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好友陆联棠、张梓生、鲁彦三位先生，还有丙伯，听到这消息，早已先后来到医院，替爸爸分忧担愁。爸爸谢诸位好意后劝请回去，唯独张梓生先生留下，和爸爸在手术室外听候消息。据宝姐说，爸爸心中焦急，连连吸烟。
新枚终于出生，大小平安。只是他的脚先出来，经“凶郑”医生拉扯出来后，孩子不哭。医生把他倒拎着，拍拍背，然后拎起他的头和脚，背向上，让头和脚在背部上方相接触，如此扳了好几次，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起来。孩子的腿骨略受伤害。医生说日后必可复原。新枚幼时有点瘸腿，后来果然正常了。妈妈则起初病势较重，昏迷不醒，但两天后就清醒了。她昏迷后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已生下一个男孩。连爸爸也不知孩子是男是女。上一天，马一浮先生离桂林时，爸爸对他说了添丁的事，他问爸爸所生是男是女，爸爸回答不出，说只知道生了个“人”，引起旁边诸人失笑。直到护士把孩子抱进来给妈妈看时，爸爸才知道婴儿是男。
妈妈大好了。爸爸在新枚生下后第四天，带了我一起先回泮塘岭。据宝姐回忆，爸爸曾开玩笑说，这次医药费很贵，等孩子长大后要同他算账。后来爸爸为新生儿立了《新枚纪念册》（共两本），在上面贴了爸爸自绘的缘缘堂图，新枚住院时的种种纪念品，连住院发票也贴在册子上。可惜“文革”抄家还来这两本纪念册，后来不知怎么又不见了，真可惜。新枚长大后对爸爸的孝顺，远远超过这笔住院费了，一笑。
自婴儿出生后，爸爸就恐家人特别是我外婆挂念，已先派专人送信去报平安。他谆谆嘱咐：到家后，第一句话要说“母子平安！”不要先讲别的事。我对爸爸这吩咐印象极深。因为自己说话常常不得要领，不分主次。以后就戒之慎之。
妈妈痊愈后，由爸爸的朋友农民银行行长吴敬生的小汽车接送母婴到泮塘岭。这是母子第一次坐小汽车。而等待着新枚住宿的则是谢四嫂家的西厢房，原为牛棚。牛已不养，且在迎接婴儿来到之前已修了漏，平了地。妈妈则和其他人都住在正屋。妈妈生孩子后总是没有奶水，所以新枚由宝姐软姐轮流带，请奶妈，不够时加炼乳。她们和我一起宿在牛棚里。她们给婴儿把尿时，就把在地上。虽然是婴儿尿，不臭，泥地能吸干，但现在回想起来总是太因陋就简了。
关于新枚住牛棚之事，爸爸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有一番话。他说：
……他吃牛奶，住牛棚，将来力大如牛，可以冲散敌阵，收复失地。至少能种田，救世间的饿人。即使其笨也如牛，并不要紧。中国之所以有今日，实因人太聪明，不肯用笨功的原故！
爸爸每晚照例一边喝黄酒，一边吟诵古诗词。这时新枚总是抱在他怀里。我曾听见他把晏殊的浣溪沙《春恨》第一句“一曲新词酒一杯”“篡改”了一下，念为“一只新枚酒一杯”。当时他已浑忘一切，陶醉在酒和婴孩之中。
我的两个哥哥也常学爸爸的样边做事边吟诗。这时他们也利用篡改诗词的办法对我开起玩笑来。我们三人一起玩时，哥哥们忽然吟诵秦少游的“如梦令”：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
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但他们在念到“吹彻”后突然停顿一下再念“小梅”，我以为他们在叫我“小妹”，就答应了一声。
“谁叫你呀！我们在念诗词。”
知道他们原来在作弄我，后来我就不答应了。他们却又说：
“刚才叫你怎么不答应啊？”
总之，那时爸妈和姐姐们围着弟弟团团转，我就只好和两个哥哥玩了。我常跟着他们到附近的一片松林里去玩。有一回他们穿过松林，从田埂上走到另一处。那田埂中间有一段被水冲断。他俩快捷地跳了过去。我不敢跳，只好眼巴巴瞧着他们远去。可我不甘心。不见他们身影后，我就脱下鞋袜，涉水而过。
“咦！小妹，你怎么也来了。你也是跳过那水的吗？”他俩用将信将疑的眼光看着我。
我迟疑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他们不相信。玩了一阵子到该回去吃饭时，我们三人一起走到那儿，哥哥们说：
“好吧，既然你是跳过来的，我们就看着你跳回去吧！”
这下我紧张起来。可是既然自己说了谎，咎由自取，那就只得跳了。我使出吃奶的气力涨红了脸往前一跳，果然跳了过去，只是稍差一点，湿了鞋尖，不过总算让他们信服了。
六十年后的1998年7月，我和宝姐应杭州桐乡两电视台的要求，重走逃难之路。虽然后来因故没走完，但桂林是到了的，还去了两江泮塘岭。那松林犹在，可是比我小时的感觉矮多了，小多了。以前我们走进这松林，就会不由自主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来：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这时我们就会毛骨悚然。如今却一点也没有阴森的感觉了。
谢四嫂已于数十年前去世。她家租给我们的房子已变成一片菜地，但结构完全相同的贴邻房子犹存，可以看到牛棚的模样。
在桂师，我们看到了原先的教师宿舍房，昔年爸爸中午常在那一排房子的傅彬然先生房里午休。
新枚渐渐长大后，嘴里会发出“恩狗”、“恩狗”的声音，我们就戏称他为“恩狗”。小名往往就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后来为了美化一下，在书写时有时把“恩狗”改写为“恩哥”。我们唤他“恩狗”或“恩哥”，一直唤到他68岁猝死。爸爸常常吟咏袁枚《大姐索诗》：“六旬谁把小名呼，阿姐还能识故吾。”爸爸把“六旬”改为“七旬”，大概觉得七旬才更难得。我们听惯了这样的吟诵，所以新枚长大后，甚至当着人前，我们也从不对他改变称呼。他自己也以“阿姐还能识故吾”视为亲切感。
泮塘岭村居
我们在泮塘岭虽然只住半年左右，其间的事倒也有很多值得一记。爸爸除了在学校讲课并带领学生出去做抗日宣传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例如，爸爸开始写《教师日记》，从1938年10月24日桂师开学新枚出生这一天写起，一直写到1939年6月24日迁居宜山后的情况，整整写了八个月。这些日记零星发表过，后于1944年6月在重庆由章桂哥办的万光书局出版。
另一件事，爸爸在泮塘岭开始画一套画，我们后来称之为“精品”的。他在1938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乘闲，发心将抗战以来所作画稿！较可者描绘各一幅，盖“缘缘堂毁后所蓄”印，以供自己保藏。缘缘堂原有自藏画甚多，中有不少大幅已裱好，皆未带走，尽付丙丁。现在重新来过，也许比第一次更进一步。现拟概用册页，不用大幅。一则吾画宜于小幅，不宜大幅；二则流离之中，大幅携带不便，故决用册页也。取四尺玉版宣一开十二（三乘四），大小如洋琴（吟按：即钢琴）谱，作画恰到好处。今日开十大张，共得一百二十纸。用牛皮纸包裹，专供自藏册页之用。今天先！七幅，下午一气描成。
这套画，一直画到1946年胜利还乡之前。这八年，正当爸爸41岁至49岁的壮年时期。无论从画风或笔力上来说，都是最精彩的时期。1987年我随浙江省文化厅厅长毛昭晰持当时已归新枚保存的这批画去新加坡展出时，受到观众空前欢迎。当地佛教界元老广洽法师把这套画以非卖品形式出版，书名就定为《丰子恺精品画集》。
这套精品在国内多次展出并正式出版，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在爸爸去世后应广洽法师要求临摹爸爸的画，后来要我临摹的人越来越多，我大部分是以此精品为蓝本的。
画精品时，其实爸爸已有离桂师到宜山（吟按：今名宜州）浙江大学任教之意。爸爸在1938年11月26日晚上收到郑晓沧先生从宜山发来电报，要爸爸说服由他推荐来桂师任教的王星贤先生去宜山浙大教英文。而在马一浮先生（当时已在宜山）给王先生的信里透露了郑先生也有聘请我爸爸去浙大之意。12月23日，马先生果然来信，说郑晓沧先生托转言，浙大要聘爸爸为艺术指导（职称为讲师），叫他下学期不要应聘桂师。
直到次年（1939）爸爸才正式收到浙大电报，这电报在途竟走了13天！
于是爸爸开始觅船。然而从这天起到成行，由于舟车困难，直到三个多月后，即1939年4月5日，才离开泮塘岭去宜山。幸亏浙大开学也推迟到三月底，原因是校舍被敌机丢炸弹八十余枚，几乎全被炸毁。幸为星期日，学生皆外出，仅伤一人。但校舍须重建，故推迟开学。抗战时期的校舍原本是十分简陋的，所以重建也较方便。
这段时间爸爸在泮塘岭又完成了一项工作：为鲁迅的《阿Q正传》作了漫画插图。这工作是从1938年12月8日（崇德书店被毁之日）开始，1939年3月26日完成的。1939年7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爸爸在“初版序言”中叙述了此稿出版详情，今节录如下：
抗战前数月，即廿六年（吟按：公历1937年）春，我居杭州，曾作漫画《阿Q正传》。同乡张生逸心持原稿去制锌版，托上海南市某工厂印刷。正在印刷中，抗战开始，南市变成火海，该稿化为灰烬。不久我即离乡，辗转迁徙，然常思重作此画，以竟吾志。廿七年春我居汉口，君匋从广州来函，为《文丛》索此稿，我即开始重作，允陆续寄去发表。不料广州遭大轰炸，只登二幅，余数幅均付洪乔。《文丛》暂告停刊。我亦不再续作。后《文丛》复刊，来函请续，同时君匋新办《文艺新潮》，亦屡以函电来索此稿。惜其时我已任桂林师范教师，不复有重作此画之余暇与余兴，故皆未能如命。今者，我辞桂林师范，将赴宜山浙江大学。行装已整，而舟车迟迟不至。因即利用此闲暇，重作漫画《阿Q正传》。驾轻就熟，不旬日而稿已全部复活，与抗战前初作曾不少异。可见炮火只能毁吾之稿，不能夺吾之志。只要有志，失者必可复得，亡者必可复兴。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因即将稿寄送开明，请速付印。……
文中提到的同乡人张逸心，胜利后多有往来。我记得爸爸曾对我说：“张逸心改名为张心逸了。他自己说的：良心要放在当中，所以这样改。”
文中提到的君匋先生，即钱君匋，是屠甸（今属桐乡）人，1923年进上海艺术师范学校，是爸爸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多有往来。前述爸爸不再为他在上海新办的《文艺新潮》续作漫画《阿Q正传》，除了没有时间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巴金的弟弟李采臣也来信请为他的《文丛》作漫画《阿Q正传》。为了避免麻烦，他就干脆两边都不给了。
在寄出漫画《阿Q正传》前，爸爸叫先姐用铅笔在薄纸上将画稿全部勾勒下来，以防原稿再次遗失。
我家在泮塘岭时期，诸姐还到55里外的永福县去过。先是妈妈陪了先姐去看病，后来宝姐和软姐带了新枚也去过。两次都是爸爸陪送，据说有一次爸爸是步行7小时去的。
说起宝姐她们去的原因，是很可笑的。是因为有188师军队驻扎在我家邻屋，有一天，隔壁的连长太太来对满娘说，她要做个媒人，让我姐姐嫁给其同事某连长。过了几天，又有一兵士从隔壁门口交一封情书给宝姐，并叫了一声“陈宝姐”。宝姐把情书丢弃在地。那兵士急忙走开。宝姐软姐无法安居，才去永福避难的。
关于兵士投情书之事，还有下文呢。有一天，爸爸出门，遇邻家一兵士对他说：
“原来你就是丰子恺先生，……”
接着说了很多恭维话。语气之中含有道歉的意思。爸爸认得他就是投情书兵士的朋友。他们两人刚到泮塘岭时曾和爸爸交谈过一个黄昏，爸爸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现在他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而那投情书的兵士正好经过，见了爸爸，低了头急急走掉了。三天后，唐校长请驻军两江之李团长吃饭后，傍晚来看爸爸，说他已将兵士投情书之事告知广西当局。爸爸请他别再提此事，而且坚决不肯把那兵士的名字告诉他。同事傅彬然要集唐诗为爸爸送别，其中有“天下何人不识君”之句，爸爸对傅先生戏言说，这个“人”字应改为“兵”字。
爸爸在泮塘岭收到的信很多，房东谢四嫂以为他是当老板的。
爸爸要离开桂师，对于几位在桂师同事的好友十分留恋，对校长唐现之也依依不舍。爸爸对他说：“桂师是牛奶，不要当白开水冲药吃。”
在泮塘岭时还有两件小事。有一次，我和哥哥们去郊外玩，我采了一大捆芦苇，满心欢喜掮了回家，谁知房东谢四嫂见了大骂，把芦苇折断，全部扔出门外。我莫名其妙，放声大哭。爸爸出来一问，原来当地认为芦苇进门是不祥之兆，意味着家里死了人，芦苇作哭丧棒用。爸爸抚慰我，并教导说：“入境问俗。这里有这里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尊重他们！”
另一件事，便是我们自己用烂泥来制作麻将牌，晒干后贴上白纸，画上一张张牌的图像。不仅我们能以此自娱，连兵士们也来向我们借用。离泮塘岭时，泥牌当然丢弃了。后来到了重庆自建的屋中，又如法炮制，另做了一副麻将牌。
却说赴宜山的事拖延甚久。爸爸买来一株铁树种在租屋附近以为临别纪念。（六十年后我们去看时，这铁树早已不在。）外婆床边墙角下竟长出一株绿树来，可我们还迟迟不得动身。后来，总算可以成行了，爸爸便托人找船。原打算找一只大船。但因官方需要大批船只，私人就很难找到大船。到3月22日那天，好容易托人从义宁找来两只小船，爸爸和华瞻哥前往江边看船，与船家约好下午三点先装行李，急急赶回家去整理行装，谁料途遇元草哥说傅彬然、贾祖璋两位先生特来通知，宜山方面有电话打到桂师，说日内派校车来接，请别雇船。爸爸只得托人转告船家，称因事延缓，会津贴船家一些钱。等到3月25日，方才收到浙大电报，正式通知派校车来的事。次日爸爸就回掉了那两只小船，船家要求的补偿费十分合理，使爸爸深感广西人心地公平，令人起敬。
我们以为这下该很快就动身了。谁知一等又等了11天。到4月5日校车来了，才知先前已来过一次。只因误听人言，说我们已动身，车便返回宜山。收到爸爸催发的电报，方才第二次来接。于是匆匆收拾行李，11人上车。好友们来送行。
下午二时开车离两江，五时抵阳溯。次日过修江后，车忽抛锚，无法修好，须明日从宜山另放车来。于是在公路旁名三江街的小村宿小客栈。正逢清明瑶民集市，次日就去参观。下午三时宜山校车到，于是拖了病车，载了一车人，到榴江放下病车，开到柳州宿夜。
柳州有开明分店。章桂哥自崇德书店被焚后，又回开明。如今他正在开明柳州分店。浙大有办事处在柳州。招待很客气。
次日离柳州，于下午一时半抵宜山西门口。
宜山用警报欢迎我们
谁料刚到西门口，就被警察拦住，说是正在紧急警报中，不可进城。于是司机把车开回数公里，在荒郊停下来。我们都还没吃中饭，幸有一篮“清明粽子”随身带着，便以粽子充饥。眼看太阳西斜，料想警报已解除，便上车回城。车回到西门口，爸爸和华瞻哥先下车进城，见一饭店熏便叫华瞻哥来通知我们下车吃饭，他自己去南一街开明书店约金经理到这里来聚会。还没有走到十字路口，群众蜂拥而来，又是警报！爸爸只得跟随众人出北门，过浮桥，到对岸岩石间躲避。爸爸说他那时肚子饿了，只得连连抽烟。
我们这边的人也无法进饭店吃饭。六点半警报解除后，幸有王星贤先生及其子钧亮来把外婆、妈妈和新枚接到了预先租定的城郊“龙岗园”屋中。爸爸这头仍急急忙忙去开明邀金经理同到西门外来，见老弱已安排好，便和满娘带了我们一群儿女进城觅食。据说这天宜山一共发了三次空袭警报。迎接我们的已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因此这时饭店特别拥挤。一大群人只得到开明去要饭吃，还托一店员和王钧亮兄给龙岗园送了两客饭去。我们大批人马则到晚上10时才来到龙岗园。
龙岗园据说是庆远民团副总指挥萧道隆的家居及后花园。我们住的是园丁房，三间，每间不到十平方米。原为开明书店租下的库房。除两张床外别无家具。幸有开明货包堆着。爸爸和兄姐们把货包抬下来平铺，就成了一张大床。其实爸爸已在城内南一街开明书店的三楼栈房租下房间，供他和几个大孩子住，但龙岗园也是他落脚之处。
次日早晨，又蒙王星贤夫妇送粥及米、菜来。患难中得好友热忱帮助，爸爸感激不尽，我却只知道有吃有睡就好，从不操心。早上起来，看见外面的花园不仅有花有树，还有假山亭台、岩石曲径，高兴得不得了。
次日爸爸进城，得知学校正在开会讨论迁云南的事。爸爸说，如真的迁校，他不打算再随校长途跋涉，他说干脆做宜山人算了。
这一路逃难，所居之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太简陋了。龙岗园热天蚊子多，大概只有外婆和妈妈新枚有蚊帐，我们不知怎么过来了。一路逃难，发疟疾是常有的事，有天天发的，有间天发的。发作时冷得发抖，盖好几条棉被。还有大便往往成问题。外婆她们用马桶，马桶是要妈妈倒的。到了遵义后，我和元草哥常常成为妈妈到江边去倒马桶的助手。在龙岗园时可能是姐姐们当助手吧。但因人太多，我们孩子们就必须自己解决。我记得我们是先就地解决在破箩筐或旧报纸上，然后自己端到某处去倒掉。不记得是住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竟用报纸包好了甩向墙外。不知墙外是否有人家，总是空地吧。真是野蛮得很。我家到桂林乡下后，爸爸总是在来往桂师和家里的途中在田野里就地解决的。有一次，他把帽子围巾等放在一旁蹲下来，被远处二男子看见，误以为是在干男女勾当，竟手持棍棒赶过来想要捉奸。爸爸以为他们要抢劫，连忙起身逃跑。那二人忽然停步，向他道歉。
龙岗园蜈蚣很多，而且很大。有一次妈妈在花园里收衣服，一条蜈蚣竟爬进她衣服里面，她觉得胸前冷冰冰的，用力一抖，抖出一条大蜈蚣来。我也曾受蜈蚣青睐。有一次在吃晚饭时，我头顶“啪”的一声响，我本能地把头往旁边侧了一下，一条二三十厘米长的蜈蚣从我头上掉到了地上。它显然是在天花板上爬不动才掉下来的。我中了“头彩”。我们都怕蜈蚣，但爸爸还要在墙上画一条大蜈蚣来给我们看，真是触目惊心！
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在龙岗园时请了浙大的学生周家驹来给姐姐哥哥们补理科，他自己教文科。我和元草哥也有幸受到爸爸亲自教我们礼仪。至今我只记得“户外有二屦，言闻声则入，不闻声则不入”这几句。还有例如给客人端茶，要用两只手端。如另一只手不方便，必须对客人说“对不起，我用一只手”。
教课总是在户外竹林下教。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简单家具，爸爸和大孩的房里也有了一张桌子。大家坐在开明书店的箱包上，傍着桌子在油灯下做功课。有时去马一浮先生留下的燕山村（后由王星贤先生居住）跟一位姓丘的女家庭教师学习。王星贤先生也教过兄姐们英文。
空袭警报时时有。起初大家只是在花园里岩石边躲躲。但有一次继空袭警报后马上发出紧急警报，而且敌机真的来投弹了。大家钻进岩石下的缝阙中卧倒。幸而无恙。警报解除走出缝阙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压死了一只癞蛤蟆。
警报太多了，我们成了惊弓之鸟。有一次街上的一排排地摊中有一人打算回家了，收起地摊，旁边的人以为警报来了，也一一跟着收摊。顿时居民也纷纷逃警报。还有一人呼唤其孩“金宝！金宝！”大家当作警报，连忙逃跑。
此后宜山又有一次警报，倒是真的。软姐抱着新枚跟爸爸满娘往野外跑，我也跟了去。遇到浙大七八个教师，一起来到一块“V”字形的岩石旁。岩石中间有很大的缝阙，但内有黄蜂窝，我们起初不敢进缝阙。但紧急警报来了，我们只好进去。缝阙中人多，爸爸便出来，一人卧倒在岩石的旁边地上。九架敌机来回四次投弹共百余枚。地面震动。爸爸说，这是他从抗战以来最大一次受惊吓。
警报解除后，我们入城看被炸情况，知死伤六七人。公园中死的二人全是出于无知：旁边有沟而不躲。我看见其中一人虽已死，但他那跪倒在地以手搭凉棚的姿势，给我印象很深。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死法。回家后一直想着这件事。晚上睡在双层床的上铺时，不知背朝里好还是朝外好：朝外怕一睁眼就看见那模样；朝里怕背后那鬼来袭。第二天我把这种心情讲给家里人听，却被爸爸大骂一顿，说长这么大还那么胆小！爸爸从来没有这么凶骂过我。估计他是把国仇家恨都发泄出来了。
事后，爸爸有《宜山遇炸记》一文记其事。他在文中愤慨地说：
这一晚，我不胜委屈之情。我觉得“空袭”这一种杀人办法，太无人道。“盗亦有道”，则“杀亦有道”。大家在平地上，你杀过来，我逃。我逃不脱，被你杀死。这样的杀，在杀的世界中还有道理可说，死也死得情愿。如今从上面杀来，在下面逃命，杀的稳占优势，逃的稳是吃亏。死的事体还在其次，这种人道上的不平，和感情上的委屈，实在非人所能忍受！我一定要想个办法，使空中杀人者对我无可奈何，使我不再受此种委屈。
次日，我有办法了。吃过早饭，约了家里几个同志，携带着书物及点心，自动入山，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坐在那大岩洞口读书。
逍遥一天，傍晚回家。我根本不知道有无警报了。这样的生活，继续月余，我果然不再受那种委屈。……
家里分两派：“胆小派”和“胆大派”。爸爸、满娘属胆小派，几个大孩子并不一定胆小，但跟惯了爸爸，也就一起跟着去逃警报。恩狗由他们抱走。妈妈一向属于“胆大派”，也许她是为了陪伴走不动的外婆。我和元草哥也总跟着妈妈留在家里。
我虽属“胆大派”，大概出于好奇心，也跟“胆小派”们去过九龙岩。他们抬着一锅稀饭，带着点心和书，以及被单布、尿布等，一路分几个休息点，轮流抱新枚。
六十年后我和宝姐再度去宜山的那回，龙岗园虽已不存，但那条溪水还在。宝姐指给我看她洗衣服时曾掉下水去的地方。我们靠当地政府和一位叫马玲的女企业家的帮助，也寻访了九龙岩，但已荒芜不堪，杂草丛生。他们带我们上去，马玲女士的丝袜也被草丛钩破了。九龙岩的洞内有了几个坟墓，据说因为这里风水好。我深深地感谢这里庇护了一代艺术家，使他远离敌机的侵袭。
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二十天，终非长久之计，而时局未见好转，于是爸爸应学生欧同旺的邀请，把我们老幼6人送往宜山西北的思恩（今名环江）他大伯欧湘波家，自己和16岁以上的三女一男留在宜山开明的租房里。教书的仍教书，读书的仍读书。
我们到了思恩，住在欧湘波家名叫“榴园”的一座小楼上。六十年后我和宝姐也去过思恩。有缘遇到一位妇女知道当年欧家的情况，便带我们去当年的“榴园”。那里已成为一个建筑工地，不过我们还是认出了那间用跳板架在灰堆上方的大厕所的原址。
那年爸爸一到思恩，第二天腿部就患横痃块。幸得欧同旺介绍一位山农，有祖传秘方，识山中草药，对跌打损伤有药到病除的功效。没多久果然痊愈了。爸爸有《病中日记》（1939年9月8日至14日）记其事。
爸爸腿愈即回宜山。但时局越来越紧张。敌军在南宁登陆，向西北进攻宾阳。浙大在我们一家未到宜山时就曾打算迁云南，这时正商讨学校迁往何处，宾阳竟沦陷了！来不急组织迁校，只好“大难到头各自飞”，以贵州都匀为集合点。于是爸爸又要带领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继续逃难了。
“艺术的逃难”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先把一大块油布放在地上，然后一条条被褥平铺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脱了鞋子到上面去打几个滚。大人们自然要喝住我们。然后他们把油布从左右向内折一下，再从头上往前卷。这时我们也可上前去“帮助”，其实是越帮越忙。
全靠爸爸的朋友吴载之的帮助，次日雇了两顶“滑竿”，给外婆和怀抱新枚的妈妈坐，其余人步行三四十华里，在吴载之先生的护送下来到了德胜。我们就住在爸爸送我们来思恩时住过的那家小客栈。次日持行李去公路旁的汽车站等候他们的车子经过。满以为车子马上就会来，岂料“过尽千帆皆不是”。我们只好又回小客栈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再来，仍然等不到。晚上，我们已经睡下的时候，爸爸忽然来了！但只有他一个人。
他风尘仆仆，一进门——啊，不是进门，因为当时内地的小客栈走进店堂间穿过一个扁扁的天井就是完全敞开的一间，供客人住宿。那几张床上不论冬夏总是只铺着一条竹席。我们裹着薄薄的棉被正在睡觉，忽然听见爸爸大声喊着“我来了！我来了！”穿过天井走到我们床边。
接着他马上向后面跟来的老板说：
“快给我烫一壶酒来！”
我们让他钻进暖被窝去，妈妈赶紧给他端来洗脚水。爸爸说自己是从宜山步行90里来的。怎么会这样？我们又问他“宝姐他们呢？”爸爸说：
“别急别急，让我喝了酒，慢慢讲给你们听！”
酒一落肚，再加上老板为他准备了几味酒菜，爸爸已是满面春风，就开始侃侃而谈：
“时局紧张，汽车难叫。我打长途电话到思恩时其实已托人找到了一辆车，是和浙大同事——就是黄羽仪先生家合叫的。司机大敲竹杠，1200元送到都匀，经过德胜时接你们。到了开车那一天，我们两家一早带了行李来到约定的地点。等到上午，汽车还不来，预报球挂起来了。”
“啊呀！怎么办啊？”最怕警报的满娘不由得插嘴。
“幸而警报没有来，不过汽车也没来。原来我们受骗了，被司机骗走了100元定洋。我们只好就近找个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决定化整为零，把阿先托付给丙潮家一起带走，叫阿宝软软华瞻带着轻便的行李各自找车去都匀。”
“啊呀，他们还小呢！失散了怎么办？”对万事都担忧的满娘又插话了。
“不小了，最小的华瞻也16岁了。而且我关照他们，谁先到都匀，谁就在车站和邮局贴条子，说明自己住在哪里。不会找不到的。这样一来，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想一个人总挤得上车，到德胜来会你们。哪里知道车没找到，倒来了个空袭警报。”
这回满娘不再插嘴，我们已经想象得出下文了。爸爸继续说：
“我就往德胜的方向走。一路向开来的车招手，都不睬我。于是我想：求人不如求己。我决定走到45里外的怀远，再找车子到德胜。可是我好不容易走到怀远，街上冷冷清清，不见人影。走出长街三四里，见一卖圆子的。问问正在吃圆子的两个兵，原来怀远正发了紧急警报！”
“啊！”大家不由得同声惊叹。
“汽车滑竿都没希望，到德胜还有四十多里。两个兵打算步行去，我吃了一碗圆子，就跟着他们走。你们看，我把这毛巾和毛线帽子塞在两只鞋子底上，用一个兵送我的绳子捆住脚，就跟着他们走到了德胜。90里啊！我一生从没走过那么多路。”
爸爸又添了几句：
“半路上和两个兵闲谈，他们说前面有一段路常有盗匪拦路袭劫。我身上有八百多元钞票，这是我们逃难要用的啊。我取出来用破纸包好，拿在手里。万一遇到盗匪，我就把这包钞票往杂草里一丢，过后再回来找。幸亏没遇到，平安地到了德胜。”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呀？”几乎是异口同声问。
“我去区公所问了。不过上次送你们去思恩经德胜住的也是这里。我猜也猜得到。那你们老老小小是怎样从思恩出来的呢？”
“全靠你的朋友吴载之呀！他帮我们雇了滑竿，还不放心，一路护送我们到德胜呢。”妈妈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事后，我和姐姐们回忆起：爸爸不仅作了“逃难诗”，还萌发过写章回小说的念头。可惜没能实现。只剩下一些章回的题目，而且我们已忘了个干净。我只记得两句：
吴载之护送出思恩，丰子恺步行到德胜
我们没及时把当时记得的写下来，真可惜。不过，虽然只有这两句，至少能反映出爸爸一路不管如何艰苦，却依然诗兴很浓。这对我们不无影响。我夫妇和宝姐（有时软姐也加入）在妈妈去世后，不再有服侍人的任务了，就几乎每年出游。计划是“先远后近，先高后低。”每次回来总是作长诗，写下一路的情况。这也是受爸爸的影响啊。
好了，再回过来谈。第二天，爸爸得宜山友人来电，知道爸爸在宜山留下的我姐姐哥哥三人当天就挤上了车子，从正在步行的爸爸身旁开过。我一直觉得奇怪，旅馆里又没电话，爸爸是到哪里去接电话的。莫非又是区公所？或许是他们转达。
于是，爸爸又要考虑如何把我们这批老弱带到贵州去：外婆七十多岁，满娘和妈妈都是四五十岁，我十一岁，元草哥长我两岁，新枚出生才一年一个月光景。还有十几件行李。时局越来越紧张，警报每天两次，找车更加困难。次日爸爸带了这批老小和行李到车站，毫无希望。爸爸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急白了。
天无绝人之路。次日又带了老小和行李到车站，居然遇到一辆车子，内有浙大的学生。蒙他们帮忙，把满娘和元草哥硬塞了进去，但不能带行李。剩下我们五个老小和爸爸，还有一大堆行李，再也无法分开了。于是我们仍回旅馆，又住了几天。终于决定叫滑竿和挑夫先把我们送到河池再找汽车。好在那时人力便宜，吃饭也便宜。我们雇了四乘滑竿，12个抬滑竿的人（因为要抬三天，必须三个人轮流抬），4个挑行李的，浩浩荡荡出发了。
晓行夜宿，三天后到达河池。河池很繁华，旅馆也漂亮。楼上一间内竟有镜台（我们好久没看看自己的模样了），还有痰盂、茶具、蚊帐。旅馆老板是读书人，竟知道爸爸的名字。因此招待得格外周到。但问起找车子往都匀的事，他也无能为力。
次日，爸爸一早到车站上去看看情况，回来说车站上一片混乱，拥挤不堪，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找车子。
再次日清晨，爸爸手里拿了一大沓钞票又去车站。回来时垂头丧气对我们说，确实有几个司机看到这一大沓钞票动了心，但有的抱歉地说车上已经客满，有的则问爸爸有几个人。爸爸打了个折扣说3个人，8件行李（其实是5个人、12件行李）。司机好像吓了一跳，调头就走。我们看见爸爸站在窗口若有所思，但谁又帮得上忙呢。妈妈只是说了些毫无用处的安慰话。
后来爸爸在1946年回忆此事而写的《艺术的逃难》一文中说：
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余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爸爸这样提心吊胆了几天。妈妈外婆虽也着急，因对时局不甚明了，也无法为他分忧担愁，更不用说我这不懂事的孩子了。
旅馆老板安慰爸爸说，万一敌人打到河池，他有家在山里，可以请我们同去避难。爸爸表示：萍水相逢，何以为报？老板说，可以在山里写些书画，给他子孙后代保藏。这样一说，爸爸有七八分打算随老板入山了。但还是抱着去都匀的一线希望，毕竟有家属6人在都匀等着啊。况且他们身上带的钱用完了怎么办？老板见爸爸同意入山写书画，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一副大红闪金对联纸来，说他父亲今年70大寿，做儿子的要表表孝心，请书写一联，托人送到山里，聊表寸草之心。爸爸当然满口答应，便到楼下客厅里去写了一副庆寿的八言联。闪金纸不吸水。墨沈堆积不干。管账的建议抬出门外到人行道太阳底下去晒晒。老板不同意，怕被过往行人踩了。管账说由他去守着。于是把对联抬了出去。爸爸自回楼上休息。
岂料一线生机就在这时出现！
老板亲自上楼通报说，一位路过的赵先生要见爸爸。说话之中，客人已经上楼。是一位壮年男子，身穿皮夹克的。他一见爸爸，就热情握手，连称“久仰久仰”、“难得难得”，是无锡常州一带口音，倍感亲切。他名赵正民，是汽车加油站站长。他说，想不到路过旅馆，看到墨迹未干的对联，是他久仰的丰子恺先生写的，赶快来访。他问起爸爸如何流落到此。
爸爸向他诉说后，这位赵先生慷慨地说，明天正好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开往都匀。车上的空位子原是送他家属的。现在让给我们先走，若有人盘问，就说我们是他家属。爸爸问他自己的家属怎么办。赵先生说，他自己是要到最后才能走的，所以家眷慢一步走不妨。爸爸连连称谢。他说晚上再带司机来。说罢便匆匆离去。
爸爸在文中说出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
我好比暗中忽见灯光，惊喜之下，几乎雀跃起来。但一刹那间，我又消沉，颓唐，以至于绝望。因为过去种种忧患伤害了我的神经，使它由过敏而变成衰弱。我对人事都怀疑。这江苏人与我萍水相逢，他的话岂可尽信？况在找车难于上青天的今日，我岂敢盼望这种侥幸！他的话多分是不负责的。我没有把这话告诉我的家人，免得她们空欢喜。
爸爸多疑了。这位赵先生倒是很守信，晚上果然来了，还带着司机，让他看过人数，一一点过行李。然后，赵先生拿出一卷纸来，请爸爸作画。这原本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但爸爸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有一番话，道出了艺术家的心声，很有意义。如下：
我就在灯光之下，替他画了一幅墨画。这件事我很乐意，同时又很痛苦。赵君慷慨乐助，救我一家出险，我写一幅画送他留个永念，是很乐愿的。但在作画这件事说，我一向欢喜自动，兴到落笔，毫无外力强迫，为作画而作画，这才是艺术品。如果为了敷衍应酬，为了交换条件，为了某种目的或作用而作画，我的手就不自然，觉得画出来的笔笔没有意味，我这个人也毫无意味。故凡笔债——平时友好请求的，和开画展时重订的——我认为一件苦痛的事。为避免这苦痛，我把纸整理清楚，叠在手边。待兴到时，拉一张来就画。过后补题上款，送给请求者。总之，我欢喜画的时候不知道为谁而画，或为若干润例而画，而只知道为画而画。这才有艺术的意味。这掩耳盗铃之计，在平日可行，在那时候却行不通。为了一个情不可却的请求，为了交换一辆汽车，我不得不在疲劳忧伤之余，在昏昏灯火之下，用恶劣的纸笔作画。这在艺术上是一件最苦痛、最不合理的事！但我当晚勉强执行了。
我哪里懂得爸爸这种艺术家的心情。我只觉得爸爸画了这幅画，我们就能去都匀与大家相会了，爸爸的画那么灵通广大！
第二天一早，赵先生还亲自来送行。我是坐在司机旁边的。我记得他关照我遇检查时要把人缩下去使自己显得小些。终于下午平安到达都匀。汽车站墙壁上果然贴着先到6人的旅馆地址。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大家笑得合不拢嘴。爸爸说：
“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
当天晚上，也就是12月1日，全家在中华饭店吃一顿团圆饭，爸爸喝茅台大醉。爸爸总是说他只能喝黄酒，不能喝白酒，喝了白酒会便血。估计茅台是白酒中较平和的吧。
浙大同事们听爸爸叙述了这次艰难的逃难，都称颂他真不简单。爸爸说：
“这次逃难是一次了不起的‘全家旅行’。”
同事张其昀则给从宜山到都匀这段逃难下了一个结论，说这是一次“艺术的逃难”。爸爸在文中说：
当时那副对联倘不拿出去晒，赵君无由和我相见，我就无法得到这权利，我这逃难就得另换一种情状。也许更好；但也许更坏：死在铁蹄下，转乎沟壑……都是可能的事。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细微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从河池到都匀，是要中途宿一夜的。我们宿在六寨。这是一个小镇，甚至当时只是一个村的规模。我之所以还记得它，是因为发生了这样一幕：忽然有一个长官领着一队兵士来旅馆看爸爸。那已是黄昏时分。我们那旅馆的房间照例是没墙没门的，与天井相连。12月份，床上照例铺着竹席，而且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们只能坐或躺在床上。看到这么多兵走进天井，我们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那队兵也宿在六寨，长官知道丰子恺在此，久仰大名，便带了部队一起来，让他们也见识见识这位大艺术家。估计事先总和爸爸打过招呼吧。只是对我们说来突然而已。
那长官先是向兵士们介绍了爸爸如何如何有名，兵士们一阵鼓掌。然后长官请爸爸对兵士们讲几句话。爸爸便操着他那杭州官话讲了一番，无非是勉励抗日并感谢他们在前方出力之类。又是一阵鼓掌。
我估计他们还是听懂了基本内容。第二天，我们就往都匀进发了。
都匀一月
我们在都匀只是临时居住，约一个月后，又随浙大迁校至遵义。
这一个月却住了两个地方。第一处时间短，是在一个凌空的楼上。上楼的扶梯也是凌空的。上面只有一个大房间。爸爸曾在一张小纸上写下“内外尽无隔，屏帷不复张……”。十一人将就住在一起。
不知为什么，我们称房东为“教员先生”。在“教员先生”那儿住了不久，就搬到另一处。
我们孩子们常用怪怪的名称来回忆住过的地方。提起这另一处，往往称为“碰头”的地方，或“贾祖璋走”的地方。
我们住在二楼，一条长走廊的右边是一排宿舍式的房间，记得爸爸住在尽头的一间。走廊上方的一排梁木很低，如不注意，一路走去要碰好几个头。为了免去碰头之苦，爸爸写了好几张“当心碰头”的纸，分别贴在一个个梁木上。
走到尽头，望下去是隔壁单位的一个操场。常可听见做操的声音：
“向左转走！”
不知是谁听了以后好奇地说；
“他们为什么喊‘贾祖璋走’？”
我们都笑起来。贾祖璋先生是爸爸的好朋友，所以大家对他的名字很熟悉。音相似，难怪听错了。
在这里，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队兵士也驻扎到这里来。连长叫呙继宗。一来就和爸爸打招呼，并作自我介绍。后来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个兵士借了我家的淘箩去用，却不是淘米，而是放脏东西。满娘见了，便去讨回，那兵士不肯给。那时期，一个淘箩对我们家也是可贵的。爸爸便去找呙继宗要。呙继宗把那兵士叫来，用皮带抽他的手心。这样一来，心肠慈悲的满娘倒反而为那兵士求饶了：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说他几句就行，不要打了！”
呙继宗连长有一次和爸爸聊天，说起他那把手枪。他忽然说：
“你们想不想试试放枪？我们找个空旷的地方去让你们放放。”
我们听了这话愣住了，枪这玩意儿我们从未玩过，连碰都不敢碰。两个哥哥很有兴趣，和我们一起的丙伯也跃跃欲试。于是爸爸领着一群人跟呙继宗连长到郊野找了一个地方。呙继宗连长把如何放枪的办法教了一下，然后把枪交出来任我们试放。我们都不敢放，只有丙伯想试试。但枪拿到手后终于又不敢了。
在“碰头”的住处，还有一事非记不可。有一天，我们互相诉说：
“怎么这几天身上那么痒？”
有人把裤腰翻开来，竟发现了上面爬满小虫。“啊呀，那是白虱呀！”
大人们见过白虱，我们孩子们却是第一次见。于是，或用手掐，或用火烫，或用滚水煮，大家用种种办法消灭白虱。大人们猜想，很可能是兵士们身上传过来的。那时候我们生活都那么艰辛，当兵的就更苦了。
浙大迁校往遵义。我们一家当然要随校迁移。出发前，我们要在门口摆一个地摊，把家用器什全部卖掉，回收一点钱充作旅费。爸爸忙于对外的事。摆摊的事就由妈妈主管。妈妈！中了我充当她的助手。我那时已学会讲贵州话。有人来问价格可以应对。
“浪个卖？”（即：怎么卖？）
我看见有人问津，很高兴，连忙回头看妈妈，想必她会回答价格。岂知她怕难为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好在妈妈事先已对我讲过物品的价格，我就回答了顾客，居然像模像样地做起生意来。
遵义罗庄
逃难至今，每个地方都住得不长久，住得最久的桂林两江，也不满一年。1939年12月1日全家相会于都匀住了约一个月，于1940年初到达遵义后，一直住到1942年11月离开遵义赴重庆。在遵义住了近三年，所以印象较深。
刚到遵义时，我们住在“丁字口”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据说后来到那附近的浙大宿舍住过，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迁居丁字口东北郊的罗庄。在罗庄住了约一年，因离浙大爸爸教书的地方太远，又迁到丁字口西南边的狮子桥南潭巷。
丁字口是遵义这座城市的中心，后来那里曾挂过一幅抗战宣传画，内容是画敌人残杀我国同胞的惨状。看了使人触目惊心、怒发冲冠。据先姐回忆，这幅画是一位姓颜的青年画家和一个八龄小画家合作画成的。他们曾来请爸爸指导。为此，爸爸颇费了一番功夫，花了不少心血。但他不要署名。画上只署着两位大小画家的名字。
据宝姐回忆，爸爸在浙大除了教“艺术欣赏”外，还开过“新文学”课。校方为爸爸买过胡适、陈独秀的文集，供爸爸备课用。据说爸爸教课十分认真。学生的作文，他篇篇批改，连标点也不放过。文末的批语往往长达数十字乃至百余字。在浙大教课不久，1941年秋，爸爸升为副教授。
罗庄的主人名罗徽五，是个大财主。走起路来掌心向后，像划船一样。据说这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住在他家祠堂的房子里。三开间，中央后半间供牌位，前半间给我们吃饭，左右两间我们居住。这三开间祠堂房子造得高些。石级走下去，就像四合院一样，对面也有三开间。东西两旁各有一隔为二的一个厢房。满娘和软姐住在西厢房。这里可说是我们逃难以来住得最宽敞的地方了。
我记得在遵义不再经常听见那惊心动魄的警报声。但对面的房客喜欢哼歌，哼一些“好花不常开”之类的流行歌曲。有一次不知她哼的什么歌，声音像拉警报。爸爸满娘是惊弓之鸟，都吓得要命，几乎要逃出去了。等到发现是对面人家哼歌声，大家都笑弯了腰。
新枚本来只会“恩狗、恩狗”地喊，由此而得了“恩狗”的乳名。但在罗庄学会了说第一句完整的话。他尿床尿湿了被褥，我们雇用的一位耳聋的女工拿去洗了。我们指着空床问恩狗为什么床床空了。他说：
“姆妈聋子‘喏！’”
这一个“喏”字就包括了“把被拿去给她了”的意思。
1岁3个月的恩狗也是在这里第一次学会独自走下石级。妈妈看见吓了一跳，但负责管他的宝姐制止妈妈出声，让恩狗独自跨出这人生的第一步。
说起管恩狗，爸爸一开始就给几个大孩子订了制度，轮流负责管他。记得在思恩时，大家吃中饭，地上铺一条席子，让恩狗坐在上面，把爸爸的手杖给他，再给他一个他吃完了的炼乳空罐头，让他用手杖拨弄。我们就安然吃饭。可是恩狗不照顾我们，往往就在这时，我们闻到一股臭味，于是由当值的人把恩狗抱到厕所里去处理。
这种轮值制到了恩狗略大一些会讲话时，他常常会问：“格些嘎宁管我啊？”我们家虽然逃难在外，在家里却一直讲石门话。恩狗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谁管我啊？”可见他已发现我们有轮值制。
罗庄很大。前面是陆军大学的房子，在我家的祠堂房子再往里走，住着一些军官。不记得是什么因缘，爸爸认识了一位叫孔亚萍的军官。他又介绍了另一位叫关公侠的军官。都对爸爸很崇敬。我们要离开罗庄时，关公侠把他身边的勤务兵送给了爸爸，说是叫他“保护老师的生命”。我们后来一直重复这句话作为笑谈。
在罗庄，可以说是逃难以来爸爸第一次精神松弛下来。精神紧张时不会生病，一旦松弛，病魔就要同你算总账了：爸爸生了一次痢疾。由孔亚萍介绍一个叫汪小玲的中国籍的德国女医官来替他灌肠治疗。不久恢复健康。
罗庄的主人，我们称他罗老板的，也仰慕爸爸的书画。但爸爸不大喜欢和这种人交往。罗老板几次来访都遭冷遇。后来罗老板的母亲死了，大办丧事，送来讣告，想请爸爸去吃素酒，写挽联。那时爸爸刚好喝过午酒，见他来，连忙起身避入内室，嘴里还吟着李白“我醉欲眠君且去”的诗句（把“卿”改成了“君”）。
对于读者，爸爸绝不怠慢，总是热情地答复他们来信，接待他们来访。如果有人求字画，他就爽脆地答应，尽快画好写好给他们。
在罗庄祠堂屋前的石级上，我还有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和宝姐坐在石级的阶上聊天，宝姐突然转变话题对我说：
“你知道吗？爸爸对我说：人是要死的！”
“什么？要死的？死是怎么一回事？”
“死就是‘世界上没有我了’。”
“我怎么可以没有呢？”
“就像睡着一样，不过永远醒不来了！”
“永远醒不来？那‘我’到哪里去了呢？”
宝姐没有回答。我们两人都陷入了沉思。后来我又问了很多话，宝姐都没法回答。
这次对话使我第一次了解人生问题。由这番话可以推断，爸爸已在对宝姐灌输佛教的“人生无常”。不过爸爸显然并没有对宝姐谈过“轮回”，后来对我也从不谈轮回。我至今无法相信轮回，可能也是受爸爸影响。不过与宝姐的这次谈话，对我影响是很大的。
课儿
对于子女的教学问题，爸爸一直挂在心上，并在书面简称之为“课儿”。课儿从萍乡就开始。那时是让我们学《古文观止》。几个大孩子由爸爸自己教，我和元草哥则由满娘教，满娘教我们王勃的《滕王阁序》。只叫我们背诵，很少讲解。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这方法好。小时候背过的诗文，到老也不会忘记。至于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自会领悟其意义。
我们一家念诗或古文，都学着爸爸拉调子，有点像唱歌一样。唱歌是会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我每学一个新歌，后来再唱时就会想起初学是在什么地方。所以现在一读《滕王阁序》就想起萍乡暇鸭塘。
到了桂林两江泮塘岭，我们学的是“古诗十九首”等。那时我们所住的泮塘岭旁边有一座松林。我们一到那里，就会情不自禁地念起“古诗十九首”中松柏夹广路的句子。
在我们看来，这座松林很大，阴森森的。一念这首诗，我们竟有点汗毛凛凛。六十年后再到泮塘岭看到这松林，很希望再体会一下这种汗毛凛凛，但想不到发现这松林其实很小，只因当时我们人小，才显得高大而有恐怖感。
在泮塘岭，爸爸又恢复了教哥哥姐姐们英文，教过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学问》（Bacon押Essay of Studies）。不知为什么还教过英译《论语》中“冠者五六人”一节。据宝姐回忆，爸爸还让他们背林肯的“独立宣言”。当时家里没什么书，有什么就教什么，只要是爸爸看中的。同时，爸爸让软姐教丙伯和章桂哥英文。
到了宜山龙岗园，则从浙大请了正式的家教。
前几年我和宝姐回忆起“课儿”，她说爸爸不相信学校的教学，所以宝姐到了学龄仍不进小学，由爸爸自己教。而且一开始就教《爱的教育》这本书。她记得读到其中精湛的文章和“每月例话”，爸爸都要求她背下来。
说起《爱的教育》这本书，实在值得介绍一下。作者是1846年生于意大利的亚米契斯，写此书时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其父为他修改。亚米契斯入中学后又添加了一些新的材料，遂成此书。到1904年，此书已出版300版次。1920年夏丏尊先生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得到此书的日译本，一边流泪一边读，读了三天。他认为当前的教育犹如要挖一个池塘储水而一味讨论池塘挖成什么形状，却不去考虑水本身。夏先生说：水就是情，就是爱！夏先生于1924年对照了日英两种译本把此书译了出来，并从各国所定种种书名中！取了《爱的教育》为中译本的书名。初连载于《东方杂志》。后来夏先生让昔年的学生——我父亲为此书作了插图熏于1926年3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一连印了38版。
由此可知，这本《爱的教育》确实是本好书，难怪爸爸要！作教材，让没进小学的宝姐一开始就读这本书。
建国后，1992年，由倪美琪及其夫董兴茂二位发起成立民间组织“爱的教育研究会”。冰心、柯灵、谢晋等名人任该会顾问。1995年12月，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多次重印。
话扯远了。我们家到了遵义后，没再受日寇骚扰，生活比较安定。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5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从这两个名称看，爸爸即使在战乱时期，追求的还是“和谐”和“慈贤”。
在家庭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很多。教我们学诗词古文当然也是内容之一。我现在自己看看诗词古文的书，觉得爸爸！给我们读的都是通俗易懂、内容精彩的好作品。除教诗词外，爸爸还给我们练习写作文。他先给我们讲故事。讲完后，要求我们凭记忆写下来。这种办法不仅能锻炼记忆，又能看出每个人的表达能力。记得我在1952年就读于中苏友协俄文学校时，一位俄罗斯女教师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教我们的，在俄文中称之为“своимисловами”，就是“用自己的话来说”的意思。这方法很能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赤心国》就是那时所讲的故事之一。1947年爸爸把它加上插图，就成了一篇儿童故事连环画。题材显然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爸爸厌恶人间的虚伪奸诈，希望人人都有一颗坦然外露的赤心，诚恳待人。
在学习会上还有命题作文。有一次爸爸竟让我们写一篇搓麻将的说明书。乍看这命题有点可笑。可能有人认为搓麻将有点赌博性，写说明书则似乎与作文无关。其实爸爸看到了中国人发明的麻将是很复杂而又好玩的一种游戏，不亚于外国的扑克。只是必须四人围桌玩，难于在临时性的简陋场合推广。至于赌博性，要看人们如何对待它，扑克不也可以用来赌博吗。麻将本身无罪。至于要我们写说明书，那是因为写说明书和写作文不同，写说明书要换一副科学的头脑，要写得一看就懂，并能应用。如今扑克有种种书可教人如何玩耍，而麻将从来没有。奇怪的是麻将一学就会，世代相传总是口授，甚至有在一旁看会了的。如今爸爸要我们为它写一份说明书，真是别开生面！
提起麻将，我又想到“天九牌”这种几乎要被人遗忘了的游戏牌。我们小时候常玩天九牌。天九牌一共只有32张，一般都是和麻将一样的硬牌，也有纸牌，不如硬牌方便。它的优点是游戏品种多，可供一至四人玩，携带也方便。在上世纪我和宝姐出游时常带着它，例如上黄山晚上寂寞时就拿出来玩。至今我家还有天九牌，不过现在越来越忙，很久没拿出来玩了。我曾想为天九牌写一说明书。数年前我在报上看到舒乙先生写他父亲老舍的文章，其中提到老舍先生竟也喜欢天九牌。我按捺不住，竟给尚未谋面的舒乙先生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天九牌的爱好以及想为它写说明书并已写开了一个头。舒乙先生回信鼓励我把说明书写下去。可是至今我的电脑里还只留着天九牌说明书的头，再也没有时间续写了。如今我们买家电或手机之类的先进科技产物来，要看懂说明书，真是难上难。说明书几乎都是写给行家看的。我总是请宝姐的女儿杨朝婴替我把说明书提炼成既简练又通俗的一两张纸，才能据此学会使用。
爸爸还教我们学八卦，并用“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八个字来形象化地解释八卦笔画的连续和断开。
1940年的农历除夕，我们是在遵义罗庄度过的。爸爸叫我们在那天晚上以前各自买好规定价钱的礼物，悄悄地包好。在除夜晚会上把全部礼物编成号码，大家拿阄，按次序拆开各自拿到的礼物。这时的欢乐难以形容。不仅有自己得到礼物的高兴，还有观看别人礼物的乐趣。有的人买的礼物别开生面，令人意想不到，拆开时赢得哄堂大笑。爸爸买的礼物往往是超过规定价钱的。大家都希望得到。妈妈买的则往往是肥皂之类的实用品，不受孩子们欢迎。大孩子有时就与拿到不喜欢的礼物的小孩交换，皆大欢喜。爸爸称这种礼物为“除夜福物”。拿除夜福物的节目一直保留到建国后的日月楼时期，参加的人中增加了第三代，更加热闹。
在罗庄时，我和元草哥总算能正式入学了。他念豫章中学，我起初在两湖小学里念完了六年级，后来也进了豫章中学。
罗庄进城全靠步行。我和元草哥每天早上同一时间离家出门，却不一起走。他看见我走公路这边人行道上，他就走公路那边人行道上，如同陌路。大概他认为“男女授受不亲”吧。在学校就更不交往了。
记得在豫章中学时，有几个浙大学生来当老师，如教美术的华开进老师，教数学的吴兆祥老师等。他们都认识我。另有一位叫罗象贤的，是训育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在给我们讲课文中！用的爸爸所作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他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老师也是浙大学生，我只记得他姓齐。他竟！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不去说它，那曲谱中竟全是附点音符。全班同学都不会唱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的这一首歌有了交代。我在节奏感方面还算可以。所以到重庆买到了京剧旧唱片后我就把唱腔速记下来供宝姐软姐和我一起学唱京戏。这是后话。
我的体育很差。在豫章中学考体育时只要求在一分钟内投入一次篮球就算体育及格。我这从未碰过篮球的人紧张得要命，一直投不进。同学们为我捏两把汗。直到最后几秒钟，天可怜见，总算让我投进了一个。
最近元草哥寄给我一本豫章中学纪念青年节于1941年用石印印制的刊物《豫中学生》。那发黄的纸张比如今的草纸还要差。可我们在抗战期间用的就是这种纸。所以我看见现在的纸那么好，还常常有人浪费，实在可惜。这本《豫中学生》的封面竟是爸爸画的，画题为《小松勤灌溉他日当参天》。我在里面看到了发奖名单中竟有我们兄妹得奖的记录：读初一下的元草哥名列第一，得奖学金15元；读初一上乙班的我得奖学状。元草哥是很用功的，至于我，恐怕是看在爸爸面上凑合着给个奖学状而已。因为我小时候读书实在不用功啊。
我在那册子里看到学生名册中有张筠、张映均这两个同学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回忆。她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不久前（2008年7月）我去武汉，竟与张映均重逢而且得知张筠就在遵义，无比兴奋！还有一个同学潘玉兰来我家吃饭，可又不想让大人们知道，便叫她躲在罗庄的某处，我把饭菜端出来让她吃。小时候往往不会判断哪些行为会给大人骂，所以宁可悄悄行事。
家中的“课儿”后来曾中断，那是因为兄姐们上了大学，各奔西东。后来我们到了重庆，爸爸还办过一个家庭诗社，取名为“鸰原诗社”，据说“鸰原”二字出于《诗经·小雅·常棣》中“脊令（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句，后“鸰原”成为兄弟的代称。我不会做诗，爸爸出些简易的上联，教我如何对下联。
诸兄姐都离家后，我成了爸爸唯一课儿的对象。应该说这是福气，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感到厌烦。好的诗词文章容易上口，而且确实能引起我的兴趣。但不是所有的都如此。记得胜利后在杭州爸爸教我屈原的《离骚》，最使我厌烦。什么“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哪里背得出！爸爸看我懒惰，便用钢笔把离骚全部写在折扇上。时值夏季，他指望我每次挥扇时能读一遍。这样一个夏天下来总能背出。岂知我实在不争气，始终没把它背出来。而且那把珍贵的折扇也不知丢哪儿去了。不过，“课儿”在我身上毕竟起了很好的作用。小时候念的诗词到现在也不忘记。
星汉楼
罗庄离浙大所在的市中心大约有两公里多，爸爸嫌每天走来走去太浪费时间，便在丁字口西南边狮子桥附近的南潭巷租了熊家两间房。迁居的时间，大约是1941年早春。这里是两层三开间的新楼，但楼下厅屋很高，上方没房间。只有东西两间的楼上才有房间。楼下西房不记得是作何用；楼下东房后来租给蚕桑研究所所长的弟弟蔡复绥夫妇和一女一子四口之家居住。我家则租了楼上东西两间。这两间北边由一条高空走廊互通来往。这走廊下方，也就是楼梯的北边，就是我家的厨房。楼下的蔡家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
楼上的东西两房各隔为前后两间。爸爸住东房前间，子女住后间。满娘软姐住西房前间，外婆妈妈带着恩狗住后间。不过后来我们又在隔一段路的东边租下了“赵老”家的一间平房，满娘软姐搬过去住过。
那时候，爸爸本拟让我的姐姐哥哥们以“同等学历”考浙大，但按规定必须有高三文凭。当时爸爸的老友刘薰宇先生正在遵义以南的修文当贵阳中学校长，便通融让他们插入高三下学期，读半年后取得文凭。又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到遵义以东的永兴去读浙大一年级上学期。所以家中少了好几个人。
在熊家新屋，向南开窗可望见湘江，风景很好。有一天晚上，爸爸照例临窗独酌，但见月明星稀，与楼前流水相映成趣。他忽然吟唱起苏东坡补写的《洞仙歌》来。这首诗爸爸教过我，所以他一吟我就懂得。当他吟到“时见疏星渡河汉”时，反复吟诵此句。就给熊家新屋冠上了“星汉楼”的楼名。酒后，爸爸欣然执笔，写下了这三个字，托人去装裱成横披，悬挂在前房内。
我在豫章中学还没念完初一就患了副伤寒休学在家。那时我家已迁至这星汉楼。病愈后就靠请家教补习。后来到了重庆，靠爸爸的关系，我以“同等学历”混进了大专。这是后话。
在星汉楼，有一次我穿着“童子军”衣服（当时全国性的校服）在纸上涂鸦，被爸爸速写下来，后来又画成彩色画，题上陶渊明的“杂诗十二首”中一首的末尾四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旁边题“一吟十二岁画像”，下边是“卅年七月于遵义”及图章。
星汉楼邻居蔡家夫妇的孩子，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长女佩贞那时足龄4岁，长恩狗1岁，成了恩狗的“青梅竹马”。佩贞的弟弟桂侯才2岁。我那时12岁，成了他们的“头儿”。由于我热衷于看《水浒》，宅东有一土堆，就成了我们的“梁山”。我竖起一面小红旗，占山为王。附近有一个叫陆地康（音如此）的小友，还有房东熊筑林的两个被我们称为“房东囡囡”的儿子，以及有时也来参与玩耍的巷内两个男孩，一个被我们称为“鼻涕囡囡”；另一个品质较差，就被我们冠以“不好囡囡”的名称。我们一起玩耍，没想到爸爸在楼上看。他记下有趣的镜头，绘成一幅幅小画。也给蔡家赠送过一套。蔡家把其中几幅贴在墙上，被一位送信的邮递员叫王树本的看见了，很喜欢。他也通过蔡家向爸爸要了4幅这种小画。
星汉楼对面青山绿水，风景很美。不过常有人抬棺材经过。我们这边望得清清楚楚。小孩看见新奇的事物就要学。恩狗和佩贞竟把小凳翻一个身，插进两根竹竿，也学起抬棺材来。而爸爸竟也画了他们抬棺材的样子。这样的即景画，爸爸一共画了47幅，也包括别处的。例如画恩狗因从小吃甜的炼乳而蛀坏了牙，拔牙齿拔怕了，以后带他去哪儿都要逃。又有一幅画恩狗不肯随父母去徐子文站长家做客，我陪着他躲在警察亭后面。谁料65年后我竟在天山茶城三楼我和两个外甥开办的“丰子恺艺林”里见到了徐站长的女儿。真是奇缘！
其他种种好玩的事，无不进入爸爸的画中。
六十多年后，我们居然会与佩贞重逢，真是意想不到的事！佩贞买到了我和宝姐编的《爸爸的画》，通过出版社打听到了我家电话。我们激动地追溯往事。我告诉她：恩哥在香港工作，她说她也住在香港。啊，那么巧！于是，佩贞和她丈夫等人和恩哥在香港重逢了！佩贞夫妇还来上海看我。谁又料到，认识还不到两三年，恩哥就猝死了。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啊！
在去老城还没过江的地方，有一家好像叫泰来的馄饨店，我常去吃。还有一家大众服务社，三个姐姐做了一些布娃娃，请满娘画了脸，送去请他们代卖，居然也卖掉了几个。
星汉楼时期，我开始服侍爸爸写字画画。所谓服侍，其实只是磨磨墨，拿拿纸而已。有一次爸爸要写对联，叫我在他对面按着对联的头。由于桌面小，爸爸才写了三四个字就叫我“抬头”。我连忙把自己的头抬起来。
“啊呀，抬头呀！”
我便把头抬得更高。爸爸笑起来：
“我叫你把对联纸的头抬起来，抬得和桌面一样平，不要让它垂下去。这样我看着上面几个字才能写下面的字。你怎么把自己的头抬起来了？”
爸爸笑得几乎写不下去了。
在星汉楼上，爸爸饮酒后常常拉着调子吟诵诗词。我听多了就能背。可惜没头没尾的，既不知作者，更不知题目。但得益不少。爸爸还常给我讲这讲那。讲的都是些好玩的事。例如，他说某一地方的酒店，几乎家家都在酒里掺水。有一顾客进门听见掌柜在问伙计：
“君子之交淡如何？”
“北方壬癸已调和。”伙计回答。
岂知那顾客懂得他们的暗语，便说：
“有钱不买金生丽。”说完就回头要去对面。老板说：
“对面青山绿更多！”
我听得莫名其妙。爸爸给我解释：
“《论语》里有‘君子之交淡如水’这句。老板的意思是问伙计你掺好了水没有。北方和壬癸都是代表水，意思就是水已调和好。‘金生丽水’隐去一个水字，就是说我有钱不买你掺水的酒——”
“哈哈，我懂了！老板是说对面那家酒店掺的水更多。”
爸爸还讲济公的事。他说有一家人家办婚事，请济公去喝彩。济公便在婚礼上大声说：“老的死起死到小！老的死起死到小！”那人家气死了，用棍棒打济公。济公便说：
“那就乱死乱死！”
爸爸解释说：“本来济公是好意，让人按年龄老少次序死。被他们一打，他就说了乱死，从此人就不按年龄老少次序死了。”
爸爸说后若有所思。是的，他的两个弟弟都夭折。我的姐姐三宝、哥哥奇伟和小产的阿难都是夭折。天道真不公平！
我还记得，每当天凉快了，爸爸看一看寒暑表，就穿上夹袄。（那时没毛衣，有了毛衣后爸爸也不喜欢穿，说是捆绑在身上不舒服。）一边穿，一边总是反复地说：
“73度着夹袄。73度着夹袄。”那时用的是华氏。73度相当于摄氏24度。
住在星汉楼近两年，是爸爸作品多产的时期。他还完成了一个大愿，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交上海开明书店于1945年12月出版。这套全集中有旧作，也有新作。
在遵义，爸爸交友甚广。记得他常与王星贤、黄羽翼、田德望、蹇先艾、李子瑾、王光衡等人来往。王光衡后来由爸爸改名为王质平。
我家第一桩喜事
星汉楼时期有过一件喜事：1941年9月7日，先姐和慕法哥结婚了。这是我们逃难以来的一桩大喜事。
说起这个姐夫，我初次看见他是在初到遵义还住在旅馆里的时候。那一天，我正和小朋友踢毽子，看见两个青年男子走进旅馆来说要找他们的老师丰子恺。他们的名字是周宗汉和宋慕法，都是爸爸在浙大的学生，不过这次是初访。随后慕法哥就在我家做了家庭教师（教物理），一直出入我们罗庄和星汉楼的家里。
慕法哥在湘江对岸蚕桑研究所就职后，他的一位同事兼温州同乡陈志超先生常陪他来访爸爸。陈是一位见多识广、口才很好的人，我们星汉楼的租屋就是他介绍的熏也是他促成了慕法哥和先姐的婚姻。陈下班后常来星汉楼陪爸爸喝酒聊天，慕法哥当然一起来。据说慕法哥曾向爸爸学过两星期日文，以应付他工作上的需要。不过更多的时间是来找先姐谈情。爸爸有画专写他俩相会的事。时机成熟后，他们就在遵义的成都川菜馆举行了婚礼。
先姐结婚时，爸爸亲手为他们写了一张结婚证书。先姐已于2007年2月16日去世。她的结婚证书竟一直保存着。慕法哥知道桐乡档案馆征集爸爸及其子女的资料，就拿给我，表示愿意捐赠。我一看那证书，惊喜不已。当时根本没有结婚登记的制度，而且没有结婚证书出售。所以爸爸亲手用毛笔在一张粉红色纸上写了这结婚证书。幸有这证书在，我今日才得详细记下当时的重要情况。珍贵之物，宜供大家共赏。我今抄录如下：
结婚证书
宋慕法 浙江省平阳县人 年二十六岁 民国五年正月十九日子时生 丰林先 浙江省崇德县人 年二十岁 民国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卯时生今蒙
陈志超郑梅英两先生介绍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下午四时在贵州遵义成都川菜馆礼堂结婚恭请苏步青先生证婚宜其家室永相敬爱此证
结婚人 宋慕法 丰林先
证婚人 苏步青
介绍人 陈志超 周丙潮代
郑梅英 倪兰英代
主婚人 舒鸿太太
丰子恺
中华民国三十年九月七日
另有一纸，供来宾签名用。前面爸爸写着两行字：
敬请签名永志光宠
宋慕法丰林先仝叩 卅年九月七日。
签名者共74人。
婚礼上，陈志超夫妇应该是介绍人，但那时他们已返回温州家乡，所以由丙伯夫妇代替。证婚人是苏步青（著名数学家）先生。女方主婚人是爸爸，男方长辈在温州家乡，就请浙大的舒鸿教授夫人代替。据元草哥回忆说，司仪在请几位主持人讲话时，别人都讲了，就遗漏了主婚人没讲。爸爸不在意，说他原本没想说话。其实第一个女儿结婚，料想他必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的。元草哥还回忆说，曾指定一位来宾发言，那来宾讲话中说了“贵州非人所居”这样的话。其实他大概指的是古时候。不过另一来宾胡楚涣先生认为在婚礼上讲这样的话毕竟不吉利，所以主动要求发言，说幸有贵州这样的好地方，我们才能前来避难。
尽管是在非常时期，新娘还是希望尝一尝披婚纱的滋味。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送一条绣花被面，就拿它来披上权作婚纱。新郎则向同学借了一套西装。先姐还找了邻居蔡家的女孩佩贞做了她的小天使。是否有男女傧相，我不记得了。如果有的话，我恐怕就是女傧相，不知男方是谁。办了几桌酒我也不记得了。照签名的人数看，不会少于7桌吧。
我还记得一件小事：做小天使的佩贞忽然做了一个动作，嘴里断断续续地发出嗯嗯声。后来竟把两条腿扭在一起。最后终于轻轻地说：“要撒尿。”可怜的小佩贞！看来她已忍了很久。可是那时仪式快收尾了，谁也没去解救她。一直熬到结束。
先姐结婚后，就在外面租屋居住。后来姐夫到遵义酒精厂工作，一年多后才去重庆。
星汉楼的居民一个个走掉了。满娘和软姐也早已去湄潭了。因为软姐读的是数学系，浙大理工科的分校在湄潭。元草哥后来也去湄潭浙大附中读书。这样，星汉楼一度只剩下爸妈外婆和我。
遵义的往事纪实
1941年2月2日，我家迁星汉楼不久，爸爸和赵廼康（遵义耆宿，举人）、王焕镳（浙大文学系主任）等人结伴，到遵义新舟沙滩祭扫清代桐城散文名作家郑子尹、莫友芝以及曾出使国外的黎莼斋的墓。归来作画多幅，并参与编《子午山记游册》。
爸爸和满娘还带了我三个姐姐去金顶山的庙里住过几天。回来后，爸爸作了《青山个个伸头看》、《白云无事常来往》等画。料想那里风景甚好。
还有一回，我和爸爸不知去哪里，反正是遵义的郊外。回来时走得很累。遇见前面来了一辆黄包车。那时我患副伤寒刚好，体力不支，多么盼望是一辆空车。可走近一看，坐着人。不过竟是爸爸的一个仰慕者。那人连忙叫车停下，说他家快到了，要把车让给爸爸坐。客气一阵后，爸爸就坐上了车，车子调头往城里走。我跟在后面。爸爸不时地往后看那个让车的人。后来看见他拐了弯，不见了。爸爸连忙叫拉车的停下，换给我坐。大概因为父爱感动我很深，所以这件小事我至今难忘。
1942年5月，爸爸在汉口初识的好友戈宝权突然来到遵义，到星汉楼来访问。他穿的一身唐装。聚谈后，才知他当时是《新华日报》编辑。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他为了不暴露这地下身份，就扮作难民模样逃离当地，经过遵义，要到重庆去。爸爸请他到餐馆吃饭，还带我去作陪。我家很难得上餐馆请客，我受宠若惊。我记得他们两人用日文背诵夏目漱石《旅宿》中的内容。记得那餐馆叫浙江餐厅，爸爸显然怀念故乡，才选择此餐厅。
1979年12月，戈宝权到上海，特地来看望我母亲。29日他来信说起遵义的事：
回想起1942年5月间，在一个阴雨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遵义南潭巷你们家，得到你父亲的热情接待；经过了三十多年之后，这次我又是在一个阴冷的黄昏，作为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上海漕溪北路你们家，得到你和你母亲的盛情款待，真有人生沧桑之感！……多少往事回萦心头。容稍空时就写我所记得的丰子恺先生的回忆文字。
写回忆文是我当时向戈先生提出的要求。遗憾的是他一直很忙，没写。后来大约是我去信催了他，1981年2月8日，他来信说：
……我年末会多，事忙，“文债”逼人，但要写回忆你父亲的文章事，始终记在心中。现在看到你们写的传和回忆文字等，对我能有帮助和启发，迟早总要把《忆丰子恺先生》的文字写出来。……
我一直等着他寄文章来。可他一直没空写，最后得到的是他病逝的消息。
我还记得叶圣陶先生从成都到桂林，途经贵阳，惦记着住在遵义的老友，便在小旅馆里寄来了一首诗，表示思念之情。诗的题目是《自重庆之贵阳寄子恺遵义》。诗曰：
始出西南道，川黔两日间。凿空纡一径，积翠俯千山。
负挽看挥汗，驰驱有惭颜。恍然遵义县，未获叩君关。
诚挚的友情使爸爸感到无比温暖。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时期最崇敬的老师之一夏丏尊先生曾于1940年11月15日写一封很长的信寄来。昔年教国文的夏老师在这封信里大谈绘画。他给爸爸提出了“背景与人物并重”的画法。爸爸后来说，夏先生提倡的这种画法“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在我们将离开星汉楼时，1942年10月18日晨，收到泉州开元寺性常法师发来的电报：爸爸另一位最崇敬的浙一师老师李叔同弘一大师于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圆寂了。当时的电报在途竟走了5天！而且后来据妈妈回忆，那电文被邮局错写为“张一法师”。妈妈清楚地记得爸爸在窗前静坐了一会。爸爸没有惊慌，没有痛哭。他说，他的惊慌和痛哭在确定弘一大师必有一死之前早已在心中默默地做过了。他知道人生必有一死，他最尊敬的弘一大师也免不了。爸爸毕竟是佛教徒。他这种思想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我也有了生离死别的种种思想准备。
爸爸在心中发了一个愿：要为弘一大师画像100尊，分寄各省信仰他的人，勒石立碑，以垂永久。预定到重庆动笔。然后爸爸照旧吃早饭，整行装，觅车子。
1994年我的皈依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洽法师圆寂后，我也仿照爸爸，许愿画100尊佛像送给来信要求者。此消息在新加坡和上海一登出，马上收到了7封来自新加坡的特快专递求佛像。此后陆续来信远远超过100人。我连超过的也都画给他们。
沙滩上的惨事
星汉楼对面是湘江，江边有沙滩。记得我和元草哥常常轮流帮妈妈拎外婆的马桶去江边洗。江景很美，有时我们顺便捡些好看的石子回来，也是一种乐趣。可是后来这沙滩遭殃了，成了枪毙抽鸦片人的地方！
抽鸦片确实不是一件好事。可当时大西南抽鸦片的人很多，记得在德胜给我们抬滑竿和挑行李到河池去的几个劳工竟也有抽鸦片的。抬了一段路休息时，他们就进入一家显然是熟门熟路的店里去过瘾了。鸦片真害人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去养家糊口，却在烟斗里烧掉。若要追究责任，那当然主要是贩鸦片的人，而不是抽上了瘾的受害者。当时政府明令禁烟，要抓贩烟的人。可是下面的执行者贪赃枉法，受了贩毒人的贿赂，抓些吸毒而送不起贿赂的穷人来顶罪。
记得南潭巷传来军号声，由远而近，我家就紧张起来。爸爸把星汉楼的窗户全关上，有意和家人讲些别的事以转变注意力。满娘则不断念佛。随着军号声越来越近，就有死者家属呼天喊地号哭之声，有人看见家属还拎着纸钱，准备等枪声一响就烧纸钱。最可怜的是小孩跟在后面大叫“爸爸不要去！爸爸不要去！”据说死者本人是被灌了铅粉之类的麻醉药，倒是没有号哭。最后，沙滩上就传来“砰砰”的枪声。我们家中一片寂静，就好像在为罪不该死的鬼魂致默哀。
有一次，那被枪毙的人的尸体竟停放在星汉楼西侧一棵大树底下！那是我们走南潭巷出去必经之路。我们胆小的人都吓坏了。尤其是晚上，死尸脚边点着一盏油灯，好像一点鬼火，更令人打寒战。我们白天要上街，就往东绕道。但总还是望得见死尸所在之地。
唉！以前害怕的事实在太多了。在大兴路上，我有一次独自一人回家走近狮子桥时，看见右侧岩壁上竖搁着一副担架，旁边两个抬担架的人在休息。我以为担架上是货物，哪里知道经过旁边时看见裹好的一长条下边露出两只光脚。是死人！我连忙逃。回到家里对爸爸说了，他不仅不安慰我，还给我讲了些“走尸”的故事，说是古时候要把尸体搬回家乡，用不着这样抬。有法术的人只要念起咒来，尸体就会跟着他走。爸爸讲得活龙活现，我还信以为真呢。
虽然沙滩上有惨事，但那种事发生后不久，爸爸早在日本就结识的老友陈之佛先生邀请他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就是如今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重庆成了临时的首都，名为“陪都”。吸引不少文艺界人士前往。爸爸当然也向往重庆，星汉楼不宜再住的想法也促成了重庆之行。
贵州访旧
不久，我大娘舅的长子徐岳英从沦陷区率眷到遵义来工作了。所以我们去重庆时，外婆由孙子接了去住，没跟我们去重庆。直到她去世前，因岳英哥打算来重庆工作，才把外婆先托人送来与我们重新相会。
说起外婆。我再讲一件小事。有时外婆由人陪着走出巷去，一路有人友善地称呼她“老太婆”，她回家后很不高兴，说这里的人怎么那么不客气，叫我老太婆。我们连忙为她解释：在故乡，称老太婆是不客气；在这里却很客气，等于称你老太太。外婆释然。
外婆腰疼，常叫我为她敲腰背；她还有胃病，经常要吃一种药片，总是由我替她去买。我也不知外婆哪里来的零用钱。家里是妈妈当家，妈妈总有零用钱给她吧。不过妈妈总有封建思想，觉得外婆住女儿家是不应该的，加之妈妈是个很节约的人，所以不会多给。记得外婆每次叫我买药时，那口袋里取出来的几张钞票好艰难好可怜似的。后来随着物价上涨，药价也涨了。我实在不忍把这消息告诉外婆。每次总是由我垫上。爸爸不定期会给我一点零用钱。
说起零用钱，我又要啰嗦几句。有一次爸爸可能有点大收入，竟给了我10元法币，就好比现在给了小孩一张100元人民币似的。我觉得自己发大财了，连忙带了一批小朋友到南潭巷口左首一家店里去吃抄手（即馄饨）。我这批小朋友当然包括恩狗佩贞桂侯等等在内，整整坐了一桌。
六十五年后的2007年10月16日，我由女婿陪同，艺专老同学彭智敏由她第三女陪同，千里迢迢去贵州兴义与老同学傅世廉会面。世廉和智敏都是爸爸在艺专时的学生。世廉的第五子——当时是兴义市副市长，在贵阳相迎，款待我们住高级宾馆。次日专车直送兴义。黄昏到达，世廉已在宾馆里等我们。三个老同学拥抱欢庆，感慨万千。世廉那时83岁。生有8个子女。真有“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之感。子女们陪同我们游玩了风景极美使人流连忘返的万峰湖和更美丽的万峰岭。19日依依惜别，次年即2008年初，世廉竟与世长逝！幸亏及时去看了她一面。
离兴义后，我和女婿又坐车去遵义访旧。这一路坐了九个多小时汽车（因贵阳到遵义正在修路）。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经得起长途跋涉。
一直留在遵义的老邻居蔡太太今年92岁，身体健朗。除了我见过的子女外，后来又生下好几个，一共7子女。次日，蔡师母的次子桂侯夫妇和他的五妹陪同我先后访问了罗庄和南潭巷。桂侯当年才两岁，如今我和他“鬓发各已苍”。
两地都已彻底改观，老屋再也找不到了。罗庄只剩下这个名称，房子已不见踪影，陪游者总算能说出当时庄园的一个大致地点。本来出罗庄是新街。新街旁有座山，有一回妈妈叫我去街上买下粥的菜，我却被小友们劝说，一起上山去买地里拔起来的菠菜了，很迟才回家。大家都等着下粥菜呢。妈妈责备了我，我以新鲜的菠菜赎罪。如今山和新街都没有了，只有一条香港路。
到了南潭巷，则连熊家新楼所在的具体地点也难辨认了。潺潺湘江竟变成了一条静静的河。枪毙人的沙滩也没了，造起了林立的洋楼。在下面停尸的那棵大树更是没了踪影。南潭巷分成了东巷和西巷，中间被一条后来新建的万里路拦成两段。我总算在南潭西巷和丰乐路交汇的西南口找到了我带一批小孩吃馄饨的地方。狮子桥竟然还在，我还是不虚此行。不过搁死尸担架的地方那片岩石竟已被削掉，造了一排房子。六十五年前悲惨和恐怖的阴影早已消散，我在遵义看到了繁华和丰足。恩狗的青梅竹马女友佩贞本来约好陪我来，恩狗也曾约好陪我来。可我这次突然来到，往返于香港深圳的佩贞只好“遥控”，让弟妹们招待我们住在丁字口一家五星级宾馆的20楼，好让我俯瞰全貌。佩贞和她在深圳的妹妹则不断来电问候，关怀备至。至于恩狗，已于2005年先我离世，此次旧地重游，只好让他失约了。
蔡太太记性好，告诉了我一些当时的小事：例如，满娘不杀生，淘米时看见米虫也不弄死，取出来放到草地上。又如，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回来晚了，敲不开自家房门。敲门声惊动了妈妈满娘爸爸，他们先后下楼代敲代喊，蔡太太还是不醒，只得撬开插销才得进去。蔡太太直到第二天才知此事。
这回我在遵义还访问了爸爸在浙大时的一个学生名叫王质平的老先生。王先生今年89岁。身体健朗。他1982年曾来上海探望我妈妈，所以还认得我。他家住在五楼，他很快就上了楼，我这个住了30年电梯房、比他小十岁的人却爬了半天才上楼。他书案上有我爸爸的七卷本文集，还印制了三本他自己的文艺作品。我拿回家看了以后才知王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苦难，几次死里逃生，才赢得这幸福的晚年。如今他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颇有养生之道，精力充沛。我和他谈到京剧《甘露寺》，还一起唱了一段。总之，我此次到贵州访旧，感慨甚多，收获不少，不虚此行。
逃难最后一站——重庆
我家去重庆是分两批走的，因为听说重庆房荒严重，虽然家里已只剩四人，还是不敢同行。爸爸和我带着行李先行。妈妈带着恩狗等爸爸租定房子后才来。本来说好邻居蔡绥远先生也和妈妈一起来的。但他终未成行，我们就此分别了，在蔡先生去世以前再也没见到他。
宝姐和华瞻哥本来进浙大文科一年级，在永兴读书。后来听说重庆中央大学文科好，便到重庆考入了中大外文系二年级念英文。考入以后校方才收到浙大保送的通知，他们成绩真好！他们比我们先到重庆。起初住在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家，后来住校了。所以那时家里已只剩四人。而宝姐华瞻哥已在重庆，也是促成爸爸答应艺专聘请的原因之一。举家迁重庆，好让他们周末有个温暖的家好回来。
那时上大学学费虽昂贵，但据宝姐说，国民政府为了吸引学生不去解放区，推出了种种助学的办法。所以他们上大学，在经济上没让爸爸加重负担。而我连初一都没念完，前途茫茫，自己却一点也不担心。到重庆后，爸爸把我以“同等学历”塞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人家都以为爸爸是要我继承他的画业才让我进艺专的。其实爸爸对子女选择专业从不干预。只是因为艺专当时的校长是爸爸的好友陈之佛先生，可以为我开开后门。我只记得考画时我画了一枝白描菊花，画线条时手是抖的。就这样糊里糊涂进了艺专。
刚到重庆时，我和爸爸就住在沙坪坝正街陈之佛先生家。陈先生来重庆早，住的房子较宽。有一间通向晒台的空房可供我们住。晒衣人要穿过此房。这已是很好的条件了。厨房兼饭厅在下面。从前面的马路看来那是地下室，但那房间后面却是平地。这是重庆山城的特点。
爸爸在这里生了一次副伤寒。
沙坪坝离重庆一二小时公共汽车路程。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所以周末宝姐和华瞻哥也来陈家。我家那么多人在陈家住宿吃饭，陈师母热诚对待，毫无怨言。我们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陈家有二子二女。幼子家玄、幼女修范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往来。
11月一到重庆，爸爸马上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这是爸爸第一次举办亲自到场的画展（由别人代展不算在内）。地点是在重庆市中心的夫子池。展出的画，都是逃难中新作的山水人物彩色画，幅面约23厘米宽，30厘米高。爸爸说过他的画宜小不宜大。这尺寸已经比以前似信笺大的黑白漫画大多了。关于这次画展，爸爸有《画展自序》一文（1942年11月）专记其事：
……我生长在江南……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画。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制版刊印。……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移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点景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我画山水拿古人来相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贵一带山水——为师。古人说：“画不师古，如夜行无烛。”我不师古，恐怕全在暗中摸索？但摸了数年摸得着路，也就摸下去。——如上所说，我的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为主变为山水为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其实爸爸从1922年就开始“暗中摸索”了。他在《春晖》校刊第4期上发表的《经子渊先生的演讲》和《女来宾——宁波女子师范》这两幅画，就是“暗中摸索”出来的自己的风格。1924年发表在朱自清、俞平伯合办的《我们的七月》上的《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则更发挥了他“暗中摸索”出来的风格。这幅画立刻引起了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的注意。他说：
“我的情思……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于是，《文学周报》上便开始发表爸爸的简笔画，并冠之以“漫画”二字。后来，常有人称爸爸为“漫画的鼻祖”，爸爸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只是“暗中摸索”出了自己的风格。至于“漫画”，事实上在中国早已有了，只是郑振铎先生第一次把这个名称冠到爸爸的画上。1925年12月，《文学周报》社出版了爸爸第一本画集，就名为《子恺漫画》。
从黑白的人物漫画到彩色的山水人物画，确实是抗战以后爸爸画风的一大转变。宝姐说，她更喜欢爸爸的简笔人物画。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过，现在市面上所能看到的真迹，几乎只有彩色的山水人物画。那是因为黑白简笔画都已交出版社付印，书出版后原作是不归还作者的。加之那大多是早期作品，经过八年抗战，早已毁于战火。而那套彩色的山水人物画则是专供展览的。正如爸爸所说：
以前小幅的简笔单色的人物画，都可照相铸版，展览在全国各地。现在较繁的色彩山水画，在战时却无法复制。只有裱起来，挂起来，才可展览。
爸爸这种展览，不卖原画，而是预订，展览结束后按预订的重画。这样就可以永远保留原作。这套原作始画于1938年。到1946年回江南前还有补充。1946年12月，钱君匋先生的万叶书店有条件出版了最初的彩色版《子恺漫画！》。不过只收了36幅。直到1988年8月，爸爸的方外好友广洽法师在新加坡展出我带去的这套彩色画时，才完整地印制了一次。法师为这画册的名称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这套画展出数次也不卖，所以是爸爸的精品。于是就定了《丰子恺精品画集》这名称。
话扯回来。这次画展所得五万多元法币，1943年入夏前用来建造了一所极简陋的自家的住房“沙坪小屋”。
但自建房屋的事不是画展后马上决定的。起初爸爸还是想租房子。
风生书店
在陈之佛先生家住了一段时期，有一次爸爸偶然在路上遇到以前立达学园的学生陈瑜清。通过陈的关系，又认识了他的朋友周世予。周是本地人，学徒出身，爱读鲁迅作品，也是爸爸的私淑者（后来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员）。他原先开一家电料行，因警察常来找他麻烦，使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在陈瑜清先生等的帮助下，周世予先生开了一家旧书店，叫风生书店，就在陈之佛先生所住的正街拐弯处。周老板得知我家正找房子，便邀请我们住到书店楼上。楼上一隔为二。陈瑜清先生家已在后楼住下。我家便入住约一方丈半的前楼。爸爸还为风生书店写了招牌。后来听说我们的入住，无形中对这书店起了保护作用。我们迁走后，警察局和特务又来找周的麻烦。他终于站不住脚，关闭了店。听说小说《红岩》中的沙坪书店，就是以这家店为原型的。
妈妈和恩狗就在这时到了重庆。宝姐华瞻哥他们，周末也来凑凑热闹。华瞻哥还为周老板补习英文。在风生书店，我记得几件小事。
我们买了一架留声机（即唱机），还买了一批唱片，都是“拍卖行”里买来的。那时所谓拍卖行，其实是旧货店。店里卖旧唱片时不是随你！，而是捆在一起卖的。我们想买的唱片只是京剧的。可买来的唱片里京剧没几张。杂七杂八的很多，如德国大笑、广东音乐、苏滩、大鼓等等。爸爸在缘缘堂时就喜欢上了梅兰芳的京剧。我们受了影响，也喜欢了。每次买一沓来，总算有几张京剧。如果买到缘缘堂时有过的，如《天女散花》、《太真外传》、《打渔杀家》之类，旧友重逢，欢喜之至。不过德国大笑听听，引起我们哄堂大笑，也不错。大鼓是金万昌的《黛玉葬花》，竟听上了瘾。苏滩是王美玉的，一张《活捉张三郎》，我们至今还会唱；另一张苏滩不记得叫什么名称，内有一段“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好听。苏滩这个剧种没有保存下来，真可惜了！
恩狗初见留声机，兴奋至极。他说：“我来敲！”以为声音是敲出来的。他最喜欢的却是广东音乐。唱片中间那圈是红的，他就称它为“红歌”。
在风生书店时，我买了几只小鸭来养。怕被猫吃掉，放在一只菜篮子里挂起来。谁知那猫从桌子上跳到篮子里，把几个小鸭的头咬掉了。我醒来一看，伤心极了。爸爸劝我别哭，指点我到后面山地上去埋葬了。说是山地，其实是平地。重庆是个山城，造的房子前面是平平的马路，二层楼的后间走出去是平平的泥地。
风生书店房子很矮，站在楼窗口，额上就是屋檐。那时已是四月中。有人忠告爸爸，说重庆的夏天是很热的，再过一个月，这前楼就会热得火坑似的，就算不怕热，也会发痧生病。于是爸爸又到处托人，终于在五月初找到了一间坟庄屋，如获至宝。
刘家坟
这坟庄屋在正街东头，附近有一些荒冢。我是很胆小的，每次走进走出都是屏住气奔过这一带，到了人多的地方才喘过气来。租给我们的那间屋子，也是阴气沉沉。这是三开间。中厅供着屋主家的祖宗牌位。天哪！我们在遵义罗庄住的也是供牌位的房子。那里还算隔了一道板壁。这里却是赤裸裸供在中厅，是我们必经之路。东西两间，我家住的是西间。东间已有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居住。后来才知道是雕塑家刘开渠和夫人程丽娜。我和他们的男孩女孩都一起玩过。
邻居是好邻居，可房子实在差劲。四壁是泥墙，没有窗。只有一个很小的天窗，爸爸说那天窗只有32开书本大小。泥墙倒很厚，足有两尺。因此室内幽暗阴凉。在这里度夏倒不错，只是太暗了。大人们都是要写字的呀。爸爸便请人加开了一排天窗，好像开了一排日光灯。爸爸真有办法！他到哪儿都是“改革派”。妈妈则永远是“因循派”。一切全靠爸爸安排。
这里终非久居之地。爸爸在重庆开展览会得了五万多元法币，他早就有意觅地自建住房。终于靠立达学园学生柳静的丈夫吴朗西先生的介绍，在正街西头叫“庙湾”的地方，离正街约半公里处找到了一块空地。在我们造好新房子搬过去之前，爸爸才和刘家坟的房东往来，知道了他的姓名，还知道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爸爸还听房东的佣工说，房东对儿子家教很严，常把儿子吊在树上用鞭子抽。我听了就想，那儿子一定很不争气。我从未见过房东太太，料想这儿子一定没有妈妈。
我们搬走后，有一天爸爸在报上看到新闻说本地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命案：儿子毒死了老子。据说是老子重感冒去医院看病，医生给他一包药粉，要他次日空腹服下。谁料儿子用自己以前腿上生疮时医生开的药粉暗中调换了。老子服了此药，四肢痉挛，不省人事，在送往医院路上就一命呜呼了。得知那死者的名字后，爸爸惊呼说：
“那就是刘家坟的房东呀！”
三天后，爸爸顶着烈日去访问刘开渠先生家。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我快到的时候，看见许多人进进出出，手都掩着鼻子。我走到门口，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臭气。这种臭气，我都形容不出。就像把大便、臭屁、咸鲞、霉千张、臭豆腐干……加在一起，五味调和。我忽然想起，这是死尸的臭味！原来那家人家的亲戚为了是否要打官司讨论了好几天，就让尸体躺在中间供牌位的房内。听说还烧了好几炉檀香，有什么用！”
我们听得很紧张。都不约而同想起了刘开渠先生家。那一回爸爸终于没有进去看他们。又过了几天，听说亲戚们终于决定不打官司，把那烂得面目全非、身上都是蛆虫的尸体收殓了。
后来爸爸去访问了刘开渠先生，得知他家把通向中间停尸房的那扇门关死了，从后门进出。好在泥墙有两尺厚，倒也没有闻到臭味。但与尸为邻的日子毕竟是难过的。我家幸而搬走了。我们那房间是没有后门的呀！重庆房子那么难找，我们不可能搬迁，只能从停尸间走进走出。啊，我这胆小鬼遇到这种事可怎么办啊？
爸爸说：“想想在前线抗敌的战士吧！战场上尸横遍野，到了夏天，就要闻这种臭味。”
这次，爸爸没有像在宜山时那样骂我。他说了这几句话就沉默了。
沙坪小屋
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那房子和如今的房子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一个庭院：用竹篱围起来，约二十方丈土地。房屋占其中的六方丈，坐落在西北角。房间的安排没说的，很实用，因为那又是爸爸亲自设计的。两开间，正屋隔成田字形，只是西北那间扁一点。朝向当然是南。进门就是客厅兼食堂，约一方丈半弱。后面的北房只有半方丈多一点，是家人卧室。东边前后间平分，前房是爸爸的书房兼卧室，后间也是家人的卧室。西边的披屋后间是厨房，前间也是卧室，不是后来加造的。
布置合理，但结构就很差了：用竹片做成紧密的篱笆式的墙，涂上泥，刷上一层石灰，就算是墙了。爸爸称这为“抗（战）建（国）式”的房子。外墙的石灰必须是灰色的，那是防空的要求。里边才是白的。由于墙壁太薄，夏天早上东边的太阳晒上来，东墙几乎可以烤烧饼。室内是泥地。有时可以看见老鼠钻来钻去。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厨房外西北角还造了一个很小的厕所。
周老板为了祝贺我们搬家，特地扛了一株五六米高的芭蕉送来，替我们种在花园的东北角里。他听见爸爸常念蒋捷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知道爸爸喜欢芭蕉。
由于重庆多山地，院子里的泥层很薄，下面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之类。芭蕉倒能成长。
我们颠沛流离了近六年，如今居然有了安身之地。尽管房子简陋，却毕竟是自家的。爸爸把这房子命名为“沙坪小屋”。沙坪小屋不仅内部简陋，地点也较荒凉。四周没有邻居，只有坡岩起伏。远远望来，沙坪小屋犹如一座亭子。所以爸爸自称“亭长”。
南边望得见一排叫做“合作新村”的房子，有几个熟人住着。从沙坪小屋去正街，要走里把路。半途中是吴朗西先生家租住的砖瓦房，门口刻着“皋庐”二字。但是过了皋庐再往前走，却必须经过一排坟墓。我总是屏住气加速步伐。
穿过正街，是往中央大学的路。半路上有一家私人医生的诊所，医生姓彭。有几天，他家门口竟停着一个尸体。据说是医疗事故致死（不知是否真实），家属故意在他门口停尸。我经过那里自然又是一番惊吓。
总之，我觉得以前外面到处都是坟呀尸体呀，家里都是蜈蚣呀老鼠呀，床上有臭虫呀跳蚤呀，身上有白虱，头上有头虱……有那么多动物威胁着我们，至于苍蝇、蟑螂、米虫、飞蛾等，已不在话下了。自从回江南住进上海的“洋房”后，我摆脱了这一切恐惧，现在见了一只蟑螂也要大惊小怪了。
我怕蜈蚣蟑螂之类的虫豸，却喜欢猫呀鸟呀之类的小动物。
爸爸在重庆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蔡紹怀，号介如。蔡介如先生是遵义罗庄时替爸爸灌肠的汪小玲之夫汪殿华的亲戚。蔡先生除了画画以外，喜欢养鸽子。为了有别于另外姓蔡的人，我们一直称他为“鸽子蔡先生”。他送给爸爸一对鸽子。后来这对鸽子生下小鸽，渐渐繁殖起来。
我读书的艺专在盘溪黑院墙。路很远，要经过中央大学，到中渡口摆渡到对岸，再走五华里路。所以我也是住校的。有一次我把一只鸽子带到学校，在它腿上系一封信，放了它。它居然飞回沙坪小屋。
很感谢鸽子蔡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份欢乐。到1995年我进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时，蔡先生已经是馆员了。我经常去看望他，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
在沙坪小屋时，我们还养过白鹅。那是爸爸的年轻朋友夏宗禹送的。夏先生要离开了，舍不得家养的白鹅，便从北碚把它带到重庆。爸爸亲自抱了这白鹅从重庆搭车回家，把白鹅养在院子里，一直养到抗战胜利我们要卖掉沙坪小屋时才转送给别人。
爸爸是喜欢自由的人。他在艺专当教务主任并教艺术概论，虽然难得去学校，去时总得与人周旋。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不久他就辞去了月薪118元法币的职务。辞职后，他高兴地说：
“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于是他就经常观察这白鹅的一举一动。
鹅的样子很高傲，像狗一样会看门，但对主人并不像狗那样亲昵。爸爸说它对任何人都“厉声呵斥”。在这旷野荒郊，这鹅给爸爸带来很大的乐趣。鹅被送走后，爸爸很怀念它，专门写了《沙坪小屋的鹅》一文。爸爸在文末说：
送出之后的几天内，颇有异样的感觉。这感觉与诀别一个人的时候所发生的感觉完全相同，不过分量较为轻微而已。原来一切众生，本是同根，凡属血气，皆有共感。所以这禽鸟比这房屋更是牵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恋。
我家经常有几只野狗来，常抢鹅的饭吃。饭被狗吃完后，鹅老爷昂首大叫，似乎责备主人供应不周。鹅生了不少蛋，家里的人皆大欢喜。寂寥的沙坪小屋中有这样一只高昂的白鹅，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欢乐。
京剧迷
我是京剧迷，迷到在艺专荒废课业的程度。宝姐和软姐也很喜欢京剧。华瞻哥也会唱几句《击鼓骂曹》。恩狗小时候倒没听见他唱京戏，可到了2004年他从香港退居回沪后去世前，有一天我突然对他说起京剧时，他竟然哼起《锁麟囊》来：
仔细观瞧，仔细！挑，锁麟囊上彩云飘……
使我大为惊讶。以前我们听唱片时他在一旁，但他脑中留下的印象竟不是我们常听的梅派戏，而是难得听的程派戏。程派戏中我就喜欢《锁麟囊》。恩狗是有音乐天才的。他是西洋音乐迷，善弹钢琴。他退居上海时已丧偶，孤独一人。我劝他买个钢琴自娱，他不肯。好在他住的地方离我家就差一条马路，可以来我家弹弹。他喜欢弹《少女的祈祷》。至今我一听见这曲子就会想起他。
我家对京剧的爱好，其实都源出于爸爸。早在石门缘缘堂时期，爸爸在买西洋音乐唱片时略微买几张梅兰芳唱片点缀点缀，不料从此迷上了京剧音乐。但当时只限于听赏，却从不去看戏。
1944年二三月间，我陪爸爸去长寿、涪陵、酆都旅行并举办爸爸画展，在涪陵逗留时发现当地竟有一家戏院在演出京戏。晚上无事，我们几乎天天去看。这是我们父女第一次看京戏演出，一看就迷上了。那时演出的主角是李蔷华和她妹妹李薇华。演得真好！难怪后来出了名。我们看过了全本《玉堂春》后，过几天海报上贴出《苏娘艳史》。其实我知道那就是“玉堂春”重演，可我一天不看也熬不住。我就没说穿，仍唆使爸爸去看。
回到沙坪坝后，我把京剧迷传染给了宝姐。我们两人竟在沙坪小屋东墙边扮起了京剧《梅龙镇》中的一场，还拍了照。
那时我在艺专已加入了“平剧研究团”，和柴扉、关良等老师以及爱好京剧的同学们一起唱，甚至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我第一次在学校演出的是《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同学周駒演薛平贵。我的唱腔全是从王玉蓉唱片中听来的。
后来又演过《女起解》。同学孙鼎铭演崇公道。李可染老师操琴。还演过什么戏，想不起来了，有一次，爸爸特地来看我演出。那是1945年迎新晚会时。路远，爸爸就在男同学的宿舍里借住了一夜。当晚演出的有好几个折子戏（即片段）。其中有关良先生和陈佩秋同学合演的《梅龙镇》。关先生京剧迷得很厉害，但就像他的京剧画一样，只求神似。所以唱“四平调”“啊啊啊……”时，竟忘了后面的唱词。他就用“嗯嗯嗯嗯……”来代替了。这一来，竟博得了一个满堂彩。爸爸事后谈到此事总是乐呵呵的。他说：
“不是演员演的戏很有味道，因为这种客串的演员不大拘泥于程式，反而使人感到天真，自然，质朴。”
后来宝姐所在的中央大学演戏时我也去看，也认识了她的爱唱戏的同学曹永秀等。我演京戏竟出了校门，在正街到中大之间那条路上的大众剧院里和大学的一个学生合演了《投军别窰》。
沙坪坝没正式的京剧院。为了看京剧，有一次爸爸带我们到重庆去。看完戏，投宿在爸爸的崇拜者一个军人的很窄的家里，我们姊妹俩打地铺。后来才知道那是这军人的小老婆的住处。
爸爸对我们的兴趣真是够关心的。
重庆时期的交游
1943—1945这三年内，爸爸游了重庆以西、以东、以北的十来个城市，并举办了个人画展。
1943年2—4月，爸爸带了“保护老师生命”的连新去泸州、自贡、五通桥、乐山。去乐山的目的，就是为了访问他所崇敬的马一浮先生，希望他能为弘公写传记。1938年10月25日，即恩狗出生后的次日，爸爸送别马先生后，在日记里写道：
……赴东环路送马先生离桂赴宜山。……匆匆话别，即到医院。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淡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
可见马先生在爸爸心中的分量有多重！等到我们举家迁往宜山时，马先生已赴乐山，在乐山大佛附近乌尤寺内的“复性书院”讲学，住在乌尤山脚的濠上草堂内了。
爸爸此行，专门写了一首关于马先生的诗，题为《乐山访濠上草堂呈马一浮先生》：
蜀道原无阻，灵山信不遥。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
麟凤胸中藏，龙蛇壁上骄。近邻谁得住？大佛百寻高。
早在1942年春，我家在遵义时，爸爸曾托人带画去乐山展览过。马先生看了那次展览后，于3月21日写了一首诗《观丰子恺画展》：
卧游壁观可同时，万法生心即画师。
每怪倪迂耽竹石，恰如郑侠写流离。
洞霄九锁人归远，云海千重鸟去迟。
屏上春山蕉下梦，未妨收入一囊诗。
马先生平时作诗喜欢用典故，不容易读懂。爸爸向他指出了这点，马先生便写了两首白话诗送给他。一首是：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另一首是：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爸爸非常喜欢这两首诗，一直把它挂在沙坪小屋墙上。可惜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另有一副对联至今还由我保存着：
藏胸丘壑知无尽，过眼云烟是等闲。
爸爸在乐山也访问了朱光潜先生。清明（4月6日）那天晚上，朱先生陪爸爸到在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朱光潜先生任教务长）的陈源先生家里，为他的女儿小滢在小册子上画了一幅《努力惜春华》。
经过五通桥时，爸爸画下了《长桥卧波》一画，并写了《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
1944年二三月间去长寿、涪陵、酆都，则是我陪去的。那时出游哪像如今那么奢侈。记得在长寿时，我们被安排住在长寿中学的教师宿舍里，每天吃食堂饭。每天早晨总是吃“煮捆”的鸡蛋下稀饭。就是把鸡蛋连壳煮一下，剥开来用酱油蘸着吃。我从那时起就爱上了这种吃法，一直吃到现在，一千年也吃不厌的。只是现在听说老年人吃多了不好，不敢天天吃了。
酆都早年被人们称为“鬼都”，到了那里一看，印象很不错。我们去参观了阎王殿。一进门，有一个活无常向我们扑过来：青面獠牙，两眼流血，手执破扇，把我们吓了一跳。但我们进门后，活无常就退回去了。原来只是跳跳板起的作用。阎王殿里有两副对联：
为恶必灭，若有不灭，祖宗之遗德，德尽必灭；
为善必昌，若有不昌，祖宗之遗殃，殃尽必昌。
另一副是：
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
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
这两副对联都是劝人为善，做得都很巧妙。我虽然不相信“轮回”，但总是努力行善，尽自己的绵力帮困助学已有十多年。那只是自己本性所使然，并非求报。事实上我的晚年如此幸福，已经得到好报。但看见有人为善作恶未得报应，心里确实不平。这副对联把未得报应归到祖宗头上，想让人心平气和一点。人们一般对于自己的子孙后代是很爱护的，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所以用这办法来鼓励世人，倒也不错。
我更喜欢这第二副对联。不必多加解释，看到的人都会首肯。
这天晚上，爸爸给我讲了许多鬼故事。
就在这1944年12月，爸爸又出了一次门，这回是单身一人去。先从重庆坐船到合川，再雇“滑竿”到南充。到达南充大约是12月11日或12日。南充有开明书店的代销处。爸爸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画展，于12月15日开幕。
在南充，爸爸认识了一个年轻朋友叫夏宗禹（名景凡），和他结了忘年之交，差点要招他为女婿。（对象可不是我啊！）那时“父母之命”是行不通了。很快就告吹。不过夏宗禹一直是我家的好朋友。他当时在花纱布管制局南充办事处工作，思想进步。抗战胜利后我家回江南时经过他老家宝鸡，认识了他的老母亲和一家人。爸爸去世后，1988年夏宗禹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了“四君子书”，其中一本就是《丰子恺遗作》。可惜夏先生在这套书出版后7年，因劳累过度而早逝了。
在南充，爸爸还认识了一个叫蒋閬仙的年轻人。蒋先生是南充人，但家在閬中，所以邀请爸爸去閬中举行画展。这次画展的成绩是满堂红。
从閬中经南充又去蓬溪，住在友人段虚谷家，参观了宝梵寺的明代壁画后才回重庆。回家已是一月下旬。
立达学园当时内迁到隆昌复校，由陶载良先生任校长。爸爸还是立达的校董。陶先生就邀请他去，并要爸爸在当地举办画展，由他包办一切。1945年6月15日，爸爸便动身了，这回又是只身。途径青木关时，应友人红豆诗人俞友清的建议，在那里举行了预展。6月23至26日，在隆昌展出了4天。
离开隆昌后，陶先生陪爸爸经内江于7月12日到达成都，参加了国际救济会的手工艺讨论会。在成都又举办了一次画展，并为“杜甫草堂”书写了杜甫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成都时，爸爸不知为何忽然写了一首关于我的诗：
最小偏恋胜谢娘，丹青歌舞学成双。
手描金碧和渲淡，心在西皮合二黄。
刻意学成梅博士，投胎愿作马连良。
藤床笑倚初开口，不是苏三即四郎。
爸爸从成都回家已是8月初。
在重庆的将近4年中，爸爸的交游是很广泛的。在沙坪小屋时，经常有好友来访。例如开明书店总经理范洗人、老友叶圣陶、傅彬然，他们来访时，和爸爸一起到皋庐与吴朗西夫妇饮酒叙旧。南面合作新村的沈仲九、张元善先生也常来坐坐。张元善先生来时，常和爸爸一起欣赏唱片中的昆曲。张先生听昆曲时很专心，低下头，以手撑额，闭上眼睛。爸爸事后对我说，这是好办法，别人就不会去打搅他，可以专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内行。
除了邻近的友人常相往来之外，爸爸每次到重庆，也总是忙碌着访问朋友。保安路的开明书店是必到之地，此外，他总要去长安寺拜謁太虚法师。太虚法师是我们的同乡人，加之他的性格很随和，爸爸和他很谈得来。爸爸还介入过徐悲鸿先生离婚的事，但没有成效。与巴金、郭沫若、茅盾等先生也有过交往。
艺专我的同学们，也常常三五成群来我家请教爸爸一些事。关良先生还应邀来我家唱过京戏，我们也唱。鸽子蔡先生的朋友陆剑南先生来操琴。
那一时期，是爸爸创作的黄金时代，也是一家人在逃难中最欢乐的时光。平时只有恩狗依依膝下。到了周末，在中大读书的宝姐、软姐、华瞻哥和从贵州湄潭来重庆沙坪坝读南开中学的元草哥，还有在艺专读书的我，全都回家相聚，可热闹了。每周虽然只休周日一天，不像现在这样周六也休息，可那一天真开心！
抗战时期流行一句话，叫做“领来的米，买来的肉，解除警报礼拜六”。那时有米免费发放；猪肉则很难买到。所以有领来的米和买来的肉是值得高兴的事。警报解除了，人心安定；星期六之晚，合家团聚。真是“四美具，二难并”的欢乐日子啊！
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爸爸1944年12月出门至1月下旬回来的那次，到家才3天，外婆就与世长辞了。这回外婆永远离开了我们，即使让章桂哥再跑一趟，也接不回来了。
我们离开遵义前，外婆的孙子把外婆接了去住。后来贵州独山时局紧张，岳英哥一家也要来重庆。大概是由于他家子女还小，老小一起带来不方便吧，或者是因为正巧有可靠的便人吧，他们托便人先把外婆带来。那时爸爸出门未归，我姐姐哥哥在校住宿，妈妈只能叫我和元草哥到车站去接。车站到沙坪小屋颇有一段路。外婆由我们两边搀扶着走。她走到后来，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一吟，我走得上无气下无屁了。”
我们当时自己正当青春少年，体会不到老年人体衰的痛苦，只能把她抬得更高些，像架伤者一样把她架回了沙坪小屋。妈妈赶快安排外婆躺下。这一躺，就没有再起来过。
外婆（她名叫方宝珍）没有等到胜利的消息传来，便于1945年1月25日离去，终年76岁。全家人跪在床前哭着为她送终。爸爸流的眼泪不比妈妈少。后来这件事传到故乡，人们说了一句乡间惯说的话：
“女婿落泪，珍珠落地。”是的，爸爸对外婆的感情非同一般。他没有封建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况她是自己的岳母，1937年逃难出来共渡患难的长者。
虽然客居他乡，爸爸还是为外婆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那时通讯不便，岳英哥一家还没有闻讯赶来。爸爸便以外婆的语气写了一副挽联：
我无遗憾，但望于凯歌声中归葬故里；
尔当自强，毋须在国难时期重振家声。
这“尔”，指的是岳英哥。抗战胜利后不久，岳英哥一家去了台湾。子女都很有出息。
外婆的棺材就葬在我们去正街路过的那些坟墓附近。谁知刚落葬不久，就被盗墓。大概因为爸爸名气太响了，盗墓者不了解知识分子大多是两袖清风，以为其中一定有金银财宝。妈妈哭了一场。爸爸叫人把坟墓修复，派连新日夜守护，直到坟土干了。
胜利后，棺木由水路运往故乡。不知为什么（可能是中途要转运吧），起初要有人护送一程。这任务由华瞻哥承担。对万事都要担心的满娘再三叮嘱华瞻哥：“你上了船，一定要把鞋带解开。万一有什么情况，跳水方便些。”
外婆是崇德人。（离石门18里。）棺木送到崇德落葬以后，据说又一次被盗墓。唉，名人难做啊，要累及岳母被盗墓两次！
终于胜利了
1944年的中秋，月明如昼，全家十人在沙坪小屋团聚。爸爸心情欢畅，多喝了几杯酒，没怎么赏月就睡着了。次日醒来，在枕上就填了一首“贺新凉”词：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
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
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骨肉几家有？
天于我，相当厚。
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
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
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
言未毕，齐摇手。
其中“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后来改为“只相思江南风物、旧时亲友”。估计是政治上的关系。因为抗战胜利的原因曾有三种说法。这里就不去评论了。
岂料被爸爸这首词说中了。1945年8月10日之夜，果然传来了我国胜利的大喜讯。全家欢欣鼓舞之余，一人一句写下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爸爸画了很多幅《八月十日之夜》分送亲友。次年又写了《狂欢之夜》一文补叙当时情景。那一天，就连平时客客气气的邻居也到我家来讨酒吃。爸爸找出两瓶正宗的茅台酒来请他们吃。一直闹到后半夜两点钟。
当时妈妈正陪着恩狗在歌乐山的医院里治他的大脑炎，没能和我们共欢。恩狗病愈后回来，妈妈对我们说，那天晚上外面忽然放起炮仗来，恩狗问妈妈外面什么事。妈妈打听后才知我国胜利了。6岁的恩狗虽然不懂胜利意味着什么，却也和妈妈欢喜了一阵。我想，妈妈心里一定在怀念着早死了一年多的外婆了。
至于爸爸，想的就更多了。
要回江南，首先得有钱。于是爸爸又在重庆举行了第二次画展。展出地点是在两路口社会服务处。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至7日。因订价太低，又是一个满堂红。为什么说“红”，因为爸爸那套画只供展览，不出售。要买的人指定要哪一幅，就在这一幅上用回形针别上一个红条子，上写某某人订。满场都是红条子，共有360张之多。有时同一幅画上别上好几张红条子，说明大家都看中这幅画。
展览结束后，爸爸就在家闭门作画。
随后，爸爸一人去过重庆附近的北碚，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如老舍、陈望道、章靳以等。
1946年1月，这批画又在沙坪坝和七星岗江苏同乡会续展。每次展览，我总要去帮忙别红纸条。
路费筹措好了，可回乡难啊。官员们坐上飞机先走了。他们号称去“接受”失地，可老百姓都说他们是去“劫收”。其他有钱有势的人把长江轮船的票买走了，哪里还轮得着知识分子！这次东归，当时通称为“复员”。江南人都盼望复员。
于是我们离开沙坪小屋，迁到重庆凯旋路特7号等候归舟。这里是开明书店的仓库，两开间。由于山城地势有高低，从后门看是三层，从前门看是一层。下面四间没有窗，只能做仓库。上面两间光线好。爸爸通过开明章雪山先生的关系，已经先把忘年交夏宗禹介绍入住其中的一间，我们就住在另一间。
四川当局曾有布告：欢迎下江教师留在重庆，报酬优厚。那时我的兄姐中已有三人在重庆当公教人员。见爸爸为船票焦头烂额，重庆却友好地挽留我们，于是，爸爸再问我们是否留恋重庆时，我们就不再“齐摇手”，而是说：“还是重庆好！”
爸爸也曾考虑过：缘缘堂既然已成焦土，这里倒还有几间“抗建式”房子可避风雨。自己已没有职业的牵累，何必辛辛苦苦地带了他们回到人浮于事的江南去替他们重找饭碗。
至于我，早已把重庆当作故乡。我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和凉粉，我已经学会一口四川话。四川话和贵州话近似，所以我于2007年10月去遵义时，我们那位老邻居的儿子桂侯夫妇来车站接着了我，给他妈妈打手机时，他妈妈问他我讲的是什么话，桂侯回答她说“一口贵州话”。他们对此都倍感亲切。
可是爸爸还是在念着马先生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思乡之情一直牵引着爸爸的心。他还是决心舍弃沙坪坝的衽席之安，要走东归的崎岖之路。4月20日，爸爸托人以廉价卖去住了近三年的沙坪小屋，决心东归。
庙湾的房子刚卖掉三天，眼看不久就要回江南去，爸爸可以见到他思念已久的老师——留在上海的夏丏尊先生了，忽然接到夏先生逝世的消息！爸爸悲痛之余，于5月1日在凯旋路写了《悼丏师》一文。文中说：
我所敬爱的两位老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李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
爸爸对这两位老师的感情确实非同一般。平时经常对我讲他们的事。关于弘公的回忆，后来他都写成文章。这一回，爸爸也对我讲夏先生的事。他说：
夏先生是对世事多愁的人。他看到周围的亲友发生什么不快的事，都要真心地为他们担忧。这八年来他处在水深火热的上海，不知道添了多少忧愁。……唉，听说有一个时期，他们家里一天只吃两顿饭，就是我们叫“扁担饭”的。……过这样的日子，怎能不促使夏先生早逝！……这一笔账，也要记在日本侵略者头上！
我听了这番话，暗自思忖我们一家幸亏逃了出来。不然的话，爸爸一定也会遭难。因为他懂日文，名气又响。如今我们能平安地回老家去，真是万幸！
可是为了回家乡，爸爸简直和逃难时一样操心。后来他终于作出决定：“人家都走空中，走水路，我走陆路；人家东归，我先北上，然后走陇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