张筠秋在1950年回忆起这段种田生涯时说：“我免职后一心把家庭搞好，所以开始种我们在小教时积蓄买的12亩田，但大伯（金洪声的大哥鸿楹）骂，不肯放下这没落地主的架子，一些不肯做。但我种了一年田，雇了一个长工，剥削剩余不够缘租亏本。”
缘租，是当时平湖农村通行的一种说法，即缴租，字面上少了点强迫的意思。张筠秋开始种田时中途要回的那十几亩田，收成要抵冲掉中途收回的损失，如是可算作“缘租”了。
金洪声在1950年对上述种田一事的回忆，凸现出了与张筠秋两人在对数字识记上的很大差异：“在这年春与表姐（筠秋）结婚后，也仍旧教书，并不同意我做生意。并且不愿在沦陷区过生活，同时我亦感到米行是一种投机买卖，不能永久。后就在金罗浜家租入了田12亩，又买进7亩，一方面遭受地主剥削，一方面剥削劳动力。”
由于岁月对记忆的冲刷和解放初期对拥有土地的忌讳，张筠秋、金洪声、金舜仪对“种田”具体数字的追述有些出入。金舜仪的回忆在2006年，较少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他说：“种田我是小长年，始终参与其中。”所以金舜仪的“二十七八亩”的说法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种田的事是在张筠秋金洪声婚后一年左右，从其表面形式来看，是一场妇唱夫随的举动。一如金舜仪的回忆：“张筠秋种田，田底、田面，还要靠近，同人家调。”促成此事的原因，除了张筠秋小教被撤，为了圆其“小农场”的个人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大背景。金洪声说的“米行是一种投机买卖，不能永久”。
日军金山卫登陆后，一路烧掠。平湖县首当其冲，平湖蒙受千百年来未有之战祸，惨状之烈，罄竹难书。据战后平湖县政府《复活农村调查报告》统计，并经国民政府核准，平湖县在战时的损失为“甲”等。作为商业运营的不动产，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工商资本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顷刻之间损失殆尽（金洪声也如此），而地租资本的田还在，劫波过后，地主仍可凭手中的一纸田契收取田租。于是：“田是烧不掉的”成为从惨痛的现实中悟出的经验之谈。所以一时之间，有一定经济财力的人，趁着地价的低迷，开始购进土地，继续着“种田万万年”的农耕社会择业准则。
小农场的理想终于再次失败。张筠秋的自立之路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了。
她还会继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