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代表着严，代表着正，代表着权力，但是领导者切不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耍威风，更不能以一味打压、诛连九族的方式树威，弄不好，威是树起来了，领导的目标却越发难以达到。而且，威一旦过了头，会扼杀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为地诱发混乱的局面，实在是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因施威太过而遭非议的典型。
朱元璋削弱中书省权力做法激怒了被架空的丞相胡惟庸，他为此勾结：了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功臣陆仲亨、费聚、李善长之弟李存义、曾，为朱元璋亲信的毛骇之子毛镇等人，策划谋反。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进行策划时，朱元璋却早已将矛头对准了他，准备将他一举除去。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使人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向朱元璋报告，他以此为借口，开始调查中书省官及六部官，并将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属全部提入大牢，严刑拷打。此时有一名叫涂节的御史中丞窥出朱元璋旨意，认识到胡惟庸必死无疑，便在狱中捏造事实，搞政治投机，落井下石地揭发了胡惟庸的谋反。一石激起千层浪，胡惟庸的谋反，使朱元璋大感震惊。
抓住胡惟庸谋反案，借题发挥，朱元璋对淮西勋臣及其子弟展开了大规模的诛杀。他捕风捉影，不断扩大胡惟庸的罪状，处死胡惟庸时所宣布的罪名还只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明比逞于郡邪，贻害国政，谋危社稷”；到洪武十九年，已升级为私通日本，成了卖国的大汉奸；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又升级为勾结蒙古，胡惟庸已处死，但他的罪名罗织得越大，他的所谓同谋当然也就越多，先后被胡惟庸案牵连的那些心怀怨望、骄横跋扈的淮西勋贵也越来越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的罪名发展到了极致，被指为与李善长串通谋反。而李善长的被杀，则将这场政治屠杀推向了高潮。
李善长自投奔朱元璋，便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并赐以铁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然而李善长心胸狭隘，排除异己，污陷大臣，引起了朱元璋不满。洪武四年，朱元璋趁他患病，勒令他致仕，作为抚慰赐给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尸一百五十家，佃尸一千五百家，仪仗土二十五家。然而李善长居功自傲，骄矜不改，朱元璋为此非常恼他，曾下令削禄一千八百石。洪武十三年时，就有人告发说李善长串通胡惟庸，朱元璋未曾追究。至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朱元璋免其死。可李善长对此并未感激，朱元璋从此开始怀恨于他。洪武一十三年，李善长的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谲，李善长出面说情，朱元璋一怒之下，严拷丁斌，丁斌就供出了李存义。当李存义又招供受胡惟庸之托劝李善长谋反时，李善长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朱元璋于是定李善长“知情不举，首鼠两端，大逆不道”罪，借口将有星变，需杀大臣应劫，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亲族七十余人押上了刑场。
连李善长都被杀了，其他将臣岂能幸免，胡惟庸一案前后延续十余年一，受牵连被诛者达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二十二人。被杀者包括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异、申公侯邓愈之子、临江侯陈镐（陈德之子）、大将毛骤（毛骐之子）、李伯异、丁玉、宋慎（宋濂之孙）。另有宣德侯金朝兴、宁济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侯薛显、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华云龙，在案发前已死，至此也被迫坐为胡党，革除原位。顾时之子顾敬、朱亮祖之子朱县、华云龙之子华中也被处死。光是被杀者已达三万，被贬谪者更是无数，一案牵连如此之广，可谓史中空前，却非绝后，在其后蓝玉一案，牵连也十分广泛。
胡惟庸案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旧将仍在边防要地担任军职，尤以蓝玉为最惹眼。皇太子朱标已于四月间病死，朱元璋立朱标之子朱允坟为皇太孙。然而此时朱允坟年纪幼小，蓝玉并未把他看在眼里。为了制止蓝玉的嚣张气焰，朱元璋对他奏请的事多不照准，这使蓝玉开始感到不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品被胡惟庸席牵连，被判处死，蓝玉因此开始疑神疑鬼起来，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诏内有我的名字，我这几时见上均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他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荣伯何荣（何真之子）及自己的老部下，密谋策划，定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巡视时起事。
然而此时锦衣卫早已遍布京城，他们对功臣元勋的监视无孔不入，蓝玉这番密谋，自以为此外无人知晓，其实却早被锦衣卫的密探察觉。未等蓝玉动手，锦衣卫指挥已向朱元璋告发了。朱元璋本来就担心朱允坟幼弱，自已年迈多病，说不定何时撒手西归，幼弱的朱允炆不足以统御那些手握重兵、权势极大的开国老将，早就在想着怎样进一步消灭来自功臣老将们的威胁。胡惟庸一案的不断扩大，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如今这篇文章已经做了个烂熟，朱元璋也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借口，蓝玉一案不仅更激怒了他，也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
朱元璋再次利用蓝玉案为突破点，向淮西老将们展开了第二轮血腥屠杀。除蓝玉本人外，蓝玉案杀了大约二万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博文、景州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徽先伯桑敬（桑世杰之子）和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伟、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泰、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过了一年，定远侯王弼、颍国公傅友德被迫坐蓝党，王赐死，傅被杀。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坐蓝党被杀。到了洪武末年，朝中剩的淮西勋臣便已只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至此，朝中淮西势力基本铲除，在朱元璋眼里，只剩下他一家坐庄，朝廷已经重新达到了势力平衡。
胡、蓝党案涉及面之广，株连者之多，堪称明史奇观。牵涉面如此之广的案件，如果仅只杀淮西人，难免过于暴露形迹，所以许多非淮西籍的功臣也被杀了。锄草难于不伤苗，这些人的被杀也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然而朱元璋毕竟达到了他的目的，因此便已无暇顾及其他。
朱元璋此举不但过于残暴，也十分行险，血腥诛杀虽处死了大量将臣，使随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所剩无几，然而却难免引起尚存淮西功臣们的警惕和反抗，比如蓝玉在谋反时就这样煽动党羽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们一班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们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众将不知朱元璋诛杀功臣何时方休，因此决心铤而走险，暗算朱元璋，这显然是被逼致反，不得不反，是扩大化诛杀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拔刺行动，朱元璋天子之威可以说无以复加，没有人再敢稍有异动，但是精明的朱元璋恐怕不会想到，也正是他的株连，使他一手选定的继承人在造反的朱棣兵临城下之时，竟至无将可用。
[智慧方圆]领导者有权力，而且尝到了以权力树威的甜头，往往会无所节制地滥用权力，但是其结果或者让自己威信扫地，或者威得以立而事却因此败。朱元璋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时隔已三百多年，但对今天的领导者们仍有着现实的警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