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主张，即用兵谋略首先要遵循用兵之“道”。孙子认为，用兵知“道”，才能知如何用兵，才能知如何具体用兵参与竞争，才能知如何通过具体用兵参与竞争而获取胜利。在孙子看来，用兵中“道”是根本，“道”对用兵竞争起着普遍性、规律性和法则性的规定作用，用兵定位的问题取决于对“道”的认识和把握，因此，“道”必然是用兵参与竞争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谋略只有重视“道”，并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才能有取得制胜效果的可能。《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不仅重视一般的“道”，而且特别强调兵家特殊的“道”和实战的具体战“道”。
第一节 用兵首先要循“道”
《孙子兵法》在是否用兵的计“谋”问题上，首先特别强调必须遵循“道”的法则。之所以要突出“道”的法则，原因在于《孙子兵法》认为，兵法重谋取胜，然而在实际用兵的过程中，不知不可能谋，无道则不可能胜。在《孙子兵法》中，“知”和“道”是“谋”的两翼，无“知”则用兵无措，无“道”则用兵无理。所以，《孙子兵法》在用兵谋略上非常重视“知”和“道”，并且十分讲究依“知”、“道”而谋略，“谋”定视“道”而用兵，用兵循“道”而取胜。从一定意义上说，《孙子兵法》所追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就是揭示用兵之道，而且此用兵之道必须是取胜之道。为此，《孙子兵法》始终特意贯彻一个精神，即为致胜而谋略、经谋略而用兵，并且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掌握用兵之道即取胜之道。从《孙子兵法》所揭示出的用兵之中所蕴涵的深层次关系来看，除了有“知”和“谋”的关系之外，还有“谋”和“道”的关系。这个关系，通俗地说就是要求用兵时遵道谋略、谋略循道，以道定谋，以谋通道。
在《孙子兵法》的整个战略谋略思想中，“道”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道”这个概念，在《孙子兵法》中既有总体性，又有具体性。从总体来看，“道”不仅指向用兵的规律、法则、方向、道路和途径等，而且指向用兵谋略的理念、思想、精神、智慧和灵魂。就具体而言，“道”又可以针对特殊的个别对象，如《孙子兵法》所说的“兵之道”、“胜之道”、“败之道”、“战之道”、“将之道”、“政之道”、“地之道”，等等。在《孙子兵法》中，“道”的具体用法大约有三种：一是“有道”。“道”是规律和法则。“有道”是相对于“无道”而言。“有道”、“无道”中的“有”和“无”是指君主的政治策略方针和行为实施方法。君主的政治策略方针和行为实施方法符合“道”的要求即“合道”，称之为“有道”；君主的政治策略方针和行为实施方法违背了“道”的要求即“不合道”，称之为“无道”。因此，孙子认为，“有道者”自有善道，能够施行天道，并且“与民同道”；“无道者”脱离善道，无法施行天道，最后归于败倒。二是“兵道”。孙子认为，用兵的竞争领域也有其自身的特殊之“道”，即用兵有其自身运动的特殊规律，此“道”所体现出来的规律，不可违反。因此，用兵者欲用兵，必须从一开始就认识并严格遵循用兵之“道”，欲胜必须从用兵时就深知并且自觉掌握和运用取胜之“道”。三是“战道”。孙子认为，用兵者实际用兵，还必须掌握战场用兵作战的灵机处置之“道”，也就是说，还必须掌握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机变的作战方法。用兵者如果在战场上能够掌握“战道”，在任何敌情或各种条件面前能够做到权衡利害、巧妙应对、灵活变化、临机处置，就能在实际用兵作战中通行上将之“道”。反过来说，如果实际用兵作战时不知彼己、不识时务、不思变化、墨守成规、机械教条、照搬模式，那么必走战败之“道”。
根据《孙子兵法》关于“道”的思想，用兵征战之前欲正确判断胜负，首先要了解用兵双方“道”的情况，要考察“主孰有道？”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笔者认为，孙子着重指出了为什么要依据“道”来判断用兵胜负的根本理由。依据“道”来判断胜负的根本理由在于，“道”能使民众百姓与上层决策者形成同一意愿、同一意志，从而使上下同心同德。在这种条件下，民众百姓心甘情愿与上层决策者同患难、共生死，而且不惧怕任何危险。所以，“有道”符合民众的意愿，能获得百姓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孙子兵法》并没有从具体含义方面去解释什么是“道”或“道”是什么，而是着重揭示了“道”的意义和“道”所能起到的社会作用。笔者认为，《孙子兵法》实质上是试图通过揭示“道”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及其所能起到的根本作用，来说明“有道”对于用兵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阐明一条规律，即用兵获胜首先“有道”。用兵胜负的规律，表现为“得道者胜”、“失道者败”。用兵作战的胜负，从根本上看，是由“道”来定位的。那么，怎样才能断定是否“有道”呢？笔者认为，这要看是否掌握了规律，是否赢得了民心。
“有道”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
第一，尊重规律，掌握了规律。“有道”，表现为上层决策者懂得遵循规律、根据规律的要求，去制定解决现实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得到民众敬佩和赞同。“道”虽然“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可以叫它没有形状的质态，没有物体的物象，而且使人感到迷离恍惚、无法捉摸，面对它看不见其前面，尾随它也看不见其后面。但“道”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是难以说出但违反了必受惩罚的事物内部法则。因此，前人行“道”可以借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了解并掌握亘古已发生的规律，可以利用它来驾驭、支配现在的万物，从而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古往今来的通途。老子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老子告诉人们，掌握规律的人，其思想细致精妙、深邃通达，深刻得超出一般。完全可以这样来对他们进行描述：他们办事或解决问题时，都要经过反复考虑，就像严冬准备赤足过河；他们谨慎小心，就像害怕引起四邻的不满；他们恭敬庄严，就像是在作客感恩；他们怀柔通达，就像要去融化冰川；他们朴实敦厚，就像未经雕塑的原木；他们宽阔开朗，就像虚怀的幽谷；他们包容一切，就像兼收并蓄的大河。这就是得道之人。得道之人懂得根据普遍规律来处理现实中存在的具体事情，他们总是能够根据目标方向找到正确的道路和方法。这样的得道之人，即“有道”之士。“有道”之士，其精神境界远大高深，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水平，他们具有谨慎、警惕、严肃、洒脱、融和、纯朴、旷达、浑厚的人格修养，他们追求理想、高瞻远瞩、忧虑天下、关怀百姓，同时又微而不显、含而不露、虚怀若谷、谦虚谨慎。“有道”之士具备如此非凡智慧，这样的人懂得按照规律的要求来治家、治国、治天下，当然能使民众产生敬仰和信服。
第二，重视民心，赢得了民心。“有道”，还表现为上层决策者懂得关怀百姓、爱民如子，敢于保护民众的利益，努力根除民众厌恶的事情，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俗话说，上善若水，以利万众，方能得道多助。孔子在《大学》中指出：“《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为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眀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孔子告诉人们，高兴的君子，其高兴的实质在于能与民甘苦与共，他爱民如子，而且民众敬他如父母。君子必须要能够做到喜欢民众所喜欢的，厌恶民众所厌恶的，这样才能无愧于民众父母的称呼。险峻巍峨的大山，层峦叠嶂的高峰，使人瞻仰。同样道理，作为威严显赫的国家治理者，广大百姓民众也都在看着你。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必须仁爱民众，小心谨慎。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就会最终被天下的百姓所诛戮。例如，殷商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殷朝还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就能够存在；当殷朝丧失了民心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所以，后世都应当借鉴殷朝的强弱盛衰而自省，警戒自己遵行天命，这很不容易做到，但又必须如此。要知道，国家治理者关注民生，仁爱百姓，就是遵循“道”。遵循“道”去安抚民生，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保全国家，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否则，就会破坏民生，失去民心，从而造成国家的内患外乱，最终失去国家。所以，治理国家的人能制定出合乎民意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政方针上能够爱民、亲民、为民、保民，就能从根本上为民所爱、所亲、所保。
《孙子兵法》所提出的“道”，也有老子、孔子所说的“道”的最一般的意思，就是遵循规律、赢得民心。实际上，这也是孙子对用兵者的政治要求。《孙子兵法》开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接着就提出用兵的要求，即欲用兵者必须“经五事”，并且要“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而“经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明确“道”的基础上，去了解敌我双方“道”的情况，并比较“主孰有道？”。孙子在用兵决策上，把“道”放在第一位并且要求深入了解和进行比较，可见其对“道”的重视程度。《孙子兵法》本来是谈兵，为什么要如此高度重视“道”呢？笔者认为，《孙子兵法》闪烁其用兵智慧的重要一点，正是在于它看到了政治对军事的作用，从而一开始就揭示出了政治因素对用兵取胜的根本制约作用。因此，《孙子兵法》要在政治制约的规律基础上用“道”对战略谋略的方向进行定位，以便使自己的所有战略谋略首先都能够顺应天道、关注民道、坚持正道，通达胜道。孙子后面所问“主孰有道”，实际上是为了能够在遵循“道”的前提下去准确地判断胜负。毫无疑问，《孙子兵法》对用兵中贯穿着一条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持肯定态度的，这条规律就是：“有道”必胜，“无道”必败。在《孙子兵法》中，“有道”必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关怀百姓民生。忧虑“百姓之费”，担心“远输则百姓贫”，这符合民道。其二，考虑国泰民安。强调“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符合正道。其三，得到百姓拥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符合天道。在孙子眼里，民道谁都不可忽视，正道谁都不可违反，天道谁都不可亵渎。因此，用兵首先要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用兵之道或者说是用兵致胜之道的根本和基础。孙子深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深知如果无“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深知用兵之道，首先要替天行道，行正义之道，要得到民众认可和认同，要顺应民心所向。所以，《孙子兵法》强调用兵首先要循“道”，这个“道”是民道、正道、天道，顺天为民行正道这是用兵致胜的根本规律。
第二节 兵者诡道不可不察
《孙子兵法》要求，用兵谋略必须把握用兵之道。而要把握用兵之道，除了首先要自身“有道”即遵循规律、赢得民心之外，还必须把握“兵者”的特殊之“道”。孙子认为，用兵谋略有其特殊性，因此，用兵还必须在“有道”的前提基础上，遵循“兵者”本身的特殊之“道”，才能进行用兵的具体谋略。
古代兵书《六韬》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武王请教姜太公，问：什么是用兵之道？姜太公回答：用兵之道不会越过一。能做到一，就能独来独往。姜太公说：黄帝曾解释过，一就是以天地之道为根本，精妙如神机妙算。姜太公还说：关于用兵之道这个一，用它在于时机，显现在于形势，成就在于君王。所以，圣王称兵为凶器，要在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我们现在分析，姜太公在回答周武王的提问时，实际上具体说明了用兵之道的两个要求：一是要符合天地正道，二是必须懂得神机妙算。笔者认为，姜太公所言“用兵之道”的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在讲“道”的基础上，还要强调“兵者”之“道”的根本原因。
需要指出，一般的“道”和“兵者”之“道”，还不完全一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其中，一般的“道”所反映的是一般规律，它反映了国家社稷等一切领域的发展都有一般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一般的“道”所揭示的是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兵者”之“道”所反映的是个别规律，它反映了具体用兵作战这个特殊领域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个别规律在起作用。所以，“兵者”之“道”所揭示的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正因为如此，两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也就是说，一般的“道”不能替代“兵者”之“道”，“兵者”之“道”也不能替代一般的“道”。但是，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个别包含着一般，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兵者”之“道”包含着一般的“道”，一般的“道”通过“兵者”之“道”表现出来。正如“马”这个一般包含在具体红马、黑马、黄马之中，并且通过具体的红马、黑马、黄马表现出来一样。孙子在谈具体的兵者之道前，先要讲一般的“道”，就是因为兵者之道也包含着一般的“道”，一般的“道”也要通过兵者之道表现出来，兵者之道不可能违反一般的“道”的规定，兵者之道也只能在遵循一般的“道”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但同时，又要看到，兵者之道除了包含一般的“道”这一普遍性的内容之外，更多地还是本身自“道”的特殊性内容。所以，孙子讲用兵之道，在强调一般“道”即有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还要充分阐述“兵者”的特殊之道。
“兵者”是用兵者，“兵者”不同于社会中一般的他者，即不同于士者、吏者、学者、记者等。所以，“兵者”所行之“道”，也有其特殊的、不同于他者的奇异之处。《孙子兵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全方位地揭示出“兵者”之“道”的那些特殊奇异之处。为此，《孙子兵法》在第一篇就开宗明义：“兵者，诡道也”。所谓“诡”，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指狡诈、诓骗、虚伪、怪异、奇特等；所谓“兵者，诡道”，就是指“兵者”之“道”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就在于它存在着诡诈之处，“兵者”之“道”是一条有规律的但又充满变化、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奇特道路。因为，“兵者”之“道”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孙子着重指出了“兵者，诡道”的主要表现，那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扰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通过一些特殊的表象，基本把“兵者，诡道”概括性地揭示出来了。在“兵者”之“道”里，本来能力很强，却假装出来能力不够；已经准备用兵，却假装出来不准备用兵；其实已经接近对手，却显示出来离对手还很远；明明离对手还很远，却显示出来已十分靠近对手；用兵，总是设法用利益引诱对方，把握时机乘混乱攻取对方；如果对方实力很雄厚，就要事先做好应战的准备；如果对方战斗力很强，就要想办法避开其锋芒；如果对方容易被激怒，就要设法去挑逗并激怒他；如果对方容易轻视别人，就要设法使其更加狂妄；如果对方准备进行休整，就要设法使其劳累疲惫；如果对方内部关系密切，就要设法使其内部互相猜疑并产生隔阂。用兵，就是要攻击对方毫无准备的地方，就是要出现在对方意想不到的地方。这样用兵打击对方，才能取得胜利。这就是“兵者”的“诡道”，它一方面和“现象”、“利益”、“局面”、“实力”、“战力”、“性格”、“心理”、“劳逸”、“关系”等状态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显示”、“引诱”、“攻取”、“准备”、“躲避”、“挑逗”、“刺激”、“干扰”、“离间”等具体的手段联系在一起。因此，“兵者”之“道”的根本特点就在于能够把现象和手段巧妙地、奇特地结合起来，既可以运用手段去制造现象，如隐蔽真象、制造假象等，同时，又可以根据现象去选择手段，如诱、取、备、避、扰、劳、离等。“兵者”之“道”诡诈并举的关键，在于显象和手段使用的巧妙、怪异。
《孙子兵法》揭示“兵者，诡道”，实质上是为了从根本上说明用兵的特殊规律和现象及其手段，就是诡诈。所谓“诡”，是诡秘，让对手无法看透；所谓“诈”，是假示，为了迷惑对手。在孙子看来，用兵之道就是在遵循一般“道”的基础上，根据“兵者，诡道”的法则去谋略用兵的路线或道路。在孙子所阐明的用兵之道中，“道”和“诡道”是有差异的，“道”表示有一般规律起作用，“诡道”表示有特殊规律起作用，但两者又同居于一个统一体中，这种矛盾的统一使用兵之道能够得以具体展开。这里，有必要从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目的和手段的问题；另一个是正义的手段问题。
目的和手段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其中，目的选择手段，手段服务于目的。一般来说，用兵也是如此。撇开其他因素不讲，单纯就用兵而言，任何用兵其最基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战胜对手。战场上，为了战胜对手，为了能够更好地战胜对手，根据战胜对手这个目的选择用兵的方法和手段，就是用兵谋略。简而言之，用兵谋略实际上就是要对用兵的方法和手段进行选择。既然是选择，当然要选择能够达到目的的最佳方法和最佳手段，即取得胜利的最佳方法和最佳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用兵要遵循“兵者诡道”，为什么用兵的方法和手段必然选择诡诈并举。从方法的角度讲，战场上运用诡诈并举手段的目的，主要又是为了使对手在思想上产生麻痹，在认识上产生迷惑，在情绪上产生恼怒，在心态上产生浮躁，在阵脚上产生混乱，在兵力上产生分散，在行动上产生迷茫，进而全面陷入误区、整体进入歧途，以至于将其自身的意图、实力、踪迹、动向、部署等完全地暴露出来，使我方能够在充分了解对手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利用或创造某些有利条件，并且有意图地选择制胜方法和手段，从而有针对性地出现在对手意想不到的地方，攻击对手毫无防备的环节，一举战胜对手。可以想象，战场上如果没有这些带有诡诈性质的方法和手段，是不可能战胜对手的，更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对手。所以，《孙子兵法》要求根据“兵者”之“道”的根本特点来进行谋略，即无论何时进行战争，无论何人尝试用兵，都应该在遵循“兵道，诡道”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和环境形势及其变化，来研究确定用兵的总体策略、作战方针和作战原则。研究确定这种策略、方针和原则，本身就是进行谋略。所谓谋略，其根本要求就是要巧妙地选择和运用诡诈的方法与手段，服务于用兵取胜目的。所以，进行谋略首先要从根本上明确，进行谋略的目的是为了用兵取胜。一般来说，用兵取胜要凭借力量，如实力、战斗力等，但用兵又要尽量避免“力屈”现象，要熟练驾驭“并力”要领，要努力掌握“军争”的主动权。这实际上是要求，用兵必须谋略，即充分考虑在不同情况与不同条件下运用不同方法和不同手段，以保证在不同情况和不同条件下使力量能够得到灵活组合和最佳运用，争取以最好的方式达到取胜目的。
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战争的目的上，即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其目的是根本不同的。非正义的战争是为了侵占别国、掠夺财富、蹂躏百姓，而正义的战争则是为了保家卫国、保护百姓、捍卫和平。正义和非正义与目的有着直接联系，但是又要看到，正义和非正义与手段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正义或非正义是属于性质的问题，而使用什么手段是属于方法的问题。正是由于有此区别，所以为了达到取胜的目的，正义和非正义有时可以选择相同的手段。比如，不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选择了战争，其中，战争就是手段。然而，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却都选择使用这个手段。既然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都可以使用战争手段，那么同样，它们都要按照“兵者，诡道”的要求来进行战争。因为，“诡道”又是战争中必须使用的规律性的方法和手段。从一般规律来讲，非正义的一方是为了豪取强夺而主动发动战争的一方，它不仅发动战争而且企图用诡诈并举的手段战胜应战的正义之师；正义之师则是为了反抗侵略而奋起应战的一方，当然它也要用诡诈并举的手段来应对并且努力最终战胜非正义的一方。正义的战争应对非正义的战争，就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兵者，诡道”即用兵时使用诡诈并举的方法和手段，这是用兵作战的一般规律，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在用兵作战时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
《孙子兵法》提出的“兵者，诡道”，揭示出了兵法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竞争谋略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要遵循“兵者，诡道”去用兵作战，就必须进行深“谋”、权“谋”、计“谋”。只有这样，用兵作战时才可能使用事先谋定的“非常手段”或“奇异多变”的方法，才有可能做到“先为不可胜”，才有可能实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才有可能获得胜利。从这个意义上看，“诡道”既是竞争策略的一部分，又是智慧在竞争中的具体运用。
《孙子兵法》认为，“兵者，诡道”就是用兵致胜的奥妙。正因为它是奥妙，因此它要求用兵者用兵必须视情应对；也正因为它要求视情应对，因此用兵者要知道用兵取胜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事先规定固定模式。所以，孙子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曹操解释：“传，犹泄也”。如果“先传”，岂不是事先将用兵意图和方法公布于天下。所以，曹操又说：“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必须灵活运用强兵、奇兵、骄兵、哀兵、形兵、隐兵等策略，根据情况选择实施利诱、机变、实防、避强、激将、拖疲、离间等手段。在具体实战中，按照这个法则来计谋如何用兵取胜，的确也是无法事先按照固定模式来进行具体传授。因为，用兵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的情况总是具体的、复杂的、活跃的、多变的，用兵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根据具体情况将诡诈的方法和手段运用得妙不可言。所以，用兵取胜必须深谋远虑、视情而定、灵活运用。
第三节 战道之利为我所用
《孙子兵法》除了要求用兵必须遵循“兵者，诡道”外，还提出了一个“战道”的概念。孙子说：“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这就是告诉用兵者，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如果遵循用兵作战的规律就能够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君主说不能战，也一定要出战；相反，如果遵循用兵作战的规律不能取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君主说要战，也一定不能出战。因为，战场上是否能够出战是有客观标准的，判断能否出战的客观标准就在于是否遵循用兵作战的规律，遵循用兵作战的规律就能取胜，违反用兵作战的规律就会失败。《孙子兵法》中所说的“战道”与“兵者，诡道”虽然都指向规律性，但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兵者”的“诡道”与一般的“道”相比较而言具有特殊性，但在用兵这个领域它却具有普遍性。所以，“兵者，诡道”主要是指用兵领域的普遍规律性；而“战道”主要是指在具体条件下作战的特殊规律性。“兵者，诡道”主要是指出用兵时要考虑的一般方法；而“战道”主要是指出作战中应注意的临机处置方法。在一般的、普遍的“道”的范围内，“兵者，诡道”体现的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规律，因而具有个别性、特殊性；但在用兵作战这个具体的范围内，“兵者”的“诡道”则是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普遍性；而“战道”则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具体处置方法和规律，因而具有个别性、特殊性。所以，用兵作战进行谋略，首先要遵守一般的“道”，但更要遵循“兵者，诡道”，同时还要切实把握具体的“战道”。
《孙子兵法》不仅重视“战道”，而且要求用兵者深入把握“战道”的精神和方法。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用兵者谋略时，必须知九变之术、明四军之利、察地形之情、懂九地之用、善水火之攻。
把握“战道”，要知九变之术。《孙子兵法》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用兵是有法则的，将军领命组军，带兵出征，遇到山林险阴沼泽之地，不能宿营；遇到与邻国接壤的通衢之地，注意结交；遇到险恶并难以生存之地，迅速通过；遇到敌易来我难出的四周险峻之地，设法离开；遇到后有追兵又无法前进之地，殊死奋战。出征的过程中，有的道路不能通过，有的敌军不能攻击，有的城池不能强攻，有的地方不能争夺，有的命令不能照办。这个法则告诉用兵者，战场上经常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情况，要根据地形和敌情的变化去灵活处置，要谋划各种变通应敌的方法，决不可机械行事，陷入误区。在实际作战中，知九变之术，才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所以，孙子指出：“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把握“战道”，要明四军之利。《孙子兵法》指出：“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勿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易处，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率军作战讲究有利原则：穿越山地要依河谷行进，要选择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方，不要仰攻占据高地的敌军，这是山地处军作战的原则；穿越河川注意远离河流，敌军渡河来攻，要等他们渡到河心再发起进攻，不要选择靠近河流的地方与敌交锋，要抢占视野开阔的高地，而且不能处于河流的下游，这是河川处军作战的原则；穿越沼泽应急速通过，若在沼泽与敌交锋，要抢占依傍水草、背靠树林的地形，这是沼泽处军作战的原则；在平原要选择背靠山险、面向平地的地势，这是平原处军作战的原则。用兵者用兵进行作战，必须知道在不同的条件下作战的有利原则各不相同，即在山地作战、河川作战、沼泽作战、平原作战，都有其各自不同的有利原则。关于这些作战的有利原则，孙子称之为“四军之利”。
把握“战道”，要察地形之情。《孙子兵法》指出：“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敌可以来的叫“通”，可以前往却难以返回的叫“挂”，我出击不得利、敌出击也不得利的叫“支”，两山之间的峡谷地带叫“隘”，峻峰涧壑的崎岖之地叫“险”，双方相距较远的叫“远”。“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支，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用兵者要知道，“通形”说明，先占势高向阳并且利于粮道通畅的地方，对作战有利。“挂形”说明，如果敌方没有准备，我军可以出击取胜；如果敌方有准备，我军出击不能取胜，而且难以返回，这是不利的。“支形”说明，即使敌军以利益引诱，我军也不应出击，而要佯装撤退，引诱敌军前出一半而后回击，这样有利。“隘形”说明，如果我军先占据有利阵地，一定要以重兵把守，等待敌军前来进攻；如果敌军先占据有利阵地并以重兵把守时，我军不可进攻；如果敌军未用重兵把守，我军可发起进攻。“险形”说明，如果我军先到达，就要占据势高向阳的阵地等待敌军；如果敌军先到达，我军则主动撤离而不可进攻。“远形”说明，实力相当而且不便于挑战，如果硬要出战，会不利。用兵者必须知道不同地形的作战原则和方法，所以，孙子说：“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把握“战道”，要懂九地之用。《孙子兵法》指出：“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散地”，是国内作战的地方；“轻地”，是进入别国但未深入的地方；“争地”，是谁占据都会有利的地方；“交地”，是谁都可以来往的地方；“衢地”，是几国交界容易得到援助的地方；“重地”，是深入他国且难以退还的地方；“圮地”，是沼泽、险阻等难以通过的地方；“围地”，是进出道路迂回狭窄且容易被围困的地方；“死地”，是死战方有生存希望，否则将全军覆没的地方。因此，孙子指出：“散地则无以战”，“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则无止”，“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则无攻”，“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则无绝”，“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则合交”，“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则掠”，“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则行”，“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则谋”，“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则战。”“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用兵者要知道，“散地”不宜轻战以免士卒恋家而逃散，要注意统一意志；“轻地”不宜逗留以免士卒因离家不远而退走，要使部队严密相接；“争地”不宜强攻以免消耗有生力量，要催促后继部队疾速跟进；“交地”不宜断绝联系以免敌人有隙可乘，要督促严密防守；“衢地”要主动与邻国结交以取得支持，要注意巩固与别国的结盟；“重地”要夺取敌人的粮食，保证军粮的不断供应；“圮地”要迅速通过以免遭到敌人的袭击，因此不能停留；“围地”要设谋突围以免被围歼，要堵塞漏洞；“死地”要号令将士决战，要用表示死战到底的决心来鼓舞士气。用兵者不仅要懂得不同地形的作战原则，而且还要在作战实践中知道不同作战地区的不同战法和心理状态的调节。所以，孙子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把握“战道”，要善水火之攻。《孙子兵法》指出：“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火可以夺。”孙子明确地告诉用兵者，进攻的辅助手段和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包括火攻和水攻。一般来说，用火攻的效果比较明显，而用水攻则可以使攻势增强。具体地讲，用水攻能够断绝敌人的联系，也能断绝敌人的粮道，但是，用火攻则可以毁掉敌军的人马和物资，从而取得战胜敌人的更大成效。所以，“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火攻有五种基本的形式，即焚烧人马、焚烧粮草、焚烧辎重、焚烧仓库、焚烧隧道等。用兵者必须懂得运用这五种火攻形式，同时，要按照气象变化的规律，等候火攻时机的出现。火攻时，还必须依据火攻所引起的敌情变化，分别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去战胜敌人。孙子要求，用兵者在战场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辅助手段和合乎规律的方法，遵守“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基本原则。
依上所述，可见实战中遵循“战道”的重要性。《孙子兵法》特意提出“战道”这个概念，并且十分强调“战道”的现实作用，就是希望在实际作战的过程中进行具体谋略能够做到：细观察、善权衡、会分析、懂战法。同时，还希望能够做到：因利制权、最佳选优、随机应变、灵活处置。在实战中能做到这些，即知变、明利、察情、懂用、善攻，就是把握了《孙子兵法》的“战道”精神和方法。
第四节“明理”而“不争善胜”
以“道”为准则和规范，从总体上对用兵进行基本的定位，突出体现了《孙子兵法》关于用兵获取最终胜利的战略智慧。这种用兵智慧，是具有根本性的智慧，是大智慧。因为，它看穿了一切用兵制胜的根本基础与实际用兵作战的基本规律和具体法则。所以，它要求用兵过程必须始终遵循“天道”、“兵道”和“战道”以及三者的统一，从而始终把自己置于“得道多助”的有利位置。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道”。孙子要求对用兵进行全面考察，第一个考察的对象，就是“道”，按照孙子的原话，这叫“一曰道”。关于“道”，首先是由老子提出来并加以研究的。老子曾经用“夷希惚恍”来对“道”进行概括。老子认为，所谓“道”，“视之不见曰夷，听之不闻曰希，博之不得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看起来看不见，曰“夷”；听起来听不见，曰“希”；摸起来摸不着曰“微”。“夷”、“希”、“微”，这三者的来源无法推究、无法分离，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它的上面不明亮，下面不昏暗，它茫茫无际无涯而不可称说，它处于空虚无形的状态，它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物体的形象，因而又曰“惚恍”。对于“道”，人们虽然有说不清、道不明、难以具体描述的感觉，但是，人们却可以普遍感觉到“道”是客观存在的。“道”是自然的存在，但是它对人的行为又有制约作用，因而“道”的存在和作用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如此，人们任何时候的行为都不能离开“道”，离开了“道”就要受到惩罚。孙子谈兵法、讲谋略原则、阐述用兵之道，正是建立在“道”的这个意义上。
从认识的角度讲，“道”首先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基本规律的抽象把握。用“道”去把握事物本身的规律，说明了人的认识对事物本质的深入。老子曾经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无法用语言道说出来，因为，可以用语言道说出来并进行描绘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同样，名字可以通过语言语音叫得出来，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字，而只是平常一般的名字。“道”在现象上描绘不出来，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无法感知，然而从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上考察，它又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本质的存在和内部联系，人们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认识。这种认识成果，在中国叫“道”，在西方叫“规律”。它们都是说明，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就能够把握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而把握了这种规律，便是了解了事物及其运动变化的根本之“道”。所以，“道”注视它却看不见，即无形；细听它又听不到，即无声；欲摸它也摸不着，即无体，无形、无声、无体三种特性合而为“一”。现实中多样性的事物不可能离开这个“一”，“一”和“多”从来都是相互联系的。“一”是事物“多”种现象和形式中的统一本质，“多”是事物“一”个本质在不同条件下的多种表现和样式。无形、无声、无体三种特性“合而为一”即是本质、规律或“道”。本质、规律、道，都是无形、无声、无体的。中国人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形的东西上面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叫做“道”，有形的东西下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物”叫做“器”。能够通过有形的“存在物”来把握“存在”，通过有形的“器”进而把握无形的“道”，说明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入。而能够用“道”来概括有形的“器”背后起制约作用的无形“存在”，说明了人们通过抽象思维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即规律，中国古代主要是用“道”来表示规律的。
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道”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它既可以表示万物本体性的普遍规律，又可以表示万物个体性的特殊规律。《老子》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把“道”看做具有永恒意义的万物本体性规律，同时，他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是说，本体性的规律使具体事物得以产生，一事物又会产生第二种事物，第二种事物再产生第三种事物，以至产生万物。万物都包含阴、阳两个对立面，它们相互作用而使整体得以平衡和谐。《易经》曾提出，“复自道，何其咎”。“道”何以为规律，何以能产生万物？《易经·系辞》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国语·越语下》中，范蠡说：天道“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道”是因为事物自身内部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制衡而成为规律，事物内部不同因素相互之间的特殊作用、特殊制衡的规律，使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的万事万物得以产生。“道”为规律，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道”是可以认识的。《老子》指出，“道”乃“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能认识自然中经常起制衡作用的“存在”，就能认识“道”；而能认识“道”，人们就获得了一种普遍性的认识。上述用矛盾运动法则来解释“道”本体、“道”本身的能动性以及人们对“道”的把握，反映了中国古代先哲们已经能在抽象思维中对“道”进行辩证把握。“道”是客观的，又是辩证的。要求把握“道”，并且要求遵循“道”来认识事物、规范行为，实际上是要求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认识世界。
关于“道”，怎么去认识它、说明它、解释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道”在社稷、法度上的意义是什么，应该怎样去遵循它、运用它、实践它。《尚书·洪范》认为，“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左传》提出，“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韩非子》更是指出，“道者，万物之始”，“万物之源”，是“万物之所然”、“万物之所成”；“德者，道之功”，“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是世界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存在于万物的特殊本质之中，制约着万物的特殊规律，因此，社会发展、社会规范、社会治理、社会竞争、社会法度等也都要受“道”的制约，所以，必须遵循“道”的要求去对社会进行“德治”和“法制”。这就是万物发展之“理”，也是社会发展之“理”。明白了这个“道理”、掌握了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去进行社会实践，社会就能更好地实现发展。万物包含了社会和人，在社会中，人的行为也离不开道。孔子认为，“道”是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以人的标准去做一个真正的人，也离不开这个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所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人的行为只有符合“道”，人才能更好地成就自己。《三略》指出：“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人的行为失去了道，就将成为无水之鱼，所以，人的行为必须“有道”。
孔子认为，识“道”就能明理，明理就能治于万物、行于天下。孔子说：“天命之率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上天赋予的德叫做性，遵循这种本性叫做道，使人修养遵道叫做教。道，片刻都不能脱离，能够脱离的就不叫道。所以君子即使在没有人看得见的地方也要谨慎检点，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也不敢疏忽，即使在隐蔽之处或在细小的事情上也不能违反道。君子独处要谨慎自己。人的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不偏不倚叫做中；表现出来而合乎法度常理叫做和。中，是天下一切道理的根本；和，是天下一切事物的普遍法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各就其位而运行，万物各得其所而繁育。这是不争而善胜的道理。《韩非子·解老》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道，是万物的原因，是各种事理的总和。理是表现具体的规律，道是制约普遍的规律。因此，道是条理事物的总规律。孙子在其兵法中追求的就是普遍规律和具体规律的统一，其兵法的最高境界也是不争善胜，以和制斗。然而，以和制斗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用兵之道、全面把握用兵规律的基础之上。所以，孙子要揭示兵法之本，阐明兵法之性，讲究兵法之用。
应该说，孙子对“道”的阐释和运用，基本体现了遵循规律而为之的精神及其要求。《孙子兵法》所言之“道”，首先是“民与上同意也”，有民为水，才能畅行，水能载舟，水也能覆舟。孙子之谓“道”，道出了善用兵者的根本之理，道出了实践用兵的根本法则，故曰“兵法”。《荀子·议兵》指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孙子兵法》所言之“道”，又是通过智慧、通过思维的抽象力而把握的“安国全军”的用兵规律。这种用兵规律，既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又受兵者自身规律制约，还受具体作战规律制约。因此，《孙子兵法》希望用兵者深刻地认识“道”，全面地了解“兵者之道”，具体地谙熟作战的“战道”。同时，《孙子兵法》还要求用兵者明白用兵之道具体的“理”在哪里，知道用兵之道的具体规律是什么。“道”者之“理”，就在于它是全局的定位基石、发展的根本依据、竞争的深刻基础、整体的胜负核心。明白“道”者之“理”，然后遵循“道”的要求，自觉地以“道”来定位并进行谋略，自觉地做到谋略不偏离一般的规律和实践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善于用兵制胜的根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