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逃难还辛苦
1946年7月上旬，在胜利后将近一年时，我们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托庇我们近四年的山城。逃出来是10个人，走陇海路回去的是8个人：爸妈，我和元草哥、恩狗，以及先姐慕法哥带着他们的长子宋菲君。菲君那时才4岁，吃饭时，爸爸用一部两本头的《辞海》垫在凳子上，让他坐高些。这部《辞海》本来是给恩狗垫着坐的，恩狗已8岁，可以让给他外甥用了。
爸爸在浙一师时的同学周元祥之弟周元瑞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同行，倒也热闹。一路在餐馆吃饭时，周先生总要他们上一个“高汤”。我们后来才知高汤是免费的，味道倒也不错。
我们先坐长途汽车到绵阳。在绵阳等候摆渡，一等等了4天。记得那时我们住在一家旅馆里，被头上有黄迹，妈妈闻闻看，说是屎的臭味。我们习惯了种种苦难生活，都不在乎。
我还记得慕法哥去菜市买一条大鱼来，做鱼丸给大家吃。久不吃水产的大人们都很高兴，只有在缺少水产的川贵长大的我，并不觉得这是享受。
摆渡后经剑阁，大雨倾盆。车顶的行李湿透了，无法使用，只得拿下来卖给当地人。所得之钱，倒也有一张车票的数目。那两百多幅专供展览用的裱好的画也在车顶，幸亏包扎得好，只湿了一部分。
到广元后换车，进陕西省，经汉中到宝鸡。夏宗禹先生有兄弟和母亲住在宝鸡。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在这里也看到了以前只是传闻的窑洞，住在里面冬暖夏凉。
从宝鸡搭上火车，走陇海铁路往东行。原打算一直到徐州，再南下，回到盼望已久的江南。到达郑州时，铁路桥被日寇炸毁，只好坐船过了黄河另上火车，于8月1日到达开封。但前方兰封（今兰考）正在打内战，道中有阻，便在开封耽搁下来。
说起当时的陇海路，不知是不是火车后面拖的车太多的关系，好像有气无力，开得很慢。那时我们搭的不是如今的客车，而是车厢中间开门的。车内没有座椅，反正我们带着行李铺盖，坐自己的“软席”，倒也挺舒服。由于车开得慢，有人时时跳上来卖开水等。我以为那人是从附近村子跳上来的，可是过一会儿，他又上来了。咦！难道他一直跟着我们的车？这时忽然发现我们车厢里有人跳下了车，过一会儿又上来了。我从他的动作看出，原来是下去小便！而那个卖东西的人原来是从邻近的一个个车厢走过来的，走了一遍再走一遍。火车之慢可想而知。
火车每次过山洞时，我们总是一脸烟灰。因为后来我们是坐在车厢连接处的。我只见到别人脸上有，别人却见我脸上有，大家哈哈大笑。我们也曾在火车停驶时下黄河边去用脸盆舀水打算洗脸，岂知三分之二是泥浆。
到了开封，先住了旅馆。先姐一家和周元瑞先生经不起耽搁，和我们分手先行了。盘缠已不多，爸爸急得生了病。我们5个人在旅馆里住了12天。由于开封的报纸登出了丰子恺抵汴（开封别称）的消息，有几个昔年的学生来访，其他仰慕爸爸而前来访问的人也不少，给流落他乡的我们种种帮助，其中书法家谢瑞阶先生尤为诚恳。
爸爸病愈后，总是思念东归。有一所小学的领导来访，表示一定能替我们买到火车票。爸爸当然很高兴。他们请爸爸到学校去吃饭，盛情难却，只得去，因病体初愈，由元草哥和我陪去。在学校吃过饭后，他们请爸爸作画，横一张，竖一张，爸爸显然很疲劳。头顶上飞机声隆隆不绝，虽然不是敌机，总有点惊弓之鸟，心神不定。爸爸这次作画，肯定比“艺术的逃难”那次更加尴尬。
次日早晨，总算把我们一家连行李送上了火车。
这次上火车，不是往东去兰封方向，而是往西回到郑州。因为爸爸打算从郑州坐京汉铁路南下到武汉。那里有开明书店。在逃难途中，开明书店就好比外婆家。到了有开明书店的城市，总能得到种种帮助。从武汉买长江船票东归，也比重庆买船票方便多了。
火车抵郑州时是深夜。郑州城里已“戒严”，任何人都不得走动。我们不可能找旅馆，只得把行李放在人行道上，爸爸和元草哥坐在行李上守着。妈妈带着恩狗和我则到马路对面一家敞开大门的玄关里泥地上躺下来打算睡一会儿。我被妈妈安排在里边，她自己睡在最外面，中间是恩狗。刚躺下来，在黑暗中发现这玄关的里边竟还躺着几个男人。妈妈连忙叫我起来，和我调一个位置睡。这件小事我至今一直记得。妈妈对我真好！
幸而一宿平安无事。天亮后，“戒严”解除，由于盘缠已很拮据，我们马上到火车站要改搭京汉线。那时好像根本没什么排队买火车票的事。我们带着行李直接去月台（即站台）。一个个车厢挤得像罐头食品似的，哪里容得我们5个人带着行李上去。我们失望而归，只得找了一家很差的小旅馆容身。如此一天复一天，眼看盘缠将尽，火车无望。复员竟比逃难还吃力！我想，爸爸的头发，在复员时一定也急白了不少。
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照例带着行李站在月台上寻找希望。忽然有几个青年从车上跳下来问爸爸：
“你就是大画家丰子恺先生吗？”
“你们怎么知道？”
青年指指我们的行李。啊，原来爸爸防行李丢失或弄错，都一一贴上白纸，用毛笔写上“丰子恺”三字。正是这三个字救了我们。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青年团的团员，这节车厢是他们包下的。他们连忙吩咐车上的人腾出一块空地，帮我们一个个上车。这回的车厢不是中间开门的那种，竟像堆煤用的火柴盒芯似的车厢。我们好容易攀过高壁，跳进车厢内为我们留着的空地上。
总算到了武汉。这里熟朋友多，爸爸松了一口气。在开明书店的帮助下，爸爸在汉口和武昌各举行了一次画展，这一下就解决了生活问题和东归的盘缠问题。
满娘和宝姐软姐华瞻哥后来总算在重庆买到了船票。他们经过汉口时，上岸来和我们相会。匆匆一面，知道双方都平安，也就放心了。
他们走后，我们也买到了船票。搭上了比火车舒服得多的江轮。
我在武汉生了一场病。据妈妈说，我先是发高烧，爸爸去买来人造冰放在我身旁。后来我身体冰凉冰凉的，妈妈以为我这一次逃不脱鬼门关了。送到一位有名的中医家去看了一次，服了汤药，倒也渐渐好转了。有人说，这种病叫“汉口热”。
在船上，我吃起饭来饭特别香，吃了三碗还不够，自己不好意思再去添，便由妈妈代添来给我。我还大把大把地落头发。妈妈说，这是因为我生了那场病的缘故。
爸爸在武汉开两次画展，我因病都没去帮忙。元草哥一人去了。他回来讲给我们听，说在汉口花楼街汉华书局开画展的那次，有一对夫妇看了《兼母之父》的画，竟在展览室中吵起来。那男的指责女的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不管家务，女的生气地嚷道：
“是你自己要管的呀！……”
终于踏上了江南的土地
1946年9月25日，我们在南京上岸换火车到达了上海。爸爸后来在《胜利还乡记》一文中说：
我从京沪火车跨到月台上的时候，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比同它握手。
那时鲍慧和先生早已回到上海，住在宝山路宝山里45号。爸爸本来托鲍先生在上海为我们租屋，但鲍先生夫妇留我们住在他家，把主要的前楼让给我们住。
爸爸也写过复员打油诗，我们记得的不多，但毕竟是爸爸写的，再少也得记下来。姑且一并记在这里：
……老周吃午酒，半天在床上。……
宝鸡夏景禹，面上有刀伤。请我住窑洞，……
全席酒一桌，玉堂春一场。西瓜皮翠绿，香蕉颜色黄。
（抵开封后）老周等不及，……慕法已应聘，次日也学样。
剩下我一家。病魔就赏光。
（抵武汉后）开明胡经理，请客菜根香。
一吟生大病，几乎见阎王。幸有冉医生，服药就起床。
（武汉往南京轮船上。同船姜小姐）脸孔像宝姐，说话蛮出傥。……（抵上海）此脚十年前，踏过这地方。
慧和招待我，殷勤又直爽。
记者每天来，问我像审堂。
不久，我们就回故乡石门镇去凭吊缘缘堂。
那时候回故乡，要坐火车到长安，换小船去石门。抗战前，石门是个很繁华的地方。寺弄更加热闹。爸爸在《胜利还乡记》里写着：
每日上午，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用的俗语，形容拥挤，叫做“同寺弄里一样”。
可如今已面目全非。爸爸一直把寺弄比作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现在两旁的房子竟已变了草棚。我小时候读书的接待寺已不见踪影。房屋十之八九变成焦土。儿时游钓之地的“木场桥”本来是石造的拱桥，如今变了木造的平桥。爸爸说：“只除运河的湾没有变直，其他一切都改样了。”
一路上竟没有一个相识的人。阔别9年，孩子们都长大了，有的老人死了。在战火中流离或丧生的青壮年人也不少。总算碰到一个老先生叫张兰墀的。爸爸说，他的儿子叫张逸心，以前请爸爸教过日文。
走过木场桥，但见一片废墟。这就是我们当年歌哭生聚的缘缘堂吗？爸爸忽然说：“喏！我看到石头了。你们看，这块突出的石头，站在上面望下去是运河的水，很危险。我小时候是不敢站的，只有隔壁的王囡囡敢站上去，还做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有一次我叫别人拉住手站了一会，被你们娘娘（即祖母）责备。”
爸爸以前常给我们讲这件事。据说染坊司务用长竹竿把蓝印花布挑到架上去晒时，就是站在这块石头上的。全靠这块石头，给我们指示了老屋以及它后面的缘缘堂所在地。
缘缘堂只剩了一排墙脚石。在相当于爸爸书房的地方长了一棵两人多高的野生树木。我们在桂林时收到姑婆来信说缘缘堂的烟囱还在，象征“烟火不断”，可如今烟囱也已不知去向。华瞻哥即将去北京就职，他要带一点缘缘堂的纪念品去，便到处找，后来用利器在草地里挖了尺把深，才挖到一块焦木头，依地点推测，大概是客厅门槛或堂窗的遗骸。他把这块焦木头藏在火柴盒里了。
这天晚上我们住在丰嘉麟大伯的第三个儿子坤益哥家，爸爸喝了很多酒。第二天，我们到杭州去了。爸爸决定在杭州定居。此行就是为了“另觅新巢”。
湖畔小屋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作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这张照表示他正在为什么高兴的事而狂欢呢。
我读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那时也已从重庆迁到杭州。地点在风景优美的白堤上，孤山的脚下。我上学只要先往西步行，走过西泠桥，再往东走就到了。
这年秋天，我陪爸爸到上海大新公司（今中百一店）举办了一次画展，卖得约五百万法币，以供在杭州租屋用。
11月上旬，我们受“练市姆爸”之子周志亮（我叫他中明哥哥）的邀请，去参加他的婚礼。爸爸当他的证婚人。这一顿喜酒，我着实地饿了肚子，因为在四川吃惯了素菜和瘦猪肉，海鲜一概不吃，而席上偏偏大鱼大肉，我只得偷偷地逃出去到摊头上买油沸豆腐干吃。
次年（1947）3月，爸爸在招贤寺拐弯处，过了“大礼堂”的那地方，即静江路85号，租到了一所平房。虽然房间里是泥地，但这房子地势高，从马路要走上五六步石级才进门，所以并不潮湿。一共有五间房：三间正屋，天井左右各有一间厢房。东侧还有厨房等附属建筑。爸妈各占东西正屋，西厢房是满娘和软姐住，东厢房则是客房。搬家那天，石门东浜头南圣浜雪恩娘（即雪姑母）的儿子蒋镇东和乡亲阿六来帮忙。岳英哥一家也已迁回江南，前来助兴。
画展所得500万法币，尽数用在这屋子的租赁费、简单装修和购买简朴家具上，竟还不够。
这租屋位在风景地区，开门就见到对岸孤山和山下的放鹤亭。爸爸脱口而出：
“门对孤山放鹤亭！”
咦！这可以成为一副对联的下联呀！那么上联呢？爸爸想了几句，都不满意，后来靠好友章雪村先生帮忙想出了上联“居临葛岭招贤寺”，太好了！
这风景优美的住屋，后来又加了附属建筑。因为家里来住的子女多了，爸爸经济也略有宽裕，便在正屋的后面自己添造了3间扁扁的小屋。房间虽小，却有室名。西边爸爸住的房间后面那个小间，爸爸取名为“宜椿室”，我就住在这里；东边妈妈带恩狗住的房间后面那小间，取名为“宜萱室”，元草哥从北京铁道学院回来时住。中央一小间没室名，华瞻哥从北京回来时住过。
爸爸在上海时，其实曾答应到杭州后再去浙大任教。可是到杭州后“临阵脱逃”，又过起悠闲的赋闲生活来了。
这屋子，爸爸称它为“湖畔小屋”。但没有为它写屋名。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住到1948年夏天，就去台湾了。我们在这湖畔小屋里只住了一年半。
我们在杭州安家后，故乡的雪恩娘和乡亲们来看我们就很方便了。尤其是烧香时期，我家好比开了饭店旅馆，接待故乡的烧香客。有的并不认识，反正都跟镇东一样叫我爸妈一声娘舅舅妈，就来吃住了。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幸有一个叫章鸿的，妻子名秀英，夫妇俩给我家帮忙。他们所生女儿叫三芳，一家三口都住在我们这里，章鸿夫妇帮我们料理家务，三芳尚未入学，就在我们家和恩狗一起玩。
爸爸是喜欢热闹的。他用苏东坡的句子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家里：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
那一阵子客人可真多啊！
马一浮先生的“复性书院”那时就在静江路上我家与西泠桥之间的西湖边“葛阴山庄”内。就像逃难到桐庐乡下时那样，又成了我们家的近邻。爸爸能随时前往，聆听教诲，其乐融融。
通过许钦文先生的介绍，爸爸找年轻的易昭雪医生装了一口“义齿”。说起装全口假牙，我记得妈妈是在重庆沙坪坝的沙磁医院装的。那医院在大众剧场（就是我演过《投军别窰》的剧场）对面。每次都由我陪去。我算了一下，妈妈那时实足年龄还只有48岁吧。爸爸如今装全口假牙，实足年龄也才49岁。我到80岁的现在，还只是上下补装，并未装全口。可见爸妈那时生活实在太苦，营养太差，以致早衰。
爸爸非常感谢易昭雪医生的高超技术，写了两篇装牙的文章称颂他。2007年10月，女儿陪我到杭州去开会，我们抽空访问了易先生，他身体健朗，剥一个柚子给我们吃。我在家吃柚子是靠年轻人剥的，我才剥不动呢。我打算制止他別剥，我想，他已85岁高龄，他还没剥好，我们要赶着去开会了吧。哪里知道他很快就搞定。我惊叹易先生手劲真大，女儿说：
“你别忘了易先生是替外公拔牙的，手劲当然大！”
噢！我恍然大悟。
在湖畔小屋时期，1948年，爸爸的老友郑振铎先生来访，爸爸有《湖畔夜饮》一文专记其事。郑先生就是最初！用爸爸的漫画登上他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去的“伯乐”。两人十年阔别，畅饮叙旧，用贴在墙上的苏步青先生送给爸爸的诗作为佐酒的菜：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
没想到这次会面后十年，郑振铎先生在飞往阿富汗和阿拉伯作友好访问的途中，在苏联上空遇难，从此永诀了。
京剧缘
在湖畔小屋时期，我的京剧瘾是过足了。爸爸替我和宝姐从当时杭州唯一有京剧表演的“大世界”请了一位叫沈飘芳的艺人定期来家里教我们表演动作。这位沈先生以前是唱旦角的，上了一点年纪后不再演戏，大概在“大世界”给演员说戏吧。我那时在艺专经常演出。除了校内，还到爸爸的老同学田锡安先生的单位里演出过，和浙江大学的学生叫陈效仁的也合演过。那时演的戏有《女起解》、《三堂会审》、《御碑亭》（柴扉老师演王有道）、《鸿銮喜》、《花钿错》（我演副角小姐）、《打渔杀家》（柴扉老师演萧恩），等等。
沈飘芳先生配合我的演出加以辅导。就在那小天井里，我还向他学了不是演出用的《虹霓关》。我居然使起花枪来，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啊！我听了京剧的唱片，就把曲调用简谱记下来。这样，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些。我记录的曲谱，几乎都是梅兰芳的戏。
后来我竟有幸见到了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梅兰芳先生！
1947年梅花时节，爸爸一人去上海，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陪他去访问了梅兰芳先生，还有盛学明和陈警聵两位摄影家带了相机去。次日《申报》“自由谈”就有人登出文章和照片记载其事。爸爸自己后来也写了《访梅兰芳》一文。
我好眼红啊！
“爸爸你为什么不带我们去？”
我老是缠着他。终于次年（1948）清明过后，梅博士又在天蟾舞台演出了。爸爸就带着我和宝姐来到了上海。我们住在四马路（即福州路）天蟾舞台斜对面近广西路的振华旅馆。
有一位替梅先生拉二胡的倪秋平先生因酷爱西洋音乐，而且是读了爸爸的旧著《音乐的常识》（1925年12月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爸爸最早写作的音乐书）才开始喜欢上西乐的。因此很崇拜爸爸，常和他通信。我们到了上海，每晚梅先生演出结束后，倪先生就抱着琴囊来振华旅馆与爸爸聊天。爸爸学西乐而爱好皮黄；倪先生拉皮黄而爱好西乐。谈不完的话，一直谈到后半夜。
我们本来想等梅先生此次演出结束后再去访他，但看了一本《洛神》后，第二天还是去访了。托倪先生先去打一个招呼。
下午四点钟（大概这是倪先生指定的对梅先生最合适的时间），我们走出振华旅馆刚叫好出租车，看见我的二姐夫慕法哥正坐在藤椅里让人擦皮鞋。听说我们是去访梅兰芳，也是戏迷的他不管皮鞋只擦了一半就钻进了我们的汽车里。
“天外飞来的好运气！”
我和宝姐送给他这句话，未免带有妒羡的语气。我们盼了这么久才托人安排好这次访问，他却一钻进汽车就可以去见伶王了。
爸爸则嘲笑我们见伶王如“瞻仰天颜”，“面见如来”。
我们终于来到了马思南路（即今思南路）的梅宅。叩门后，随着大门打开，马上有两只小洋狗出迎。这时轮着慕法哥来嘲笑我们了：
“你们巴不得每人做一只吧？”
说说笑笑之间，我们穿过花园，终于坐在客厅的沙发里了。倪秋平先生先我们来此，这时他先到客厅里来陪我们，才聊了几句，梅先生就下楼来了。那时我们三个戏迷的表情，据爸爸后来在《再访梅兰芳》一文中说：
……陈宝一吟和慕法，目不转睛地注视他，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也不动，好像城隍庙里的三个菩萨……
我们看看坐在梅先生旁边的爸爸，其实比梅先生小四岁，才51岁，却留着胡子，一副老相。
记得抗战时期，我们在沙坪小屋时，从上海寄来报上剪下来的一张梅兰芳蓄须的照片。梅先生在沦陷区为了表示不愿为日寇演戏，把胡子留起来了。我们几个“梅迷”都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爸爸称颂他的“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如今，中国胜利了，梅先生又剃去胡子，出来为人民演戏了。这种品德比他的艺术更可贵。我们打心底里敬佩他。
爸爸两次访梅，均有文记载其事。在1961年梅先生逝世和逝世周年纪念时，也都写了纪念文章。为同一个人写了4篇，这在爸爸的文字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事。
弟子胡治均
胡治均先生是浙江镇海人，出生于1921年。因家境贫寒，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来上海“学生意”（即当学徒）。他在读小学时就看到我爸爸的《护生画集》，深受感动。后来又读了《子恺漫画》、《缘缘堂随笔》等书，成了忠实读者和私淑弟子。他一直盼望能见到慕名已久的作者。
1947年春，他在上海觉林素菜馆对着墙上挂的爸爸的画看得出神，一位素不相识的觉林职工拍拍他的肩膀和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热爱丰画，表示愿意引荐去见作者本人。不久，爸爸带着我从杭州来上海，那位职工和爸爸约定了时间，便让胡先生到我们下榻的振华旅馆见面。爸爸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并约他以后到上海时每次都来振华旅馆相会。
就在这一年冬天，胡先生写信到杭州，请求爸爸收他为弟子。12月12日他收到爸爸复信，大意说：
仁弟读书不多，为人忠厚，而好文爱学，颇有慧根。仆忝长一日，愿为师弟之交。……
爸爸还托开明书店、万叶书店寄给他好几本自己的著作，还送他一幅四尺中堂《双松图》，题的是“门前双松，终岁青葱，不识衰荣。”跋曰：
此画作于重庆，因爱双松之姿，收为缘缘堂自藏，今赠与新相知治均仁弟作永念。
可惜此大画及接受他拜师的信均毁于“文革”，令胡先生十分痛心。
胡先生认识了我爸爸后，曾提出要学画，爸爸却回答他说：“学画要有天才，当上画家能有几人，想要用画画挣饭吃，更不容易。”又说：“只要人品正，行为正，不会作诗亦有诗，不会作画亦有美。”
胡先生出于爱好，便私下偷偷临摹。
1948年爸爸带我和宝姐一起来上海，胡先生请我们到他那简陋的三层阁家里去吃饭。我们登上一节扶梯，转弯处总有一只煤球炉子。我们十分艰难地从一个个炉子旁经过，才进入他家狭小的三层阁内。
爸爸应约寄给报刊的画，都关照用毕退回原稿，把原搞送给胡先生。如此积累下来，有300幅之多。胡先生原是上海供电局的干部，只因在“反右”时差点被划成“右派”，便降职担任抄火表的工作。“文革”中自然躲不过批斗抄家，300幅画绝大部分都损失了。1969年春，他的“问题”审查结束，便来看望尚未“解放”的爸爸。他失声痛哭地诉说画幅受损失的事。爸爸安慰他说：
“不要难过。这样的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老舍被他们逼死了，你听说吗？死了就完了！我们不能去死。我不死，还有手，我会给你再画的。”
从此，每次胡先生来，爸爸总有画送给他，从不间断。画越积越多。到1971年秋，爸爸题“敝帚自珍”文字一页，作为这一批画的总称。其中有语曰：
……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
《敝帚自珍》共画4套。3套都是给家属，一套给弟子胡治均。
爸爸去世后，1981年7月1日，胡先生为祝贺党诞生60周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自己所作《献寿图》一幅，俨然是丰画的风格。
1982年我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丰子恺传》（次年2月出版）。为了集思广益，我请宝姐、先姐、元草哥以及潘文彦、胡治均二位先生一同参加撰写。胡先生当时交给我《振华旅馆》一文供我编入传记中。如今我再读此文，发现其中有一段写爸爸的内容，我竟已忘了个干净。今抄录如下与读者共享：
1947年旧历9月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弘一法师逝世5周年，也是丰先生的另一位老师夏丏尊先生逝世一年多的时候。就在这年春，丰先生趁在沪机会，与开明书店的几位老友，发起为两位前辈举办纪念会。他们决定在今年秋凉，假上海玉佛寺的一个厅堂，展出两位老人的遗墨、遗作和遗物，以志追悼。确定之后，丰先生在回杭州之前与我相约，秋凉之后，再在这个振华旅馆相会。
秋凉，纪念会如期开了，但是丰子恺先生未能参加。这是因为这年旧历九月二十六日，恰巧是丰先生自己50诞辰。他写信告诉我，略谓：杭州亲友，借了里西湖的新新旅馆，一定要为他祝寿。他无法推辞。信中说：“其实五十非寿，六十方称下寿……然亲友盛意难拂，藉此以叙旧耳。”他信中还告诉我，他收藏的遗物、纪念品，已派专人送到上海开明书店。纪念之事，全拜托叶圣陶先生主持了，并介绍我去见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先生等开明书店同人，闻知丰先生50寿辰，同时在上海也发起一个为丰氏贺寿活动。这个活动可说是简单朴素，又是风雅别致。朋友中有作诗的，有填词的，也有随便说几句恰如其分的祝词，各人把自己的作品，亲笔写在一本装裱精致的册页折子上。写齐之后寄给在杭州的丰子恺先生。这份礼物确也别出心裁，是一件可贵的纪念物。我见过这本折子，并抄录了几则，记得：
叶圣陶的贺诗：
何以为君寿，吟诗博上娱。声名周海内，啸傲对西湖。
崇佛情非佞，爱人德不孤。巴山怀昔醉，此乐欲重图。
郑振铎写道：
我国画家专长多，子恺以菩萨心作觉世画，五十之年固事业之方始也。傅彬然题曰：
以艺术手腕，显菩萨心肠。
周振甫的七绝：
百年事业今方半，已使儿童识姓名。小品法传重海外，悠然风度仰渊明。
此外，还有周予同、章锡琛、徐调孚等诸友，都有诗文为贺。老友们的贺诗，恰如其分地为子恺翁作了写照。
在台湾56天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为开门七件事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昂贵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湾之行，后来曾被人误解以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湾去，真是无稽之谈。爸爸笔下曾画了那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画，怎么会怕解放军来解放劳动人民呢！再说，那时离解放还有一年，爸爸在政治上哪有这种敏感。他在抗战时期十分关心时事，经常看报；太平时期我看他沉湎在艺术中，不那么过问政治，甚至不大看报了。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黄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是他的命根子，于是就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9月27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太平轮”，离开了上海。在船上一宿，晨起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竟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宝岛归还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1923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黄涵秋先生，通过黄认识我爸爸。后来交往甚多。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大创办文学院。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可是1974年他从美国回大陆探亲，在上海逗留3个星期，要陪同他的人带他去看好友丰子恺，那人说，他从未听见过此人，无法打听。返美后次年，钱先生在报上看到了我爸爸逝世的消息。
爸爸的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这里重逢。互相回忆萍乡的情况，都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的经理，招待很客气。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潮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精彩的。可那时19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一片。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
绍兴话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10月13日晚上8点15分，爸爸应邀在台北电台作了一次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还在中山堂举办了一次画展。
酒的问题总是使爸爸伤脑筋。钱歌川先生来台湾时带来一坛绍酒，要请爸爸去喝，爸爸叫他送到开明来与众同乐。上海的弟子胡治均从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思念绍酒，马上到麦家圈去买了两坛上好绍酒“太雕”，托人带到台北开明书店。爸爸很高兴，马上在开明书店举行了一次“绍酒宴”，让江南来的朋友大过其瘾。
可是，靠带来绍酒喝，绝非长久之计。爸爸决定不到台湾来安家。于是，我们随章老板一家游玩了草山、阿里山和日月潭后便离开了台湾。
我们先游离台北较近的草山，下榻阳明山庄。后来启程到台中，坐小火车上阿里山。那火车是头尾各有一个龙头的，走在“之”字形的铁路上，轮换着用前后两个龙头拉动车厢上山。我们观赏了三千年神木，爸爸后来还画了一张画。最有趣的就是住宿在山顶日本式的旅馆里。躺在“榻榻米”上通过落地玻璃窗俯观云海，犹如躺在一大堆雪白的棉花丛中。棉花中间伸出一株株树梢来，真好看。次日清晨，冒着严寒去看日出。
在阿里山上，我买了一个比眼镜盒短一点的手炉，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点燃后，用手握着它可以取暖。这东西竟然一直保存下来，后来捐给重建的缘缘堂陈列起来了。
离开了阿里山，我们来到日月潭，在山顶的湖泊中泛舟，访问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大公主不在家，我们就与二公主合影留念。下山后，经嘉义、新竹回到了台北。爸爸作《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斛愁》记录自己的感想。是的，台湾有万斛愁；可是从佛教的观点看，人间就是苦海，哪里没有万斛愁！
在台湾盘桓了56天，我们于11月28日渡海来到了厦门。
南国之行
厦门有爸爸的一个年轻朋友叫黄恢复，笔名黎丁，他家住在内武庙街17号。我们就借住在他那里。
弘一大师在厦门南普陀寺住过。在瑞金法师和广洽法师的协助下，弘公在这里办了佛教养正院。所以厦门有弘公居住过的房舍。爸爸渡海到厦门的目的，就是想参谒老师在南普陀的故居。
事有凑巧，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正好也在南普陀。广洽法师早在1931年通过弘公的介绍开始和爸爸通信达17年之久而从未见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退居南洋新加坡弘法。这一年恰好回厦门南普陀寺参加传戒大会。所以我们一到南普陀寺，就由广洽法师指引，参谒了弘公住过的阿兰若处。广洽法师还指点给我们看弘公当年手植的杨柳树，并作解释。原来弘公是按佛教戒律用柳枝来刷牙的：把柳枝半寸处咬一下，当刷子用，刷后用刀切断被咬过的部分，把它浸泡在水里。这柳枝生根发？后，弘公把它种在水池边，柳树竟长到一丈多高。
爸爸抚摸着柳树，站立了好一会，才依依不舍地离去。后来作了《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一画送给广洽法师。
11月18日，爸爸应厦门佛学会邀请，在寿山岩以《我与弘一大师》为题作了一次演讲。他认识了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佛学家、书法家虞愚，这才有了后来请托他为《护生画集》第五册写字的因缘。
这年冬天，爸爸去泉州参谒弘公圆寂之地。由黎丁先生和我陪同。先到安海，下榻在弘公住过的水心亭。由沈继生居士代表正在患病的泉州佛教协会龚念平会长前来迎接。到了泉州，住在玉屏巷“同乐会”宾馆。次日清早去温岭养老院参拜弘公骨灰塔和“晚晴室”，坐在老师和皈依师圆寂的床上拍照留念。由于是我拍的，质量自然不好，但总算留下了一点纪念。我们还参谒了弘公讲经的大开元寺，并到“弘一大师最后讲经处”的纪念碑前瞻仰。一路都由佛协叶青眼和沈继生两位居士陪同。
在泉州花巷的民众教育馆，爸爸举办了一次画展；在明伦堂文化界欢迎会上发表了以《人生的三个境界》为题的演说；在大光明戏院演讲了《广义的艺术》。
从泉州经石狮回厦门后，又于12月23日应石码王风池先生邀请，去该地三天，25日回厦门。去石码是虞愚居士和我们同行。石码各界人士在石码中学举行了一次欢迎大会。爸爸和虞先生都在会上做了演讲。
爸爸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都举行了演讲和画展。看来爸爸对南国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很满意，打算留下来做厦门人了。他写信给还在杭州的妈妈，要她安排好一切，前来厦门定居。宝姐本来在杭州教书，正好放寒假，她年底就到厦门来了，后来通过爸爸的关系，在双十中学教英文。软姐和满娘仍留在湖畔小屋，不拟南迁。华瞻哥已赴美国留学。所以妈妈只带了恩狗和正在家中养病的元草哥一同来到厦门。
记得我去码头接宝姐时，由于大船不能靠岸，用驳船载我们接客的人过去。驳船傍着了大船后不知何故不让我们上去，我看到好些人都攀越栏杆而上，我也学着攀越。船上的警察手执腰上解下来的皮带做出要打人的样子。但看见攀栏的都穿西装革履，不敢下手，竟朝我手背上打了一下，手背顿时青红起来。这个人欺我弱小，真势利！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挨打。打我的不是日本人，竟是中国人！
妈妈他们到厦门是1949年1月。起初也在内武庙挤着，但不久黎丁先生和我们一起在古城西路43号另租了宽敞的房子，我们两家都搬了过去。
但在内武庙时期，有一件事不可不记。那时爸爸忙着作画展重订的画。他实在忙不过来，有一次忽然向我提出：
“一吟，你来帮我上色吧！”
我吃了一惊。
“我……”
“陈之佛先生的工笔画，后来也是叫他大女儿上色的。”
“可人家本来就有功底，我……”
“你不也是艺专毕业的吗！”
父命难违，我就真的干起来了。我在艺专学的是应用美术，颜料一般是平涂的，比较工细。如今是给漫画上色，大概要有漫画的风格。于是我学爸爸那样，上色时有意给某些地方留空，算是“意到笔不到”。
“啊呀，你上色怎么留许多空白！”
“爸爸你不也是这样做的吗？”
“留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你却是有意留这么多空。”
“怎么才是自然的呢？”
“……”
爸爸大概觉得对我很难说清楚，还不如自己动手，把不该留空的地方一一给我补上。我惭愧地在旁边看着。
这件事已经过去60年。可如今我要旧事重提。我为当时上色上得不好要向那些拿到画的人致歉。同时，我有幸和爸爸“合作”了一次，深感骄傲。不知那批画今在何处？也许已在浩劫中毁去。即使尚存，恐怕也难找到了。但我必须把这件事趁我有生之年公诸于世，才觉得安心。
古城西路43号是二层楼三开间，楼下和楼上的中间房都作过道用。楼上左右两间我们住，楼下黎丁家住一间，另一间作厨房用。
黎丁的妻子叫琇年，人很和气。她普通话不大会说。有一次爸爸下楼，看见她出门去，就问她去哪儿。她回答说：
“去剃头。”
第二天爸爸又遇到她，出于礼貌，又问问她。她仍然说“去剃头”。噢，爸爸看见她的头发仍是老样子，心里想：昨天没剃成，所以今天再去剃。但第三天仍如此。爸爸觉得奇怪，把这事讲给我们听。正好黎丁先生来了，我们就问了他，他说：闽南话“剃头”这两个音是“玩儿”的意思呀！我们听了哈哈大笑。
原以为在这里可以长住下去，但不久获悉解放军即将南渡长江解放上海。叶圣陶先生从北方来信，劝爸爸趁早北返江南。爸爸虽然喜欢南国气候暖和，宜于居住，但对江南富有诗意的四季有别、春红秋艳毕竟也很怀念。看了叶先生的信，就决意拔根，举家北返。
但爸爸考虑着一件大事：他为报师恩、为践诺言而在弘公将届70冥寿时所作的70幅护生画虽已完成，而且广洽法师已在为这第三集筹资出版。但为第一二集写文字的弘公已经生西，找谁来为第三集写字呢？幸得章雪村先生来信指点，可以去香港找书法家叶恭绰先生书写。
爸爸决意自己单身前往香港，让妈妈带着我们回上海。（宝姐学期未满，暂时仍留厦门。）我们送爸爸上“丰祥号”时，但见厦门文艺界人士及友好在码头送行，盛况惊动了一船旅客。
爸爸在香港得到叶恭绰、黄般若以及《星岛日报》总编辑沈颂芳等先生的帮助，举行了三次画展，解决了他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到了初解放的上海，一家人的生活费如何着落。如今，有了这笔钱，暂时没问题了。
爸爸带着叶恭绰先生写好的护生文字，到广州搭上末班飞机，于4月23日到上海和我们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