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创业利益的驱动
创业活动相关者之所以产生创业冲动、积极推动和构建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主要动因在于他们可以从创业活动中获得相应的创业利益。
（1）创业利益在创业活动相关者之间的分割关系
创业活动相关者主要包括创业者、创业要素提供者以及政府。创业利益主要在创业活动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因此，本文根据获得创业利益的主体不同将创业利益划分为创业者利益、创业企业利益以及创业的社会利益。主要原因是：
创业者是创业活动最重要的参与者，是创业活动的主体，也是创业利益的主要获得者。在现实的创业活动中，创业主体的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创业企业的规模上分析，对于小型创业企业的创业者来说，它可能既是创业者又是创业投资者，还是创业企业的管理者。而对于中型创业企业来说，创业资金可能主要来源于风险投资基金和金融机构，自有资金的比重可能很小甚至没有任何的自有资金，并且聘请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投资者和管理者是分离的。另外，从创业的不同阶段来看，在创业初期，由于企业规模较小和资金比较紧张，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可能是合一的，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增加，或者由于创业者素质和能力的限制，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逐步分离，而且分离是绝大多数成功创业者的主要选择。在这里，本文研究的创业者仅指创业活动开始时的主要创始人，它可能是创业技术的主要提供者，也可能是创业市场的发现者，但不是创业企业的管理者，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业者。
创业企业利益包括企业法人利益、创业投资者利益、企业管理者利益以及员工利益等，因为在创业要素提供者中，除员工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已在创业企业的成长中按市场价格获得了相应的利润回报，一般不再作为创业活动相关者分享创业企业的利润，而其他的创业要素提供者主要包括创业投资者、企业管理者、员工等应该从创业企业的成长中获得利益。创业企业作为创业活动的载体，它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为这些创业活动相关者获得利益创造了条件。
作为专业管理者的各级政府也是创业活动的重要相关者。各级政府为创业活动的进行提供了政策和其他环境条件，降低了创业成本，提供了众多的创业便利，提高了人们创业积极性，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即获得了创业利益，可称其为创业社会利益。创业社会利益是创业活动发生后对社会产生的利益增进，是创业者利益与创业企业利益的外部性表现。这里我们将政府作为社会的代理人分享创业社会利益。
（2）创业者利益
创业者利益可以分为创业者经济利益和创业者非经济利益。创业者进行创业的动机或动力主要在于创业可以获得创业利益。其中，经济利益的大小成为绝大多数创业者进行创业选择的重要依据。创业者经济利益主要包括：创业者作为劳动、技术或管理等要素拥有者所获得的市场水平的要素报酬，创业者所拥有的创新才能应该获得的创新报酬，创业者承担巨大的创业风险而应该获得的风险利益回报。
创业者的非经济利益主要包括：企业家精神，这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是创新和创业的精神，是企业家或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展现的一种精神风貌和思想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创精神、甘冒风险、成功欲、事业心、以苦为乐的精神等；企业的控制权，这是企业产权的一部分，是企业剩余索取权的非经济利益的主要部分。创业者是创业活动的发起人，是具有比较明显风险偏好的理性人，是具有强烈的控制欲望的人，其创业的主要需求就是获取企业的控制权；获得社会尊重和成就感，即创业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创业者个人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在为社会提供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社会尊重和成就感。
（3）创业企业利益
创业企业利益也可以分为创业企业的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
创业企业的经济利益主要包括：创业企业法人利益，即创业企业作为一个行为主体，享有法律赋予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这也是创业企业行使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基础；创业投资者利益，即创业投资者向创业企业投入风险资本，由于在创业初期，创业项目的前景并不明朗，创业企业的信誉较低，风险很大，创业者从一般的金融机构很难获得资金，而风险资本比较青睐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企业，因此，在创业活动初期，风险资本是创业活动得以开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但是，风险资本的注入并不是为了扶植企业，而是希望在创业企业的成长中获得高额的利润回报；创业企业管理者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是分离的，创业者聘请一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具体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企业管理者分享创业企业的利益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年薪制、年薪加利润分成、固定工资加奖金以及期权等。无论哪种方式，企业管理者的薪金是创业企业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员工的利益，许枚（2001）认为，员工是与企业形成雇佣关系的雇员，已经支付的佣金作为企业员工的劳动报酬，不应参与创业企业利益的分配。但考虑到一般创业企业在发展阶段，由于资金不够雄厚，有可能无法支付员工按市场价值计算的报酬，或者员工被创业活动的良好前景所吸引，愿意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报酬参与创业活动，再加上创业活动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也同样承担了创业风险，因此，也应该拥有分享创业企业利益的权利。
创业企业的非经济利益表现在：创业企业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人们提供了产品和服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人们的赞誉，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声誉。但这种声誉和知名度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如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因为具有良好的商誉，赢得了众多的客户和消费者的青睐，获得了市场经营的成功。
（4）创业社会利益
创业社会利益体现在经济方面和非经济方面。经济方面表现为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业企业的集聚效应、创业活动从供给和需求上推动经济增长等。创业社会利益中的非经济利益表现为为社会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风险投资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发育、促进了创业经济形态的形成等。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来源，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除创新学派对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研究外，其他经济理论大都忽视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新是创业活动的基础和起源，没有创新就不能称其为创业。技术创新是创新的主要形式。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进行了详细地论述。爱德华·丹尼森（1960）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核算后发现，在美国国民产出中相当部分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因素来解释。以1929年至1948年为例，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2.9%，资本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仅占其中的48%，其他52%的增长来自于规模经济、资源配置和知识进步的结果。这三个因素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的资本生产率，使原同等单位的资本和劳动力带来了更高的产出效果，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单位投入产出量的持续增长来说，知识进步是最大的和最基本的原因（郁义鸿等，2000）。熊彼特在论述经济发展问题时，也非常重视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技术变革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制度对经济发展也有制约作用，创新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经济体系的经济、技术、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戴维斯和诺斯（1994）继承了熊彼特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制度创新来解释美国等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往往表现为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济管理方式的革新，这种组织和管理上的革新是历史上制度变革的原因，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当然，只有当预期收入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能成为可能。
佩鲁的发展极理论认为，在一些产业集聚的大中城市，由于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活动，使创新、创业企业聚集，这些企业通过向内的吸收和向外的辐射，形成一个类似于物理磁场的产业群，这些产业群成批地出现在大城市，就形成了发展极。发展极通过自身的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创业企业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产品和服务，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往往会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创业可以刺激新的投资，新资本的形成将导致新的生产能力，扩大整个经济的供给能力。这就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创业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创业企业的大量产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传统的观念和经济学一直认为，大企业创造了整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的就业机会、产品和服务，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来源。但是，1980年以来，美国和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小企业和创业者每年创造了70%以上的新的就业机会和70%以上的新产品和服务。事实上，在美国，一代新的创业者已经被称为美国的新英雄。这一代创业者在美国的就业、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每年大约产生93000个新企业，而到20世纪80年代，新企业的产生速度上升到每周大约12000个。从1977年到1980年期间，列入《财富》杂志500强的企业削减了300万个职位，但从1970年到1980年，新企业在美国则提供了大约20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西尔雄，1992）。
风险投资的发展和繁荣建立在由整个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作规则所决定的市场空缺的基础上。虽然创业企业内在的高风险需要有高于法律限定的贷款利率，但法律禁止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收取过高的贷款利息，因此，银行能够贷给创业企业的款项不可能超过创业企业的现有固定资产能够保证归还的水平。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基于信息技术的经济中，绝大部分创业企业只有极少的固定资产。另外，投资银行和其他一些基金受到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操作规范的限制，也不可能投资于创业企业。再者，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通过股票上市来融通资金，因为通过股票融资需要一定的资产和相当不错的盈利记录。而事实是，能够达到这样条件的企业微乎其微。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中小企业板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的门槛不算太高，但是对于许多创业企业而言，上市仍是几乎不可能的，风险投资正好填补这一金融市场的空缺。因此，创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和创业利益的实现也离不开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同时创业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风险投资机制和资本市场的发育。在美国，风险资本与NASDAQ市场几乎是同步的。
资料来源：张景安，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彼得·德鲁克（1985）首先提出了创业经济概念，他分析了1965——1984年间美国的就业结构，发现就业机会大都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并且几乎全都是创业型和创新型企业创造的。刘健钧（2003）认为，创业经济是主要以中小创业型企业为支撑的经济形态。彼得·德鲁克（1985）认为，创业型就业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美国就业政策成功的核心，鼓励创业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奇迹，内在的原因固然很多，具有企业家意识、自下而上的创业精神，可以说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GEM的实证资料证明了创业的活跃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邱琼等，2004）。20世纪90年代，在OECD国家中创业小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显著。
资料来源：张玉利等，小企业成长的管理障碍，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
（5）对创业利益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创业利益作为一种价格信号，引导着人们的资源配置活动，合理的创业利益以及利益分享制度为创业活动参与者提供的指导信号和利益保证，对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开展起着诱导、维持与强化作用。人们从事创新和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为了获取创业利益，因为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主体是经济人，他们从事创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创业利益。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价值形态的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而资本的本能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投资创办企业的动力就是为了使资本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从高新技术创业过程来看，高新技术创业是一种多种利益主体参与的高风险、高回报的经济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各利益主体在缺乏强烈的外界压力和内在激励的条件下，他们往往会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如，一般生产要素的提供者会选择短期即可获利的交易，员工会追求短期工资福利最大化，投资者也倾向于将资金投向那些投资收益比较可靠的低风险项目等。而许多创业者抛弃优越的工作待遇和条件不顾一切地投入的创业中去，其内在动力来源于高新技术创业活动带来的创业利益，其他创业活动的参与者也是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愿意将自己与创业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投资者主要是风险投资者被创业企业的良好前景和高收益所吸引，将风险资本投资到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并且愿意忍受短期的大规模资本投入甚至是血本无归的风险，其主要动力也是来源于从高新技术创业成功中获得巨大的创业利益。员工被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前景所吸引，愿意忍受创业初期的低工资，也是因为一旦创业成功后可以分享创业企业的创业利益。政府推动高新技术创业活动也是为了获得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外溢的创业利益，如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科技发展等。因此，创业利益是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基本动力。
但是，如果仅仅认定创业者的创业就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显然是非常幼稚的。从理论层面上分析，经济活动的本质是追求经济利益，高新技术创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了追求创业利益而开展创业活动，创业过程实际上是创业利益的实现过程。但是在创业者心目中并非是最重要的。科林·巴露和罗伯特·布朗（1999）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对英国800家赢利小企业调查是什么激励他们创业时，98%的回答者将个人获得成功的满足感列为第一重要推动力，其中70%的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98%的人将按自己方式做事，87%的人将做长远规划的自由列为重要或非常重要。仅有15%的人认为给后代留下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熊彼特（1991）也认为，在创新过程中，创新是为了谋求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创业活动的推动者是被誉为企业家的创业者，创业活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以及超利润观的企业家精神。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是在经济主体的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实现创新和发展的。那末，这是否会否定追求创业利益是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的动力呢？我们认为，这是不会的。主要原因包括：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意识，在目前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还不可能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发展水平，还不太可能产生超越物质利益以上的纯粹的精神诉求。因此，利益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基本动力，物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即使对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来说，追求创业利益仍然是其从事创业活动的基本动力。
应该正确地理解动力和动机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动力的英文表达为motive power、power、driving force、impetus 等，强调的是一种推动的力量，动机的英文表达为motive、intention等，强调的是一种意向、意图、目的或者打算，因此，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动力”强调的是从事物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联系或者因素上揭示事物发展的方向或者规律，而动机强调的是从事物外在的或者说是从行为人的角度表达一种对事物的主观态度或者看法。因此，追求经济利益揭示了创业者从事创业活动的内在动力，而企业家精神则从创业者主观上揭示了其开展创业活动的外在动机。两者并不矛盾，而是有机地统一于创业者的创业活动之中。
从现实的高新技术创业活动以及创业者的生存状态来看，创业是一项以创新为基础、以创建企业为目标的高风险的开拓性经济活动。创业者一旦选择创业，就要放弃现有的工作岗位和安逸的生活以及其他工作机会，还有可能将自己陷入极大的财务风险之中，有时可能使自己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充满艰辛的创业中去，应该说无论怎样强调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都不过分。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基本现实，即创业者自身价值、成就感以及独立性都是在创业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实现的，没有创业企业的发展，创业者的成就感、独立性以及自身价值的实现都陷于空谈。实际上，在高新技术创业的过程中，创业者总是把全部的精力用在产品的研发、内部管理以及市场开拓上，通过为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回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因此，从现实的创业活动来看，创业者追求创业利益仍是创业活动的动力。
创业利益是高新技术创业成功的判断标准之一。德鲁克（1985）认为，创业者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获得市场或产业的领导权。只有寻找生存位置的创业者的目标是赚钱而非出名。在公众眼中，创业的最大成功就是创业者在某一行业取得了领袖地位。科林·巴露与罗伯特·布朗（1999）通过对一些创业者衡量创业成功的标准进行调查，发现：创业者们衡量创业成功的标准呈现多元化形态。其中，82%的人认为他们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67%的人认为是纯财务经营状况，仅有8%的人认为在商场上独树一帜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另外有98%的人将有效的管理团队列为重要或非常重要的标准。可见，产品、服务质量是长期繁荣的关键，他们认为：实际上质量和财务状况的综合才是最准确的成功标准。一般说来，质量反映了创业者做好一项工作的成就感，这与个人满足为重要推动心理相一致。炫耀对创业者并不占据重要位置，管理对于新创企业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标准各异，但从内在要求看，获得创业利益的多少是判断高新技术创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
5.2.2 创业成长的拉动
创业成长包括质与量两个方面：创业成长的主导趋势应体现为规模的增长，即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数量的增加；质的成长表现为创业者素质和地位的提高、创业企业结构的创新与发展。质与量的成长是动态的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一方面，质的成长是量的成长的基础，企业经营结构、组织结构、空间结构、技术结构的更新和完善，意味着企业内部更趋向于优化资源配置，创业企业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量的增长。另一方面，量的成长也是质的成长的条件。量的成长为创业企业积累和积聚进一步成长的资源，为质的成长提供物质保证。量的成长也是质的成长的目的之一，如企业经营结构的调整、技术结构的改变，目的也在于追求更多的利润，寻求更多的投资回报。以硅谷为例，硅谷企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快速成长的奇迹，一些公司甚至在短短若干年内便完成了从起步到世界500强的历程。全美500家成长最快的高新技术企业有61家在硅谷，而前5名中又有3家在硅谷。如，1938年，休利特和帕卡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屋中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他们的创业活动，当时的创业资本只有538美元，而在24年之后，它们创建的惠普公司进入《财富》美国工业500强，到1988年，惠普公司进入《财富》美国工业50强。格鲁夫、诺宜斯和摩尔1968年创办的英特尔公司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85年推出386芯片Intel Inside的标准走向世界，意味着全球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到1997年，英特尔公司的销售额已高达250亿美元。另外像信息时代的霸主——微软公司、1999年度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戴尔公司、网络时代的领先者——思科公司、全球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雅虎公司等，都是创办不过二三十年，甚至是不到十年的新兴企业。
创业活动率是反映创业者数量和创业企业数量的重要概念。根据GEM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18-64岁的成年人口中平均有9%的人进行了创业活动。由于一些国家新近加入全球创业观察序列，它们的加入使得整体创业活动率的变动范围增加到2-29%。从单个国家来看，整体创业活动率在各年之间是相当稳定的。在加入全球创业观察序列的4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4亿人处于劳动年龄（18-64岁），据估计，有3亿人正准备创办1.92亿个新企业。我国的创业活动始终保持活跃状态。2002年我国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为12.3%，即每100位年龄在18-64岁的成年人中，有12.3人参与创业活动。2003年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为11.6%（姜彦福等，2004），2005年中国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上升为13.7%，这一数字排在35个国家中的第五位，而在2002年和2003年排名均为第九位（姜彦福等，2006）。在2003年研究的40个国家和地区中，智利、韩国、新西兰、委内瑞拉和乌干达的创业活动是最为活跃的，它们具有高的整体创业活动率（TEA）和企业创业活动（FEA）率。2003年的全球创业观察，按照新建与建立不久的企业数（整体创业活动率）和创业企业数（企业创业活动率）来对国家进行分类，智利、韩国、新西兰、委内瑞拉和乌干达的创业比例较高，而瑞典、荷兰、中国台北、克罗地亚、日本、俄罗斯、波兰的创业比例较低。美国处于中游，以整体创业活动率衡量为第七，以公司创业活动率衡量为第五。
2003年，我国参与创业活动的人员年龄集中在25-44岁之间。参与创业活动的创业者绝大多数受到过初等以上的教育。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与创业活动的人数却减少。2005年中国创业活动最多的年龄段在25-34岁；男性比女性更多地参与创业活动，绝大多数创业者是有就业经历的人，创业者的学历以高中生为主（姜彦福等，2006）。而在深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非常乐于创业，其中硕士、博士创业热情最高（乐正，2004）。同时，创业者和创业活动在大多数国家都受到社会的鼓励和得到人们的尊重。在许多国家，大量的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台等各种媒体都开始大量报道各种与创业有关的事件，大大提升了创业者的形象和创造了有利于创业的社会氛围。因此，创业者以及创业企业的成长对创业环境、资源等方面的新需求是拉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5.2.3 各级政府的推动
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扶持创业企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环境，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风险。
（1）政府推动创业机制形成的动因
在高新技术创业活动中，政府将提供外在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这种环境将有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创业成功和创业者获得创业利益。
下面利用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对政府及政府代理人的目标利益进行分析。当然，公共选择学派是完全立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上的，遵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把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原则直接运用于政治领域，并不完全合适，也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府的性质，但是，政府作为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产品的公共机构，具有最大限度改进人民群众福利水平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的一些观点分析我国政府的行为模式。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是为了消除外部性影响和生产公共产品而产生的。公共选择是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实际上是政府选择。它通过一定的政治程序和政治市场来抉择，即消费者集体（公众）用投票的方式来购买公共产品。政府也是理性人，政府的活动也是有利益需求的，即就业、经济增长以及税收等。公共选择的思想基础和出发点与市场选择一样，都是个人主义。抉择者都是依据自己的偏好和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活动，他们都是利己、理性的，一切选择都是以个人的成本和收益为基础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政治市场的均衡也与商品市场一样，由供给和需求双方来决定的，它的需求者或消费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或生产者是政治家和官员，供求双方通过政治市场的相互交换，最后达成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
外部性是指在相互作用的经济单位中，一个经济单位对其他经济单位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有利的，称为外部经济，也可以是不利的，称为外部不经济。现代经济学认为，由于存在这种经济的外部性，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妨碍了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政府的本质是公民一致赞同的制度、法规的人格化或主体化，通过他对各种必要的制度、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以消除经济的外部性，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和个人的福利。政府必须按照多数原则的要求生产公共产品，由此产生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政府为了调节收入分配使之趋向于公平和平等，如通过增加税收和补贴，加强教育培训，增加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等。
不仅政府是有利益目标的，而且政府代理人——政府官员也是有利益需求的。在一个受选民监督的公共政府中，政府官员的利益需求就是政绩，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税收增长等，通过实现这些经济和非经济目标，选民才能获得政府资源投入后产生经济效益，政府官员才能取得被选民认可的政绩，政府官员才有连任、升迁和获得选民支持的可能。但是，由于政府官员垄断了公共产品的供给，缺乏竞争和利润观念，企业与官员追求的利益目标不同，加之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难以测定，缺乏对政府官员的监督等原因，导致现代社会中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低下。对此，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政府的效率：如在公共管理体制内建立竞争机制，在最高行政领导层中恢复能发挥个人积极性的激励制度以及加强对政府税收和支出的约束等。应该说，随着政府官员的一些行为弊端得到有效的制约，现代管理体制下的政府官员的行为更接近于理性人的行为特征，他们的利益取向与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高新技术创业活动中，政府作为参与者，其利益取向是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以及对创业活动的支持，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并提高其成功的可能性，获得更大的外部性利益。前已述及，政府为高新技术创业的发展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政策和制度环境，也会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政府作为理性人，也应该得到足够的回报，这些回报不是政府的行政行为直接产生的，是政府作为创业过程的参与者分享的创业利益。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分享的创业利益，即创业的社会利益，是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利益的正的外部性效益。
政府通过外部性利益内部化的方式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政府代表社会获得了这些外部性利益，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政府应该按照交换原则将外部性利益内部化，即要对提供这些外部性利益的创业者和创业企业进行补偿，内部化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收益，以降低创业者的创业成本以及创业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
政府构建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动力是获得更大的外部利益。政府作为理性人，在创业过程中决不会满足于获得仅仅能够补偿投入的部分，而总是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创业利益。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总是尽可能地为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提供好的创业环境，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使更多的创业者投入到创业活动中来，使创业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外部性利益。即政府获得创业利益的原则就是政府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通过创业企业的活动获得最大化的收益。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政府可以选择在创业初期对企业进行补贴，包括将企业提供的外部性收益返回企业内部，降低企业的成本，甚至出于长期收益的需要，对创业企业的利益返还可以超过企业对社会的外部性贡献。因为创业企业经过创业起步期后不断发展壮大，对社会的外部性贡献也就更大，虽然政府没有获得企业创业初期的外部性利益，但是政府可以从企业的生命周期的后期获得更大的外部性利益，这样政府获得的总外部性利益将是最大的。
（2）政府的主要创业政策和措施
创业者以及创业企业需要政府为高新技术创业活动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和鼓励措施，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创业活动的开展。
推进高新技术创业活动需要政府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引导。如，美国政府通过成立高层次的科技发展领导和协调机构，并制定科技发展宏观战略和规划，以对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1993年，美国在原有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内阁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由总统亲自任主席，负责制定科技发展宏观战略。1994-1998年，欧盟制定了投资额高达27.06欧元的第四个科研总体规划，主要原则就是把实验室中的知识和技术转移到工业生产和实际应用中去。1999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科研总体规划的总体思想是充分发挥欧盟独有的网络化人才分布、跨学科研发能力、制定技术标准的特殊地位等诸多优势，争取技术领先地位，并把技术领先优势转化为商业竞争力。德国政府早在1982年就制定了促进高技术创业计划，成为德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战略。从具体的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来看，硅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是规划痕迹最少的高新技术园区，其发展过程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功不可没的。20世纪50年代，硅谷原先规划的土地几乎被用光，周围的社区、环保主义者和其它特殊利益组织提出诸如空间、交通、濒临灭绝物种等问题阻止斯坦福大学扩建，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斯坦福大学虽然是私立的，但是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投资。在日本，1981年，开始实施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1986年，内阁会议通过了科技政策大纲。1992年，日本又推出新的科技政策大纲，其发展重点都是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为了实现提出的目标，日本政府通过信贷、税收、财政补贴等经济手段扶植高新技术，从事高新技术的研发可获低息贷款，若开发成功，按低息还本付息，若开发失败，则免付利息。还规定对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实行优惠税制与折旧制，对企业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给予补助。日本筑波科学城主要是通过政府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其资金全部由政府承担，剑桥科学工业园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科研经费以及风险投资。
同时，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采购对企业开发应用高新技术的积极性有较好的引导和鼓励作用。美国航空工业、计算机和半导体工业的建设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政府采购推动的。实际上，在硅谷早期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对硅谷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进行直接的支持。如，政府支持对半导体工业的早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军队几乎是半导体产品的唯一买家，政府采取的从多个公司分头采购的策略客观上促进了硅谷的技术扩散和硅谷文化的形成，硅谷企业为满足国防部和国家航天局的订购需求，往往需要合作和交流技术信息，这成为硅谷早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力量。以惠普为例，1941年至1945年间，其销售额从3.7万美元增加到75万美元，其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对其电子测量仪等设备的采购。
美国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对大学研究提供资助。大学在美国创新体系中担负着重要角色，是美国知识创新的主体。政府对大学进行巨额资助，使许多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并承担美国的基础研究，其基础研究开支占到大学研究经费的2/3多，占全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近50%。硅谷附近的斯坦福大学尽力塑造其先进技术产业基地和研究中心的形象，建立了一个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的、以技术专家为主的社区和覆盖硅谷地区的技术交流网络，并使得整个硅谷地区的经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推进高新技术创业活动还需要政府制定有关保护和鼓励创业法律及规定。如，美国已经出台了的有关法律包括合作研究法、技术转移法、技术扩散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法、信息法、集成电路保护法、计算机软件法和商标法等，形成对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技术扩散等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体系。为了加强产官研学合作，日本在1986年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科技厅在1986、1988、1990年连续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级基础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动研究制度。1999年，法国政府制定了技术创新与科研法，促进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提倡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并通过提供资金和减税政策鼓励创新活动。
提供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促进高新技术创业的普遍采取的政策。国外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
资料来源：顾朝森，赵令勋，中国高技术产业与园区，中信出版社，1998
便利的创业融资渠道与退出机制。许多创业企业在开业后很长时间内，资金短缺也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他们往往不乏好的项目和产品，所缺少的只是驾驭风险、进行风险投资的人才和机制。因此，为培育创业企业，建立风险资本市场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选择。风险资本是投入到具有快速增长潜力并能带来一定资本收益的拟创立的新企业或刚刚诞生还处于创业阶段的创业企业的一种权益资本，是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风险资本与创业机会、风险资本与企业管理的高效组合，是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的新型投资机制。如果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配套措施得当，可以预见进入创业领域的风险资本的数量将十分可观。证券市场是风险资本退出、创业者融资或收获创业收益的最便利方式之一。美国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制度、公司制度和发达的投资中介组织和社会服务中介机构，如，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事务所等，所有这些推动了硅谷创业机制的形成。NASDAQ市场设立于1971年，是伴随硅谷成长起来的新兴股票市场，其中80%—90%是高科技类企业，几乎所有著名的计算机企业、生物制药企业、电子通讯企业等高科技领域的企业都是NASDAQ市场的上市公司，因此它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高科技企业成长的摇篮。NASDAQ市场的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在股票发行上市后获得了迅速发展，如微软公司、Amazon。com、Cisco、Ecom、Oracle、Amgen、Sun等。而在我国，由于新创企业较难得到上市额度，经营业绩一般难以达到深沪市场的上市标准，创业企业在深、沪主板市场以及中小企业板上市难度较大。所以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还不能为风险资本退出、创业者融资或收获创业利益提供必要的渠道。可见，创业需要建立相应风险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以便为创业企业获得创业资本和成功的收获创业利益提供便利，而这些市场的建立将进一步带动创业机制的形成。
高新技术园区应该紧紧围绕高新技术创业的全过程建立和健全创业服务体系，为各类创业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主要有：高新技术园区相关部门要协同社会兴办各种专题的创业培训机构。发育创业中介组织，构建区域创业服务体系，整合相关中介机构成立创业服务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创业服务机构联盟等。切实加强对创业的引导、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引导各类创业主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合法、有序地运转。
5.2.4 成功园区的示范带动
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推进高新技术园区的创业活动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如，美国硅谷的成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成为世界各国高新技术园区学习的楷模，我国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基本上就是参照硅谷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些学者通过对硅谷现象的探析，将硅谷那种特有的文化氛围和机制视为硅谷成功的关键。包括风险投资机制、对员工的激励机制以及鼓励创新的机制等。同时美国政府推动高新技术创业的政策，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为此，英国政府要创造一个框架，用这个框架支持科技杰出性的持续发展，加强竞争以及创业和创新文化，并使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如果有一个稳定的金融和经济背景，有一个支持创业的商业和社会环境，市场、技术和资金容易获得，有一支教育精良和技术熟练、灵活的劳动队伍，创业就更能获得成功（郁义鸿，2000）。新加坡政府为推动科技企业发展和培养科技实业家，决定拨款10亿美元，建立科技企业家投资种子基金，以实际的行动实现政府对促进科技企业的发展所做的重大承诺。目的是要吸引更多创业基金公司到新加坡投资和鼓励更多的创业活动，争取在25年内使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上一个重要的科技企业中心，还实行科技公司培养计划，通过奖励方式来提高回报，激励更多专业人士投身创业或创业基金公司对规模较小的起步科技公司进行投资。我国政府为推动创业，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政策和措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创建高新技术园区的热潮，按照硅谷模式，鼓励创业，发展风险投资，建立创业孵化机制，营造良好的创业文化，产生了中关村等发展比较好的高新技术园区，尽管由于文化植根性等特点导致硅谷模式难以完全模仿，但是其示范作用对于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巨大的。
5.2.5 综合推动
前面分别对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主要动因进行剖析，实际上，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是在上述动因的综合推动下形成的。
从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动因的作用方式上看，创业利益是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内在动因，无论政府、创业企业、创业者等创业机制的构建主体都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创业利益，是创业利益的内在驱动决定了各构建主体具有了持续、充足的动力。而创业成长、政府政策以及典型示范是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外部推动力量。可以说，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就是在上述内外两种力量的综合推动下形成的。从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动因的性质上看，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非经济利益的驱动。政府、创业企业以及创业者既获得了创业经济利益，同时也获得了相应的非经济利益。从推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主体上看，有包含政府在内的多个构建主体，创业者和创业企业通过创业成长对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施加影响，而政府则在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的形成是创业利益、创业成长、政府政策、典型示范等因素综合推动的结果。
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成立于1979年12月，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新竹科学园区不仅成功地将台湾地区推向信息产业全球第三、半导体产业全球第四的地位，已经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硅岛”。新竹的发展体现了创业利益、创业成长、政府政策、典型示范等因素综合推动的过程。首先台湾在对美国的硅谷、128公路以及日本的筑波等三个高新技术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最终选定了硅谷模式，并且接受特曼的建议，吸引移居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回去创业，就像硅谷曾经从东海岸吸引工程师一样，这些做法相当成功，到1998年，新竹有40%的公司是由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人员开办的。其次，台湾当局投入大量资金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务体系，以吸引园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来投资设厂或者科技人员进行投资创业，对于入园企业，当局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如园区内公司可以申请加入由当局设立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它风险资本投资，当局投资比重最高可达49%等。同时，每年提供创新产品奖、研发成效奖与创新技术研究发展奖助计划，以鼓励园区企业进行研究开发新产品及开拓国际市场。第三，丰厚的创业回报使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台湾当今10大企业当中有7家来自新竹，成为全球唯一成功翻版硅谷的科学园。第四，创业企业的成长也促使园区管理当局进一步完善创业环境，规范管理行为，使创业机制不断完善。
本章小结
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涉及动因到众多的因素，如果将这些因素均进行研究，不但增加研究的复杂性，而且还会给合理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带来困难。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把影响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的众多变量归结为几个重要变量，便于对创业机制形成的动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本章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作为研究工具，选择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西安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作为区域抽样范围，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对上述三个园区的创业者和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引入了主成分分析模型，提出了高新技术园区创业机制形成动因的主要因素，即创业利益的驱动、创业成长的拉动、各级政府的推动、成功园区示范效应以及上述因素的综合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