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毅
“摘要”本文从成达师范学校的创立之始因和背景说起，以成达师范诞生和壮大过程中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具体实践为基础，探讨民国时期回族新式教育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和旧式教育相区别的国家民族精神，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阐述伊斯兰教中“爱国爱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间彼此契合及实践的道路。
在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成达师范是近代史上建立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伊斯兰师范学校。其历史地位之高可以用中国伊斯兰教育史上的“西南联大”予以形象概括，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事迹早已被诸多教育史方面的专家给予阐论和发挥，但对于属于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回族穆斯林新式教育的成果——成达师范则关注的不够深入具体，本文主旨即在通过对成达师范建校史上两次大规模迁校的历史事件的梳理，分析和探讨成达师范办学过程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发挥。
回族新式教育中的“新式”是相对于传统的回族教育而言的，回族自其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所涵盖的教育范畴是相当广泛的，从大的概念分析里面涵盖着几乎所有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例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等等，但从狭义的回族教育的解释来说所谓“教育”即是指在学校之内接受的教育，而本文的教育概念的界定即是以狭义的概念界定为准。
成达师范自1925年草创于济南穆家门清真寺起，其办学主张就与自明清以来的传统经堂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成达师范的创办人之一，马松亭先生曾指出：“回族文化的静止，国家意识的薄弱，对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汉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强特性的结果。这种现象，消极方面减削中华民族这个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汉的反感，影响所及，真不是笔墨能形容的了……基于这种教训，我们知道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国家国民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是怎样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衡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我们夙夜匪解的天职。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而对于回族教育中需要改革的内部原因他专门指出：“（经堂教育）中国回教凭借着它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家意识，无形以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正是基于以上的主张，成达师范在建立之初，学校的立校基础就是从“新”的角度和方向行进的，当时的回族内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如果意图振兴民族（回族）的传统和伊斯兰文化精神就必须从教育方面进行改革，普遍实行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教育并进行宗教方面的改良，唤醒本民族的自强意识，以推动整个民族向前发展，只有本民族向前发展了才有可能和其他民族一起共同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义务和责任。
自成达师范创立到民国结束的24年中，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处于风雷激荡之时，外患不断，内忧频频，正如时人所言：“即便想安心学习，但偌大的中国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若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一时波涛汹涌的大海，那么成达师范就是海上的一叶小舟；若说当时整个中国的教育环境都十分严峻的话，那么作为少数民族教育暨宗教革新教育的成达师范则可用环境险恶来形容，但即便如此，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回族穆斯林和当时中国伊斯兰师范教育的最高学府成达师范都将爱国爱教作为最基础和最核心的议题来实践。正如成达师范草创之时发表的宣言所述：为“造就健全师资，发表回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祖国的效能”计而创办之。这种情怀在今日可能不算什么高超的言语，但就在当时而言已属相当之前沿的议论；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亟待从事于回民的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运动……使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的前途得以绝大之保障……总而言之，中国之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整合，亦势难完成。”简言之，成达师范的创立就是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大背景下，为了振兴民族教育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思想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才有了成达师范爱国爱教的种种行为实践，而本文就从成达师范的两次迁校谈起。
1928年，当成达师范艰难草创稍有所成之时，成师所在地济南发生了巨大的灾难：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担心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影响到日本在山东的特权，更担心中国的统一损害他们的在华的利益，就单方面派遣军队到达中国山东以保护日本在华利益，阻止北伐军北上，并于五月三日在济南公开屠戮中国军民，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因为“五三惨案”的发生使得成师不得不暂停办学而筹划另谋它地以继续发展，在得到当时的回族社会贤达的倾力相助之后，成师得以于1929年迁校北平，这次迁校行动突出地表现了成师的办学宗旨：即办学以树德为先，树德的根本立场就是绝不做危害国家及民族之事。由于济南惨案的发生，成达师范不得不放弃已经初具规模的学校而另谋它途，即便如此，成师依然决心迁校而无一丝反悔和犹豫，这正实践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作为穆斯林首先应该取得的是大一统的国家观的认同。用著名回儒王岱舆的话讲即是：“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不忠、不义、不孝矣。”这里的忠君在封建时代表现为对封建王权的忠诚，在步入共和社会后“忠君”也就演变为忠于国家政权。所以不论是身处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还是在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对于祖国忠诚就是服从真主的启示，所以顺主必然要求爱国，而爱国也是顺从真主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回族及伊斯兰教的爱国主义情怀，才有了移址北上而不愿苟存于日本铁蹄之下的成达师范，正是有了以上的实践也才有了成达师范自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转校南迁之举。
成师自转迁北平之后，在社会各界和回族贤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有了较大发展，不但从学校规模上更从学科建设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成师宣言所言：“自十八年春（1929年），将学校移至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继续办理……校舍既备是时学生会亦规模具备，自治能力颇增，由学术部发行月刊……凡此种种，足使学生成绩得以表现，学校声誉之益起……朔本校自开办迄兹，凡例六载，其间叠经患难，幸赖主佑，并蒙各董事热心维持，得以日渐发达。自兹以后，更当努力前进，冀不负国内教亲之期许，此则同人区区之微意也。”就在成师艰难发展，渐有所成之时，日本于1937年7月7日对北平驻军悍然发动进攻，酿成“七七事变”，使成师所处之环境顿时变得日益艰难。“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伪政府成立，成师基于爱国思想，不愿在敌伪之统治下继续办学，就有了南迁的动议，并于1937年暑假后踏上了南迁之艰苦旅程。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之时，成达师范的决策者和广大师生，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气节，在成师尚未南迁之时，日本北平当局“令人示意，愿助以经费，俾早开学。后又易利诱为威胁，危词恐吓，敝校始终不为所动”。而成师则是先假意周旋日伪政府，并于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凌晨，40余名师生以最快速度化装离平，为了迷惑日伪政府的耳目，成师校牌并未取下，仍高悬于校门，装作正忙于办理“开学”的准备事宜的假象。马松亭先生率领师生先赴天津租界，然后分两批，一批由天津往上海另一批由天津转青岛后到湖南衡阳会合。另外还有一批学生在河南郑州集中，由庞士谦先生率领前往衡阳，两路师生一路历经辛苦会师于衡阳，在来自桂林的回族人士的接应下才又取道桂林，于民国27年（1938年）2月终于到达目的地，此时共计学生50余名，后又有一些学生自发辗转赶来，有的经过战区，有的则取道香港，其中艰苦不必细述。
成达师范转迁桂林这一事件本身，就体现着成达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广大回族群众坚定爱国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反映了回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崇高意志。正如唐柯三先生所说：“穆圣云：‘爱护国家，属于信仰。’吾人即知爱国为信德之一，即应尽我国民、穆民之两重责任。当此全面抗战之时，凡我回民，即不能悉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应如何尊奉教义，努力教育，以激发爱国思想，充实救国力量，为国家之后盾……同人等不惮冒险阻、历艰难，以维护此生命线者，实感于救国兴教责任之重，不能不勉力负荷也。在今日言救国，组织民众，训练青年，实为第一要务……况我回民有信仰，敢牺牲，重服从，尚勇敢，果能组织训练，皆可为国干城。敝校此次迁桂，愿在政府指导之下，从事教育，造就师资，以发挥回民之潜伏力量，致力抗敌救国之工作。”
成达师生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的主张。从硝烟弥漫的战区到大后方桂林，成达人切身感受到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痛苦，积极组织学生出版壁报，恢复《月华》的出版，积极发表宣传抗日的文章，组织宣传队伍宣传抗日救亡的真理，表演抗日节目，演唱救亡歌曲声讨日寇侵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发动广大民众踊跃参军、保家卫国，组织、领导师生参演老舍先生编写的话剧《国家至上》，宣传回汉人民坚强团结共御外辱的决心，又办妇女识字班，提出“没有祖国民族无存，不爱祖国何以爱教”的时代口号，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彰显了成达人高涨的爱国主义情感。成达人不仅在国内努力从事抗战事业还走出国门，向国内外人民广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自1939年起，成达第一班毕业生马金鹏参加西北回民抗战宣传团，深入到陕、甘、宁、青各省穆斯林群众当中，展示日寇焚毁清真寺、侮辱伊斯兰教、强迫穆斯林改变民族习俗的暴行，揭露日寇妄图建立“回回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和野心，号召各地回族同胞树立抗战到底、保家卫国的决心。成达师范第一班毕业生王世明参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遍访埃及、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会见各国朝野人士，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穆斯林的残酷迫害，宣传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还以阿、土、英三种文字编写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广为散发，并在国外报刊如《孟买新闻》、《印度星报》、《伊朗日报》、《埃及邮报》等上发表宣传文章为中国广大穆斯林爱国爱教的坚强决心做了有力的注脚。以成达师范毕业生为主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在团长庞士谦先生的率领下，于1939年赴麦加，在完成朝觐功课后，向来自世界各国的朝觐者们宣传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累累罪行，对日伪政权所派“朝觐人员”的活动进行监视，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义正言辞的谴责和教育。各个访团通过外交战线的活动，“与无耻的敌人作了一次英勇的宣传战，敌人的卑鄙手段被揭露无遗。”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的正义性，赢得了穆斯林国家对中国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在这些宣传过程中，成达人也受到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激励与教育，锤炼了意志，升华了自我，进一步坚定了爱国爱教的决心和信心。
回族作为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成了回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爱护生长你们的土地，属于信德之一半”，“你们爱护国家，应如鸟爱其巢”。《古兰经》云：“你们应当维护真主的正道向侵略你们的敌人抗战。”回族穆斯林从小都要接受这种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教育，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思想，他们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之际，高举伊斯兰教义中“从国是天命”，“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大旗，同其他各兄弟民族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捍卫祖国的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成达师范作为中国近代回族新式教育的典范，这种爱国爱教的思想是其办学的宗旨和特色正如唐柯三校长在桂林清真寺欢迎成达师范迁桂林大会答辞中，以“成达师范学校之缘起及迁桂之经过与意识”为内容，比较系统地谈到了成达师范的办学经历和主张。在谈到迁往桂林的意义，“简言之，就是服从教义，保全人格，不甘在敌人的利诱威胁下苟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线曙光，树立回民抗敌的风声”。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精神，他进一步阐述道：“我国回民不下五千万众，实为中华民国之重要成分。穆圣云‘爱国护教，属于信仰’。吾人既知爱国为信德之一，即应尽我国民之两重责任。当此全面抗战之时，凡我回民，既不能悉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应如何遵奉教义，努力教育，以激发爱国思想，充实救国力量，为国家后盾。”唐校长的讲话不但表达了成达师生的爱国之情，也反映了回族穆斯林对抗战的立场和决心。在成达师范的教育史中，教育成就固然令人称道，但其始终坚持爱国兴教的精神和同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的气节，更令后辈所敬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学习、继承、发扬成达先辈们的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将这种爱国爱教的成达精神发扬光大。
（作者：沈毅，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