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同步发展时期，以及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明显高度化这两个时期，中国成功地快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的质的飞跃。我国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成功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坚持“内外双源”发展，构建全面的工业化动力机制；尊重地方发展经济的创造性，探索正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未来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工业化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缓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产业结构协调性较差、产业组织状况仍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提高我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面临着巨大外部压力。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持续成功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和高速工业化进程，经济连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无疑这是21世纪初最值得世界关注的现象之一。有关“中国经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和“和平崛起”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正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的描述和诠释。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概括与描述，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中国经济发展有赖于中国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工业发展驱动的工业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一、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重要时期：一是1949年到1978年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①以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②以快速发展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目标。③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有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采用高关税和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采用外延增长方式改善工业生产布局和区域经济不平衡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虽然传统工业化道路产生了许多问题，但经过近30年发展，中国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二是1979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①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②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目标。③以农、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连续2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虽然有关划分阶段的具体时间不同，但一般认为，可以按照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变化，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结构纠偏、轻重工业同步发展时期，二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产业结构明显高度化时期。
始于1978年的第一阶段，针对以前长期实施的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产生的严重的结构矛盾，中国开始进行工业化战略的重大调整，放弃了单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转而采取改善人民生活、工业全面发展、对外开放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该阶段开始尤其注重市场需求导向，优先发展轻工业，逐步纠正了扭曲的产业结构。具体而言，该阶段又具体分为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时期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增长为主导的时期，这体现了轻工业发展的结构高级化趋势。该阶段的工业化进程的动力是“多源”的：城市推进的放权让利式改革，改进了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解放了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农村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极大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力量；外资的大量进入和我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资金来源、技术渠道和市场空间。在多种经济成分推动下，以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也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采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轻工业比例持续降低，重工业比例不断上升，1970年以后，重工业比例一直高于轻工业比例，约高出轻工业10个百分点。从1978年开始，由于采用结构纠偏战略，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连续上升，到1981年该比例首次超过了50%，从1982年到1999年，轻工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低于重工业的该项比例，但只是略低，二者比例大体相当，都在50%上下（1992～1996年重工业比例相对较高）。
第二阶段大致开始于2000年，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再次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在2000年以后，轻工业的该项比例与重工业的该项比例差距明显拉大，中国的重工业化趋势十分显著。但此次重化工业的增长机制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是不计客观条件的盲目“赶超”和“跨越”，而这次结构变动的趋势是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以后工业结构的自然演变，重工业的发展是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交通和基础设施投资加大而带动的，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在人们满足了食品、服装、电器等需求后，开始追求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表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何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还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1993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开始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势头，当时为了解决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的制约“瓶颈”，中国的重化工业开始大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阶段从1997年开始，在1997年以后我国经济运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等背景下，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彻底告别了“短缺”；还有一种观点则笼统地认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再次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时期。实际上，应该说进入新世纪的前期，中国的确出现了重工业快速发展的趋势，1992～1996年这种趋势比较明显，但重工业化趋势真正突出的是在2000年以后，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相差接近20%，直到2006年，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值中的比例达到70%。在2002年以后，理论界有关中国是否进入重工业化阶段、重工业化利弊问题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者们提出，无论是从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看，还是从国际经验的比较看，我国经济实质上已经进入一个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需要、以市场为基础、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逐步提高、可持续性较强的新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由于重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一些经济学者虽然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出现了几乎全国性的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但反对中国进入重化工阶段的提法，认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是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是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所采取的那种依靠大量资源和资本投入支撑的外延增长（粗放增长）方式，我国不能够走这种错误的道路。
2002年，中共十六大在总结我国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国情正式提出了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显然，所谓新型工业化是与传统工业化相对应而言的，如果说传统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那么新型工业化就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叠加了信息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如果说传统工业化过程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那么新型工业化则注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传统工业化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学习发达国家以前推进工业化进程的经验，新型工业化则重视将工业化规律与本国自然和制度条件有机结合；如果说传统工业化强调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数量的扩展，新型工业化进程则重视工业化进程中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工业质量。总体而言，一个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经济现代化，可以认为是将经济多元结构转为一元结构的“同质”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新型工业化战略则是基于时代“特质”（如信息化）和国情“特质”（如中国的人口资源）的“同质化”经济发展战略。虽然2002年新兴工业化战略提出以后，我国的重工业化趋势不但没有得到扭转，而且还在逐步加强，但我国选择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无疑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04年以后，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工业化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的成就与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农业大国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5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经济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伴随着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已经具有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人均GDP在1978年还不足100美元，到2007年中国GDP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按照当年年末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7）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除少数年份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8%以外（30年中有7年），绝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8%。这符合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大多数国家一般持续20多年，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年均7%的经济增长速度。
2.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2007年的11.7%，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2007年的39.1%。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的表现：1978年到2007年，一次产业比重呈现下降和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上升的总体趋势，二次产业比例虽然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40%到50%之间；近几年由于重化工化趋势，第二产业比例接近50%。
3.工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
伴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到2000年，中国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从具体的工业生产能力看，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2003年以后，粗钢、煤、水泥、化肥、棉布的产量一直居世界首位，发电量居世界第2位。
4.吸引大量外资，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成本低廉的劳动力和很好的配套生产能力，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吸引外资的大国。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从1991年的43.66亿美元，发展到2007年的748亿美元，列发展中国家第1位。在199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比例高达13.45%，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利用外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比例开始下降，但总体上吸引外资的质量不断提高。一直在5%以上，中国总体上从“招商引资”阶段步入“招商选资”阶段。从进出口贸易看，198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仅为570.0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1738亿美元，列世界第3位，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在1980年，我国出口商品的中、初级产品出口金额占到出口商品总额的50.3%，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49.7%。而到2000年以后，工业制成品的该项比例上升到90%以上。因此，准确地说，我国现在是一个工业贸易大国。
5.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上升到11760元，恩格尔系数从57.5%下降到35.8%；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上升到3587元，恩格尔系数从67.7%下降到43.0%。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1981年为67.77岁，到2000年，则提高为71.40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非农就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与之相适应的非农就业人口和依托非农就业人口生存的相关人口向城市集聚，采用城市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我国人口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6年的43.9%，提高了25.98个百分点。
上述工业化成就表明，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工业化水平得到巨大的提升。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选择人均GDP、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即第一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简称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主要参照钱纳里等的划分方法，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时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五个大的阶段，而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又分别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在此基础上构造一个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0，则表示该国家或地区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综合指数值大于0小于33 则表示处于工业化初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33、小于66则表示处于工业化中期，综合指数值大于等于66小于等于99则表示处于工业化后期，综合指数值为大于等于100 则表示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如果综合指数值未超过该阶段的中间值，则表示处于相应阶段的前半阶段，而综合指数值超过该阶段中间值，则表示处于相应阶段的后半阶段。
根据这种方法计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水平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初1978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仅为6.6，处于工业初期的前半阶段，1995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18，刚刚步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26，2002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33，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是我国工业化转折之年。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十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年均增长接近5.从静态计算，如果在未来中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4～5，到2015～2018年，再经过10～13年的加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即使按照“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整个10年间我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3.2推算，到2021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也将达到100，中国将实现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表现为工业化总体水平的迅速大幅度提升，还表现为我国各个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异日益巨大。具体而言，2005年，中国全国、四大经济板块、七大经济区域和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综合水平、所处阶段，括号中的数字为相应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四大经济板块中，东部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78，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东北地区工业化综合指数为45，处于工业化中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综合指数分别为30和25，整体处于工业化初期，四大板块的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跨越了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从具体省级区域看，全国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6个省市已经到达工业化后期阶段，其中上海、北京已经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西藏还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绝大部分工业化先进省市区属于东部，2005年工业化排序前10位的省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福建、山西，除了山西属于中部、辽宁属于东北外，其余8个省市均属于东部；绝大部分工业化落后地区属于中西部，2005年工业化排序后10位的省市区是新疆、云南、甘肃、江西、安徽、四川、海南、广西、贵州、西藏，其中，海南属于东部，江西、安徽属于中部，其余7省市区属于西部。而且，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非常大。2005年，上海、北京两个城市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人口只占全国的2.5%、土地面积占全国的0.2%，而其经济总量却占全国的8.8%；天津等4省市处于工业化后期，其人口占全国的16.6%、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1%，但经济总量却占到全国的31.6%。可以说，从地区工业化进程看，到2005年这一个时间截面，我国内地版图内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不仅有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北京，还有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西藏。如果在一年内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现阶段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这意味着中国的国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我们还不是工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把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任务是如何从一个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
三、改革开放30年工业化的基本经验
虽然工业化进程有着其共同的规律，但是每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其工业化进程时都有着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国情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人口众多，但人均收入很低的农业国为经济背景；二是以大量的农业人口、典型“二元结构”为社会背景；三是以从长期的封闭的计划体制、采取“渐进式”战略转向开放的市场体制为制度背景。从经济背景看，虽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人均收入很低的后进国，但由于计划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具有很好的起点，而人口众多又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从社会背景看，虽然大量的农业人口加大了工业化的难度，但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从制度背景看，“渐进式”改革战略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对外开放为工业化提供了获得国外先进生产要素（技术、资金等）、利用后发优势的机会，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不断改善我国的经济激励机制。一定工业基础、巨大国内市场、“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后发优势等，构成了中国工业竞争和推进工业化的“要素组合优势”。但这种“要素组合优势”并不必然导致成功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的、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有赖于实施能够充分发挥这些“要素组合优势”的工业化战略。归结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战略的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这也构成了我国工业化的四方面经验。
1.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
一个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连续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是，除了由于经济周期和其他意外原因造成的中断以外，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不断增加。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者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等各种原因被中断，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才可能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经过几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工业化进程，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工业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它还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过程，同样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的基本要求，是经济发展可以持续的根本性前提条件之一，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就没有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没有工业化的实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度曾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使得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断，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也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危机，我国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我国工业化进程连续性不受影响。经过20余年连续的、高速的工业化，终于使我国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因此，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既是我国历史的教训，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
工业化进程的中断，可以有战争和政治危机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从工业化进程本身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会产生各种新的社会经济矛盾，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环境和资源制约，等等，这些矛盾如果不很好地处理，可能会引起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冲突，进一步可能导致各类危机。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也是基于这条宝贵的经验提出的正确的现代化战略。
2.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
工业化的核心表现是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表现为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按照所占比例大小排序，三次产业结构一般具有从“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终到“三、二、一”的结构演进。工业结构的高级化存在由轻纺工业占优势向重化工业占优势、由重化工业占优势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演进规律。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要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制定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处理好三次产业的关系、轻重工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以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第一产业产值比从1978年的27.9%下降到2007年的11.7%，第三产业产值比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2007年的39.1%，而且扭转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战略”而造成的工业结构失衡，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趋势日益明显。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是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结合自己国情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向工业大国，但仍不是工业强国，存在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问题。根据这种国情，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2002年又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指明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的方向。新型工业化是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实现在新的形势下产业结构升级任务的一种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并不是要违背原有的产业结构演进规律，而是要尽量避免传统工业化道路下伴随着工业发展而产生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分析，我国现在进入了重化工时代，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不仅是工业化进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且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工业经济大国，发展重化工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但是，我们提出新型工业化战略，并不意味着重化工业因为具有资本有机构成较高、投资需求大、能源消耗大等特征而不易发展，而是提出我国发展重化工业必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强调集约式、高效益的重化工业发展路径，依靠信息技术、节能技术以及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创新，能够最大限度地缓解重化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重化工业也能够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3.坚持“内外双源”发展，构建全面的工业化动力机制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工业化”和“外源性工业化”，前者主要是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来推动的工业化，而后者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一般认为，如英国这样原发的工业化属于“内源性工业化”模式，而拉美国家一般属于“外源性工业化”。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为我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内外兼具”、全面的动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这具体表现在市场化改革逐渐松开了传统计划体制对各种资源、要素、组织力量的束缚，激活了它们在旧体制下长期被压抑与控制的能量，不仅充分释放非国有系统的资源、要素，而且全面调动传统国有系统本身的存量资源和原有的组织制度资源。经历自1978年起第一轮农村改革对农村的各种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1984年以后城市改革对国有系统的资源及其能量的释放，以及1992年以后国有系统之外的各类资源、要素、组织力量及其能量的释放，最终形成了国有、个体、私营等各种国内经济成分共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从设立特区，到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再到加入WTO，在我国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推进，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培育出了“内外双源”的巨大动力机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那么，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更强调自主创新，强调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全面利用世界资源，包括技术、资金、市场、能源和原料等，通过“内外双源”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
4.尊重地方发展经济的创造性，探索正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各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调动起来，各个地区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非常典型的有三种：一是“珠江三角洲模式”，二是“苏南模式”，三是“温州模式”。这三种模式被认为是不同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以发展外向经济为主的改革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发展乡镇集体所有经济为主的改革模式，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的改革模式。同时，这三种模式也被认为是不同的区域工业化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外资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苏南模式是乡镇集体所有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温州模式则是民营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苏南地区实施“三外（外资、外贸、外经）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苏南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向珠江三角洲模式转化，发展成为所谓的“新苏南模式”。应该说，这三种工业化模式在启动条件、发动主体、资本形成方面都是不同的，但都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成为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地区，进而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带动作用。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允许地方发挥创造性，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工业化成功的重要经验。
2003年以来，温州开始实施“以民引外”战略，大力发展外资经济，而以外资经济领先的“新苏南模式”，正在通过政策引导市场，支持和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走上“内外并重、富民优先”的发展道路，外向型经济代表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则正在努力培育自己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使得三类模式开始趋同。这表明工业化初期各个地区不管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会逐步走向发展绩效更高的路子。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为各地区探索自己的工业化模式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四、进一步推进工业化需解决的问题
1.工业化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从长期看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于国外的这种状况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
从与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是否能够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劳动就业形势严峻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我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这就使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这构成了对我国工业化的严峻挑战。
4.产业结构协调性较差、产业组织状况仍不合理
一是在GDP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二是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三是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传统的生活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更具有现代意义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市场咨询、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小。由于生产服务业主要是为整个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应该说与生产服务业的不发达状况有直接关系。四是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之间比较细致、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之间，而国内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
5.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十五”期间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作为一个地区差距较大且正在呈现加速扩大趋势的发展中大国，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我国必须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
6.在扩大开放条件下提高我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面临着巨大外部压力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方面，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大规模产业进入，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加剧了企业竞争，对国内企业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但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结构调整和产业安全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范围有限，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水平偏低，而且以生产设备等硬件技术为主；由于现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
专栏1—1
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
基本国情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状况，包括国家内部的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状况和结构关系，以及国家和外部国际环境的基本联系。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期以来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经过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后，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不是农业大国，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第一，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第二，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有绝对主体地位。第三，我国已经成为工业对外贸易大国，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大部分，工业品国际竞争力得到显著提高。第四，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到中期阶段，基本完成了工业数量扩张的任务，不仅彻底结束了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来支持工业发展的局面，而且国家开始利用工商业发展来“反哺”农业。
认识到我国是一个工业大国这个基本经济国情，对于制定经济现代化战略和政策、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变化表明，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现有的大国的经济现代化经验，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相适应，可以将现代化进程划分为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工业强国到服务业大国三个阶段，这大致应该对应工业化初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三个时期。对我国成为工业大国这个基本经济国情的判断，意味着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步入了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阶段，这个阶段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特征。其一，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是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其二，该阶段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依赖于工业积累支持和现代化工业的推动。其三，在该阶段第三产业将得到更快发展，成为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同时也为进入新的现代化阶段奠定基础。
资料来源：陈佳贵、黄群慧：《我国基本经济国情已从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经济学动态》，2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