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只道是寻常
春去秋来岁月忙，白云苍狗总难忘。追思往事惜流光。
楼下群儿开电视，楼头亲友打麻将。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是爸爸于1970年6月28日晨写给恩狗的信里所附的一首“浣溪沙”词。
信里只附这首词，没有附言。我一直到要编《丰子恺文集》前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全部信件时，才看到这封信和这首词。我的眼睛不禁润湿了。
“当时只道是寻常”这句话，带给我的是甜酸苦辣种种滋味。
1966年6月以前，我家一片祥和之气。
爸爸自己不一定参加打麻将，可他总是为亲友创造条件。（当然绝不赌钱，完全是游戏性质的。）楼下没空（例如让亲友邻居在厅里看电视了），就在楼上安排。如果人少缺搭子，他就凑上一个；人够了，他就退出，在一旁抽烟看别人打。总之，他很喜欢热闹。
这种热闹的日子，当时只道是寻常。一场浩劫开始后，人人自卫，不敢串门。家中冷冷清清，这才体会到当时没有珍惜“寻常”之可贵。
爸爸和我，常年都是待在家里弄笔杆子的人，对社会上的事熏尤其对政治，消息不灵，麻木不仁。哪里知道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只是在一次学习会上曾听说爸爸的随笔《阿咪》受了批判。“受批判”，在当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受批判的人好像被判了什么刑，永世不得翻身。后来我又听说爸爸是“内控”对象。大概因为他常应海外友人的要求，往海外寄字画（包括当时斥之为“迷信”的护生画）。他虽是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但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来叫他去接见外宾了。
其实，那时候批判《阿咪》，倒还算实事求是。只是说这篇文章光写狗呀猫呀的小事，而不反映工农兵大题材。不像后来对《阿咪》的批判那么胡说八道。我回家对爸爸说了《阿咪》受批的事，他没有任何表情。是啊，从来没有深入工厂、扎根农村、体验过部队生活的爸爸，你叫他怎么写得出工农兵呢！不是提倡“百花齐放”吗？狗呀猫呀的，为什么不能写呢？
不关心政治的我，以后就没有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终于向《阿咪》开炮了
1966年6月6日，爸爸任职的画院来了两个人。态度还算客气，还是“丰院长长丰院长短”的。不过他们说出了一件令人不快的事：
“丰院长，画院里贴出了一些大字报，其中也有关于您的。您是否可以去看看？”
爸爸虽是院长，却是讲好没有重要事情不去画院的，何况去做这种没趣的事！他们看出爸爸有难色，就退了一步，说：“叫你女儿代你去看也可以呀！”
就这样，第二天我去了汾阳路的画院。我女儿那时还不到一岁半，我把她抱了去，目的是想冲淡这不愉快之行的气氛。
一进门，就看到一张很长很长的大字报，几乎从天花板一直到地板。批判的就是《阿咪》。可是这一回批判的内容使人难以接受。说什么《阿咪》一文中：“猫伯伯”！有影射！……我的脸一时涨得绯红。天下竟有这样荒唐的事！我忍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抱着天真的小宝宝离开了这冷酷无情、不可理喻的大字报，急急忙忙走出了画院。
走到汾阳路上，女儿忽然“哇”的一声呕吐了一大堆在我肩上。怎么了？莫非祸不单行？急忙回到家里，我忍不住一边哭，一边把大字报的内容告诉了爸爸妈妈。
爸爸沉吟半晌，猛吸着香烟，过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
“一吟，你也知道，我们石门话有‘鬼伯伯’、‘贼伯伯’、‘皇帝伯伯’这样的称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三种人畜都可用‘伯伯’来称呼，其实也并没有什么贬义。毛病就出在这上面。……”
“不去管它，你先带孩子看病要紧！”爸爸妈妈都催促我。我噙着眼泪抱起孩子连忙去枫林路儿科医院。
“是肠套。必须马上做复位手术！”医生诊断后说。
缺乏医学知识的我，从未听说过“肠套”这种病。总是在想：爸爸倒霉，我也倒霉！
在给女儿做复位手术之前，要先让她安眠。喂她吃了安眠的药，她仍不睡；加了药剂量，她还是不睡。任凭我抱着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这小鬼就是不肯睡。天都快黑了，医生也要下班了，只得再给她打了安眠的针，好容易才睡着。那一晚，我认为是最倒霉的一晚。
谁想到这倒霉的事还在后头呢，现在只是一幕序曲。
“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
从来搞运动都没有碰我爸爸，这回是怎么搞的，竟揪住他不放。没多久，爸爸就被“请”到画院去“交代罪行”。再后来，干脆“勒令”他天天到画院去接受批判。一向受人尊敬、数十年没坐过班的爸爸，到69岁时遭此厄运，怎么吃得消啊！
爸爸深悔不该进了画院。其实，即使赋闲在家，也逃不脱这天罗地网。里弄里批斗起来更加厉害。画院还算文明的呢！
画院对爸爸组织了几次批判会，起初还只是一般的批判，后来要他“交代罪行”。所谓“罪行”，就是要他承认在自己的作品中有影射。这怎么可以随便承认啊！他们给爸爸扣上一顶顶帽子，说他是“漏网大右派”，是“反共老手”，是“反革命黑画家”，是“反动学术‘权威’”……
爸爸伤透了心。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1949年4月他何必从当时还未解放的厦门投身到即将解放的上海来呢？他又何必在年过半百后还重新学习俄文，为新社会的读者服务呢？他又怎么会在1958年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来沪演出时“以最耐寒的黄花，献给最坚强的英雄呢”？他又怎么会在1961年访问南昌的革命烈士纪念堂时洒下激动的热泪呢？爸爸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记得有一天，爸爸从画院回到家里，神情黯然。一杯酒下肚，就把白天遇到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他对家里人说：
“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
爸爸又吞下了一杯苦酒，老泪纵横……
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样伤心。爸爸以前也哭过不少次。可性质不一样啊。有时是看了电影或文艺作品受感动；有时是遇到了人生无法避免的生离死别。爸爸说：
“抗日战争时期，可以扬眉吐气地怒斥敌人；空袭的时候，至少也可以找个地方躲一躲。可现在……四周草木皆兵，好像都是敌人，叫我往哪里躲？……”
那时候，“开群众大会”让爸爸很害怕。他并不是真的怕群众，他曾无数次在群众面前讲演过，口若悬河，神情自若。可现在，他害怕。他是怕对付那些被组织起来的、被操纵了的群众。
就在那一天，抗日战争时和我们一起逃难的丙伯的第二个儿子周诒青（耘农）从外地来，正在我家做客。吃饭时，爸爸问他：
“你看这场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诒青参加过“四清”运动，颇有经验。他首先安慰我爸爸说：
“批斗到了最高峰，用‘群众大会’来吓你，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姆爸（即大伯）你不要惊慌。至于运动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也说不准，照‘四清’的前例看来，该不会很长吧……”
诒青说的“批斗到了最高峰，就说明他们已束手无策”这句话，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安慰。但毕竟世事难料。这一晚，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度过了。明天不知又会有什么花样！
好像在搞地下活动
电话机很快就拆除了。形势紧张，赶快写信通知先姐。信中不敢多说，怕信被拆。只说天太热，你不要来。此处没事，没有必要来。可先姐还是来了。
“你没收到信？叫你别来，你怎么来了？”
“我上午给家里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通；下午到了学校里又打，仍没反应。我就打到电话公司去问，回答我说：这号码已无用，电话机已拆除。我一听，更急了，连忙从学校赶来。”
当时爸爸不在家，先姐急得哭起来。幸而不久爸爸就回来了。先姐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爸爸身上都是粉笔灰。我给他掸了。爸爸坐下来吃晚饭，仍饮酒自若。我稍问问运动情况，爸爸总是说没什么。他总把话扯开去，好像很不愿意有人问起这种不快的事情。”
和宝姐通消息是比较快的，但必须学“地下工作”的方式。我进了“编译所”后，本来是不坐班的，一星期只去学习一个下午。“文革”一开始，就要求我们编译所和出版社一样正规上班。所以我几乎天天可以和宝姐见面。但宝姐所在的编辑室头头已表示过：
“丰陈宝应该受到监视，不然会把信息通过丰一吟传给丰子恺的。”
有什么大不了的信息，要对一个老人家保密！此话传到宝姐耳中，宝姐有一段时期不敢和我答腔，也不敢来看爸爸。有一次她熬不住了，特地换了一套平时不大穿的衣服，在晚上较晚的时候，走在路灯照不到的树荫里，偷偷地来看爸爸。
我家门口贴上大字报说不许女婿幕后操纵这件事发生后，第二天宝姐在单位里就受到责问（显然是住在我们弄堂对面的人传过去的）：
“那女婿是指谁？”
宝姐说：“爸爸女婿多了，我怎么知道是谁！”
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宝姐，这回竟大胆地赖了账。是啊，她一定考虑过：这件事查不出来的。因为看到民望哥的人，就只有华东医院那个护士。她又不认识民望哥，也不认识宝姐。知道是女婿就很不容易了。
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爸爸的工资已从每月220元降到60元“生活费”，存款也被“冻结”了。（后来连我个人的存款也被“冻结”，我何罪之有！）家里开销不够，有一天，妈妈到陕西路淮海路口的银行去取爸爸的存款。他们不让取，说是上头吩咐已经“冻结”了。这还不算，张春桥（后来才知他是“四人帮”中之一人）知道了妈妈取存款这件事，竟在一次会上说：
“要有阶级斗争观念，要提高警惕性！譬如反共老手丰子恺就很不老实，叫他老婆去银行取存款。……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取自己的钱用，竟被说成“不老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所以宝姐每次来，总给妈妈塞点钱补贴家用。有时约了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秘密相会，暗中把钱交我带回去给家里用。其他子女对老父母也有种种关心。
有一次，爸爸在“牛棚”里因头晕跌倒在水泥地上（大概又是脑贫血发作），去医院，头上缝了几针。我找一机会悄悄地告诉了宝姐。宝姐非常挂念。但风声很紧，她不敢来。一时也没有机会和我两人单独在一起。她便写了一张小纸条问爸爸情况，把纸条塞在缝衣针的管子里，也就不十分避人，在两人交手过时一边递上针管一边对我说：
“这就是你要向我借的缝衣针。”
“日月楼”只剩一半了
凡是被斗过的人家，总会受到里弄和房管处的注意。
有许多消息传来，说里弄这家被“扫地出门”了，那家的主人被斗后自杀了，还落了个“畏罪自杀”的罪名，等等。
我们心中惶惶不安，等待着大祸临头。
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白天有人敲我家的门，还敲得杀气腾腾。我正在楼下客堂里，赶快去开，这种人得罪不得啊。
“快去房管所一趟！”那人好像赶任务似的，说完就走。我们的房管所就在后面长乐路茂名南路口。我对爸妈说了，马上就要动身。
“我们不会被‘扫地出门’吧？”爸爸担心起来。
“不会！”我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安慰他。“你又不是资本家，不属‘地富反坏右’。”
所谓“地富反坏右”，是“文革”前就有的名称。那时人们都以为地主、富农和不法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真的全都是坏人。“文革”后，又加入了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臭老九”（指知识分子）等莫名其妙的另外四类。当时我说：
“只有‘地富反坏右’才会扫地出门。我们不会的。爸爸还没有定案呢！”
“嗯……”爸爸将信将疑地应了一声。
“那位负责的苏同志上了点年纪，人很和气。一吟你给他说几句好话，他会……”
“知道，知道！”我没等妈妈把话说完，赶紧出门去了。一路上满肚子心事，筹划着到了那里该如何应对。
到了房管所，人多着呢。主持人不是苏同志。
“坏了。”我这才想起来，苏同志已上了年纪，快退休了。“这下糟了！”
一个很凶的年轻人正在呵斥被叫来的人，责令他如何如何。有的人回答时强词夺理，有的人则苦苦哀求，看来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心里想：太平点算了。强词夺理会使对方反感，苦苦哀求非我辈所愿。抗战八年，我们什么苦头都吃过了，只要不扫地出门就行。
终于轮到我了。那个年轻人见了我，二话没说，开口就下令：
“你父亲被批斗，大字报都贴到街上来了。你们一家人住那么多房间。快把一楼和三楼统统让出来，还有亭子间。你们一共才三个人，加个保姆也才四个人。二楼还不够住吗。对了，厨房后面的小平房也让出来！”他看见我要说话的样子，赶紧接着说：“怎么？你要是不服气，我们就把你家的沙发都往外扔！”
“没希望了……”我只好乖乖地退出，让后面一个人上来听他训话。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来。一进门，爸妈马上问：
“怎么样？”我几乎要哭了。得知详情后，妈妈叹一口气说：
“光是让楼下倒也罢了。三楼也叫我们让出去，住进来的房客不是要从我们二楼经过吗？还有厕所、浴室，不都要和我们合用吗？”
我默默地望着爸爸，没出声。爸爸慢吞吞地说：
“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要不赶我们出去。住进来的也都是人，只要我们对他们好，人家也会通情达……”
爸爸说到这里，词语含糊了。想必是记起了批斗他的人不属于通情达理的。
我在房管处也没问一楼和三楼该什么时候让出来。这一天，大家都懒洋洋的，没有马上动手处理室内的东西。
第二天，苏同志忽然光临我家。爸爸接待他，我们都在一旁陪着，想听听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看他那尊敬我爸爸的样子，不会是坏消息呢。
“昨天他们对你们的房子问题，是过分了一点。没办法，年轻人造反的劲头大，况且他们不知道你是高级知识分子，是知名人士。我和他们谈了一下，让是总归要让的。这样吧，三楼免了，留着你们自己用，方便些。其他还是要让的。不过，老先生，你们慢慢来，不必那么急的。”
我们听到这里，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三楼不让，太好了！
苏同志临走前又说了些闲话，显然带着对爸爸敬仰而又不敢太显露的语气。
“这是个好人！”爸爸送走他后说。
“我们全亏他！”妈妈感激地说。
接着，我们就考虑如何处理楼下的家什。小间原来只是放一个石磨（我们一直管它叫“磨子间”），把磨子搬出来就行。亭子间是英娥阿姨住的，请她搬上三楼，也比较简单。倒是楼下客厅和吃饭间里，有前房客董太太留给我们的很漂亮的洋式家具，什么沙发呀，吧台呀，大菜台呀，怎么办呢？
房管所的人虽然气势汹汹地勒令我们退了房子，后来倒也不来催我们出空。苏同志显然是知道内情的。我们也就拖着。不过，从那时起，我们生活都已集中在楼上，任楼下空着。
如今根据一些发票，我知道我们开始卖家具的日子是1966年10月29日。这一天，找一家旧家具店上门估价，卖掉了四件家具：一只柚木大菜台连两块柚板，55元；一个柚木长橱，40元；一个玻璃橱，35元；8只椅子，40元。羊肉当狗肉卖了。第二次卖家具是在1967年8月。除了卖去剩下的家具外，沙发也卖掉了。两个月后，最后一件大家伙——惠纳85键钢琴，终于也卖掉了。扣除修理费后净得278.30元。记得卖钢琴时爸爸有点难过。这是他为最疼爱的幼子新枚买下的。如今卖掉了钢琴，再也听不到他弹琴的声音了。
就这样，给我们带来了十多年欢乐的“日月楼”，只剩下一半了。
护生画出事了
那还是比较早的时候。爸爸虽然已在接受批判，家里还没有受到侵犯。有一次华瞻哥来，问起画院对爸爸批判了些什么。爸爸讲了一些，其中提到《护生画集》。华瞻哥听到这里，很敏感地从书橱里抽出一本《护生画集》第四册，那是广洽法师于1960年初在新加坡出版后寄来的。华瞻哥翻着翻着，紧锁着眉头说：
“唉，这些画……一幅幅，他们都可以找出理由来批判。……唉……”
翻到最后，华瞻哥忽然“啊！”了一声，接着就把这最后一幅的画题读出来：“月子湾湾照九州，几家欢笑几家愁——啊不！还是万家愁呢！那还了得！”
我和爸爸带着惊疑的眼光望着华瞻哥。
“你们难道还没有觉得问题严重吗？”华瞻哥觉得我们在政治上太无知了。
“那不是《水滸》里的诗句吗？”爸爸说。
“可你是在什么时代发表这幅画的！是60年代！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几家愁，你还改为万家愁呢！”
这时候爸爸和我一下子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心想“这下可闯祸了！”爸爸比我镇静，他讷讷地说：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人世间就是苦海——”爸爸还没讲完，华瞻哥打断了他的话说：
“可现在碰到了‘文革’呀！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他们批你，你能和他们宣传佛教吗？爸爸一直待在家里，不知道外界的情况，情有可原。可你呢？你们编译所不是也有政治学习吗？”华瞻哥转向我。“你看到爸爸画这样的画，难道不觉得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吗？”
“我们学习每周只有一次。在学习会上光是聊天……爸爸画护生画，我没……”这时爸爸在一旁端详这幅出问题的画，自言自语说：
“九州明明是指中国，我这一点难道不懂……画中的城墙是长城模样，更证明了我指的是中国。我怎么会……真是见了鬼了！”
华瞻哥见爸爸自责，便安慰他说：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过去，就别去想它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挽救这件事。弄得不好，可以被定为‘反革命’，那时麻烦就大了。”
反革命是要坐牢的。
我们三人都紧张地陷入沉思。……最后还是爸爸先说话：“写信请广洽法师帮忙！”
我们两人听了，好像看到了救星。都说：“好！这办法好！不过具体怎么做法，还得慎重考虑。”
以前爸爸寄出去的东西，曾受过检查。我们有个党员同事在“文革”初期曾透露给我和宝姐听，说爸爸是“内定”的“右派”，因为他老是往外国寄书册。是的，爸爸确实常给广洽法师寄书画作品和图册。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难道邮局可以随便拆包？既然这样，爸爸这回如果再往外寄信求助，信被拆了可了不得啦。我们仔细商量的结果，由爸爸写一封信给广洽法师，就说那最后一幅画是解放前1946年的旧作，早年寄赠法师的。只因法师凑不满80幅，从旧画中随便！了这一幅放了进去。如今既已出版，务请刻一个“1946年”的图章，盖在每本书这幅画下方的角上，以弥补此错误。
“好，好，就这么办，”华瞻哥表示赞同。“你们看，爸爸在这册书的‘后记’中写的就是‘广洽法师将予历年陆续写寄之护生画八十幅在星洲副刊’——爸爸这幅也属‘历年’之列呀！”
我们也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啊呀不对！”我忽然想起，“如果法师来信说那是你自己！的，不是我！的啊，岂不更糟！”
三个人又都沉默了。最后还是爸爸出了个好主意：
“这样吧，我给法师拟一封回信，要他照抄。”
“这样做法师会不高兴吗？”
“不会不会，法师很尊重我的，”爸爸说，“再说，他们在外面也会听到‘文革’的情况。他会了解的，他会帮我这个大忙的。”
我们就帮爸爸拟定了回信，回信内表示这是法师自己从爸爸的旧作中！取这幅画的，现已一一盖上“1946年”的图章。很晚，华瞻哥才离去。第二天，我把信投进了邮筒。于是，天天等待着回信。……
自“文革”以来，我每天为爸爸的事愁眉不展。自从发生护生事件以后，我更加发愁了。现在我两眉之间有两条皱纹，以前没有的，就是“文革”中出现的。那一阵子，我天天蹙着眉头祈求上苍保佑爸爸别出事。
等呀等呀，信终于来了！完全照爸爸一样写，而且说他已盖上了“1946年”的图章。（已送出的书只好算作漏网之鱼了。）广洽法师真好！我们好比有了护身符，我拿着信舍不得放下来。
“啊呀！我们把这封信放在哪里才好啊？”我忽然想起。“不是到处都在抄家吗。如果这护身符被他们抄走，……”
我这话引起了家里人注意。大家都发起愁来，想出了种种办法。我楼上楼下走了一圈，发现通向客厅的大楼梯和通向厨房的小楼梯交汇的那个平台上似乎有一个洞。我蹲下去用手挖一下。那洞是转弯的，而且不是无底洞。把信塞在里面，既安全，又不外露。我把信放了进去，大家心中都落下了一块大石头。
“一吟，既然信可以藏起来，那我们把汉兴里的房子顶掉了得来的那些‘小黄鱼’，你也找一个地方藏一下吧！如果给他们抄走了，就算有得还，至多也只是按平价的行情折价给了钱，太吃亏了。”妈妈说。
我朝爸爸看看，爸爸说：
“对了！我忽然想起来：按政府规定，饰金可以私有，而这种金条似乎必须归国家收藏。”
“那还是藏起来的好。让我再来找个好地方吧！”
我又楼上楼下兜了一圈，英娥阿姨跟在我后面。我们走到了厨房里，她指了指楼梯间。所谓楼梯间，是楼梯下面进去高而后来渐渐低下去的一个潮湿的暗间。里面放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觉得这种地方反而受人注意。不过，我打开门后，发现左下方有一扇我平时从未注意到的小门。打开一看，里面黑糊糊的，一股潮湿的气味向我袭来。这里原来是我们这幢房子底楼的地板下面。从弄堂走进我家房屋时要跨上4级水泥的扶梯。把房子的底层造高一点，是为了防潮湿。这可帮了我大忙。我决定钻进去。这么大一个地方，哪儿都可以安全地容纳这几块比指甲略大的“小黄鱼”。
“我进去吧！”忠诚的英娥阿姨见我进去有点困难的样子，自告奋勇地说。
“不！你年纪比我大。还是我进去。”
说这话时，我的半个身子已经进去了。等我全部进入以后，定一定神，里面的情况已摸清楚。我决定把这包东西塞在靠近小门的凹凸不平的墙上，以便事情过去后容易取出。
太方便了！我很快完成了任务，爬了出来。这地方确实安全，后来我家经过两次抄家，也没被发现。
我从未做过这类“地下工作”。事后想想觉得可笑。爸爸去世后，妈妈把这些“小黄鱼”分给我们七子女，分不匀的，我托我的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切割了一下。可我虽然辛辛苦苦地奉母命“窝藏”了这些“小黄鱼”，其实我对黄金一点兴趣也没有，分到我手里的早就被我送掉了，连送谁都忘了，也不想问。
烧《护生画集》
“啊呀，我想起来，三楼的矮壁橱里还有广洽法师寄过来的很多护生画第四集呢。上面不是都有那幅画吗，而且没有盖过‘1946年’图章的。”
我忽然紧张起来。一家人都愣住了。其实不识字的英娥阿姨和甚至识字的妈妈并不十分清楚这本书里的问题出在哪里，但她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丢……”爸爸还没说完，就已知道不可能丢。曾听到过传言说垃圾桶里发现了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也要追查是哪家丢的。“怎么处理都可以。反正这种书新加坡有的是。”爸爸补说一句。
“我放在浴缸里用水把书浸软，撕碎，就看不出了。”英娥阿姨对我们家是忠心耿耿的，完全像自家人，甚至比自家人还自家人。（有时妈妈也得让她几分。）所以她对这件事很关心。
“试试吧。”爸爸说。
于是行动起来。可是事与愿违。这本书印得太考究，纸很牢，怎么泡也泡不软，依然故我。英娥阿姨叹气了。“怎么办，先生？”
“那就……烧掉它，”爸爸无可奈何地说。
可是烧有火光，有烟味……我们一筹莫展。最后还是英娥阿姨出了个主意：
“晚上烧，不，半夜烧，这件事交给我。”
“我和你一起来。爸妈你们就别管了，到了晚上，你们只管睡你们的。”
半夜，英娥阿姨从厨房里端了个炒菜锅上来，还不知她从哪儿弄来一些灰放在锅底，把锅搁在一只翻过来的小凳上，还有一把拨弄用的火钳，想得很周到。我们把这套道具放在上二楼刚走完扶梯还没进房间的那块平台上，把这四周所有门窗全部关闭，家里的灯也都关了，只剩楼梯走上来那块平台上方的一个灯。记得这一天，外面一直下着毛毛小雨，到半夜也不停。这是有利条件。
我们开始“焚书”了。把书放在一旁，由我一页页撕下来，英娥阿姨管焚烧的事。烈火熊熊，一本本护生四集就这样付之一炬。在我们家里再也没有这本含冤的“毒草”了。可如今我要一本当时的单行本护生四集，也找不到了！终生遗憾！但毕竟是爸爸的安全更重要！
“焚书”已近尾声，正当我们暗自庆幸时，忽然我家的门铃响了！
我永远忘不了这紧张的一刻！是谁会在半夜按我家的电铃？莫非有人发现了火光？有人闻到了气味？这下祸闯大了！不仅我和英娥阿姨这两个“执行者”会遭难，还会连累爸爸，说他是“指使者”。只有妈妈无辜，还能来替我们送送牢饭。
我和英娥阿姨呆若木鸡；爸爸妈妈在黑暗的房里，但愿他们已睡着了，没听见。
……
我们这样待了很久。我简直停止了思维，只有心在怦怦乱跳。可是，竟然什么也没发生！门铃只响了一次，就再也不响了。
是佛在保佑我们吗？是按错了门铃吗？是谁开玩笑吗？或者，更可能的是过往巡逻的人闻到了气味，怕我家失火。按了一下门铃没反应，也不想管这闲事了。总之，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期，这天半夜一定有人在佑护我们。
是啦，一定是弘一大师！他不会怪罪我们烧护生画集，因为他知道我们是逼不得已的；而且他能预见到爸爸后来身陷困境还在晨曦中完成最后一册《护生画集》，提早为弘一大师祝百岁冥寿。
熊熊烈火慢慢熄灭了。我们的心跳也渐趋正常了。但是大家都不敢对话，生怕被人听见。
英娥阿姨收拾好残局。我们就这样在沉默中过了不眠之夜。……
无穷尽的批斗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画院逼着爸爸“彻底”交代，否则要开群众大会——那一次使我家特别紧张。爸爸自己呢，从来都受人尊敬，突然变成阶下囚，思想更是转不过弯来。不过，后来渐渐明白了：这是政治上的斗争，波及到老百姓。历史上的老百姓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事不在少数。至于下边那些执行者，其实也是老百姓。有的人是愚忠，有的人是不敢抗命，那都是可原谅的。唯有那些混水摸鱼的投机分子，在这种乱世，正是他们表现自己的好机会。有道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挡”。也只得任他们表现，任他们折磨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爸爸就不再认真。他开始做戏，巧妙对付。
批斗的次数很多，除了画院之外，什么少年宫啦，美术展览馆啦，江西中路青年会啦，上钢三厂啦，求新造船厂啦，崇明啦，川沙啦，车沟大队啦，民建大队啦……恐怕连爸爸自己也记不得那么多，我连先后次序也搞不清。
少年宫那次批斗时，据说唐云先生遭到毒打，棍子都打断了。因此，接着把大家拉出去游街时唐先生没法参加。据说游街的人中有沈柔坚先生等等。
爸爸事后说，那次游街时，有一少年尾随着他，找一机会悄悄地对他说“丰先生，我是很崇拜你的。”
崇明是画院程亚君先生搞“四清”运动的地方。所以爸爸被带到崇明去，程先生也一起陪去。爸爸的漫画一张张被放大后裱在硬纸上带去。崇明较远，要过夜的。爸爸就在这时养成了和衣而睡的习惯。
他们两人被批斗，造反派则趁机在崇明买大闸蟹带回去享受。
在车沟大队时，正逢刘少奇同志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工宣队便对“牛”们训话：“你们的总后台垮台了！”天晓得，“牛”们之中恐怕没一个与刘少奇同志有任何联系，怎么一下子变成自己的总后台了？
关于川沙的批斗，在爸爸去世后我认识了一位川沙的朋友，请他写下了如下的情况：
1969年秋冬之际，由上海美术界组织派人开小轿车，将丰子恺先生带来川沙大会堂批判。
批判会上，事先已将丰子恺先生画集里十来张漫画临摹放大在整张白纸上，由批判发言人逐张进行批判。批判一张，撕下一张，团成纸团，丢在丰子恺先生的周围。在批判结束时，有一个人拿竹扫帚随着丰子恺先生走进舞台侧幕时，象征性地跟着扫过去，同时高呼口号：扫进历史垃圾堆！
丰子恺先生在批判会上，由于年老了，是让他坐在凳子上的。只是在批判高潮时，曾叫他站立过。
批判会后，丰子恺先生仍由小轿车带走，离开川沙。
这次批判算是文明的。爸爸还坐上了好久没坐过的小轿车。批判时也没让他多站。倒是造反派们在这次批判前煞费了一番功夫，还准备了道具，可能像排戏一样还得先排演一番吧。
张乐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事，题目叫《画图又识春风面》。其中关于批斗的事这样写着：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吟按：指由两个“造反派”一左一右按下被批斗人的头飞快地把他推出场），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
林放先生于1983年2月10日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丰子恺先生一事》中提到求新造船厂的那次批斗。文章不太长，我就全文抄录如下：
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续笔》在内。这些《续笔》，据丰一吟同志说是在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子恺先生是属于我们老师一辈的长者。我至今还能回味自己的中学生时期，从丰先生的美术音乐著作和随笔漫画中吸取的营养和情趣。由于年龄上的差距，我和丰先生是够不上有什么交往。但在“文革”中却居然也有这么一次的“缘”分，足以印证一吟同志所说的丰先生在大动乱中写作的背景。那天由好多个“造反”组织在求新造船厂联合召开的批斗大会，“牛鬼蛇神”是黑压压的一大堆，约二三十名之多，其中就有丰先生。不过那天的重点对象似是周信芳和袁雪芬两位。丰先生和我面对面地枯坐在长板凳上，听着前台的董超、薛霸凶神恶煞似的抡着水火棍揪斗周、袁两位，大声吆喝，拳足交加，完全是按照京剧《野猪林》的戏路来进行批斗的。尽管气氛是如此紧张，丰先生却还是跟平素一样，恬静肃穆，淡然入定，只是在他的眼光里流露那么一点悲天悯人的忧郁的神情。直至批斗会解散后，我们又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南市某处，丰先生跳车下去，恰巧旁边有一辆车横闯过来，擦着他的身边疾驰过去。大家“哎呀”一声为他捏了一把汗，然后目送他踽踽独行而去的背影。这就算是我对丰先生的最后印象了。
现在呢，除了上面我所见的白天坐“牛棚”挨批斗的背景之外，又加上了“清晨却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了《缘缘堂续笔》”这样执拗地忠贞于艺术创作的情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好好地思考思考吗？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里弄也奉命监督起爸爸来了。要他每天在我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扫地。活儿不重，但叫人痛心！我年纪轻轻的不许扫，专职打扫卫生的英娥阿姨不许扫，偏要叫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去扫。我们忍心吗？我只好为爸爸做一点准备工作：给我家的畚箕装上个长柄，让爸爸可以不必弯腰。没扫了几天，妈妈就代替了爸爸做这工作。好在里弄里也没人来检查。
先姐还回忆起一件事。有一次她带了女儿阿春来看爸爸妈妈。爸爸上午被传到单位去了半天，回家已很累。吃了午饭正在午休时，忽然楼下进来一个人，妈妈事后告诉我是里弄干部菖大姐，原来就是那个得志弄权的小人。她大喊着：“丰子恺，快去劳动！”
先姐连忙下楼对她说：“爸爸上午累了半天，身体不大好，已睡了。”
妈妈随后下楼，对那女人说：“他上午去单位劳动过了！”
那女人坚决要爸爸去。正在这时，爸爸已起身，一边下楼，一边把一件夹衫披到身上说：“我去我去！”
那天我正好不在家，先姐刚才进门时就已看到里弄里一些十二三岁的顽童手持木条口里喊着“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之类的口号，跑来跑去。她极不放心，决定跟去。但又怕被那女人看穿了要加以阻拦。便随手抱起阿春，假做一路逗她玩儿的样子，往爸爸劳动的地方走去。
那是在弄内拐弯的地方。已经有几个“牛鬼蛇神”在劳动了。他们的工作是把墙上的旧标语纸刮下来，把墙洗干净。先姐看见爸爸俯身去捡了一个小瓦片作为工具，开始刮起来。旁边有五六个小学生手拿鞭棍站在那些被强制劳动的人身后。先姐怕他们对爸爸胡来，就一直抱着阿春站在一旁。这时那个菖大姐走过来板着脸问她：“你到这里来啥意思呢？”
“没什么，我抱孩子在玩。”先姐说。
幸而人多刮得快，更幸而那几个学生没动武，先姐才略略放心。一直等到爸爸结束劳动一起回家，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些日子里，街面上到处都可看到贴着批斗爸爸的大字报。据说漫画中有一幅，人头龟身，龟背上写着“反共老手丰子獃”。玩弄文字游戏（獃是呆的繁体字，其左边与恺字右边的繁体字写法相同），真是挖空心思，无聊透顶！
人怕出名猪怕肥。没名气的人相对地说比较安稳些。像爸爸这样，大字报一上街，连我们这些家属，乃至他的亲戚朋友，都会受牵连。“文革”结束后，从各方传来消息，才知爸爸牵连了不少仰慕他的人，使他们也受尽折磨！
据各方面的反映，爸爸对于批斗，颇能处之泰然。他只是终日抽烟。在牛棚里，他坐得笔直。有人问他这样累不累，他说坐直了反而不累。没有外人的时候，他风趣乐观，谈笑风生。他常常谈些文艺上的词汇和术语，把日语和英语的读法加以比较，谈到日英词语在内容上的差异。也谈生活方面的事情。有时被造反派叫去审问，回来后，好像没这回事，就像去小便一次似的，继续往下谈。还有人说，他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面加上“三不怕羞，四不怕痛”。听来令人寒心。还有人说，造反派在批斗时问他：“你为什么信佛教？”爸爸居然说：“佛教是众人信，不是我丰子恺信。佛教有几千年历史。”这些都是听别人说的，不是我直接采访来的。
不过，正因为爸爸信佛教，想得开，在对付这场空前的劫难时还能撑住。他不仅自己想得开，还劝别人想开些。唐云先生于1981年5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写的文章中说：
记得1969年初冬我们到上海郊区曹行公社劳动的时候，丰老常常和我一起谈心。有一次我向他吐露出自己的悲观情绪，说等这场运动结束后我要到乡下去找一个安静之处以了余生。丰老不以为然，他对我说：“老唐，你不应该走掉。留在上海吧。将来上海更需要你画画的。这班人（指四人帮）倒行逆施，决不会长久。你等着吧，一定能看到他们的下场。你要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千万不要有此消极的念头。”他这一席话至今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尽管爸爸这样劝唐云先生，实际上在这场运动中，他自己肯定也有过种种想法。太长久了啊，这场运动！抗战也只忍受了八年，“文革”竟长达十年！
又据画院的人说，1968年毛泽东关于“严禁逼供信”的指示下达时，画院召集“牛棚”里的人谈感想，谈的人都哭。爸爸也在其内。是啊，他怎能不哭呢！逼供就是屈打成招。相信屈打成招的人说的话，然后加以批斗，百般折磨，这种情况自“文革”以来都已一年半了！挨骂的早已被骂过了，挨打的早已被打过了，自杀的早已死了。到如今才发下指示来，怎不叫人悲泪纵横！
运交华盖欲何求
我知道俞云阶先生的大名，但和他没私交，更不知他的住址，所以“文革”结束后没去访问他。幸而在1986年第四期的《演讲与社交》杂志上看到了方坚先生的一篇文章《风雨忆故人——丰子恺先生在文革中》。全文都是写的向俞云阶先生采访我爸爸的情况。我现在把这篇文章里俞先生讲给方先生听的关于“文革”中我爸爸的全部情况摘录如下：
……你们要求我谈谈丰子恺先生，我想了许多天。丰先生是我的长者，后辈理当少谈前辈，尤其对这位近代中国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生前从不受别人奉承。想来想去，还是谈点我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对年轻人也许有好处。……六六年一夜间，中国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我自然在劫难逃。不久我被唤到设在市博物馆的“牛棚”里。当时，我自忖自己“久经沙场”，又是只被人从灵魂上消灭了的“死老虎”，心里很坦然。报到之日，便稳稳地踱进“牛棚”。一进门，却大吃一惊，只见几十位先来者，早已靠着四面墙角，规规矩矩，席地而坐。两个戴袖章的人上来拽住我，一把拖到他们先前排定的座位上。刚坐下，抬眼见丰子恺先生盘腿坐在对面墙根下，朝我点头微笑，仿佛说：我料到你会来的。
就这样，我们有幸结为“牛友”。
丰先生当然数“大牛”了，我是“小牛”。大大小小几十头“牛”，被圈在棚子里，每天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投降书很长，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来。丰先生不像别人那样高声诵读，只是微合双目，喃喃默念，天知道他在读什么。
当时，国无国法，“棚”却有“棚”规。我们必须清晨五点到“牛棚”，去做早请示；回家时，胸口挂的“牛鬼蛇神”标志牌不让摘下，以便使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让路人皆知。我可受不了，一出“牛棚”便把牌子扯下塞入口袋，免得让家人心惊胆战。
丰先生似乎永远戴着牌子。一次，我乘26路电车，恰逢他从陕西路站上车，胸前赫然戴着“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的标志牌，车上许多人围着他起哄，有人高喊打倒他。丰先生并不在意，自管自紧拽车顶扶杆，纹丝不动，眼睛定定地眺望窗外，人站得笔直，像块厚实的木板。我想他也许真的四大皆空了。
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我和丰先生一起被赶到乡下。看守的“小将”常常逼迫我们用漫画的形式，来进行自我批判。这也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丰先生也画了。一次，他把自己画成一个叼着烟卷沉思的老头，嘴里喷出的烟雾，一圈又一圈，冉冉上升，在头上盘旋成一堆高帽子。众“小将”把这幅画大批一通。说是丰先生这种时候有条件抽烟，可见革命尚未触及灵魂。以后，他画一张，被批一顿，并收入“黑画册”。现在想来，那些画真是绝品，凝聚着历史思考、时代特征和中国人的精神意识。想起解放初期，他批评一幅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的画（吟按：这是爸爸批评自己的画），说这幅画缺乏生活，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别的羊就会跟着走。几位“左派人士”当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丰先生当时一声不吭，脸色煞白，拂袖而去。……可见丰先生挨批是有历史的。多少年来，我们社会真的、美的、善的东西总不对一些人胃口，而丑恶的、虚假的、教条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却又备受许多人青睐。很早的时候，十年动乱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
好不容易捱到六九年，我被“解放”了。一位朋友来告诉我，有人想落实丰子恺的政策（吟按：意思就是想“解放”他），张春桥恶毒地批复道：“巴（巴金）、丰、周（周信芳）三人不杀他们就算落实政策了。”我听了不寒而栗。
对于别人“解放”，丰先生仿佛很淡泊，但他确实也想尽早“解放”。自由对他来说就像生命一样的珍贵。早上，我常到博物馆对面的弄堂摊头上吃大饼油条、豆浆。一次我发现丰先生也正吃得津津有味，见我来了，便指指旁边的板凳，示意我靠着他坐。他低声问我说：“你看我什么时候也能‘解放’？”我没回答。如果我说真话，实在于心不忍；说假话，去哄骗一位如此忠厚的长者，实在于心不安。见我语塞，他摇摇头，笑笑说：“吃，吃吧。”吃完了，我说：“忍让是中国人的美德，先别急，养好身体，总有一天会‘解放’的。”他自言自语道：“大概我等不到了。”
“他的心并不冷漠，尽管现实这样无情。”他仍旧酷爱生活。一天我走过他在“长乐村”的寓所，远远地见丰先生正回家，她夫人领着孙子站在门口。丰先生步履踉跄，匆匆上前，紧紧搂着孩子，连连亲吻……
……
后来他“解放”了，但不多时，他又被人拖到画院去斗，像一头牛，任人牵来牵去，脸都发黑了。不久，被送进了医院。再后来，他死了。
俞云阶先生回忆到这里，到书桌前取出一幅字轴来，说这是我爸爸逝世前送给他的一幅字，写的是鲁迅先生的诗。他说他很珍爱，无论如何要保留着，时常看看，说是见到了它，就像又见到了丰先生。
俞云阶先生最后又对方坚先生说了一句似问非问的话：
“这首诗为什么像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人写的呢？”
这句话问得好！这首诗真像是写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情。请看诗的内容：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爸爸在这种时候写这首诗给俞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是因为这首诗所描写的情况，和他们当时的情况非常相似；二是在那个非常时期，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打倒，只有鲁迅大旗不倒。哪怕造反派在这首诗里看出了爸爸对现状的反感，谁又敢对着鲁迅的作品说一个“不”字呢！
“隔离审查”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曰“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的情况。今抄录如下：
一九六七年的仲夏，上海布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丰老和我都被“隔离”，可还有点自由，可到饭堂吃饭，可至井边汲水，两人“牛棚”一间，短榻两具。丰老有一瓶药酒，晚上尚可浅酌。他把自己摘录的鲁迅语录一本给我看。他几乎每天被揪出去批斗。他心胸宽荡，从不在意。夜阑人静，虽蜗居斗室，却谈得海阔天空，也不免谈到宗教，谈佛教中的大乘和小乘，佛教的南北宗（顿语与渐语），慢慢转到丰老的宗教信仰。我说，日本的谷崎说你是现代的陶渊明、王维，看来颇有些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吧？丰老笑着说：“我可没有这样雅，我在二十年前说过，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尖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常在我心中交战。弘一法师一生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一变都认真。他的遗训‘认真’两字永远使我铭记心头。”
后来爸爸又和他谈宗教信仰。爸爸说：
“无常之恸”是宗教信念的出发点，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的、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点上。古诗中的“伤彼蕙兰花，含笑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今年花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扫。”“都是借花喻惜人生之无常。诗人对这点最为敏感，而醉心名利的人，是给荣誉和黄金蒙住眼睛的，毫无认识自身的能力与余暇。其实‘人生无常’，原是个平凡的道理。但世间‘相逢不知老’的人太多，因此这话成了空言。”
爸爸和他又谈到吃素和戒杀，爸爸对邵先生说：
“我是父亲的遗习，除幼年吃过火腿外，平生不知肉味，吃了鲜肉要呕吐。现在偶尔吃点鱼和蛋，基本上吃素食。我戒过酒，现在晚餐时喝一点黄酒，对睡觉有好处。‘戒杀’——他沉吟了一下——是为了‘护生’，内骨子是‘护心’，去掉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乃是护生的主要目的。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理，扩大了就会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戒杀实在是为了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对‘护生戒杀’切勿拘泥字面，一拘泥连水也不能喝了，一滴水中有多多少少微生物啊？”
谈到这里，两人相顾大笑。……
爸爸被关在美术学校里“隔离审查”一个多月，竟在这“牢房”似的地方和邵先生大谈其宗教和护生。如果让“造反派”们知道了，会被称为“放毒”，受到大批特批。没想到他们在这雨横风狂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给他创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使他可以在其中痛快地宣扬宗教思想。
关于邵先生文中所说的“短榻两具”，听邵先生说，造反派把一只抄家得来的全新的钢丝床给爸爸睡了，邵先生只睡一张普通的硬板床。他们对爸爸还算不错，可能是看他年长些吧。
至于邵先生说爸爸在“隔离”室里喝“药酒”，那可是上了爸爸的当！爸爸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还必须喝黄酒，不惯于喝别的酒。为了这个，他离开了没有绍兴酒的台湾。如今被隔离在美术学校，没酒喝，度日如年。坐牢房可以探监，在美术学校当然也应该容许家人探望送物。我和妈妈经常前去送物。
有一次，爸爸悄悄地说：
“给我送点酒来！”
“让他们知道了会有问题吗？”
“就说是治病的药酒。”
“噢噢，好好！”就这样，爸爸虽被隔离，却能天天喝到绍兴酒。
还有一件事，也是爸爸开动脑筋对付造反派的策略。爸爸的假牙原本有一颗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掉了。他在隔离期间有一次对造反派说：
“我刚才跌了一跤，把牙齿也跌落了。”
“能吃东西吗？”看来是遇到了一个有良心的造反派，居然关心爸爸吃东西。
“不方便了啊……”爸爸趁机说。
就这样，爸爸居然赢得了一次回去补牙的机会。
就在这一次，我和弟弟奉命去美术学校接爸爸。我们搀扶着爸爸，高高兴兴地穿过马路，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42路起点站。正好有一辆空车停着。我们连忙上车，巴不得车马上开，早早离开这是非之地。可是偏偏乘客还少，开车时间还没到。我好像有什么预感，眼睛望着对面的美术学校，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忽然，学校里跑出一个人来。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吧？我心里怦怦乱跳。弟弟竟也注意到了。如果他们要叫爸爸回去，怎么办呢！
那人竟直奔42路，而且走上车来了。我连忙站起来笑脸相迎。
“丰子恺！你不能回去！你今天的检查还没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