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面对的对象如有变化，你的措施也必须随之调整。
忽必烈从一开始即位，便显示出了不同凡响，他没有沿用以前大汗的做法，却破天荒一反过去大汗们遵守蒙制的老传统，而是采用汉人的年号——中统来纪元。这一划时代的做法，断然从历史上将蒙古帝国一分为二，从而远远地将一个旧帝国抛在了身后。所谓的“中统”，就是中朝正统，从此以后，他俨然成了中原的统治者。
在诸多的政治变革中，最有成就、最值得一提的则是忽必烈对政权机构的建设。
从在开平即位的那一天起，忽必烈就秉着“立经陈纪”的原则，开始了新的政权建设，并多次向大臣们表示了自己“鼎新革故，务一万方”的雄心壮志。
忽必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非只注重徒有其名的空壳，而是立即着手设立中央政权机构，赋予它们以实际的权力。他“内立都省，以总揽宏纲，在外设立总司，来处理各地的政务”。这里我们不能忘记王文统的功劳。
忽必烈虽然采用了汉法，但他却不拘泥于汉法，他的大胆革新的精神使我们不能不对他佩服。并且我们也还发现，在忽必烈改组机构的重大创举中，他所依赖和任命的大多是汉人儒士，从中书省、行中书省到各路的宣慰使司，许多高级官员都是汉人。例如中书省的史天泽、王文统、赵璧、张易、张文谦、杨果、商挺诸人即是。即便是1260年5月所设置的十路宣慰司，担任行政长官的，很少有蒙古族的人士。而像主妆希宪、布鲁海牙、粘合南合等色目人也都是汉化很深的儒人。虽然在1261年，中书省官员经过调整，增人了蒙古贵族不花、塔察儿和忽鲁不花等人，但他们由于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和管理才能，只能是起象征性作用的人物。所以，忽必烈在最初的行政机构的改建中，的确抛弃了蒙古旧制，也难怪守旧的蒙古贵族对此极为不满，他们从蒙古草原派出使者质问当时驻在开平的忽必烈说：“本朝旧俗，与汉法不同，今天保留了汉地，建筑都城，建立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对此，忽必烈坚定地回答他们说：“从今天形势的发展来看，非用汉法不可。”旗帜鲜明地向蒙古王公贵族表明了自己要实行汉法的决心。
按照“汉法”改革的思路，忽必烈的机构改革是一竿子插到底，从中央到地方，一揽子进行，在地方上除了完善行省制度外，还设立了廉访司、宣慰司。在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行政机构来具体负责地方事务，尽管设置这些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全都是借用了宋、金的制度，然而，他毕竟将蒙元帝国的行政改革推上了汉化的道路。
1263年，完成了中书、行省创建的忽必烈也并没有放松对军事衙门的改置。此前的万户、千户的设置在民政、军政上不分，常有分散军事权力的隐患。随着元朝统治的扩大，一个统一的军事权力机构的建立也势在必行。因而这一年被李瑭搞得精疲力竭的忽必烈便下诏：“诸路管民官处理民事，掌管军队的官员负责军事，各自有自己的衙门，互相之间不再统摄。”1264年元月，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诞生了。枢密院的设置，是忽必烈又一次对蒙古原有的军政不分家旧制的重大变革。当然，忽必烈多少也在这个方面保留了一些民族特色，他仍然将四怯薛——亲兵长官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防止突然的事件。万户长、千户长也并没有完全从蒙古帝国清除掉，仍然在蒙古人中保留了这一头衔。并且自从枢密院建立后，出于民族防范的需要，老谋深算的忽必烈从不轻易地把兵权交给汉人掌管，除了他非常信任的几个汉人之外。
从小便习惯在马背上射猎厮杀的忽必烈并未忽视兵权的重要性，实际的斗争经验也使他深深懂得武装力量对于国家政权以及统治的保障作用，就在他即位大汗的初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便“相煽以动，大或数万，小或数千，在在为群”。搅得他心惊肉跳。何况还有一个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等着他去消灭，恐怕仅靠蒙古军是完不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对军事改革的迫切性、重要性，忽必烈一点没有忘记。随着他的政治统治的稳定，他的军事制度也日趋完善，忽必烈时期不仅有一套完整军队的宿卫和镇戍体系，而且将他的祖先所留下的怯薛制发挥得淋漓尽致。
怯薛制无疑在元朝的军制乃至官僚体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怯薛不归枢密院节制，而由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直接控制；怯薛的成员怯薛长虽没有法定的品秩，而忽必烈却给予他们很高的待遇。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每当蒙古帝国、大元皇帝们与省院官员在禁廷商议国策时，必定有掌领当值宿卫的怯薛长预闻其事。所以怯薛歹们难免利用自己久居皇宫、接近皇帝的特权，常常隔越中书省而向皇帝奏事，从内宫降旨，而干涉朝廷的军国大政。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身份与地位有相当大的关系。
诚然，忽必烈也知道内重于外、京畿重于外地的军事控制道理，因而，他便建立了皇家的侍卫亲军，让他们给自己保卫以两京为中心的京畿腹地。忽必烈时共设置了十二卫，当时卫兵武器之精良、粮草之充足、战斗力之强，都是全国各地的镇戍军所不敢望其项背的。
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忽必烈改建军队的才能，在偌大的民族成分各异的帝国内，忽必烈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军队分为四种，即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而对于军队数量之多，连马可·波罗也不能不感到惊奇：他说“忽必烈大汗的军队，散布在相距二十、四十乃至六十日路程的各个地方。大汗只要召集他的一半军队，他就可以得到尽其所需那么多的骑士，其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使人觉得难以置信。”让我们权且相信这位实际见证人的话吧。
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够控制军队的皇帝，恐怕没有几个，而忽必烈却有幸与他们为伍，他创置军队不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军队也很独特。所以帝国的“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们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边关的机密，朝廷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调动。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对大元帝国的军事机器的精密装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
这便是忽必烈主述变通、勇于革新的第二大内容。
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这位从大漠走来的皇帝在发展生产与剥削方式方面的改革也一点不逊色于其他有为的汉族皇帝。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忽必烈不仅赢得了广大汉人文士们的拥护，也得到了饱尝三百年战乱的中原各族以食为天的农夫们的拥护，因而，中原的人们承认了他“中国之帝”的身份。这就是他的重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仅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各地创置劝农一类的机构，派出官员们鼓励农桑，而且多次发布诏令，保护农业生产，还广兴军屯、民屯，颁布《农书》，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指导民间的农业生产，等等，都使被破坏或中断了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恢复，使得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他的这项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改革成功，以至于后来的封建文人们，也不能不对他备加赞赏，这是一种领导智慧的反映。
[智慧方圆]就现代社会来说，不论什么级别的领导者都有履新的机会，那么单位变了、环境变了、人员变了，如果你的领导策略还死守老一套，注定处处碰壁。-在把握原则的前提下因人因时而变，才能成为一个能够把握局面的、合理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