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由于：(1)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中的国家所有制和党政一元化领导对人的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的全面管理；(2)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传统(例如封建人身依附等)较多地渗入人的管理；从而，对人的超经济管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人对人的关系)为纲的不正常形势下甚至曾经发展为生杀予夺的人身支配和人格心理控制(如苏联30年代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革”中的拘禁枪杀、检举交代、日记公开等)；另一方面，被管理者由于陷入多重人际责任义务和身份关系中(不仅是劳动者，而且首先是下级、门生、亲属、团体成员等)而削弱了人对自然(物)的劳动关系。这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较为普遍的非经济化倾向，亦成为管理科学水平低下、经济效益差的重要原因。因此，返回人对自然关系的基点成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就是把对人的(超经济)管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也就是把重心从阶级斗争移向建设。
这一转移，如果仅仅理解为发展经济的需要，那就与资本主义的管理宗旨难以划清界限；笼统地说“为了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享受”，也并未超出当代西方“福利主义”(以及近代快乐主义)的眼界。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迈步前进的1980年，一位山区老农第一次在乡支书的淫威下反抗了：“不要跟我来这一手！你哪些鬼名堂哟，收拾起来走远点！——送我进管训班？支派我大年三十去修水利？不行罗！……做活路——国家这回是准的，我看你又把我咋个办？”“这回销粮，有——也由你，没有——也由你，我冯幺爸今年不要也照样过下去！”《在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另请参阅《红旗》1980年第22期有关评介。）
农村责任制使劳动者获得了自主地位，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劳动者赖以自主的经济基础，反过来使人进一步从各种超经济管理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实践论的人文本体论看来，那位老农从新管理中所获得的不仅是温饱(这只是自然需要和外在于人的自然规定，尽管它是基础性的)，更重要的是从经济、政治到人格的解放，这种解放使他得以在以对自然物质改造为中心的全部实践活动关系中作为创造性的主体出现，从而有可能达到人文本体论意义的自由。“蛇口几年来的种种改革尝试，就是为了创造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的能量和才华可以充分释放出来的环境。”（袁庚答千家驹，1987年8月8日“深圳特区报”）。
由此开拓出来的前景是：劳动及其管理超越了外在的生存需要而成为自我实现，“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页)人的管理将仍是社会协作的必要形式，但“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将是人的管理的人道主义涵义的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向人们展示并吸引人们为之努力的，正应当是这样以人的全面发展本身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理想；这同时是人的管理转变为物的管理、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它使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与资本主义管理进步深刻区别开来。
转变的第一步是以人对自然的关系(经济)为中心突出物的管理，发展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劳动科学管理，强化管理的技术经济职能而非政治化。这种科学管理不仅会有效地提高生产力，也将以远超过意识形态教育的强大力量削弱和消除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关系。它已经引起了深入而广泛的人道主义变革：
——劳动者追求、维护发挥个人才能的自主劳动意识迅猛抬头，它以要求人才流动、甚至强行出走的激烈形式反抗形形色色的不合理人事控制参阅《光明日报》1986年8月份《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的大规模讨论。；
——要求依据实际劳动能力重新确定相应的管理与被管理地位(干部制度改革)以及报酬(按劳分配的工资改革)；
——推广开来，要求尊重和保护个人的公民权利；
——用法律取代任何超经济、超社会的意志和权力；
——相应地，以组织社会生产为中心明确区分国家政府政党各自不同的职能任务；
显然，上述人的管理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带有近代政治现代化的特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应当正视社会主义历史和现状中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事实，从综合并发展人类文明的高度批判地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这同时已包含了对西方现代管理非人道一面的批判。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是对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的超越。如同发展经济是人的解放的现实手段一样，人物化于科学管理的经济系统中也只是一个过渡的环节，停滞于此，或者在与主体性对立的意义上过分地强调其历史必然性，也就逆转了在人的管理问题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步。社会主义潜在的优势在于，它在根本上与劳动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应当是统一的，因而拥有发展生产的深厚动力源泉，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管理利润中心的狭隘利害制约，人道主义地选择与超越。例如，尽量采用先进自动化技术，加快更新设备，这并不是只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益，更重要的应是为了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性质与条件，以提高劳动者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创造条件，使更广大的劳动者参加管理……等等。这样，高度集中的现代化管理将会以普遍的民主化为深厚基础，全部社会体制就将既是高效能的，也是人道主义的。
这无疑须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乃至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人的管理的人道主义化，是包括了社会主义在内的全部人类史所指向的目标。但是，一切阶级对抗的社会至多把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既成的客观事实接受下来，而踏上自觉创造人类历史道路的社会主义，却应当、也必须从一开始就提出人道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这种自觉的人道主义，就不再是仅仅出现在黑格尔绝对理念进程合题阶段的结果，而是贯串于全部过程甲的动力和前提。当人类以人道主义为目的作出选择时，人类史就开始真正与自然史区别开来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文超越、亦即人道主义超越的涵义拙作：《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内刊《未定稿》，1987年第1期)。哲学目的论的超越当然不是经济超越，但二者又并非并行不悖。这构成为本世纪初以来的重大历史哲学课题：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一
所谓“团契”，是一个源于拉丁词Koinonia的宗教术语。它意指有“同一的心、共一的灵”。可以在根本生活态度上彼此认同、相互激励的精神团体。因而，团契就是精神团体。前现代性的宗教团体与意识形态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种精神团体。之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前现代性的宗教团体与意识形态组织并非纯精神团体，往往同时是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组织。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便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在这种情况下，这类原本发端于纯精神团契的组织往往需要回顾自己纯洁的初衷，以从沉重的权势财富簇拥下重新唤起自己的团契意识。1517年开始的新教改革即是这种反省的代表性事件。然而，路德新教对基督教团契精神的回溯址如此决绝——他把团契的核心归结为个体的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教会在本质上被作为世俗化团体而不再是基督团契的基石。精神信仰的私人化为个人取得了内在的独立地位。个体的人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基石。法权人格与契约、私有制经济由此奠基。1517年因此被视为现代（Modern)的开端。20世纪末叶空前推进现代化的中国也由此进入了相同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个人是否注定要在精神生活上陷入孤独？如何基于现代独立的个体重建现代精神团契？这是关系多方面而日益迫切的问题。
二
首先有必要对作为团契基础的“社会”演变作一个历史性回顾。在此基础上特别需要把“团契”与“社会团体”区别开来。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TOnnies)的名著《共同体与社会》〔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虽是19世纪中叶的著作，但其从哲学高度对人类群体生活两种类型的抽象区分。至今仍具有奠基性。特别是，此节实质是对古代群体类型与现代群体类型的比较研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背景。故与本文论题关系更加密切。
滕尼斯区分了“社会”与“共同体”。共同体是前现代社会形态的代表。共同体是依凭人种血缘、地缘与共同的巫术宗教文化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有机体，包括家庭、邻里、村落和乡镇。作为有机体，共同体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制造(既不能创造，也不能重建)的对象，而是漫长历史演化的产物。共同体是先于个人并塑造、规定个人的母体。个人从共同体中获得成员资格与角色位置，并形成相应的伦理行为观念，这些观念不是理性反思的产物，也不系于明文契约，而是习俗。
“社会”在此则是专指现代社会形态。社会是众多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意志愿望的统一需要而理性制造的对象。社会的建设是有目的的个人协商并契约化的行为。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个人在社会中并不融合一体，而是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因而，社会是联合体。
在上述滕尼斯类型学比较中，古代社会的共同体与现代社会具有系统的区别对举特性。但这是类型化抽象的对立。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纯粹。例如，法国人革命是现代“社会”的创建，但法兰西共和国恰恰与此前的民族共同体联系，并凭藉此创造出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现代社会模式。即使如社会主义这样依据理论蓝图的典型的社会创造类型，也有其民族共同体传统基础或倾向(如苏联之前的俄国村社、新中国之前的农业共同体传统)。尽管滕尼斯的学说低估了法国人革命以后民族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的单元地位。但仍然清晰地勾勒出了现代社会与古代共同体最重要的区别。
滕尼斯的社会观重申了现代社会学与政治学关于现代社会的若干特性：个人是社会的策动者，个人之间是竞争性的利害关系，因而人性恶的一画凸出，这些基本特性规定了现代社会团体的如下特性：
1)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利益而组合团体。例如各类工会、阶级或阶层的政党、政府和国家，均是相同利益背景下的个人的结合。或是不同利益背景下的个人之间求同存异的妥协性结合。
2)现代社会的团体均承担发挥着为社会所必需的功能，这些功能归根结蒂服务于各个人的利益。因而，上述功能是功利涵义(meaning)性质的。例如，工会被解释为行业利益的代表与调节枢纽，工会不仅维护行业成员利益，而且因其调节功能而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各个阶层的整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