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是个烈性子人。脸色已经变得很不好看。我连忙站过去，遮住他一点，对那人说：
“爸爸今天很不舒服，大概是不消化吧——”我话音未落，爸爸马上结结巴巴地说：
“我回去写，来的时候补交。……我一定好好写，写长一点，深深地挖挖自己的思想根源……”
“是啊，是啊！我们会监督他写……”我说尽了好话。
幸好在这时，大概开车的时间快到了，司机上来了。那造反派犹豫了一下。在这时要说服我们，由他一人搀扶七旬老人下车，恐怕司机会等不及。司机是工人阶级啊，他才不买造反派的账呢。再说，那造反派可能只是专门管收检讨之类的，而不是那种哼哼呵呵的头头，所以他妥协了，自己赶快走下车去。
车开了！这真是一辆救护车啊！如果车不在这节骨眼上开，如果那造反派是个狼心狗肺，定要把爸爸拖下车，今天的事就不堪设想了！
不是为了爸爸不能回去和家人团圆，而是弟弟一定会和那人大吵一场甚至打起来。一个“黑八类”的儿子和造反派干起来，会有什么好结果！
弟弟是一个十分真诚的人，所以他很不适宜与造反派周旋。记得有一次为了我劝他在政治上心里一套表面一套，他与我争论得很激烈，终于吵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掉，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跟我说话。是啊！我们是在爸爸的教育下长大的。爸爸教我们做人要真诚。他歌颂儿童的天真烂漫，讨厌大人的虚伪。可是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这种做人的办法行得通吗？
虽然那一次逃过了劫难，得以回家团团圆圆地过上几天，但爸爸还是得回去继续接受“隔离审查”。而且有一次在受批斗时被剪掉了一部分胡须。爸爸回家来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这件事。他甚至诙谐地说：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过几天就会长出来的。”
在1947年出版的《又生画集》的自序中，爸爸说想不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还能出版画册，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叫当时才九岁的新枚以这两句诗为题，画了一幅画充作扉页。想不到二十年后爸爸又遇到了更厉害的“野火”，可是这一回他终于没能等到春风的来临！
一对可怜的青梅竹马
新枚和他的表妹沈纶（又名佩红）是一对青梅竹马。沈纶是我妈妈的亲妹妹的女儿。他们俩长大了分开很久后，终于结成夫妇。
那是在1967年，爸爸正到处挨斗的时期。他们结婚证明上的日子是1967年12月19日，但举行婚礼是在11月的某一天。什么“婚礼”啊！除了自己人一起在家里吃一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哪像现在，越来越铺张，花样越来越透。事后我要他们夫妇回忆结婚的日子，新枚说不记得了（其实是他不愿谈以往不快的事），沈纶给了我两个日子：27号或29号。
我们家乡往往用“小”字称呼幼小或年轻的人。但惯于把这个“小”字读成“Ao”的去声。沈纶小时候，人家叫她“小毛头”，也就是“Ao毛头”，长大后，就称她“Ao毛”。毛与猫同音，所以我们常戏称她和恩狗（新枚）是一只狗一只猫。而这个“Ao”，写成文字时很为难。爸爸在给沈纶的信里，本来写成“咬毛”（我们家乡话这个“咬”字就念成“Ao”）。“文革”以后不行了，这样写要被批斗甚至上纲上线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爸爸就改用“咬猫”、“好猫”或“好毛”。
1978年末，我曾给好猫去信，要求她回忆当时结婚的情况。如今我写这段话时，这对可怜的狗猫都已长眠地下了，所以我已无法再问他们本人，只得把好猫两次回信中有关的情况摘抄下来。1979年1月9日她的复信如下：
一吟姐：由枚转来的信收到。我回忆了好久也回忆不出个详细情景来，但多少有些记忆。
我们结婚是在67年11月29日（也许27日）……那天又是阴雨天，反正按外国人的说法是个不吉利的日子，即都是单数，又是风雨交加。那天确是正好父亲又挨批斗的一天，去哪里批斗我也记不清。反正我清清楚楚记得我们轮流在窗口急盼父亲归来的情景。枚又下楼去弄堂口等多次。最后还是由枚等到了父亲后搀着上楼的。那好像已经靠近傍晚了。父亲正像你说的每次开完批斗会后回家来从不谈批斗的情况。那天也一样，而且他不但自己丝毫无不高兴的样子，还让我们也要高兴些，说：“今天是你们的好日脚，勿要为我的事扫了你们的兴，我自己都不在乎，你们更犯不着不开心了。”过后又让我们快点去重南吃喜酒（吟按：指重庆南路好猫的母家）。婆婆宝姐去重南是肯定的，你去不去我忘了。也许你也留下来和英娥一起陪父亲的。吃过饭后分几批回陕南，都去看了看三楼的新房。父也亲自上三楼来为我们祝贺。还亲自为我们在新房中点燃了一支红蜡烛。我清楚记得父亲为我们的新婚写过一首诗。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出来了：
喜气满新房，新人福慧双。山盟铭肺腑，海誓刻肝肠。
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觞。
父亲还送给我和枚各一精美小镜子以示我们同镜同心，至今我还保存着（吟按：现已找不到）。那天晚上虽然有父亲亲自上来为我们贺喜及两家人的道喜，但心情总是不一样。人人都因父亲而心事重重，尤其是枚，晚上发泄了一通后一直沉默不语，间或歇斯底里地大拍床等。难忘的不眠之夜！
当时这一阶段父亲的被批斗没完没了，全家都为此而难受不堪，才想出了结婚这个“冲冲喜”的办法。至少当天从表面上来看是起到了一定的“冲喜”作用，父亲表面看来那天晚上是很高兴的，他吃了不少酒。……
爸爸后来又在这首诗的基础上作了一首长诗寄给新枚，没有附信，一切尽在不言中。诗未署年代，按常理推算，应该是1967年12月所作。内容为：
贺新枚结婚
香阁气氤氲，佳期逢小春。山盟铭肺腑，海誓守心魂。
月黑灯弥皎，风寒被自温。向平今愿了，美酒进千樽。
美酒进千樽，当筵祝意深。相亲如手足，相爱似宾朋。
衣食当须记，诗词莫忘温。胸襟须广大，世事似浮云。
这末句意味深长。爸爸看惯了似浮云变幻的世事，所以谆谆嘱咐胸襟不够宽广的新枚。
好猫在发出上一信后过了20天，又在另一封复信中补谈了一些：
新枚是1964年天津大学毕业后进上海科技大学念研究生的。按理1966年夏就可科大毕业，并且肯定是分配工作在上海一个较好的单位的。因为“文革”开始了才把毕业事拖下来，直到1968年三四月份才分配到石家庄报到。……结婚是我从天津去沪的。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过后才写信给天津单位寄来证明，然后才去登记的。那已经是快1968年元旦了。所以好像是临时决定才结婚的。……吃酒时间肯定是当天晚上在我家……而且肯定就吃这一次，而未在陕南吃过。你想当时的陕南是何环境？父亲当天确实是想去我家吃喜酒的。但因父亲当天刚批斗完，而且当时他是除了家和被批斗的地方外任何地方都不去的，所以由你在家相陪父亲。我记得新枚在去我家路上及吃酒过程中面色一直是阴沉的，一直惦记着父亲，所以吃完就赶紧回陕南。……我听我阿姐说画院里父亲被罚跪在地上……当时阿姐告诫我不要告诉你们尤其是新枚。即使现在告诉新枚，他也会气得发狂的。……父亲在这种对待一个七十年迈老人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在家里也从来不对亲人吐露一点迫害真况，这样的可贵品德怎能不令人心酸而又可敬呢！
这一对苦命夫妻以后似乎被注定了一直过着分居的生活，难得相聚在一起。先是分居在石家庄和天津，后来新枚赶末班车去北京考取了研究生（他读了两次研究生），三年都被派出国。爸爸去世后他自己设法调工作到杭州，为了离上海近一点好照顾妈妈。好容易把好猫也调到了杭州，香港友人又推荐他去香港工作。后来好猫提早退休住到深圳去，为的是好让丈夫和当时也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丰羽周末回来团聚。没想到这种时分时合的生活竟以好猫生癌而告结束。她来沪治癌两年，新枚指望退休后回沪照料她，谁料在退休前两个多月，苦命的好猫就离开了人世。新枚只影来沪，孤单地独居在专为好猫买下的房子里。幸而那房子离我家很近，早已丧偶的我（阿崔于1994年死于肺癌）和他，姐弟俩互相照顾，互相慰乐，再加上有在沪的大姐二姐和好猫的诸多姐妹兄长时相往来，他倒也能安度晚年。尤其是我，有这样一个满腹古诗词的弟弟毗邻，我研究爸爸时发生什么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他就能解决。据宝姐后来告诉我，新枚肚子里有两千首古诗词，都能背诵。
我常为有一个弟弟毗邻，觉得有一种幸福感。我虽然和女儿女婿外孙住在一起有照顾，但他们白天都不在家。弟弟则每天都闲暇无事，我有事可以差遣他。从来都是我这小妹承担丰家的一些事务，如今有弟弟顶我了。他比我小九岁啊！这种有弟弟在一旁助一臂之力的感觉真好！
那时，先姐的儿子的小家庭、宝姐的女儿的小家庭，以及宝姐祖孙三代，都已迁往外环线外的航华新村。他们互相可以一呼就到，在一起饮酒作乐，颇有“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情趣。他们自诩为“三家村”。唯有我家还住在内环线内斜土路上近龙华医院的地方。而新枚的房子就在龙华医院对面。他回来以后，我和他就成了“两家村”，也可享受一下“隔离呼取”的情趣。我有事要他帮忙，也可一呼就到。
大哥中风多年后终于去世，我就叫弟弟张罗花圈的事；胡治均先生患气管癌不治而去世，也是弟弟张罗花圈。
谁又料到，退休回来还不到一年的弟弟，却是由我们来为他张罗花圈了！
他的死实在太突然。好端端地中午请我们吃饭，走出餐馆，在门口硬地上往后一跌，响声震天，送往医院检查，颅内大出血，开刀后十四天就与我们永别了。
关于弟弟的死，我不想多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悲伤的一件事。爸妈去世，丈夫去世，都有一个生病的过程，让人有思想准备。弟弟却如此迅速，不别而行。我好长一个时期几乎天天暗自流泪，现在写这一段文章也是伴着泪水写成的。——其实写“文革”的好几个片段时何尝不都是和泪写成的啊。
时间确实是最好的医生。我现在已经能适应没有弟弟的日子了。只是在和好猫的姊妹们谈起他俩时，仍禁不住要叹息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夫妇好命苦啊！
日月楼中的邻居
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可以说些私房话。我们家的房子让出了以后，好一阵子没人搬进来。可是有一天，楼下忽然闹哄哄。我走到楼梯口张望一下，乖乖！一群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不过，他们不是冲着我们来的。而且也不算很嚣张。他们进了空荡荡的客厅，喧哗了一阵子，静了下来，好像在听一个人说话。
我们以为他们暂时进来一下就走的，岂知就在这里驻扎下了。不知他们从哪里打听到我们楼下空着，就擅自进来住。后来才知道这是建工队的一支造反派，把我们楼下作为一个据点。
他们中有几个人常要到楼上来上厕所，这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妈妈很担心爸爸的安全。
“一吟，你去说说看，能不能叫他们用楼下的厕所？”
我硬着头皮下楼去。先问清了谁是头头，谈判就开始了。我按事先想好的策略，先表示欢迎他们来我们楼下住，把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然后进入正题。我说，我们一家除了爸爸以外，都是女人，你们上楼来用厕所，多有不便。楼下也有一个厕所。如果你们嫌脏，我们可以打扫干净。对你们来说，也省得爬楼梯了。……如此等等说了一通。那头头还算通情达理，跟我聊起天来，问了一些爸爸的情况。我怀疑他们上楼来用厕所可能是想张望一下，看看名画家丰子恺是怎么个长相。这件事总算太平地过去了。有了他们在楼下，我家还平安些呢。
若干年以后，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书，有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这个人，认人的能力极差。我望着他发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建工队的，‘文革’期间到你们楼下住过。”
“啊，想起来了！对不起，我健忘。”
彼此寒暄了一番。造反派里极大多数人是正常的人。只有极少数是残酷的，狂妄的。
……
我们二楼有前后两间，前间又自己隔成东西两间。住得还算宽舒。可是有一天，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画院的造反派。他们提出要暂借我们二楼后房办公。说是暂借，谁知道住多久。
那时正好新枚和好猫在家。我至今还记得新枚瞪出了两只眼睛，脸涨得通红。我真怕他当场发作。有造反派为贴邻，对爸爸自然是极大的威胁。但我们哪敢不答应。他们看见我们爽脆地答应了，就吩咐我们清理一下后房的细软，给他们留下家具，转身下楼了。
谁知他们还没走下楼梯，新枚就大发雷霆，敲台拍桌。我们要劝住他，已来不及。那两个造反派已闻声回到楼上来。
空气凝住了。一场恶性的战争眼看就要爆发。
“怎么？对我们不满意吗？”
这时我要感谢新枚，他总算抑制住，没吭声。
但更要感谢我那聪明善良而又机灵的弟媳急中生智，马上对他们说：
“跟你们没关系。我们夫妻吵架，你们来以前我们就在吵了。他看见你们一走，就又吵了。没你们的事！对不起！对不起！”
这一席话挽救了爸爸，更挽救了新枚。如果被造反派戳穿了，他们不但要为此批斗爸爸，对新枚也决不会罢休。那个时代，只要一通知新枚单位，新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造反派一听说是夫妻吵架的继续，倒也很像，就下楼离开我们家走了。
好一个聪明的好猫！新枚的命运，就在她说了这几句话后转危为安了！
其实好猫不止这一次扭转了新枚的命运。她从天津调到石家庄和新枚团圆后，新枚赶末班车（当时考研的极限年龄正好是40岁）去北京考研究生，也是她出的主意。否则，他们后来可能一直留在石家庄，无由返回江南，新枚更谈不上去香港。
说起去香港，又有好猫的一功。在当研究生的三年里，由于新枚外语好，而且懂好几国语言（英、俄、日、德、法），屡屡被派出国。其中一次竟是派到德国去进修专利。据新枚说，那时专利这一行在国内还是空白，德方提出可派人去进修，我国就派了几个对专利还不熟悉的人去，其中就有新枚。新枚学习一向认真，得了一个文凭回来。但从此就不碰专利了。
新枚夫妇回杭州后，和他一起在德国进修过专利的一个朋友从香港写信来，说我国驻香港的永新专利公司需要人才。那人就推荐高才生丰新枚。
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是新枚向计算机研究所领导提出要去香港工作，领导一口回绝。新枚是个不会转弯的人，回来对好猫说一声“不成功”就算数了。可好猫不肯罢休，她去新枚单位软磨硬缠，居然被她说成功了。所以我们总说好猫有“帮夫运”。
可是天下的事神秘难测。如果他们走了另一条路，不知后来又是什么结局。
唉！人好像真的是有命运在主宰着。好猫这一生似乎就是为新枚活着的。她患癌后，来上海治疗，我虽然照顾了她两年，总觉得还欠她的情。好猫真是标准的贤妻良母。燃烧了自己，幸福了别人。
……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吧。后来，楼下来了新房客。
我曾保存着一张发票，是1968年3月13日我家卖菜橱的日子。凭这张发票，可以断定楼下几家新房客是这日子以前陆续进来的。为什么呢？只因房客中有一个复员军人很厉害，一搬进来就在厨房里贴上一张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指着纱橱对英娥阿姨气势汹汹地说：
“把这搬掉！现在厨房是大家共用的了，不是你们一家的。快搬掉！”
英娥阿姨唯唯诺诺了一下，连忙上楼来找我。她两目睁圆，一脸紧张，好像发生了大事。等到我弄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后，和爸妈商量了一下，就决定卖掉这口橱。
“那橱里的东西放到哪里去？这么多碗！”英娥阿姨显然舍不得。是啊，她已跟了我们十多年了，而且她的工作主要就是厨房里。要卖掉这口橱，就像要卖掉她自己的家具一样舍不得。
“现在这房子里住的已不止我们一家，”爸爸晓以大义，“我们的碗橱占地方确实太多了。我们就把它卖掉吧。里面的东西精简一下。抗战八年，我们到处流浪，哪有这么大的碗橱，日子不也过了吗。”
“我去旧货商店跑一趟，叫他们来运走。”
英娥阿姨听见我这样说，显然已无可挽回，只好惋惜地不声不响下楼去了。
我们在福州路时，住的房子虽然差，倒是独家独院。这里本来也是独家独院，而且房子好得多。想不到住了十几年，变成了一房四家。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付那个穿军装的人，后来倒也相安无事。其他几家新房客都是很客气的。
爸爸1975年去世后三年我们搬离日月楼。开头几年我有事回旧居去转转时，还能看到墙上乱七八糟写着的“打倒丰子恺”之类的字。后来渐渐看不清了。再后来，院子外面装了些低低的围栏。大门上由卢湾区旅游管理办公室出面订了一块铁牌子，上面写着“丰子恺曾在此居住”。再后来，卢湾区文化局隆重地在门口举行了一个重新挂牌的仪式（几家房客仍住在里面）。家属们也到场，弟弟还代表家属发了言。日月楼的门口又恢复了光彩。
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1968年，被拖来拖去批斗已两年了，竟还要对爸爸举行一次专场批斗会。真是岂有此理！
我和宝姐接到通知后，终日惶惑不安。不去是不可能的，又要被指责为“没有和父亲划清界线”。去吧，又怎能忍心看自己的爸爸在台上被斗。爸爸被斗虽然已无数次，但我们从未亲眼见过。这回定要我们亲眼去看他“受刑”，实在太残酷了。
我们一天天数着日子，在痛楚的心情中等待着，希望这非人道的一幕早点过去。
如今再来写当时的情况，事过境迁，回忆起来甚至有些模糊了。
我收藏着好几份批判爸爸的小报。什么《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啦，《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啦，《撕开臭权威画皮》啦，以及综合性的《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对了，还有一份《打丰战报》——就是那次批斗时刊印的。
批斗专场是1968年8月16日在北京东路贵州路附近的黄浦剧场举行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美术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专案小组”。这次批斗会规模挺大，陪斗的有“上海市旧文艺界旧美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徐平羽、陈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坚。还有上海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张乐平、王个簃、唐云、贺天健、蔡振华、程十发、张充仁、吴大羽、谢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刘海粟。
上台发言的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美术学校“红联”的红卫兵小将、上海中国画院“红旗”战士，以及美术口的革命派代表。一次像模像样的大会，组织工作一定费了不少时间。
《打丰战报》上刊出的爸爸的画有《一时之雄》（画面是抗日战争时期画太阳下持日本国旗的雪人）、《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只是青云浮水上，教人错认作山看》、《互割互啖图》，以及我们担心了很久的那幅《月子弯弯照九州》。
《只是青云》这幅画，造反派说他是“把水上浮云比拟新中国的铁打江山”。其实这幅画初次发表于1942年，正当抗日后期，意指日本侵略者犹如浮云。1963年重画后又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那是沈柔坚先生介绍，要爸爸为该报每周作漫画两幅，对台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爸爸平生所作漫画，光是我们能收集到的，就有四千多幅。画得多了，难免有瑕疵，但怎么可以反过来说他把浮云比作新中国呢！
《船里看春景》一画，那所村屋的门楣上写着“人民公社好”五字。为了美化风景，爸爸把岸边的桃花在水里画了个倒影。题字为“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画图。临水种桃花，一株当两株”。竟被批判为“丰子恺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人民公社似船里看春景，此景不过是‘三月桃花一时红，风吹雨打一场空’，诬蔑人民公社即将消逝。”
《打丰战报》上说，这次批判会得到《文汇报》、《解放日报》等等的热烈支持，还收到上海轻工业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空军政治干部学校的各造反兵团的贺电。会后还放映了丰子恺漫画幻灯片。
对爸爸漫画的吹毛求疵、颠倒是非、恶毒中伤的批判，不胜枚举。这里还想介绍两则可笑的批判。
爸爸喜欢苏曼殊的诗《过蒲田》：“柳荫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浪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取其末句作画。画一村姑正在山坡上扫红叶，树上落下几片红叶来。这幅画画过好几次。每一幅红叶落下来的片数都不一样。造反派们掌握的恰好是落下三片红叶。于是便指责作者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落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还有一组画的批判，让人哭笑不得。那是爸爸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求为一册幼儿读物画插图。文字是出版社提供的，内容为正确与错误相对照，让幼儿辨别哪一页对哪一页错。例如正确的一页上画“东方出了个红太阳，爸爸抱我去买糖”；错误的一页上画“西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他们单取错误的一页来批判。“西方出了个绿太阳”，那还了得！岂不是和“红太阳毛主席”唱反调吗？其实1957年出版这册书时还没有把毛主席比作红太阳呢！
这幅画的批判出现在一次“毒草”批判的展览会上。看见的人很多。人们不知就里，以为丰子恺的这条罪状太明显了。直到如今还有人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还想起一件事。我在出版社校读电台教日文的教科书时，有人告诉我：后面那只词汇表的排列要注意，不可把“万岁”和“熊猫”排在贴邻。因为“万岁”两字应该是毛主席专用的，放在熊猫隔壁，变成“熊猫万岁”了。而在这本教科书的词汇表里，偏偏这两个词应该是贴邻。于是只得颠倒一下次序。更有甚者，还有造反派要把薄薄的书页竖起来看反面是什么词，正反面两个词搭配起来不可有“犯上”的意义。现在想起来真是笑话！
枕边雪和半盆水
1969年10月29日宣布：11月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要疏散到奉贤县柘林镇。我们上海编译所当时已是该社属下，这批原来不坐班只拿车马费的人也必须跟着他们走。10月31日放假一天，让大家作准备。
爸爸那时已到郊区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队参加“三秋”劳动。（这已是他“三夏”劳动后第二次下乡了。）“一号通令”下达，他们当然就不回上海了。妈妈心急如焚。我决定就利用休息这一天去看爸爸，给他送寒衣去。
朔风凛冽的早晨，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女儿，在徐家汇搭56路到港口换乘龙吴路到曹家港，然后打听爸爸所在生产队的方向。好容易找到那生产队，又说他在棉花地里摘棉花。我东寻西找，到了将近晌午时，来到一块棉花地边，望见前方有一个老农正在摘花。白发苍苍，老态龙钟，动作迟缓。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问个讯：
“喂，请问……”
那老人抬起头来，呀，这不就是爸爸吗？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泪汪汪，胸前腹部挂着一只褴褛的棉花袋。
“爸爸，我来看你了！”我说了一句，不觉鼻子里一阵酸，勉强抑制着自己。
爸爸用手擦了擦他那迎风流泪的双眼。
“咦，一吟，你来做什么呀？”
他说这话时，除了惊讶，似乎还有不想让我看到他这副可怜相的语气。
“天冷了，我给你送寒衣来。”
爸爸用双手把棉花枝条往左右拨开，磕磕绊绊地走近我。当他发现早先被棉花枝挡住的孩子时，脸上突然掠过一个复杂的表情：从惊讶到高兴，又从高兴转为悲哀。他没想到意外地看到他喜欢的孩子，却又不愿让孩子看到他的狼狈相。
“囡囡，你怎么也来了啊！”
“来看公公。公公，你躲在那里做什么？怎么不回家呀？我想公公。”
我怕孩子的话伤了爸爸的心，赶快接过话头，把这次下乡的情由一五一十讲给爸爸听了。
我们边说边在田头坐下来。我关心爸爸在乡下的饮食起居，问这问那。但他照例不肯多说。他总是说“很好很好”，叫我们不必为他担心。
“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战时期逃难的日子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爸爸总是讲些安慰人的话，好让我放心。
一声哨子，表示要收工回去吃午饭了。人们从四面八方的庄稼地里集合拢来。“牛鬼蛇神”排成纵队，在押队人的叱咤声中往一座院落迤逦走去。我背起女儿在一旁跟着。路相当远，走得很快，老人们都气喘吁吁。走到那充当食堂的院子里时，我看见爸爸脸色苍白，上气不接下气了。在紧张拘束的气氛中，爸爸用饭菜票多买了两份粗劣的饭菜招待我们，就催我们上路回去。我要求到他宿处看看，他犹豫了一下，同意了，便带我们走出院子，绕过河浜，来到一所低矮的农舍前。一进门就是地铺，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些稻草，并排着一副副被褥蚊帐，爸爸就宿在这里。屋子显然透风，到了雨雪交加的季节，这日子怎么过啊！
1970年6月（约16日），爸爸给石家庄的恩狗写信时说：
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八十八岁的朱姓的（吟按：指朱屺瞻先生，应为七十八岁）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枕边略有些雪。
“枕边有雪”这件事，我直到为爸爸编文集向弟弟要来爸爸给他的信时，看了才知道。爸爸是一直瞒着我们的。
那一天，我看了爸爸的住处后，他就催我们回家。经过门口的河浜时，我问了一下，才知这就是他们洗脸的地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老人家怎么下河打水呢？
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立刻打趣地说：
“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快带着囡囡回去吧，不要为我担心，这里还是有不少好人照顾我的。”
虽说“取之无禁”，其实后来我从程十发先生那里了解到，爸爸每天只从河浜里打半盆水，这半盆水就用一天了。如今看着白花花的自来水“用之不竭”，我常常想起爸爸一天用半盆水的事。
那一回，我怀着忐忑不安的郁悒心情离开了爸爸。我深知爸爸有很多事瞒着我。事隔多年后，我才从他的“难友”们那儿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在港口时，常有半夜“急行军”，一声哨子，就得起床，跟着他们年轻人摸黑走田径。爸爸对付这一招的办法就是和衣而卧。不仅和衣，连鞋也不脱。所以集合时他总是比别人早到。后来回到家里，他也常常和衣而卧，就是那时养成的习惯。
据程亚君先生说，有一次半夜“拉练”，他们把“走资派”程亚君和“反动学术‘权威’”丰子恺当敌人，一起押走。走了不少路，又是拖，又是推，一路吆喝，爸爸受了不少苦。程亚君先生说，还有一晚，造反派轮流批斗爸爸。爸爸一直低头站着，到后半夜站不动了，他们还是批，一直批了个通宵。他们叫爸爸承认是“反革命”、“反共老手”，是这样，是那样，他什么都承认。
1993年11月23日，张充仁先生曾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题为《“牛棚”衷肠》。谈的都是他和我爸爸的事，很有价值。全文抄录如下：
1969年夏，我随文艺界大队人马集中到一个市郊农村，任务是边劳动边继续改造。一日，我与丰子恺先生凑在一起，旁无他人，不禁心照而宣，斗胆诉起各自的命运来。我向来敬重丰老，特向他吐露：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非常苦恼。他们（指“革命派”）说我至今还没有站过来，顽固不化，我却觉得已经非常努力了，毛主席的书读得非常认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读了十七遍，连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讲话也背得出来，怎么还没有站过来呀？丰老笑了，他略思一下，反问我：“要说站过来，那你首先想一想有没有‘站过去’？如果没有‘站过去’，那么谈何‘站过来’？”我先是一愣，继而茅塞顿开。我回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真心拥护共产党、社会主义，在毛主席《讲话》的指导下，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反映时代精神，我的许多作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何必在这个问题上自寻苦恼呢？顿觉坦然起来。我为丰老如此深刻的幽默折服，连声称“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定期写“思想汇报”，搜肠刮肚几年下来，实在刮不出新东西来了，还要永无止境下去，这难题无法做了。我又讨教丰老。丰老叹道：“就是炒冷饭么！”我说“原来写的东西早无实质材料了，都是用语录和报纸文章凑的，这无材料等于炒冷饭，何以可炒？”丰老问我：“你是否读过八股文？”我说没有，并告诉他，我生于光绪卅四年，辛亥革命我只有四岁，科举已废，我是从“人手足刀尺”开始识字，往后读历代古文，就是明清的八股文也从未读过。但我听说从前写起八股文来，题目只一个字，文章就可写得洋洋大观，不能自已，故请教丰老凭空拉长文章的技法在哪里？丰老笑曰：“听我念来。‘赳赳之武夫，武夫之赳赳，夫武夫而赳赳，诚赳赳之武夫矣！’还有，‘宇宙乃天地之乾坤，久矣千百年而一日……’（吟按：1984年我遇到张充仁先生时他说的话里，代替这省略号的是：这句话，宇宙即乾坤，乾坤即天地；千百年而一日也是久矣的意思。）没有实质内容，翻来覆去不说明任何问题。”我听之不禁抚掌大笑，丰老居然如此古为今用，讽刺当代的新八股，一针见血，真不愧是大学文家！戏言过后，却隐隐涌起一丝悲哀：“五四”运动已五十年，我们还得拾起八股来过日子！
丰老接着沉吟道：“日子（指运动）拖得太长了，大家吃不消的。像我这样，只有争取退休，今后还‘放毒’吗？不放了。”我听之难过，想到自己的大批水彩画、油画付之一炬，雕塑作品被砸碎，我也想过今后再也不搞艺术了。眼前这位追求毕生并已经获得很高成就的艺术大师，最后被迫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一笔勾销，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事！果然，从那时之后，未见他发表过一个字，一幅画！
丰老未等到艺术的春天复苏就离世而去了。而我，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恢复了艺术青春，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也是张充仁先生告诉我，说在乡下时，他曾和我爸爸一起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菠菜。
爸爸对张充仁先生说话这样大胆，就意味着他对“难友”们是绝对信任的。“难友”们也都很信任他。难得有一回，他对某人说了些什么，那人在“思想汇报”里提了一笔，其实多半是微不足道的事，在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看来都是大事。于是爸爸被造反派田头批斗。
据朱屺瞻先生回忆，他和我爸爸在乡下是一对老人，年龄比其他人都大。没事的时候，两人就一起晒太阳取暖。（在画院时两人也曾一起坐在花园内树根上聊天。）乡下到入冬时还有蚊子。睡在地上就更多。朱老先生的蚊帐里常有蚊子钻进来扰他睡觉，爸爸就把木夹子借给他用。
在乡下的苦难日子，原以为没有尽头。岂料这一年的12月19日，文化广场一场火灾，使爸爸和他的难友们因祸得福，都从乡下回到了上海。文化广场的管理与上海中国画院属同一系统，广场失火，需要画院等单位在乡下的军宣队、工宣队上来处理善后事宜。所以大家都跟了上来。
人们都忙于处理火灾的事，爸爸则患了重感冒，正好在家里休息。没料到这重感冒终于转为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了爸爸的生命。
“未须寂寞养残生”
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我们新闻出版系统在奉贤柘林镇附近的杭州湾边，建立了一个“五七干校”。1969年11月3日我们为了疏散而下乡时，那“干校”尚未完工。我们就暂时被安置在柘林镇上一所小学里。自然也是在地上铺稻草。每天帮农民做些活，干完了活开开会。我倒喜欢这种生活，这比天天在上海开会舒服多了。主要是有实事干，乡下空气新鲜。每月回家三天。只是十分思念家中老小和港口棉花地里的爸爸。
想把女儿接下乡来，向工宣队汇报了，竟然得到他们批准。我欣喜若狂，马上到镇上买了一只小竹凳，让她来了好坐。哪里知道有一个女同事得知此事后，向工宣队提出抗议：丰一吟可以带孩子下来，我们也可以带，大家都可以带，那我们这支队伍还成什么样！那个女同事是“革命”群众，而且是党员干部，比我这个一般的群众过硬得多。我母女团圆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幸而家中有英娥阿姨带她睡，接送幼儿园，还不致给妈妈带来累赘。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月29日，是我们回家的日子。我刚跨上大卡车，忽然从镇上奔来一个人，嘴里喊着：“有没有一个叫丰一吟的，家里来长途电话，快去接！”我心惊肉跳地跑去，一路设想着种种坏消息：莫非爸爸出事了？莫非妈妈病了？莫非孩子……
“喂！一吟姐，”是好猫的声音，她们夫妇正在上海探亲。“英娥阿姨中风了，送医院没救活，已经去世。家中乱成一团，你快请假回来！”
“噢噢，我们今天正好是回家的日子。我本来就已上车，车子等着我呢。我马上回来！”我一边说，一边已禁不住掉下泪水来，使刚才叫电话的人在一旁吃惊，关心地问我。我说了实情，她似乎替我松了一口气。她哪里知道英娥阿姨虽然在我家做保姆，却和自家人一样。她是1953年还没搬到日月楼时来我家的。她和我们同甘共苦，已有17年了！她一直有高血压。平时我们总让她好好地睡个午觉，虽然年已60，身体还很硬朗呀。我一个个都想到了，怎么就没想到她出了事！卡车一路开去，我的泪水禁不住一直在淌。大家安慰我。同事萧荀说，她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我们，说是做得还不错的。
回到家里，仍然泪水难禁。但有三件事必须马上解决。一是英娥阿姨的后事，二是孩子今后由谁带，三是家务事找谁来做。恩狗说由他去联系殡葬的事。好猫说宝姐已经来电，要我把女儿交给她家。至于家务事，看来就得去找好朋友萧荀了。
三件事都落实了。殡葬定在2月1日，租了半个大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英娥阿姨没有后代，但弟妹们和家属都来了。
萧荀介绍的人很快就到，叫阿英妈妈。家务事做得不错，只是有点厉害。后来我曾看见，她儿子前来探望她时，她一不称心，就打儿子一个耳光。爸爸每天要喝绍兴酒，妈妈有一回吩咐阿英妈妈去买酒时说得啰嗦了些，她回答说：“你们资产阶级挑东挑西的，不如自己去开一家店吧！”妈妈是个软弱的人，只是任她去说。我当时有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离了婚，总惦念着前夫这样好那样好。我们确实很怀念英娥阿姨。直到现在，我还和她的孙女钱珏保持着联系。
不是说英娥阿姨没缺点。她也很凶，但只是一只“纸老虎”。我堂姐丰蓉赓那篇《忆子恺叔二三事》中是这样描写英娥阿姨的：
记得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母亲每年秋天要去上海住上几个月，其间也必去恺叔家住上几个月（吟按：英娥阿姨就是这位三大妈介绍的），为的是去帮婶妈（吟按：我的妈妈徐力民）翻丝绵。母亲回来常说：“英娥性子真躁，你婶妈去买菜回来，她常要大声挑剔：什么黄鱼太小，而且烂的。肉呢！骨头太重，买得不好，还得让她（自己）去重买。可是他们谁也不计较她的态度，恺叔则常称赞英娥菜烧得好吃，吃饭时必几次三番叫她一起吃。”英娥在恺叔家将近二十年，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欢乐，也分担了他们家庭的忧患，她早已忘了自己是姓“何”的。
其实妈妈自己去买菜，也只是一种习惯，决不像有些人那样是怕保姆在菜金上做文章。她深知英娥的忠诚。
恩狗与好猫是难得一起来上海探亲的。况且爸爸因文化广场的失火而提早回上海了，正好我也在。一家人好容易团圆在一起，所以决定在办完英娥阿姨的丧事后，2月2日全家出游，到城隍庙的市场上和豫园去玩一天，中午在那里吃顿素菜。哪里想到，坏事一桩接着一桩来。2月2日早晨爸爸起来小便，忽然跌倒在床前。
爸爸在1970年6月4日写给恩狗的信里说：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猫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吟按：我姨妈的长女，当时是厂医）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常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爸爸信中庆幸自己生病。他虽然与“病魔”打上了交道，却从此可以摆脱“人魔”的纠缠和折磨。岂知这一回“塞翁得马，安知非祸”！只因一请假便是三个月，爸爸一心与“人魔”诀别，竟忽视了病魔的侵袭。他只要宝姐去医院代诊，取到了续假证明，便满足地说：“又可太平三个月了！”自己就不再去透视复查。比肺结核更加可恶的病魔——肺癌——后来便开始向他进攻。不过，这是后话。
那天全靠秋姐的帮助，爸爸住进了淮海医院，住在“六二六病房”第12号床。直到3月28日才得出院。妈妈有青光眼病，去医院服侍爸爸，取自来水是要用脚踩的，她怎么也看不见下方那踏脚板在哪儿。
“一吟，你请得出假吗？我的眼睛这样，怎么能服侍你爸爸！”
那时，柘林的队伍即将转入“五七干校”。但我总算请准了假，他们同意我留在上海服侍爸爸以后直接去干校。
爸爸进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外面街头的大字报上屡屡提到爸爸的名字，甚至还有批判他的专栏，画着他丑化了的形象。如果医生也是个激进的造反派，那就麻烦了。不过我听秋姐说，爸爸进医院时收下他的那位内科主任张医生是不错的。在那种场合她竟果断地收进了一个全市重点批斗对象！
有一回，正逢张医生值班。她急匆匆地来爸爸床前换了补液的药水后又急匆匆地离去，我连忙跟着她走，一路问她：
“医生，12床的病人不会有危险吧？”
“怎么不会！他血压那么低，很危险！”她头也不回，但果断地回答了我的问话。
我回到12号床边，望着昏迷的爸爸，泪水难禁。医生诊断爸爸患的是“中毒性肺炎”。
天可怜见，爸爸这一回总算活了下来。全家暗自庆幸。爸爸的病情稳定后，3月4日我不得不回到乡下，进了干校。爸爸的事就由妈妈和阿英妈妈凑合着照顾。好在还有姐姐哥哥他们一下班就到医院探望。
爸爸一有精神，便在床上低吟古诗词，有时低得让外人听不见。有一次，他竟吟出一首自己作的诗来：
病中口占
风风雨雨忆前程，七十年来剩此生。
满眼儿孙皆俊秀，未须寂寞养残生。
“满眼儿孙皆俊秀”，爸爸特别怀念的是小孙子丰羽。丰羽的父母分居两地，至今未能团圆。所以小羽只能托上海的外婆带。外婆（就是我姨妈）有时把小羽送过来给爷爷看看。但绝大多数时间爸爸只能望望插在窗棂上的照片。卧病医院时，他又怀念起小羽来。草草地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
小羽
小羽生四月，小脸极可爱。
父母各一方，形似三角恋。
小羽叫妈妈，泪界桃花脸。
妈妈在天津，如何听得见。
小羽叫爸爸，声音一连串。
要向石家庄，播送无线电。
安得缩地方，千乡如一县。
天下有情人，朝夕长相见。
虽然生重病住医院，但这一段时间可能是爸爸自“文革”以来过得最“轻松”甚至最“幸福”的日子。
“寂寞便是福”
3月28日，爸爸终于出院了。他本来睡在前房。阳台上另有一只小床，是专供他午休的。但他出院后因为不必再去上班，整天在家，而那时华瞻哥一家五口都已搬入，爸爸病后喜欢安静，从此就睡在那只小床上。那小床在阳台东头，顶住南北两墙，宽不过71.5厘米，长不过157厘米。爸爸睡在床上，两腿伸不直。但他说自己睡觉本来就是曲着腿的。
“这里好，这里蛮好，这里安静。”
爸爸在这小床上一睡就睡了五年多（还不包括这以前的午睡），直到逝世！（如今这小床已陈列在石门故居缘缘堂。）
当初被他们拖来拖去，一会儿到画院，一会儿到博物馆，一会儿到乡下，没完没了的批斗。那段时期，爸爸多么盼望“解放”啊！所谓“解放”，就是“审查”完毕。我统计了一下，爸爸在给恩狗的信里盼望“解放”或自己推测即将“解放”的文字，一共有51处之多！从1968年5月起，他就已在翘首盼望。想不到盼到了1970年，还是靠自己的一场病自己解放了自己。
说是“未须寂寞养残生”，那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生病，毕竟是寂寞的。幸而有诗词相伴。
说到这里，我必须把恩狗刊于第25期《桐乡文艺》上的一篇文章（转载于1990年11月8日菲律宾《商报》）全文引用如下：
父亲与诗词
人生如梦。现已四十八岁的我，回顾三十年前之事，犹如昨日。当时我正在上海格致中学读高中。虽然我已决定投考理工科大学，但对古文及诗词仍颇感兴趣。这大约与父亲对我的熏陶不无关系。
在我主动要求下，父亲每星期给我上三次课，使我得到一个较有系统地学习古典文学的机会。父亲教我读了一部分《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四书中的《孟子》，以及古诗和唐宋诗词等。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唐宋诗词。在那以前，中学语文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诗词。但他是用普通话教的。诗词这东西，打起京片子读，显得张口结舌，今天背了明天就忘记，而且读起来体会不出音律的妙处。而父亲教我读诗词时，是用石门白吟唱的。说来也奇怪，我跟随父亲吟诵，过不多久，就能辨别出其中音律及措辞的奥妙来。用父亲当时的话来说，诗词只能像歌一样唱，不能像话剧道白一样读。的确如此。在父亲的指教下，我在考入天津大学以前，居然背出了二千多首诗词。而且由于这些诗词是“唱”出来的，故迄今犹记得不少。
父亲对诗词的酷爱，已到了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地步。他在晚年曾对我说，他死后只有一样东西舍不得抛弃，那就是诗词。他的古诗新画，被世人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他酷爱诗词的最好见证。
我入大学后，经常与父亲通信。父亲每有诗稿，必用宣纸写好寄我。我们还经常互换诗词游戏，比如蕉叶诗、连环诗等。在动乱的“文革”期间，父亲从“牛棚”中寄信给我，往往把某句当时见不得人的话隐藏在一首诗中。我给他的信中，也时常有这样的密码诗。但因我在诗词上下的功夫比起父亲来相差太远，故我只能集古人诗句，将暗语隐藏其中。比如取七句七言诗，第一句之第一字，第二句之第二字……第七句之第七字，恰好组成一句暗语。读诗词，本为陶冶性情，想不到在“文革”中被父亲与我当作密码使用，现在回想起来，唯令人苦笑而已。
可惜父亲在未曾重见天日之前与世长辞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闭起眼睛，就仿佛看见父亲吟诵诗词时的洒脱风度，听见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愿诗词的性灵长伴父亲于天国之中。
1985年6月25日于杭州
多好的一篇文章！要不是恩狗留下这篇文章，我这个粗心人还不知道爸爸晚年的心情和爱好。如今重读此文，发现自己也已步入爱好古文诗词的老年境域。童年和青年时，满娘或爸爸教我念古文诗词，我总当成一种负担应付过去。仿佛鹦鹉学舌，根本不懂诗文的意义。现在却会主动去拿以前读过的这些书来咀嚼、品味。文学的魅力似乎超过了其他艺术。
爸爸曾对我说：“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化史。传留下来的只有数得清的这些文学作品。其他的都被历史淘汰了。至于现代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有不少优秀的，但毕竟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淘汰。再隔五千年后能保存下来的才是精华。我们光是从这一点想，就会知道古代文学的可贵。”
爸爸当时对我说这一席话，有点对牛弹琴。但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字字珠玑。
恩狗文中提到的父子二人利用诗词写暗语，是一件既有趣而又苦涩的事。我不妨！一首引用在下面。那是爸爸在1969年约10月上半月写给恩狗的（请注意黑体字）：
看花携酒去
“right”可汗大点兵
携来朱门家
“right”莫得同车归
动即到君家
“right”死者长已矣
几日喜春晴
“right”玄鸟殊安适
冷落清秋节
“right”客行虽云乐
父子通信成了爸爸晚年的乐事和慰藉。除此以外，就是寂寞陪伴着他。到了晚上，虽然我们上班的人都回来了，但漫长的白天只有爸爸一个人躺在阳台的小床上。于是他在1970年6月中的某日写了一首全仄音的诗，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寄给知心人幼子：
病中作
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
日夜卧病榻，食面又食粥。
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
爸爸不甘寂寞，躺在床上，还是量力而行看一些书。主要看的无非是古文诗词，但有时也会抓一本日文词典来随意翻翻，多少也能学到几个生字。有时发现有趣的词语，就写信与幼子共享。例如，他写了自编的两句日文，第一句每一个字的元音都是A（啊）音，第二句每一个字的元音都是O音：
あなたがあたまははなはだあたたかった（你的头很热了。）
このおとこのこどものおとぉと，こよ（这男孩子的兄弟，来吧！）
读起来好像绕口令一样。还有一处，他告诉新枚，“卧床寂寞时，乱翻字典，学得许多词”如下：
葱（ねぎ）蒜（ひる）韭（にら）鎌切（かまきり意为螳螂）呕吐（えずく）……
又有一处，爸爸告诉新枚“大蒜”的另一种读法：蒜（ひる）=大蒜（にんにく），还有“杏仁”日文念あんにん，与石门白发音同。至于“鞦韆往生”在日文中就是“缢死”的意思。
我们这些人白天上班，逢到星期一三五，晚上还有政治学习。回家来问过爸爸的病情后，就匆匆忙忙地做这样做那样，哪里还顾得到爸爸的寂寞。所以当时爸爸能在床上与爱子交流，是唯一的乐趣了。
“地下活动”
病好一点，能起床了，爸爸就悄悄地开始工作。其实，他在床上就已开始写诗。他写了三首“调笑转踏”，又写了31首七绝诗，总题目是《红楼杂咏》。他把曹雪芹《红楼梦》里的一个个重要人物都写到，最后一首是写大观园门前的石狮子。
但能坐起来以后，他就不满足于写诗了。他精神最好是在清晨。那时家里的人都还没起来，没人打搅他。而且他也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要替他担忧，会劝阻他。其实我有时也只好眼开眼闭。
就在1970年下半年，他又开始翻译。译的是他喜爱的日本最早的《竹取物语》和《落洼物语》，1972年又译了《伊势物语》，把日本三个著名的物语都译了出来。
1971年，爸爸用心良苦，重新提起画笔，从以前画过的题材中！取七十余幅，画了四套，分给他所关爱的四个人：幼子新枚、长孙女南颖、弟子胡治均和我的女儿小明。还写了一篇序言，内容如下：
敝帚自珍序言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辛亥新秋子恺识。（吟按：标点是我所加。）
“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语，读之令人心酸！爸爸在自己贫病交加、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竟还为他所关爱的几个人着想，为这几个人各留下一套他的绝笔。序言中说“交爱我者藏之”，恩狗和胡先生确实是关爱他的人；而我的女儿那时还只有六岁，是外公喜欢她，她对外公能有几许关爱呀！但当爸爸把这套画交给我而我表示不好意思接受时，他信心十足地说：
“拿着吧，以后会有用的。”
是的，以后这套画成了珍宝。我和女儿每想起这件事，都从心底里感激如此关爱我们的爸爸、外公。
爸爸还不止做这些事。他从1971年开始写《缘缘堂续笔》共33篇，1972年完成，1973年定稿。
说起这件事，还得讲讲来龙去脉。爸爸在浩劫前，每当饮酒时，常把他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往事讲给我听。讲得很生动。我常对爸爸说：
“你把这些往事写成随笔，让读者共享吧！”
“是的，是值得写下来。”爸爸说。
后来他甚至已把书名也拟好，叫《往事琐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动笔。到1971年，他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动笔了。不过，书名改成了《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名为《缘缘堂续笔》。爸爸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把《缘缘堂随笔》、《再笔》、《新笔》直到《续笔》这一套作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浙江省桐乡市“丰子恺研究会”会长叶瑜荪在2005年的“丰子恺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一篇题为《略谈“缘缘堂续笔”在丰子恺散文中的地位》，对《续笔》的评价甚高，把它称为丰子恺散文“皇冠”上的“明珠”。瑜荪认为：“他能‘身披忍辱甲，手提智慧剑’去看透这群魔乱舞的世道，真是进入了宠辱不惊的心态”。又说他：“得太史公、蒲留仙笔法之精髓，他将夹叙夹议的手法运用得如身使臂，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议理的严密透彻，韵味的深长隽永，文风的平易自然，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作家林斤澜在重读了我爸爸的散文后，于2004年4月重访缘缘堂时，特别称颂《续笔》中《塘栖》一文。据张振刚先生当年6月28日在《嘉兴日报·桐乡版》上所写的《他满不在乎——听林斤澜谈散文》一文中引用林斤澜先生的话说：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中国的散文除了周作人，应当是丰子恺。鲁迅的散文当然好，但他的成就应算在小说上。茅盾也是。不过，丰子恺要没有晚年写的《缘缘堂续笔》三十余篇，那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也许就排不上第二。他写的《塘栖》好似没有结构，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匠心独运。历来文章讲究虚实；丰子恺的可贵处是，实者虚写，虚者实写，将实来作铺垫，在虚处铺陈，使文章进入哲学的深度。比如他写到著名的塘栖枇杷，说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吃枇杷要剥皮，要出核，把手弄脏，把桌子弄脏。吃好之后必须收拾桌子，洗手，实在麻烦。船里吃枇杷就没有这种麻烦。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又写坐船逢天雨，在别处是不快的，在塘栖却别有趣味，因为岸上“淋不着”，绝不妨碍你上岸，有一种诗趣。因而使人联想起古人歌颂江南的佳句：“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称江南佳丽地，塘栖是代表。说他谢绝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去杭州，实在并非顽固。
林斤澜先生说，他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地读《塘栖》，不知读了多少遍，已读得口齿生香。……
难得这位老作家如此欣赏我父亲在晨曦中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的这篇文章。
1971年，爸爸还翻译了由日本汤次了荣加以阐述的《大乘起信论新释》。在“文革”时期译这本书，比起译三个物语来，可谓“背时”。但这也是缘分所在。抄家时，日文书都没有抄走。如果造反派知道这是一本佛教书，一定不会给爸爸留下来。可是他们哪里懂什么“大乘”，或许还以为是一本数学书呢。
爸爸译毕后，还写了一篇序。全文如下：
译者小序
大乘起信论乃学习大乘佛教之启蒙书。古来佛教徒藉此启蒙而归依三宝者甚多。但文理深奥，一般人不易尽解。日本佛学家汤次了荣氏有鉴于此，将此书逐段译为近代文，又详加解说，对读者助益甚多。今将日文书译为中文本，以广流传，亦宏法之一助也。译者搁笔后附记，时一九六六年初夏。
这短短几行文字末了的“一九六六年初夏”这日期，用心良苦。有一天我起得早了点，看见爸爸似乎在结束那译稿，我就问他：
“爸爸，你译出这本书来打算怎么样？”“今后有便人时带交广洽法师保存。”
“唉，你还要让人带出去！新加坡还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来！”
“我包好了放着，将来总会有人来的。”
爸爸对“将来”信心十足。
“广洽法师收到了这部译著，很有可能在新加坡出版。这件事让国内知道，你又多了一条罪状。”
我说着，随手拿起一页纸来，就是这篇“译者小序”。最后的日期还没写上。
“一吟，我正要和你商量。我想把日期写早一点。”
我心中暗喜：爸爸的“觉悟”总算提高了。我们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提早5年，写成“1966年初夏”。那时虽已开始“文革”，但爸爸已搁笔，可见是“文革”以前译的。用心良苦啊！在译者的署名上，爸爸也避免用真名而用了“中国无名氏译”。
宏法的事，自有人暗中相助。1973年，从新加坡来了一位叫周颖南的先生，是企业家兼作家。他竟敢大胆地到日月楼来访问，而且替爸爸拍下了他平生唯一的两张彩色照片。有这么好的机会，爸爸连忙把那包封了两年的译稿托他带交广洽法师。两张照片中有一张就是爸爸拿着那包译稿。
译稿带到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用心良苦，法师根本不能领会；中国无名氏译，也被从另一角度来阐释。
首先，法师没有把译文的手迹改为铅字，而是手迹影印。这样一来，熟悉丰体字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译的了。他在跋语中干脆点明了译者的名字。跋语大意如下：
马鸣菩萨造大乘起信论，自梁武帝时，真谛及实叉难陀二尊者译成华文，流传东土。各家注疏，极为繁赜。……晚近日本汤次了荣教授，复有大乘起信论新释行世。内容分为和译、字译、要译、详译四段。运用浅显流利之现代语词，使学者易于揣摩领悟。……吾友丰子恺居士于数年前，更由日文译为华文，苦心孤诣，慧思不竭，积月累功，以竟于成。而自署译者为“无名氏”，意乃体佛无我大悲之心、原空四相者也。……今年春适有星洲友人观光故国，赴沪访晤，丰居士遂将其全部译稿托其转赠于余，告之曰：“藉此欲以纪念是年师与我二人合得一百五十岁之世寿矣！”居士长余两岁，精神矫健，如松鹤之清姿，以书画自娱晚景，余展颂译卷，都二百五十七页，字字珍重，句句珠玑……老而弥笃。……遂决定影印，保留译者之手迹，且免校雠舛误之虞。初版印贰千部……余知子恺居士自幼受弘一大师之熏陶最深，高超志行，诚挚度人，不为时空之所限。其！译斯论，以为今后衽席群生共趋真正永久安乐之境界，盖有深远之理想存焉。
缘缘堂制五百格稿纸在每页上都印出。由此计算，《大乘起信论新释》一书，共计128500字。加上《竹取》、《伊势》、《落洼》三物语共202000字。也就是说，爸爸在病中一共译了330500字。
但爸爸还不肯罢休。家中已无外文书可译。1974年1月他竟把夏目漱石的《旅宿》重译了一遍。《旅宿》的日文原名《草枕》。1958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夏目漱石！集（第二卷）》一书中有两篇译文：《哥儿》和《旅宿》。《哥儿》是爸爸的朋友开西（即浙江海宁的世纪老人章克标先生）所译；《旅宿》就是爸爸译的。他太喜欢这篇文章了，所以把它重译了一遍。译毕后，他在译稿第一页右下端写了如下一段话：
夏目漱石旅宿，十余年前译成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今重译一遍，各有短长。此稿交治均保留纪念。一九七五年元旦子恺记（图章）
1979年12月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访问我家，特地来慰问我母亲。在聊天时，他劝我趁母亲健在时，请她回忆一些父亲的情况。我那时还没有想到要做一个专职的“丰研”工作者，但我还是按戈先生的关照去做了。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有点帮助。我也请戈宝权先生有空时写些回忆我爸爸的文章。可他实在太忙了。终于没写成，遗憾！那天我还问起了他关于夏目漱石《草枕》的译本。他回北京后，给我来了一封信，把《草枕》的译本详细排列出来：第一个译本是1929年上海真善美书店出版的崔万秋所译；第二个译本是1930年上海美丽书店出版的郭沫若所译；第三个译本是1942年伪满时期出版的李君猛所译；第四个译本就是1958年爸爸译的。那么，1974年的新译稿该是第五个了。但据戈先生信上说，郭沫若其实从未译过《草枕》，那是投机商利用崔万秋的译本重印而擅自改变译者名为郭沫若的。他说李君猛的译本基本上也是照抄崔万秋译本的。这样看来，自1929年的译本以后，实际上就只有爸爸1958年的译本和1974年1月的新译稿了。
爸爸的“地下工作”成果多么丰富！他真是一个永远闲不住的人！
这段时期，登门拜访爸爸的人也不少。早就认识的故乡的于梦全先生（爸爸幼时的塾师于云芝是他的叔祖），时时来上海访问，送一些爸爸喜欢吃的豆制品之类。有一回，他送来我祖父丰鐄亲笔书写的自作“竹枝词”扇子一把，爸爸惊讶地观赏，连连赞叹“难得难得”。后来华瞻哥看见也喜欢，便要了去。
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在上海“沈大成”点心店当厨的卢永高先生，千方百计找到我们家来访问爸爸，以后一直关心我们一家的生活起居。
千呼万唤始出来
1972年12月30日，“审查”结论总算出来了。但并未带给我们预想的喜悦。原因是：它来得太晚太晚了！而且并不理想。审查结论是“不戴反动学术权威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不戴“帽子”，应该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却为何又像对待反革命分子（敌我矛盾）一样只发给生活费120元，而不恢复原薪220元。生活费虽然比受审查期间的六十元多了（他们算是上门实际调查了生活用费），但这种莫名其妙的结论让人一头雾水。问了画院的领导，他们也无法解释。我看“文革”搞到这步田地，大概弄僵了。如一切都恢复原样，岂不说明他们搞了爸爸六年半是搞错了？这才定下了这么个不三不四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爸爸盼望早点“解放”，从1968年年中给新枚的信中，一直盼到1972年年底。他盼了四年半，却盼到这样一个结论！
下面我把爸爸给新枚信中盼“解放”、盼行动自由后好去石家庄与新枚团聚的一些文字引用给读者看。这些可都是爸爸心灵深处的呼声啊：
“我解放已不成问题，唯拖延至今，真不可解。现廿四人中已解放十二（一半），余十二人，看来不久即解决。我无疑是‘一批二养’。且有补发工资，归还抄去存款之说。故我很乐观。你说退休问题，只要解放，出外即无问题，用请假亦可出外也。前告我‘解放’之人，今见我，摇头皱眉，表示他不料如此拖延也。”（1969·6·22）
“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十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1969·8·23）
“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八个人的问题，岂知十九日下午上海发生了大事——文化广场失火——别的单位连夜返市，只剩我们一个单位，大会就作罢了。我看来，我们要在画院的二星期中解决。大都无甚问题，总是要解放的，不过拖延而已。……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解放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1969·12·21）
“未来之事，变化多端，我也不在心上。（但我之所大欲—退休，看来不远了。）……我们还有七人，看来也快了。”（1969·12·31）
“‘退一步海阔天空’真乃至理名言。有不如意时，设想更坏的，便可自慰。不满现状而懊恨，徒自苦耳。比方说：我犯重罪，入了囹圄；或者我患癌病，不死不活，此时倘能变成今日的状态，真乃大幸了。如此一想，可以安眠闲梦了。”（1970·5·7）
“病假到七月十六日，秋姐言，共有六个月了。病六个月，即可作‘长病假’论，即等于退休了。秋姐又言，我属中央，定案要由北京，故较迟。较迟即较正确，较宽。姑妄听之。我现在且不计较这些，但求安居。……华瞻言，周谷城由主席指定为全国人代。此间未定案者尚多。但拖延也不会太久了。”（1970·5·23）
“阿姐等猜量，六月内或七月初，会解放我。我不急，迟早总要定案。”（1970·6·4）
“华瞻从杭来，言郑晓沧先生最近解放，定为‘历史反革命’云。他不是‘重点’，故较早。上海几个‘重点’（我是其一）皆未定，阿姐言不久可定，听之。”（1970·6·28）
“阿姐言：上次两人来看我，是准备开一批斗会，然后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须准备到会一次。我记得那天他们问我‘能下楼否？’看来就是要我再出席听骂一次，我已有心理准备，只要他们派人来扶。你准备在城中觅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恶感，颇想另营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你说有绍兴酒，那更好了。……传说：中央指示，上海斗批改应早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解放。我便是‘头面人物’，所以迟迟。”（1971·3·2）
“昨华瞻听中央报告，据说：老年知识分子‘敌作内处’者，工资照旧（但不说以前扣的是否发还），抄家物资发还，但已坏者不赔，金子作价发还，……政协等等。看来，快处理了。前几天有个工宣队来详细调查我们的房子让出经过，恐怕也是一种处理。”（1971·4·9）
“盛传‘上海斗批改快结束，但头面人物勿太早。’勿太早，大约也不会太迟了吧，总之，看来快了。参考别单位事实，我的工资应该恢复二百二十，而且过去扣的要还。若果如此，可发小财了。”（1971·4·12）
“宝姐告我，中央文教会议，决定：老年知识分子恢复工资，并补发以前扣除的；又说：抄家物资，除国家需要的以外，一概退还。已坏者不赔偿云云。宝姐说：‘圆子吃到豆沙边了。’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了。问题一解决，我就想到石家庄。”（1971·4·14）
“信收到。的确，The tables are turning。（吟按：形势转变了）听说：某大专教授，未解放，但薪已照旧付二百多元，解放后补发以前所扣。此与宝姐所传达相同。看来不久有转机了。”（1971·4·22）
“你的事，阿姐的事，我的事，都迟迟不解决，但肯定大家就要解决。看谁先。……罗稷南患肺癌死。其妻提出要求；一、还抄家物资（三千多元，他解放已久，但迄未还），二、给她派工作。前者照办，后者叫她自己向里弄要求云。……看到罗稷南例，我的钱不知何日还我，（但各单位情形不同，未可概论。）且须忍耐。我只要不上班（画院老人都已不上班了），已是运气。不要等候，总有一天定头。”（1971·9·3）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1972·6·2）
“昨市革会来二人，送我六十元，说先补助你，即日正式解决后，恢复原薪二百二十。这是因为上次我说‘六十元付房钱及保姆还不够’所以他们再送六十元来的。可见事情不久解决了。我提出，早点解放我，我可转地疗养，到北方去住一下，病可早愈。他们说‘耐心点，快了’。”（1972·9·13）
“昨阿姐到画院，要求迁房屋。他们（工宣队）说：我的问题不久解决（待田中〔角荣〕去后），发还抄家物资，同时进行迁居房屋。又说正在组织统战对象，要我当政协委员。日子很快了，可稍待。云云。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你们来时，一定不在此屋内了。）我又想到杭州。抗战八年，文革差不多有七年，我真经得起考验。……不久当有更好的消息告诉你们。”（1972·9·26）
其实在从1968年中到1972年末的信件中，在四年半之内，爸爸在给新枚的信中提到盼望自由，竟有51次之多！
一位古稀老人，画了那么多为劳动人民伸张正义的画，在1949年特地从厦门率领家属赶到上海来迎接解放，为歌颂新中国发表了多少文章和画——到头来却成了一名罪人，迟迟得不到“解放”，整整六年半失去自由！
我在抄录这些信摘时，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再对比如今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长眠地下的爸爸竟已享受不到！我不知赔了多少眼泪！
我还忘了提到书法展览的事。自1961年9月底成立全国第一个“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时，爸爸就是该会委员。所以，爸爸1972年底“解放”后，1973年上海举行书法篆刻展时也想到了他。胡文遂先生来请爸爸出品，爸爸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我出版社同事庄久达（当时大约在该会主持工作）便来叫我做爸爸思想工作，说是要为读者着想。这么一说，爸爸果然同意出品，写了古诗及自作词，由我送去。但庄认为不妥，要爸爸改写工农兵新体诗，同时拿着我送去的诗词不放，流露出十分喜爱的样子。我就同意送给了他。至于写工农兵的诗，爸爸不愿意。他对我说：
“书法是要一气呵成的。工农兵诗我背不出，一边看一边写，写不好。”
后来他写了鲁迅的《横眉·俯首》小联。太小。画院改用了原收藏的毛主席诗词，很大。请设计公司专制镜框，在美术展览馆预展一天，放在出口处正面壁上，观众反应很好。但文化局等头头们来参观时见了，请示了徐景贤，徐下令取下。那时，全国要组织一批书法作品去日本展出。画院！用了爸爸的一件送到北京却落！了。
据胡治均先生回忆，爸爸曾到日月楼对马路戚叔玉先生家去写工农兵诗！究竟是送全国展出那次还是上海展出的那次，不得而知了。
最忆是杭州
尽管结论莫名其妙，令人不快，但爸爸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1972年12月30日才得到这消息，爸爸已经蠢蠢欲动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来到了杭州。
致新枚的51封信中屡屡提到要去石家庄，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要去杭州？爸爸在1972年5月19日的信中是第一次提到想去杭州：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
在1972年9月26日的信中又一次提到。由石家庄改为杭州：
看来不久我可到石家庄，或你们来探亲。如果我嫌路途劳顿，不如把路费给你们作自费探亲之用。（吟按：当时有规定，如夫妇已团聚，4年可公费探父母一次。没到4年就要自费。）我又想到杭州。
1972年5月9日提到想去杭州，可能是因为那季节使他想起了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诗句“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爸爸也怀念起杭州的苏堤六桥来了。
同年9月26日又提到杭州，而且提得比较具体，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过了六七年囚禁般的生活，十分向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二是自己觉得体力不支，有余年无多的预感，想见见住在杭州的亲姐姐，而新枚好毛毕竟年轻，可以到上海来探亲。
那时我们都要上班，要陪同曾经是“牛鬼蛇神”的父亲出门而请假，是不会被批准的。幸而胡治均先生有空。他反正已被降职为抄火表的工人，每月只要完成抄表的任务，就没事了。于是由他陪同爸爸去杭州。
那是1973年3月。在杭州逗留了约六天。胡先生1987年在《西湖》杂志8月号上发表了《西湖忆游》一文回忆其事。今摘录几段如下：
丰子恺先生最后一次赴杭，是在1973年3月下旬。……除了上海，杭州可说是丰子恺先生的第二故乡。……满姑是丰先生的三姐……我们这回在杭州见到她的时候，已是八十多岁的白发老太了。满姑家的房子，原住三间，“文革”开始，给革去了一间，留下一大一小。俗语说“有屋住千间，无屋住一间”，从知足角度看，倒也可以。如今后面小间留给丰先生作客邸。（吟按：胡先生到亲友家住，早来晚去。）婿维贤是教文科的，好书满架，也说得上“室雅何须大”。这前间，倒是个“开窗见山”风景优美的好住处，打开南窗，正前方的宝石山，不偏不倚，刚好映入窗框之中，保俶塔、初阳台伸展在绿荫丛中，悠扬的箫声笛韵，自黄龙洞边的戏曲学校阵阵传来，犹如一幅立体山水画，天然大盆景，真美！
酒后饭饱，丰先生时而临窗眺望。一次，他偶然低头俯视，见楼下一株桃花，正满放一树，便连声说：好看，好看！在我这个俗子凡夫看来，它不过是一株单瓣的、淡红色的极其普通的桃花，有什么值得赞赏的呢。我禁不住问：“重瓣的不更好看吗？”可是先生却摇头说：“不好看，这种重瓣桃花，浓妆艳抹，娇柔做作，东栽西接，全凭花匠之意，人为生长，呆头呆脑的，有什么好看。”继而，丰先生指着楼下的那株桃花说：“你看，她开得多么茂盛，多么豪放，多么自在呀！她具有天然美。”
接着，先生慢慢离开窗口，移步来到藤椅上坐下，一面吸着纸烟，一面想起了当年在上海长乐村居处，日月楼下，也有过这样一株淳美的桃花，也许是受到主人的株连，不知什么时候，桃花的命也被革去了。
3月26日，爸爸和胡先生雇船游湖。——据此日期，他们很可能是24日赴杭（当时火车不像现在这么快），25日休息一天。
西湖是每个到杭州的游客必去的地方。但爸爸对西湖太熟了。只想泛舟，没有目的地。胡先生叫船女划到花港观鱼。他知道老师崇拜马一浮先生，总想去看看马先生蒋庄的故居吧。胡先生文中说：
解放后，著名高士马一浮先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尊敬，让他住在这里著书立说，颐养天年。周总理十分推崇马老先生，五十年代曾有位国宾来杭，周总理郑重向他介绍，说马老先生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岂知“红卫”军兴，一些“小将”“司令”无视党和国家政策，竟将八十高龄的马一浮先生撵出蒋庄，不久含冤去世。（吟按：关于此事，另有一说。）
过去丰子恺先生每到杭州，必来蒋庄探望这位长者。我本想趁这次游湖之机，陪丰先生到蒋庄凭吊马老先生的故居，但是，在我们走到花港观鱼的御碑亭附近时，丰先生忽然停步不前，摇摇手对我说：“我不去了，你去看一看就来，我在此等你。”随后先生又自言自语说：“人已不在世了，看又何益。”声调甚是含糊。我怕先生为此感伤，就不敢勉强，在附近有条石凳的地方，让他坐定。然后独自走到蒋庄门口，在湖边石级上，当年马老先生洗砚处，伫立沉思：丰子恺先生还在学生时代，由于老师李叔同的关系，已经拜识了马一浮先生，丰先生十分敬重马老先生的道德文章，数十年如一日，始终把马老先生尊为自己的师长，如今蒋庄已是人去楼空，感慨一定很深。……
后来，他们想直接回湖滨去吃酒了。岂知船女是个一板三眼的人，说是他们买的票规定游程，还有三潭印月、湖心亭，要到孤山上岸才算结束。胡先生表示情愿放弃，也不行。于是只得去三潭印月。胡先生文中说：
这三潭印月的景色，虽亦十分宜人，但是对一心想回湖滨吃酒的我俩来说，已无多大吸引力，好比走马看花，一掠而过。行不多久，来到“曲径通幽”的洞门处。四个字乃是康有为的原迹。丰先生至此驻足不前，好像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喏，喏！就在这里。”丰先生指着路的北面说：“这里过去有一座三角亭，亭上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好，是写实景的。”说着，他就随口吟了出来：
忆故乡亦有仙潭，看一样湖光，添得石桥长九曲。
到此地宜邀明月，问谁家秋思，吹残玉笛到三更。
丰先生说：“我年轻的时候，常来这里读书写生，非常欢喜这副对联，因此至今仍能随口背咏。抗战胜利后重游杭州时，已不见此对联，据说被日本军阀盗去了。不久，三角亭也不存。”先生恐怕我记不住，就拿我手中的游览图，一字不漏地把联句写在上面，后面还注明“清俞樾撰并书”的字样。经丰先生对我说明之后，我才知道俞樾就是当代红学家、诗人俞平伯先生的先人。这张西湖游览图，有了丰先生的亲书题字，更加珍贵，至今我仍把它小心地保存着。
3月27日清晨，师生二人来到了灵隐，在冷泉亭旁茶室里拣上一个闹中取静的座头，品尝阔别已久的西湖龙井茶，欣赏这个“劫中桃源”。太阳渐渐升高，到游人越来越多时，他们就本着“人取我弃”的精神，退出茶室，离开了灵隐。
3月28日，师生二人游了城隍山。上城隍山的一节，还是让我们直接看看胡先生的回忆文吧：
久闻“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城隍山，听说如今已能以汽车代步上山了。我虽多次到过杭州，却从未登过此山。据丰先生告诉我，过去城隍山上庵、庙、观、祠，鳞次栉比，星相医卜，百耍杂陈，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去处。先生知道我没有去过，欣然助兴，说是解放几十年来，自己也未曾上去过，于是我们决定上吴山。
3月28日晨，我们在工人路后面车场上，叫了一辆三轮汽车。司机是位热心而健谈的人。车开动不久，就和我们交谈了：“两位是上海来的吗？”我回答：“是的。”“这位老爹爹是教授，是艺术家？”司机操着带绍兴音的杭州官话，似有八成把握地说。
丰先生和我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感到一惊。自忖未到城隍山，先碰到“相面司机”了，杭州毕竟“人杰地灵”。再一想，相面先生也得先对准你的面孔看一看，然后再发表议论，然而我们的这位“相面司机”连头也没有回过一次，已能未相先知，实在惊人。惊讶之余，总得问个明白：“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呢？”司机仍未回头，风趣地说：“我一看就看出来了。”说话时他摆动着头，抿嘴向前方的反光镜：“面容慈祥，不用介绍，看得出是位有修养、有知识的长者。”随后又补上一句：“我猜对了吧！”“对！”我佩服这位谈吐不俗、“善观气色”的司机同志，就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老爹爹”名字告诉了他。并约略地回答了类似他所说的一些话。
司机同志听了连连说：“丰子恺，老先生，是画家，知道知道，我还读过老先生的作品，看过老先生的画。我说嘛，是好人嘛。老先生挨斗的事，我们杭州早已知道了。”还缓缓劝慰：“老爹爹千万不要难过呀！”丰先生报以亲切的微笑，并说：“不难过，谢谢你，同志，你是个好心肠的人呀！”
当车子开到吴山脚下，爬不到十公尺的山坡，忽然不动了。司机同志用尽力气，踏足油门，却无济于事。他建议：“让空车开上山去等候，委屈你们步行上山。”我看这山倒是不高，充其量五六十公尺而已。只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我搀住丰先生，沿着盘山公路而上。岂知只转一个弯，丰先生已经走不动了，看来已无法“排除万难”了。先生就近拣了一块干净的山石，坐了下来，挥手叫我一个人上去。这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终。早知开不上山，我们也不来了，我也决定不游。不过，我还得把已经上山去的汽车叫回来，又得像孙悟空划圈圈那样，叮咛先生不要离开寸步。然后择短坡，近路，迅速爬上山顶。不是我夸口，这样的小山丘，不需十分钟，一下子就能到达顶峰，可是我们的先生却寸步难行。年岁不饶人，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动乱”给他带来的摧残，也显出了恶果。
司机同志见我一个人上山，忙问：“老爹爹呢？”听到情况之后，司机顿时露出内疚形色，“怪我太粗心，我没想到车上坐一个人也许能开上来。现在我开车下去，一定要把老爹爹接上来。”说着，就跨进汽车，往下开去。不多时，丰先生果然被他接上来了。我敢肯定，这位司机同志能把丰先生接上山来，准是费了一番感人的口舌才行哩。
此时的城隍山，星相医卜、庵、庙、观、祠早已荡然无存，只是扫不掉的大自然风光，依然是那么妩媚。此处居高临下，一览无遗，确也不枉此行。其他的旧址遗迹，先生也有所指点，但已不甚记忆，倒是那位陌路知己——汽车司机，给了我良好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可惜在我们归途话别之际，漏了请教他的尊姓大名。回想起来，是件憾事。却似：
新朋到处喜相逢，天下何人不识君。
3月29日，爸爸在胡先生的陪同下，居然访问了一位朋友。我们还是来看看胡先生的记载，更为详尽生动：
这次游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丰先生专门关照，不作任何应酬性的交往。他事先告诉甥女软姐，要她务必遵守。因此在杭期间，并无人访和访人之苦。不过有一人倒例外，那就是先生的多年老友、浙江大学教授、当时也“靠边”在家的郑晓沧先生。郑先生曾留学美国，研究教育学，早在抗战前，丰子恺先生和郑先生已结成莫逆之交。1938年，丰先生受聘浙大任艺术指导，还是竺可桢校长通过郑晓沧先生的转邀的。丰先生和郑先生作诗赠词，相互唱和，亦很频繁。其中有丰子恺先生的《浣溪沙·慰晓沧》：
苍狗白云不可凭，水光山色与人亲，诗人老去惜余春；
满架图书都解语，一庭风月最关情，谁言寂寞养残生。
8月29日上午，我们乘公共汽车，来到湖边少年宫下车，在龙游路的一座小花园住宅门首，我们揿了电铃，迟迟来开园门的，是同宅邻居，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见我问的是郑家，表情不甚活络，生硬地回说：“郑家没有人。”我们管自跨进院子，又说：“请问，郑家什么时候有人？”答：“不知道。”再问：“郑家可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的意思，如果是去买东西，或者在近处，很快就会回来的，就等一会再说。可是邻居的回答，仍是三个字“不知道”。不知怎的，后来倒又有气无力地补上一句：“说是到西山公园赏牡丹去了。谁知道他们有介好兴致。”她对我们如此冷淡，是不是郑先生也有过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因而对郑先生的客人，也来一个划清界线呢？实在令人不解。
鉴此，丰先生说：“留张字条，我们走吧！”我在笔记簿上撕下一页白纸，先生写了“来访未晤”的话，我也没有认真注意，见最后却写了“弟今晚回沪”等语，倒使我愕然，赶紧提醒他：“我们买的火车票是后天的呀！”先生笑笑说：“我晓得，按晓沧的脾气，如果我写了后天，他明天能不来回访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后来，在我们回到上海不久，丰先生在杭州的亲戚朋友，才知丰先生已到过杭州，有的写信来埋怨丰先生，为何不早点告诉他们。杭州一家很大宾馆的一位负责人，就来信说：“先生为什么不住到我的地方来，我是不怕的。”来信中就有晓沧先生的“责怪”信。两位老友，此后再也没有谋面机会。
3月30日，爸爸在软姐家又住了一天，次日才回上海。他在那儿写了一些字留作纪念。胡先生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天朗气清，明窗净几，丰先生兴致极好，一共写了八件行书。其中一纸横批，写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父亲斛泉公《扫墓竹枝词》，共计224字。行笔流畅，一气呵成。字字流丽，笔笔刚健，甚是优美。竹枝词是满姑指定的内容，书成之后，老姐弟共同朗读七十年前父亲的作品，雅趣横生。
为软姐、维贤兄写的是一张立轴，一副对联；我的两个侄儿，一个叫克祥，刚巧在杭州出差，一个叫建祥，正在浙大读书，两人也意外地获得先生墨宝各一件，高兴极了；再有一张横批，是先生叫我寄给青海的大儿子易强的。我当即在杭州寄出。
给我的最是优惠，共得两件，一件是先生旧作《一剪梅·清明》，为了纪念这次游杭，先生特地加跋为记，跋曰：
一九七三年清明时节，偕治均游杭州，明山秀水，悦目赏心，客窗率录旧作。子恺
另一件是二尺小联。联曰：
寒岩枯木原无想，野馆梅花别有春。
我没能陪爸爸去杭州，只好引用胡先生的文章。胡先生是学徒出身，全靠自学成才，竟留下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补充了爸爸1973年杭州之游的空白。我真该好好谢谢他。可是到哪里去谢呢？胡治均先生已于2004年9月18日因患气管癌离世。终年虚龄84岁。胡先生的母亲活到102岁。我们以为胡先生有长寿的遗传，也会活过100岁。岂料天不假年，说走就走了。人就是这样听天摆布的，所以我每天赶着要把这本书在我有生之年写好，给后人留下一点纪念我父亲的资料。
旷世巨著《护生画集》
从杭州回来，爸爸又投入了工作。
爸爸在养病期间所做的工作中最难能可贵的，要算画《护生画集》第六册的事了。弘一大师诞生于1880年。爸爸画护生画集为他做寿，从弘公50岁开始，每次整寿按年龄数作画出书。本应在1969年画成第五册90幅的，爸爸提早在1965年上半年就完成了。寄给广洽法师后，法师马上交香港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出版。此次出版不仅第五册，连同前面的一、二、三、四册也一起出版了，而且都是根据手迹印出，不是从以前出版的书翻印的。第四册的手迹1960年完成寄广洽法师于次年年初出版后，原稿手迹本来就在法师处。而前面三集的原稿如何也都集中到了法师手上呢？其中有个奇迹。法师在1965年仲夏所写的《“护生画集”五集合刊附言》中，曾把这个奇迹交待了一番。
《护生画集》原是非卖品，欢迎翻印的。第一集1929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后，佛学书局、中国保护动物会、大法轮书局都发行过。第三集1949年爸爸从香港带回后就交大法轮书局出版，这两集的原稿都由书局的主人苏慧纯保存着，但第一集只有文稿，缺了画稿。第二集也是由开明书店出版，佛学书局和大法轮书局发行过的，但原稿（无论文稿或画稿），都已遗失。奇迹就在这时出现了。
爸爸的一位私淑弟子，名朱南田（1918—1988），当时是酿造七厂总务股干部。业余爱好书画，又擅长诗词。他十分爱好我爸爸的作品。1960年，爸爸就任画院院长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勾起了他二十多年来渴慕之忱，就通过画院转信得识了我爸爸。以后几乎每周日上午都来访问。有一回，朱南田先生讲了一件得意的事给我爸爸听。我现在把朱先生于1985年7月用小楷写成送给我的一篇长文《我与子恺师的因缘》中有关此事的一段文字引用如下：
解放后，我偶在广东路古玩商店看到李、丰两先生合作的《续护生画集》手迹，出自敬慕，决心购下珍藏。这份手迹书画共六十页。索价一百六十元，后以九十六元成交。我手头拮据，先付二十元定金，而回家筹措未竟，只得卖去家具三人沙发椅一张，才勉成其事。我就此写了五绝一首：
未识丰师面，先联翰墨缘。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精而约，书风静若禅。沽资何处着，鬻椅凑囊钱。
没有想到日后为我与丰师在情谊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朱南田先生讲了这件事，爸爸听后十分兴奋，那时《护生画集》已在新加坡出版第四册（文字部分由朱幼兰先生书写），正愁前三册原稿分散遗失。他便于1964年把觅得第二册原稿之事写信告诉广洽法师，信中说：
朱南田先生去年曾携原稿来与弟看，苏居士亦来看，共庆四册护生原稿全部在世，皆大欢喜。弟曾私下打算：最好将一二三都买得，送弟尊处，与第四一同保存在弥陀学校。但不曾出口。因一则朱甚宝爱，不知肯让否，二则苏居士是否肯让，亦不可知。来信有欲得之意，则不妨开口征求意见。此乃宏法之物，非私人财产可比。求其集中稳妥，勿东分西散，以便永久保存，正是好道之心，非谋利也。倘尊意欲收集，弟当为交涉。
此信末尾，爸爸又补写了几行：
补告：朱南田言，第二原稿原由嘉兴范古农居士之亲戚某保存，后其人死，子侄作废纸卖与旧货摊，幸为彼所得。可见私人保藏之不可靠。弟回思画第二后，即逃难（抗战）。此原稿在上海，不知缘何流入嘉兴。
爸爸说的旧货摊，其实就是广东路古玩商店。后来广洽法师来信一定要爸爸设法买得一二三集原稿，并表示愿向朱、苏两位居士致谢。爸爸向二位情商，蒙他们慨然同意捐赠。爸爸自己又补画了第一集的画稿。这样一来，三集都完整了。于是全部寄新加坡交广洽法师保存在他创办的弥陀学校内。
这件事，实在是种种因缘的凑合。试想：如果第二集没有到朱南田先生手里，如果朱南田先生没有认识我父亲，如果苏慧纯居士那里缺少的不是画稿而是弘公写文字的文稿，《护生画集》头三集就永远无法团圆了。广洽法师感谢“佛力加被”，我却认为弘公在天之灵在暗中保佑着，促使这一浩大的“工程”圆满完成。
弘公保佑的还不止这件事。《护生画集》第五集原来应该在1970年出版的，爸爸却提早在1965年（“文革”前一年！）上半年就画好，请厦门籍书法家（当时在北京工作）、因明学家虞愚先生写了文字部分，寄交广洽法师于同年9月就出版了。如果晚了一年，“文革”一声炮响，爸爸便忙于应付批斗，怎么可能完成这第四册呢！
但更稀奇的事还在第六册。想必又是弘公在冥冥之中示意他的忠实的弟子：“余年无多！”爸爸毅然决然地在1973年（逝世前两年！）筹划起第六集的材料来。
“文革”前几乎定期来我家的几位常客，自爸爸病休后渐渐地恢复来探望他。朱幼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位。关于第六册的情况，他知道得很清楚。1986年1月他在《大成》杂志上发表了《丰子恺和他的护生画集》一文。其中关于第六集的情况介绍如下：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丰先生受到冲击，《护生画集》成为批判材料。然而，先生毕竟学佛有得，临危不惧，仍然以护生画第六集夙愿为念，遂于一九七三年毅然决然筹划第六集，以圆满其功德。但在“文革”动乱中，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乏画材，先生于此颇费踌躇。一天，他与我谈及筹划护生六集事，命我搜集可供参考的书籍。我回家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动物鉴》一册送去，先生翻阅后笑曰：此书材料丰富，有此参考，画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认真！材构思，鸡未鸣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画，不久百幅护生画圆满告成了。他将画稿给我看时，低声对我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风险的，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在所不计了！”并说：“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我听后，深感先生的为人，时时想到别人的安全，唯独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为法轻身精神的感动下，就毛遂自荐说，我是佛门弟子，为宏法利生，也愿担此风险，乐于题词。先生见我至诚，也不固拒，于是护生第六集的书画，在艰难中提前于一九七三年完成定稿了。越二年，先生西逝，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画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左右，终于圆满完成为慰！
《护生画集》第六集是广洽法师于1978年带到新加坡去出版的。
那时爸爸已经去世，但朱幼兰先生还健在。法师1978年回国观光时我夫妇到广州去接他。法师看到我后第一句话就问：“你爸爸的第六集《护生画集》完成了没有？”我告诉他“完成了”。他很高兴。一到上海，在机场接他的朱幼兰先生就和他谈了详细情况。记得当时筹划如何把这一集原稿带出去，煞费苦心。广洽法师决定随身带。他说佛会保佑的；我相信弘公在天之灵也会保佑的。爸爸和朱先生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完成这项大事，难道出境这一关还会出事吗？是一位法师带一套保护生命的书画册，又不是寻常人带毒品啰！
1978年10月12日，《护生画集》第六集的原稿果然安然带到了新加坡。这件大事圆满了，法师比什么都高兴。他把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原稿都交给香港的时代图书有限公司，于1979年10月顺利出版。
这套《护生画集》从1929年出版第一集，到1979年出版第六集，整整半个世纪！在爸爸的生涯中，这是最伟大的“工程”！从第一集的50幅，第二集的60幅……一直到第六集的100幅，总共450幅护生画，450篇护生文字，由弘一大师、爸爸、叶恭绰、朱幼兰、虞愚四位书写合力完成（弘公书写第一第二集，叶恭绰先生书写第三集，虞愚先生书写第五集，朱幼兰先生书写第四第六集），如此洋洋大观，世所罕见！而广洽法师把它付印，让广大读者都能见到这部巨著，真是功不可没！
这部书初次发行时，是赠阅的非卖品，印书的款子全部由新加坡善男信女（广洽法师的弟子们）捐赠。捐印者在这件事上也有一份功德。佛教的赠阅品大都是“欢迎翻印”的。所以后来海外各地纷纷翻印，其数量之多，不可胜数。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有书号的正式出售的版本。从此，各种有书号的版本、集络绎问世。
2005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一册的新版本。这版本的特色是后四集的文字改由平湖书法家许士中用弘公的字体书写。这样一来，虽然失去了叶、虞、朱三位的书法特色，改变了数十年来看惯的版本，但从形式上得到了近似的风格。今后不妨两种版本并存。福建莆田广化寺于1996年翻印的《护生画集》全集，也是六集并一册的。版本为32开横排，每页一对字画。最有意义的是每集后面加一附录，把手写的书法部分译成铅字。这一举措功不可没。因为书法中有很多繁体字、古体字和草体字，一概译成简体铅字，就可使更广大的读者都能看懂。这一“翻译”绝非易事，实在值得感谢。我们在提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护生画集》时，就建议采用这现成的译文（校对后稍加修改）。
《护生画集》自1929年创作完成至今，已将近80年，而且还会延续下去，直到永远！
爸爸在养病五年期间写了《红楼杂咏》，翻译了《竹取》、《落洼》、《伊势》三物语，画了《敝帚自珍》四套，创作了《续笔》33篇，翻译了《大乘起信论新释》，重译了《旅宿》，此外，还临摹他喜欢的字帖索靖《月仪》，还把童年时代唱过的歌曲凭记忆一一抄录下来……而最有意义最重要的还是提前完成了弘公嘱托的《护生画集》这部巨著！
卷土重来
1974年的某一天，钱君匋先生来访，手持一本尺页，说是有人要我父亲也在这上面画一幅。爸爸当场就在册子上画了一幅《卖花人去路还香》，交还了钱先生。岂料这件事闯了祸，使爸爸在养病期间又得重新接受批判。
不过，话得说回来。其实即使没有这件事，等待着他的命运也是同样的。因为那时政治形势有变，“四人帮”借批“大儒”为名攻击周总理。于是一个霹雳天下响，下面的人马上跟进，全国都展开了“批林（彪）批孔（子）”运动。上海还举办了“黑画展”。
我们对政治一向反应迟钝，不知道矛头是指向周总理。素来敬仰周总理的爸爸在1974年3月6日给新枚的信中还很得意，说他应画院要求，写了一张大字报。他说：“上海正在‘批孔’高潮。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去画院张贴。我写了小字，他们代我写成大字报，说是省我劳力。照顾可谓周到。”
我们起先以为，爸爸居然也被受命写大字报，那不是把他也看作“革命群众”了吗！居然也暗自欣喜。谁又知道那是在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就在这封信里，爸爸还说：
求索字画者甚多。但我多写字，少作画，写字用鲁迅诗，画总是《东风浩荡，扶摇直上》（儿童放纸鹞），或者《种瓜得瓜》。上海书法展览会中展出了我的字，于是我的书名大噪，求画者少，求字者多，我很高兴。毕竟写字少麻烦。
岂料不久之后，就接到通知，要他去画院接受批判。事隔约两个月以后，爸爸于1974年7月11日写给新枚的信中说：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恐防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二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
所谓在天蟾舞台“听报告”，是爸爸怕新枚担心，特地写成“听报告”。其实就是对包括他在内的几个画家（刘海粟、程十发等）开批判会，只是没让他们上台而已。据说这次爸爸入场时，与会观众纷纷转身观看，他们是想一睹这饱受苦难的大画家的风采啊。
这次批判的内容，其中一幅画正是《卖花人去路还香》。看来这本尺页已落到了造反派手里。他们把“卖花人去”说成“卖画人去”。于是大做文章，说丰子恺被打倒了还说自己香，他还在放毒！此外还加了另外的画如《满山红叶女郎樵》，说这幅画是诬蔑“三面红旗”落地。后来出版界开批判会时也提到这幅画。我心中纳罕。一看以后，才明白那幅画中从树上落下来的红叶正好是三片。
爸爸在1974年4月24日写给新枚的信中就提到过这幅画受批的事：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一幅《满山红叶女郎樵》，竟有种种解释，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有时想想，上头定下调子来要批判几个人作为政治上的陪衬，在上海，爸爸作为美协主席、画院院长，总是逃不了的。虽然可批的内容已经批过好几回，但谁让爸爸一生画那么多画，随便再找一幅，就可以从豆腐里寻骨头。其实造反派们心中可能也在窃笑。大家都在做戏，应付上头的需要啊！
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们就在思量：爸爸画着《卖花人去路还香》的那本尺页是否由钱君匋先生交了出去呢？为此，我们对钱先生很有意见。华瞻哥甚至还代表爸爸写了一封信去批评钱先生，表示要和他断绝师生关系，叫他以后别再来我们家向爸爸要画。据说钱先生为此十分惶恐，又不敢来解释。爸爸去世以后，胡治均先生曾访问钱先生。在言谈中，钱先生就讲起了这件事。他说那册子并非他交出去的。他因受命于某人，要把这画册传送给好几个画家作画，所以从我家取走后马上又送到另一个画家家里去了。他说，是造反派到那画家家里去批判，那画家才交出来的。至于那封绝交信，经胡先生说明情况后，他才安心一点。爸爸去世开追悼会时他不敢出席，写了一首诗，题为《哭丰子恺先生》：
意气相投五十春，一朝传讹罪吾身。
临风遥哭先生殁，难雪此冤百世存。
爸爸骨灰安放时，钱先生心中已略释然，便参加了。
在那段时间里，出于保护爸爸的人身安全，宝姐、华瞻哥和我，三人曾到三楼小房间里讨论：如何制止爸爸给人们画画。讨论结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取去他的笔砚，使他无法再写再画。他们叫我去执行此事。爸爸起初对此没有意见，但到了第三天，他已按捺不住不写不画闲坐着的难受，焦躁地对我说：
“一吟，你拿走了我的笔砚，比挖了我的心肝还痛苦，赶快还我吧！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
我听了很内疚，马上还给了他，也没向两个共同商量的人请示。
是的，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难道连写写画画也没有权利了吗？此后他确实只是用毛笔临临帖而已。
人们对于“文革”实在已很厌倦。谁愿意一天到晚生活在斗争中呢。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毕竟是真、善、美！据说这次“黑画展”的观众，除了极少数人蒙在鼓里以外，绝大多数是来欣赏名画家的名作。在那遍地硝烟、到处批斗的境遇中，难得有一次名画家的展览啊！
少小离家老大回
爸爸大概自己觉得健康情况越来越差，所以又动了回故乡看妹妹的念头。那时我们的健康知识实在太欠缺，甚至连“健康”二字都不敢提。记得朱幼兰先生曾经送我一张《健康第一》的横幅书法，我竟吓了一跳：这种横幅怎能公开地挂到墙上！造反派见了会说：怎么可以把健康放在第一！应该是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放在第一啊！
爸爸长期坐在桌前，别说外出了，连房间里也不大走动，对健康肯定是不利的。癌症的病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侵袭他，但1975年回乡时，癌症肯定已有发展。可怜的爸爸，我怎么全然没有察觉啊，以为你只是年老体弱。那一年，爸爸虚龄78岁。我现在已将跨进80岁，还在忙这忙那，天天出去走动。我对健康的无知贻害了爸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按时拍片检查的。现在想来，真是遗恨无穷！
这回陪同前往故乡的仍是胡治均先生。而且他又写下了一篇《石门湾忆游——侍丰子恺老师游故乡》，给我写这本书帮了大忙。爸爸最后的两次出行，都有仗于胡先生的得力陪同。先姐这次虽然也同行，但她身体较弱，不能当主力军。同行的还有两个小姑娘：她女儿阿春和我女儿小明，一群人浩浩荡荡出发。胡先生文中说：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清晨，我们从上海搭沪杭火车，向浙江长安站出发。……一行五人中，老中少三代人，谈谈聊聊，三小时的车厢生活，也很欢乐。先生爱饮酒，我们考虑到在火车上的方便，同时为了不致引人注意，把酒事先装在药水瓶里，要喝的时候，只须从瓶里一口口往嘴里送，也用不着杯子。先生就这样安逸地在车座上享受着旅途的乐趣。先生这种饮酒似吃药的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被邻座旅客发觉了，他们交头接耳，不断发出惊奇的微笑和轻声的议论。他们怀疑：“这位老公公得的是什么病呀！吃的是什么药呢？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不停地服药，而且药量又是那么重，二百五十克的药水快要喝完了。”他们不断地把眼光扫向先生，扫向我们同行的人，想在我们的面部表情中找出答案。可是我们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大药量的老公公只报以亲切的微笑，频频向他们点头，直到我们在长安站下车，与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些好奇的暂时同路人，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到达长安站，从石门湾开来的小汽船，已经在等着我们。专程来接的有先生的外甥蒋正东、堂侄儿丰坤益，以及其他亲友共六七人。从长安站到船码头的这段路程，没有任何代步，只得由两个人搀扶先生行走。我们发现先生的脚力已非常差，他走一会就要停下来歇一歇，我们就请他在人家门前的阶沿上坐下来，有时就索性坐在路旁的石块上。这样走走坐坐，到船埠的二百多公尺距离，差不多休息了四五次。这位老人，在“四害”横行前，曾健步登临过井冈山革命圣迹，攀登过黄山天都峰。想不到被摧残之后，会留下这么严重的后果。我只是想着暗暗难过，其他同行的人，都面面相觑，同样是难过，却说不出话来。倒是先生自己打破了这一沉默。他说：“不要紧，慢慢走，总会走到的。”他那坚强的自信心，乐观的精神，依然是那么充沛，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正东的妥帖布置下，我们在船舱里安顿下来。船舱小而不挤，粗而整洁，尽可自由自在地坐起。船中又有小桌矮椅，可放酒摆茶。先生一边悠闲地饮酒，一边指着坐在船尾上的蒋正东，讲出有关他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遭遇来。
正东本来的名字叫“镇东”，是先生的嫡亲外甥，也是这次招待我们的主人。他是个道道地地的贫下中农。镇东的母亲是先生的妹妹，就是《缘缘堂随笔》中提到的雪雪。抗日战争爆发，先生仓促离开石门湾后，正是从镇东的家乡南圣浜开始，从此辗转流徙内地。那时正东还是个没取名的孩子。先生在离开南圣浜时，为了表达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纪念这次离乡出奔，特地给外甥取一个名字叫“镇东”，是镇服东洋鬼子的意思。可是，这样含义非常明白的爱国思想，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却被叱之为“恶毒攻击”因为他们把“东”字曲解为东方，即中国。娘舅外甥为此受到冤屈，外甥不得不把原来的“镇东”改为现在的“正东”。先生讲完这段新鲜故事，沉痛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爱国也有罪呀！”
我想补充几句。据我所知，镇东改名并非为此，而是因为镇东姓蒋，叫蒋镇东。如果把“东”字理解为一位伟大领导人的名字，再把“蒋”字引申一下，于是就会出现某某人镇压某某人，那还了得！明明胡先生也是对我这样讲的。但如今发现他文中换了一个说法，那要不是编辑改的，就是他自己换了一种写法。胡先生的文章写于1979年，阳光还远远没有如今这么灿烂。在“阴，有时有小雨”的时节，把这故事修改一下，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爸爸在船中饱览两岸美景，经过了我妈妈的家乡崇福后，不久石门的南皋桥在望。
南皋桥是先生多么稔熟的名字呀，但是，此刻他怎么也认不出来了，过去它是用条石砌成的环洞古桥，现在已变成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新桥了，据说将来公路通了，载重十九吨的大卡车也可以通过。大概由于现今桥身又高又大的缘故，索性连“皋”字也改成“高”字了，桥上写着“南高桥”三个字。“变了样了，不认识了。”先生为故乡不断前进，发出多么喜悦的赞叹。
汽船从大运河驶入后河经缘缘堂遗址时，岸上已有人在向船里人打招呼。但爸爸此行的目的地是南圣浜，所以驶过木场桥，出了通市桥，径向西北方向开去。南圣浜离石门镇水路七里。
船开十数分钟后，又遇到一座古老的石桥，往上望去，桥栏上刻的是“画书桥”，多么优雅的名字呀。据先生回忆，桥边昔年还有一座萧王庙，从前每逢庙会，萧王庙的花台戏是远近闻名的。花台者，乃是用鲜花扎成的戏台，在这个台上演戏，就叫做花台戏。先生儿时曾在这里看过花台戏。他说：“有一次，我在台上看到一个漂亮的花旦，在卸装后再看到他的时候，却是一个穿着竹布大褂、头颈下拖着一根长辫子、手里拿着旱烟筒的中年男子。”先生说来有声有色，津津有味，这位白发老翁顿时回复到他那甜蜜的童年时代的境界里去了。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分享了先生儿时的幸福。如今萧王庙早已不存，而花台戏的诗情画意，还在石门湾周围流传。
船过画书桥，河道更见狭小。汽船停了火，改用竹篙撑行前进，有点像桃花源里缘溪行的味道，不过两岸不是桃林，而是桑林。四月里的桑树，嫩绿满枝，其景之美，不亚于落英缤纷。桑地里的豆花，随着微风一阵阵飘来清香，使人心旷神怡，我们犹如进入了迷人的仙境。
须臾，正东过来说：“到了。”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指向前方大约二百公尺的尽头处。我顺着他的指头看去，不禁大吃一惊。我疑心自己的视力不佳，带着惊疑的眼光问正东：“这两岸，都是……？”正东首肯地答道：“是呀！都是我们的村里人，都要见见娘舅。”他接着为难地又说：“我们总算保密了，但消息还是给泄漏了。”原来这是一群自愿的、朴素的欢迎队伍。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两岸望去，蓊蓊然总有一二百人，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有衣着楚楚像是经过打扮的，也有连锄头铁搭还未放下而挤在人群中的。船越撑越近，“夹河”欢迎者的笑脸，徐徐地向我们掠过。他们笑得那么坦然，那么诚恳。等到我们上了岸，年老的纷纷过来，向先生问好招呼，他们又是那样亲切，那样真挚。这个感人的镜头，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磨灭。想想“四人帮”一伙，费尽心机贬低和否定子恺先生，妄图破坏先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美好形象，对比之下，这是多么愚蠢，多么可怜。
第二天，让先生安静地休息一天，我和林先抽空先到石门镇去兜一转，凭吊了缘缘堂遗址，浏览了石门镇市容，虽说草草一掠，也可算是先睹为快了。
到第三天，四月十五日，先生和我们，还有南圣浜的几个陪客和撑船的亲戚，一行十余人，乘木船至石门镇。原打算看看市容，访访故址，作整日游。可是，船到镇上，已经中午，我们在先生的堂侄坤益家吃了中饭。饭后，忽然天下雨了，雨越落越大，游览计划全部打消。下午只得原船回南圣浜。
自此以后，天天阴雨连绵，农村道路泥泞，我们无法出门。再度游石门镇的计划当然也无法实现。我和林先以及孩子们，有些不耐烦，不免抱怨天公不肯作美，还是先生风趣地劝我们，说：“勿急，这就叫‘落雨天留客’嘛，既来之，则安之。”神态是如此安详，兴致是如此勃勃。就在这雨窗的客舍里，先生为我随身带去的一本《缘缘堂随笔》的封面上，亲笔题了签，落了款，笔力苍劲挺秀，布局疏密相宜。我十分宝爱这本书，如今它已成为我石门湾之游的珍贵纪念文物之一。
雨连下四天，却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寂寞，来南圣浜探望子恺先生的乡亲络绎不绝。他们不顾天雨路滑，有从二九里（即十八里）外练市来的，有从三九里（即二十七里）远的崇福来的，从石门镇和就近乡村里来的，当然就更多了。
先生乳名叫慈玉，所以来访的客人，大多依照年龄不同，亲切地称先生为“慈哥”、“慈伯”、或“慈公公”、“慈爷爷”，叫人听来，感到乡土风味非常浓郁。来客中有说今话旧的，有致意问好的，先生和蔼可亲地一一和他们交谈；时而抚髯微笑，时而感慨系之。也有从未见过面的年轻客人，当他们叫一声“慈公公好！”之后，继续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某某的儿子。”这时，先生似乎有些想不起来，等到对方再补充一句“某某某是我的祖父”后，这才使先生哈哈大笑，连说：“晓得，晓得，你爷爷可好呀！”当年轻人说道：“爷爷早已去世了。”这时先生又感到怅然若失，低低吟出“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之句。来客中也有素不相识的求字求画者先生慎重其事地，要我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下，后来在回到上海后，都写了画了寄给他们。得画得字的人都非常高兴。
在这里，我要回过去引用胡先生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他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幼女一吟，过去经常陪先生出游，这次因工作关系不能同去，但她出于对父亲的爱护，与我约法三章：谢绝应酬性赴宴；不要惊动乡里；不写字作画。一吟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气候环境中，好端端的会来个无事生非，给先生带来麻烦，因此小心谨慎一点是应该的。但是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我们是坚决做到了，这是因为先生从来就讨厌那种虚伪客套的酬酢。第二条呢？尽管我们对自己的行止相当“保密”，但到底“泄了密”，因此也还是惊动了乡里。至于第三条，先生是这样说的：“爱我画的人，爱我字的人，总是爱护我的。爱护我的人，总不会是坏人吧！要画的，要写的，把名字记下。”都答应了。先生为人如此厚道，我复何言。
爸爸这番话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确实没有碰到过爱爸爸作品的坏人。这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能够感动人心，唤醒人们的良知。爸爸在文章里，在画里，写的都是一个“爱”字：爱护人类，乃至爱护生物。他画了450幅护生画，为的就是唤醒人们心中的爱。他提倡护生，目的不仅要人们爱护动物；更重要的，是爱护自己的心。只要人人都有一颗爱心，天下就会太平！
爸爸回来后，给很多乡亲画画写字。更多的是写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跋》云：离乡三十九年，乙卯百花时节重游旧地，但见建筑全新，园林畅茂，如入一新世界。写贺知章诗赠亲友留念。（吟按：标点是我加的。）
又有谁料到，1973年去杭州，1975年回故乡，其实是爸爸向他的亲姊妹道别！石家庄之行，终于未能实现。
暂时脱离人世
这一年的8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我们发现爸爸用筷子挟菜竟挟不住，最后几口是我喂给他吃的。一量体温，38度6！右手指不灵活，逐渐发展到右腕也不灵活，又发展到右肘乃至右肩都不灵活。
爸爸的公费医疗已从高级的医院降到一般的医院。我们几次陪爸爸去看病，医生虽然也作了X光透视，却没有发现肿瘤，只说“有肺结核老疤”。验血，白细胞6000.医生诊断为“感冒”。
8月15日，杭州传来了满娘去世的消息。这对爸爸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不断地遵医嘱服药，等待“感冒”痊愈。
忽然有一天，挂在他身旁墙壁上的马一浮先生书写的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掉了一联下来，落在爸爸身上。我赶紧去收取。展开一看，竟是下联“日月楼中日月长”！我心里咯噔一下。怎么那么巧！难道是坏的预兆？我尽量在心中把这现象斥之为迷信，而且当时对谁也没说。
就这样一直拖到了8月29日的傍晚。秋姐陪了她的朋友丁训杰医生来到日月楼上给爸爸看病。丁医生了解了种种情况后，主张赶快送医院。医生走后，我们立刻行动。好容易叫到了一辆汽车，但怎么把爸爸弄下楼去呢？这时家里没一个男人，时间刻不容缓，就由我背了爸爸下楼。爸爸已是那么瘦，我并不觉得吃力。
那个时期，公费医疗规定在哪里，就不能到别的医院去以公费看病。所以还是送到大华医院看急诊。医院里人满为患，爸爸连观察室也进不了，只能睡在走廊里的“加床”上。晚上由我留下来陪夜。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爸爸要我扶他起来，让我坐到床头，他靠在我身上。妈妈曾讲给我听，说我祖母病危时，就是这样靠在人身上。爸妈都充当过靠垫。莫非爸爸病危了？唉，我怎么尽想些不祥之兆！
爸爸和我聊天，他断断续续地轻声地说了很多话：
“你知道吗？胡治均告诉我说，都是江青无法无天，还说……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
爸爸虽然说得很轻，我却听得很清楚，因为两个人的头是挨在一起的。忽然他感慨地说：
“我们这一代兄弟姊妹中要数你满娘寿最长了。她活了85岁。”
我觉得这是更不好的兆头，显然病人自己觉得活不长了。我连忙安慰他：
“爸爸，你会更长寿！”
“我么？……唉！……我真想看到这班人的下场，可是我这病……”
“你会好的！上次透视结果不是说你没事吗？”
爸爸的身子抖动了。他试图擦眼泪，但忘了自己的右臂已不听使唤。我屏住自己的眼泪，连忙替他擦。
爸爸似乎平静下去。过一会儿，他忽然轻声地吟诵起陆游的诗《示儿》来：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爸爸，你……”这回轮着我的身子抖动了。
“我们谈点别的吧！”爸爸显然不喜欢让这种悲伤的情绪持续太久，突然转变了话题：
“我永远也忘不了去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周总理同我握手的情景。周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他问了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年。……他关心我为什么不带了老伴一起到北京来。他关照我说，下次要带来。……周总理记性真好。第二次我带了你妈妈去北京时，周总理见了面就问我：‘老伴带来了吗？’……还有一次，周总理来上海，一看见我就问我近来画得多吗？……问长问短……真亲切。……”
接着，他无限怀念地补说一句：
“不知道周总理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爸爸的身子又抖动起来。
他似乎预料到自己不久就要失去讲话的能力，这天晚上，话讲得特别多。
第二天，8月30日，秋姐和胡治均先生一早就来了，秋姐主张马上通知画院。胡先生便赶到画院去，马上同来了杨振新——就是爸爸一直说他好的那一位。医生要为爸爸再做一次透视。但这时爸爸体力不支，已站不起来。于是，由杨振新和胡治均两个男子汉夹住爸爸的双臂，我和秋姐则扶着他的左右脚。好容易透视成功，医生仍然说肺部只是陈旧性病变。
秋姐坚决主张马上转院，转到市级的华山医院。但按当时规定，转市级医院必须先到区中心医院办转诊手续，而且必须病人亲自到区中心医院去，经过检查后才能转诊。秋姐马上去区中心医院找她熟悉的人。我和胡先生把半身已不能动弹的爸爸好不容易送进了汽车，来到徐汇区中心医院（俗称淮海医院）。幸亏秋姐那位熟悉的张医生帮忙，当天就办好了转诊手续。爸爸又被艰难地送进了华山医院急诊室。
爸爸起初被安置在华山医院内科观察室9床。8月31日检查超声波，结果良好。9月1日做脑电图，也未发现异常。9月2日，医生嘱我们把病人转到神内科观察室27床。为了排除患其他疾病的可能，神内科医生嘱我们把病人送去拍X光片检查肺部。我和先姐陪去。我想，在大华医院两次都作过X光透视，还会有问题吗！多半是神经方面的病。可是，拍片和透视就是不一样。片子洗出来，医生宣布爸爸竟是肺癌！
我和先姐一听见这消息，两人偷偷地抱头大哭。原来右肺的叶尖有一个约拳头大的肿瘤！如果是恶性的话，自然已属晚期。经过借旧片比较，拍了分层片，终于确定是肺癌！医生分析说：可能已转移到左脑，因此，使右臂不能动弹了。
妈妈和兄弟姊妹闻得这个坏消息，无不伤心痛哭。亲友们都来关心。卢永高先生送来一本杂志，上面报道湖州有一个中医，研制出一种叫“东风汤”的中药，说是治癌很灵验。真是“病急乱投医”，胡治均先生马上自告奋勇去湖州购买。据说买的人相当多，他还是托了熟人才能很快买到，赶紧送回上海给病人服用。此外，秋姐建议服羚羊角粉，我还曾到雁荡路附近一位我们家乡的名医家里，坐在他家门槛上等他回来，求他开了中药，煎好后赶紧送去给爸爸喝。
爸爸生病期间，也颇有一些人来看望他。张乐平先生也来过，平时经常登门的人就更不必说了。还有不少人写信来慰问病情。
自从爸爸住院以后，我们就组织了值班的安排，并由每个值班者及时记录每一次检查、治疗、服药以及病人的一举一动等等情况，以便接班人了解。这些资料共有两小册。到2006年，故乡桐乡档案馆找上门来，我就把这两个小册子捐赠给他们了。他们打印了一份副本让我保存着。
新枚也从石家庄赶回来侍病了。在9月4日侍病的日记上，他写着：爸爸说自己“东想西想困勿着（即睡不着）”，新枚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诗词，想“黄莺久住似相识，欲别频啼三两声”以及秦少游词。那时爸爸离去世已只有11天，还牵挂着诗词，难怪他晚年曾对新枚说，他死后只有诗词舍不得抛弃。
在爸爸很难把话说清楚时，也没忘记要把自己在“地下活动”时译出的由他亲自包好的三篇“物语”交新枚保存。爸爸做了一下手势，表示一包东西，再指指新枚。我马上领会了。因为他在健康时已提到过这三篇译作要交新枚保存。就像那套彩色精品风景人物画一样，他认为交新枚保存在石家庄比放在自己身边安全。他深信这些作品有朝一日会与读者见面。
爸爸病情日渐恶化。我看出他似乎心中有话不能表达，便反复地问他，但爸爸已经发不出声音了。新枚想了想，找出一本练习本，我给爸爸递上一支圆珠笔。爸爸下意识地把笔握住，在本子上画下了一些不成方圆的图形，成为他留给世人的绝笔。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点08分，一代艺术家丰子恺在华山医院的观察室里安详地合上了双眼。
他没有活到拨开乌云见青天的日子，就与世长辞了！
不，爸爸没有死。他只是“暂时脱离尘世”！到了云开日出的日子里，他会重新来到读者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