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决定下，1840年2月10日，维多利亚同只比她小3个月的表弟阿尔伯特亲王举行了结婚典礼。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家族联姻。对这一婚事，维多利亚开始时不大感兴趣，她甚至公开说到：“不怎么愿意见到阿尔伯特，因为这件事情根本讨厌。”但她自小就很尊敬她的舅舅，她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听亲爱的舅舅随便说什么问题，都好像在读一本极其有益的书。他的谈话是那么具有启发性，那么明白，他是被大家公认的当代第一流的政治家。”所以，维多利亚才勉强答应与阿尔伯特见上一面。但当她见到阿尔伯特时，完全惊呆了。她“全部生命的架子，马上像一所纸牌搭成的房子，倒塌下去。”她被阿尔伯特的英俊和学识征服了。
她同他骑马、跳舞，尽善尽美。在那段时光中，她觉得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阿尔伯特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夫妻二人的领导下，英国王室风气很正，成为一代楷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为社会各界和中产阶级所效仿。阿尔伯特还非常关心下层人民的生活，并影响了维多利亚女王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墨尔本教她不要读查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因为书中描写的尽是贫儿、罪犯以及其他不愉快的事，她用不着去管。然而，阿尔伯特却把阿什利勋爵请到宫中，并告诉他当他和女王听到阿什利在议会中揭露煤矿中的童工们所受的苦难时是如何坐立不安。阿什利邀请阿尔伯特主持劳工之友协会的委员会会议。置政府和宫廷的忧虑于不顾，阿尔伯特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所表现的兴趣使委员会的成员情绪高涨。阿尔伯特还非常关心修建模范工人住宅和救苦济贫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这位出色的亲王在婚后初期却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政治上，墨尔本首相一手把持了国君的政治生活，而阿尔伯特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维多利亚对墨尔本的亲近，远高于他这个丈夫。而在生活上，作为丈夫的阿尔伯特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在女王的全部个人生活中，皇室的总管莱纯夫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凡事只有事先征得莱纯夫人的同意才能去做，实际就等于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的夫妻生活的一切细节都在一个第三者的监督之下。这样阿尔伯特在英国王宫里只是一个腼腆的青年，每天除了骑马、打猎和下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阿尔伯特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对这样无聊的生活实在是腻烦透顶。他认为自己的智力与政治才能远超自己的妻子。可是令他极为恼火的是，他发觉自己的影响并不能触及她内心的一切方面。当他试图和维多利亚讨论政治的时候，女王总是顾左右而言它。
另外，两人的性格爱好也不一：阿尔伯特是在礼仪简朴、早起早睡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中长大的，觉得盛大的宫廷宴会令人厌倦；而女王所喜欢的娱乐则是通宵地跳舞。在这样的环境中，女王夫妇的生活极不和谐，以至于经常发生口角。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们就相互妥协、相互适应，感情日趋好转。在20余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的长子即为1901年继位的爱德华七世。而阿尔伯特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逐渐显示出来。1841年，政治风暴再起，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惨败，维多利亚不得不再次授命罗伯特·庇尔组阁。虽说女王一如既往地讨厌他们，但是，由于在下院占据了绝大多数，其地位现在已能使他们坚持其所要达到的愿望了。墨尔本是第一个明白要尽可能不发生摩擦地完成移权之重要性的人，在他的同意下，阿尔伯特同罗伯特·庇尔爵士进行了谈判。经过一系列的秘密会晤，就困难而复杂的女侍问题，达成了完全的谅解。大家同意不再提那宪法条款，但保守内阁一旦成立，主要的自由党侍嫔将退职，其位置将由罗伯特所提派的人替代。这样，尽管不是在形式上，但女王在实际上已经放弃了1839年的要求，这些要求以后也再未重提。这是维多利亚在与内阁斗争中的第一次重大失利，从此在侍嫔问题上女王必须听取首相的意见就成为英国宫廷中的惯例。这次历时两年的“侍嫔危机”寓意深刻，它说明由多数党总揽行政权力的“虚君政治”已在英国确立。不仅如此，在阿尔伯特与女王的关系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的龃龉完全过去了，已消融在婚姻生活的绝对和谐中。维多利亚被一种新鲜的、难以想像的启悟所征服，将她的全部灵魂都献给了丈夫。夫妻之间幸福和谐的生活使她感到十分惬意。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利奥波德的信中说：“我最亲爱的安琪儿对我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对所进行的事怀有极大的兴趣，体谅我关心我，但又恪守本分地不使我有所偏见，尽管我们交谈甚多，但正如你所说，他的判断总是公正而平和的。”墨尔本走了，维多利亚开始把对他的依赖性转移到阿尔伯特身上。
现在样样事情都将和阿尔伯特讨论，因为在她内心里，对罗伯特·庇尔还存在着很大的偏见。阿尔伯特知道，维多利亚若想成为一名成功、优秀的女王，必须同内阁协调好关系，而他来英国王室的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女王的丈夫那么简单，他还有帮助维多利亚治理好英国的重大责任。于是，阿尔伯特开始了在女王与内阁之间的斡旋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他已成为女王的私人秘书，她的心腹顾问。每逢女王接见大臣们，阿尔伯特总在场。和女王一样，他对于外交政策特别感兴趣，其他的所有公众事务，也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响。一项双重的进程正在发展。一方面是维多利亚越来越无条件地接受了他的智力优势，另一方面他则越来越全神贯注在上层政治事务，再没有人称他为“徜徉艺术的清客”。离职后的墨尔本一直孤苦伶仃地过着疾病缠身的生活。维多利亚虽然还经常与其保持联系，但已不再就国事问题与他商讨了，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朋友而联络着。因为她已经开始逐渐信任新首相罗伯特·庇尔了。1842年春天，墨尔本辞世。维多利亚虽然很伤心，但似乎又有一种解脱。她在给舅舅利奥波德一世的信中写道：“听到这个消息您会很难过，我们那位好心的、亲爱的老朋友墨尔本死了……人们不会忘记他是多么好，多么善良而慈爱，这勾起我心底的许多回忆，但是，上帝知道，我再不想那个时代重新回来了。”是的，维多利亚不会再怀念过去的那个时代了，因为她的如意郎君阿尔伯特，已成为她最值得依赖的政治家，他们要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随着新内阁的组建，阿尔伯特在政治上的影响也大大加强。女王和保守党，特别是和庇尔内阁的关系也大大改善了。
在1845年与1846的内阁危机中，阿尔伯特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大家都承认，他是谈判的真正中心、君王及各种势力与职权的实际控制者。英国历史学家斯特拉奇说：“产生这一结果的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以至令人几乎无所察觉；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到了庇尔内阁终结之际，实际上阿尔伯特已经成了‘英国之王’”。阿尔伯特除了在政治上充当女王的顾问外，他还热心支持科学、工业、艺术和许多有益的事业，逐渐博得了人民的广泛爱戴。诞生于1842年的维多利亚专用列车车厢1851年，阿尔伯特在维多利亚的支持下，成功地筹办了万园博览会，对宣传英国的实力，促进产品交流，扩大对外贸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展览期间，成交了数以百万英镑计的货物，大大提高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女王多次驾临，和成千上万的民众在一起，唤起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博得他们深深的爱戴。英国国王从未受到人民如此坚决的拥护。尽管各地的繁荣程度不同，但这一景象使英国人产生了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比社会立法活动和进一步改革更有价值。在展览会闭幕时，女王在给庇尔首相的热情洋溢的信中，表达了自己无限的满意，大大称赞阿尔伯特所做出的杰出的工作。她在写给利奥波德的一封信中，也毫无保留地述说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她写道，5月1日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是最壮丽、最堂皇、最惊心动魄的空前大观，我心爱的阿尔伯特成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得意的日子……阿尔伯特这一最亲爱的名字将因此而永垂不朽”。但阿尔伯特，却因这一系列工作，严重损坏了健康，最终导致了他的英年早逝。在筹办万国博览会之前，英国政坛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风波。1846年，自由党人再度掌权，然而这一届内阁与女王的关系却明显恶化，尤其是在外交问题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与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意见完全相左，矛盾相当尖锐，冲突时起。帕麦斯顿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基本上是独断专行，从来不把女王和阿尔伯特放在眼里。
特别是在1848年，欧洲形势严峻起来。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人民运动蓬勃发展，欧洲王室的噩耗频传，一顶顶皇冠落地。阿尔伯特和女王惊讶地发现，英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支持欧洲的自由主义运动甚至激进派运动、支持反对欧洲各国王室的造反派。女王和阿尔伯特则主张与欧洲各国君主团结主张通过各国君主的合作来保持和平，避免发生革命。当听说奥地利军事当局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鞭打起义的爱国者时，帕麦斯顿怒斥“奥地利人不折不扣地是最残酷的畜牲，简直不配称为文明人”。女王和阿尔伯特当然不愿苟同这种态度，而且看不出英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抗议别国主镇压国内革命，因为别国在英国镇压爱尔兰革命时，从未提过什么抗议。女王和阿尔伯特认为，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他们有权审阅帕麦斯顿发给外国政府的所有文件。他们不仅坚持这样做，而且还经常随意改动帕麦斯顿拟定的文稿，删去或缓和那些带挑衅性的段落。帕麦斯顿也不甘示弱，他或是擅自发出未经维多利亚过目的外交公文，或是不向她报告重大的外事活动，根本无视女王。女王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于1850年召见了约翰·罗素首相，向他倾诉了自己的一腔怒火，并通过首相向帕麦斯顿转交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函，强调下列两点内容：第一，外交大臣必须事先明确陈述有关外交事务的方针和策略，以便女王能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批准的文件的内容；第二，一切方案一旦经批准，大臣便不得擅自更改或修正，若发生这种情况，将认为这是对君王无诚意的表现，女王将理所当然地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罢免这位大臣。遵照女王旨意，罗素将这封最后通牒式的御函转交帕麦斯顿，帕麦斯顿仅道歉了事，以后他依然我行我素，女王夫妇毫无办法。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虽在和帕麦斯顿的斗争中遭到失败，但并不甘心，他们在等待时机。拿破仑三世用来迎接维多利亚夫妇的大船1851年12月，帕麦斯顿向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未来的拿破仑三世——祝贺法国政变。这一行动在大多数英国人中不得人心，特别是在他的那些激进派支持者中。因此，女王和阿尔伯特趁机说服罗素将帕麦斯顿撵出了外交部。帕麦斯顿的去职，令维多利亚夫妇欣喜若狂。阿尔伯特希望格兰维尔勋爵能够接任帕麦斯顿的职位，而格兰维尔勋爵也果真被任命了。但是，帕麦斯顿的失败是短暂的。六个星期以后，帕麦斯顿在下院搞垮了罗素的政府。离开外交部一年后，帕麦斯顿又进入了阿伯丁勋爵的政府担任内务大臣。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支持土耳其对俄国宣战。宣战以前，阿伯丁勋爵在近一年中采取息事宁人的政策设法避免战争。
而帕麦斯顿在内阁中却敦促采取强硬政策，他认为那是阻止俄国进攻土耳其的方法。阿尔伯特支持阿伯丁的政策，草拟了一份备忘录，附有一项他认为可以防止战争的计划。尽管备忘录是秘密的，但阿尔伯特亲王的绥靖政策和反对帕麦斯顿的立场却是众所周知的，故而一度搞得自己很被动。因为当时是一片对俄开战的叫嚷声，并要求帕麦斯顿领导这场战争。而恰在此时帕麦斯顿宣布辞职。因此，国民郁积的怒火爆发了，他们把愤怒倾泻在阿尔伯特头上，到处怒骂“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卖国贼，是俄国的走狗，听从了俄国的指使而迫使帕麦斯顿离开内阁，他还将英国的对外政策导向有利于英国敌人的方向”。战争的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女王夫妇同帕麦斯顿的关系完全改变了，阿尔伯特和这位大臣怀着对俄国的共同仇恨而走到一起。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维多利亚被迫于1855年任命帕麦斯顿为首相。而帕麦斯顿在这场战争中也对阿尔伯特的能力与见识由衷的佩服了，他在1857年成功地说服议会最终满足女王的愿望，将“女王之夫”这一头衔正式授予阿尔伯特亲王。1861年又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外交危机。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英国政府同情南方。
因为尽管英国公众舆论以前支持美国的废除奴隶运动，但英国政府认为美国对英国全球霸权的威胁越来越大，因而一心一意要利用这种局势削弱美国，并尽力促进可能从此永远把美国分成两个国家的进程。美国内战爆发几个月后，一艘美国军舰在加勒比海阻止并登上英国邮船特伦特号，掳去两名去欧洲执行外交使命的南方特使。伦敦要求释放这两名特使，华盛顿则予以拒绝。英美双方群情激愤达到顶点，战争一触即发。在危机处于顶点时，约翰·拉塞尔勋爵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公文呈报女王，维多利亚交给阿尔伯特审核。亲王意识到，如果该文件一字不改地发出去，战争将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1861年12月1日，他写下修改此文件的一系列建议，使其少带挑衅性的字眼以便美国政府容易接受。结果，美国作出让步并释放了那两名特使，一场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英、美战争避免了。早在当年11月，阿尔伯特不幸染上伤寒，而他自己并没在意，仍旧坚持工作。但无情的病魔日益侵蚀着他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12月14日，阿尔伯特已经陷入了弥留状态。但维多利亚表现得很坚强。她的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是，感谢上帝，我尚能控制自己，并且十分镇定，一直坐在他的身边。”黄昏之时，阿尔伯特走完了他短暂的42年的一生。维多利亚再也无法保持作为一个女王的尊严了，她凄惨的尖叫划破了死一般寂静的白金汉宫。在给利奥波德的信中她发出了几近绝望的悲叹：“出生八个月便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孤女，42岁时又成为心力交瘁的寡妇，我一生的幸福完了！”被称为“走动的百科全书”的阿尔伯特亲王，从与维多利亚结婚的第一天开始，直到去世，将他全部的精力都投注给英国。他的谨慎、才智使其成为维多利亚及英国的无价之宝。可以说，维多利亚之所以成为大英帝国杰出的女王之一，有一半的功劳应归属于阿尔伯特。即使在阿尔伯特逝世后，他的施政纲领仍一直为女王所沿用，最终开辟了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