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人都说钱贵平怪，是个怪人，至少表面上不是这么回事儿，钱贵平既不缺鼻子也不少眼睛，相貌平平却十分正常，第一眼看上去比他怪的大有人在，可连他们也说钱贵平是怪人，要同他区别开来。
证实这个说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进入钱贵平的世界，这远比想象的要容易，钱贵平的世界原本就像一只开放的猪笼草，只要你像一只苍蝇那样有一点不小心，一小点盲目就成了，当然你要出来也会像那只苍蝇那样不容易。这是我事后的印象。
那是一九八九年，用时髦话说——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当时我刚刚毕业，刚分到这所中学教地理，学校没有多余的宿舍，便把配电室连着整幢教学楼都交给了我。最初当然是意外，因为总有些不长心眼的小偷摸进来偷东西，所以有那么几个晚上我们都在为捉小偷忙碌着，对平淡的生活来说，抓小偷当然是很好的调剂，所以很兴奋。
这是其中的一个晚上。
照例我们挨着楼层一间教室顺着一间教室把灯全部打开，没开灯的教室越来越少，意味着小偷藏身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就要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但这一次的小偷却不愿意这么简单地束手就擒，最后他已经被我们逼到三楼的电教室里，却拉着扇窗户，把半个身子都吊在窗外，电工带来的那只大狼狗可不吃这一套，它朝窗台一扑就把他扑了下去。小偷发出一声惨叫随即从我们眼前消失，接着是扑通一记落地声——当然他没有死，小偷要死也不容易，他只是断了一条腿，在一楼那块煤渣地来回地打滚呻吟。事情到这儿性质发生了一点变化，也就是说在我们送他去派出所前得先送他去医院。两个工人不知从哪儿找来只破竹筐，然后他们把小偷装进去，连拖带拽地朝医院方向走。他们可一点都不同情他，小偷哼的声音略大，他们就气汹汹地骂起来。
那天去医院的除了我、那两个工人外，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个副校长和总务处长。这时候大概快夜里12点，医院的急诊室是唯一热闹的地方，因为撞车断了腿的，醉酒而杀了人的多半总要这时候送进来，大门像个无底洞那样迎候着这些客人们。两个工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他们吭哧吭哧用尽全身最后一点气力把那个负了伤的小偷拖进走道右侧的外科诊室，跟着他们的自然是忧心忡忡的副校长、总务处长，其次是我。奇怪的是在拐角那儿，副校长和他身后的总务处长都不约而同地来了个90度的急转弯。这个多余的动作令人生疑，对他们的年龄来说自然显得生硬而滑稽，尤其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总务处长，已经一头白发了，他就像在模仿走在前面的副校长，做这个动作让他一下子变成一个笨拙又顽皮的孩子。
当然轮到我时，我就明白了，因为就在对着大门的那间病房里我看到了钱贵平，我没有选择急转弯而是走进去。现在，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我没有经验，也就是没有成见，我才会比关心一个断腿的小偷更关心钱贵平。
钱贵平当时就冲着门口站着，脸色惨白，手里拿着一只巨型的白瓷杯，里面是一种蓝阴阴的药水，药水的波纹印在他的眼镜片上。床上躺的是他的老婆蒋文丽。我见过，学校就这么大，不可能没见过，所以一进门我就认出来了，可能我出现时脸上的表情是你们怎么在这儿？但对钱贵平来说这是无须解答的问题，看到我他就像看到了救星一样，说，小谢，来，来你帮我抓住她的手——就像我是为了帮他抓手才走进来。
凭着那点粗浅的医学知识，我也猜到这是在替蒋文丽灌肠。我要抓的就是蒋文丽的手，蒋文丽也让我抓她的手，她把手软软地放在我的掌心，同时她却在床上扳起来，我不喝了，我不喝了，太难喝啦！那张被日光灯印得发灰的脸左右躲闪着那个不断靠近的白瓷杯，最后被逼无奈，她才喝了一口。蒋文丽商量着说，就一口噢，就一口！钱贵平却咧着嘴狠狠灌她一大口，药水从蒋文丽的嘴里溢了出来，她被呛住了，开始剧烈地咳嗽。再来一口！这一次蒋文丽开始坚决抵制，连我也揪不住她了。
钱贵平走到一只蓝色的塑料桶前，用一根树枝拨着里面的秽物，“53、54、55——”，他数了两遍，还是只数出55枚药片，于是狠狠心又提着药水上来了。
“我不喝，我不喝啦！”蒋文丽又开始闪避，这一次听得出她是坚决的，她甚至不让我再抓她的手臂，卷起身来准备来个彻底的反抗。“平时我都要吃十多颗才睡得着。”
钱贵平能做的只是重新蹲到塑料桶前去数药片，我听到的仍然是55.这时候蒋文丽用手巾抹了抹嘴，她看着我说，“你就是谢顶吧，我看你头发蛮多的，为什么他们都叫你谢顶？”没人回答她，我是不知道怎么答复才好。我看着钱贵平，他茫然地举着那个瓷杯在塑料桶和病床之间徘徊着，无计可施，又欲罢不能。
这件事怎么收场的我就不知道了，那天我一定是先回去了，所以我不知道蒋文丽是否吐出那些药片，还是她的确对安眠药迟钝，并不需要把它们全吐出来。几天后我又见到了活着的蒋文丽，所以我想她是应当抢救回来了。可能这个原因，从此钱贵平就和我成了好朋友，有事没事他都爱去我那间配电室里坐一坐，课间10分钟去抽支烟，再闲聊几句。两个不太熟的人变成朋友理由很多，最初我还认为是因为看到了别人不该看到的秘密，钱贵平为了这个秘密来跟我发展友谊，但后来我发现钱贵平却似乎对这件事并不忌讳，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当着我的面“教育”小蒋，如果她再这样，我肯定不管了——小蒋则软软地反击，你不那样，我会这样——他们“好”的时候常常在我面前吵这种“媒子架”，也就是假的，专门吵给别人看的意思，这时候我会想，他们怎么会成为一家人的？两个人这么相像，都糯了吧叽的，还能走到一起？
关于他们的事我后来多多少少听到了些，一旦什么事情上了心，总会有一些转弯抹角的信息流到你耳朵里。有一次一位知道他们底细的老师这么谈到钱贵平，她说钱贵平就是太老实，也不管蒋文丽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好上了，后来想甩都甩不掉——她似乎在暗示蒋文丽不干净，他们的孩子也长得不像钱贵平，他们的婚姻完全是因为蒋文丽耍赖的结果。蒋文丽又不上班，长期在家泡病假，靠钱贵平那点工资，他们自然免不了要争吵——我记得最后这位老师似乎还让我少跟钱贵平来往，免得麻烦——这句话显然我没听进去，当时我23岁，哪是怕麻烦的年龄，我只是需要友谊，友谊再多也不嫌多，况且钱贵平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就算了，小谢真不该来教这个书！”我是真被这句话感动过的，这么多人，我父母，兄弟包括王岚都没说过的话让钱贵平给说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至少不该来这个该死的学校，把时间都消耗在一帮没心没肺的小兔崽子身上，为了这一点我也该对钱贵平另眼相待吧？
那时候王岚还是我的女友，她一个星期来看我一次，一起吃顿饭，等我刷完碗筷再一起看场电影。我们原来是同学，现在她是一家银行的秘书，而我则是一所中学的地理教员，我们关系中自然隐藏着危机。钱贵平和蒋文丽都不怎么喜欢王岚，他们认为她对我不够好，既然是谈朋友，何必把自己弄得假模假式的，他们是替我气不过。有一次蒋文丽就不客气地对王岚说，你应该帮他收拾一下，你看他这儿这么乱。结果王岚没动，倒是小蒋帮我把一张方桌上的书重新归拢起来，再把堆在地上的垃圾撮到垃圾箱里。小蒋似乎在用行动告诉王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男人。我担心王岚会生气，所以小蒋做这些事情时我一直都在拦阻她。果然，等他们离开后，王岚低低地骂了一句变态！我以为说的是钱贵平他们，结果错了，王岚在说我，她说我跟两个人加起来快80岁的大男人大女人混在一起真他妈变态！
王岚说的没错，是变态，如果你是中学地理老师，一个月拿70块钱，你的女朋友只会和你拉拉手，不让你碰她，你就肯定会变态的！那时候我和王岚交往两年了，我们却还停留在接吻时不把嘴巴弄潮湿的程度。那一天我多么希望她能留下来，哪怕不接吻，不拉手，只是静静地陪着我。我都要准备出卖朋友了，只要王岚肯留下，我可以保证今后再也不理钱贵平他们。但王岚不会在乎的，她也不会管接下来的一星期我会怎么过，她离开了我会多难过、孤单，这些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她受的委屈。
那一段真是我这辈子最低潮的时期，无聊，因为没有性，也没有钱，而爱呢，又是岌岌可危的。每天上完课吃完饭，除了看电影只能在录像厅里打发时间，在录像厅我最担心就是遇上我的学生，别处他可能不喊，但录像厅里没准他劲头上来了，一鞠躬，再喊声老师好——那天王岚用她短风衣把她两瓣圆滚滚的小屁股一裹就气冲冲地出门了，我送她到家门口（自然是不能够上去的），然后一个人恹恹地走回来。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五金店，重要的是里面坐着一个奇丑无比的姑娘，后来我发现她不光丑，而且五官和胸部都极大，脸上该描该抹的地方一样不少。当时正有几个人替她的店里下货，她坐在柜台后面，仰着脸，胸部杵在玻璃柜上，然后毫无心机地看着他们。后来我发现这几乎是她的标准姿势和神态，因为五金店并不是时时有生意，所以她也几乎不怎么动，最多在门边散散步，看几个老头下象棋，也是这么背着手，挺着胸，像一个退休老人那样坦然、无辜。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借故从她的门面前经过，目的就是看看她的样子，我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会让这个形象这么吸引我，甚至我还会有些兴奋，就像即将到来的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目标，而且每次我都会加深从前的印象，她的确丑，真丑，而且丑得那么让人伤心。我想我是被她迷住了。
下一个星期六，我带着王岚去参观这个重大发现，我们故意去看电灯看水管，还问了钉子、螺丝的价钱，眼睛当然一刻不停地盯着那张脸。后来我们终于兴味盎然地走出来，王岚同意我的看法，也认为极丑，末了，她忽然笑着摇起头来，自言自语地说，悲剧啊，悲剧！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反正左一个变态，右一个悲剧是她随时随地的口头禅。
自然悲剧发生了。两个月后我收到了王岚的绝交信，又过了那个漫长的假期，我收到了她的结婚请柬。现在我当然不想再否认这次分手对我的打击，当时我已经做得够漂亮了，不光西装革履地出席了庆典，还送去了我两个月的工资。但回来后，我就发觉不行了，我已经忍到了极限，已经无法从那种遭到遗弃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我开始变得自怨自艾，破罐子破摔。
那几个月我不洗澡，不刮胡子，不剪头发，上课时我卷着裤腿就像老农民进庄稼地那样进了教室，而学生们稍稍有些吵闹我就停下来，我不讲课了，我让他们上自习。这本来是钱贵平教我应付学生的方法，但我却做得变本加厉，这时候我才发觉自己已经变得毫无耐心，对任何不如意都失去了承受力。学校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校长亲自找我谈话，结果毫无作用，对此他们也毫无办法。学校已经连续两年没来新老师了，而且来一个走一个，没有走的就得去参加女朋友的婚礼。
我很想离开学校，离得远远的，一走了之，去广州、海南、深圳，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比我此刻的处境好。那是一九九〇年，各种关于特区的传闻充斥在我们的生活里，但那几乎都是会计师、建筑师、计算机专家、企业家的神话，唯独没有地理教员，特区似乎不需要地理教员——不过也对，那是连王岚都不需要的东西，我猜想正是这种自暴自弃的想法让我最终留了下来。
冬天来了。我们的城市也随之进入一个沉闷的时间，长达数月的阴雨天气，寒冷潮湿，而即使不下雨，低垂的黑云也似乎总能找到你，并在你的头顶上悬浮着，让人觉得压抑、绝望，我不知道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身边的一场战争（或者叫战争的游戏）正在悄然地地衍化、升级，无情的战火就要将我席卷进去，把我那点残存的留下来，继续做地理教员的想法统统烧个精光。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是个巧合，时间上的巧合，说到底对这场战争来说我只是个旁观者。
你应该猜到了，我说的就是钱贵平和蒋文丽，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们了，这说明他们很“好”，过得不错。有一次我在钱贵平家房门上看到一块写着“机织毛衣”的牌子，这就是说钱贵平或者蒋文丽开始做生意了，问题是这是学校，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况且又都是熟人，谁又会上门去机织毛衣呢，所以不久牌子摘掉了，接着我听到了蒋文丽去某个商场替别人看柜台的消息。
那是12月的一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很冷，从录像厅出来后已经快12点钟了（看完录像后，我又在夜市上吃了碗面）。校园里一片漆黑，也很安静。当时我吹着口哨，边用僵硬的手指摸出钥匙准备开教学楼的大门，钥匙串发出哗哗的响动，很清亮地在球场上回荡着。这一点我也记得很清楚。就在这时，大门边的最黑暗的地方突然间分离出一个黑影，黑影慢慢地长高长大，慢慢地变成一个人。如果是一只猫，一只狗，我都不会这么惊奇了，但那是一个人，凭空钻出一个人来，我被狠狠地吓了一跳。
黑影还在移动，“它”的头朝我这边延伸过来，就在我忍受的极限到来之前，黑影终于开口说话：“是小谢吧？”蒋文丽！她的脸还在朝这边延伸，还在无限地靠近，我已经可以看清那张打着粉底的白脸了。
我后退了一步，从鼻腔里重重地咦了一声表示不满，接着我说：“你在搞什么，吓了我一跳！”但我随即想起这是蒋文丽，对蒋文丽来说，这些都毫无用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蒋文丽说：“小谢，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钱贵平，他刚刚差点要勒死我，吓死我了，我真怕他出什么事——”
我故意打了个呵欠，“累死了”，我知道这没用，但还是把情绪都做出来。我想起明天的课程，第一节就是我的课，如果睡晚了起不来，肯定又会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被打发来敲我的房门，最近他们就用这一招来对付我，他们觉得这样一来我顿时就会无地自容了。不过，即使这样我也要去钱贵平家看看吧，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很可能快要死了，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闹得太厉害，太出格了，连我的睡眠都被剥夺掉。
我把钥匙重新挂回腰上，然后朝钱贵平家走去。我走得大步流星，目的就是不想让蒋文丽那么轻易地跟上我，不想让她那么顺心如意，果然蒋文丽在我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走得气喘吁吁，通往家属区的那条小路没有路灯，她要追上我的确很费劲。这时候我注意到蒋文丽身上大概只有一件薄毛衣，所以她那两只打哆嗦的手一直交叉着抱在肩上，更走得摇来晃去的。
我问蒋文丽又怎么了，怎么回事？蒋文丽哼哼叽叽地说，还不是他，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神经兮兮的——这种话听了只会让人糊涂，我猜到不是蒋文丽存心不说实话，有些人的确是这样，永远都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家属区在学校的最深处，这边似乎更安静，也更黑暗。都睡熟了，连我脚底踢到几枚石子都听得很清楚。钱贵平家住的是老楼，就在水池边那一间，我正想敲门，一伸手才发现门根本就开着，门吱的一声开了。蒋文丽靠在门框上，伸手在墙上找灯绳，她一把没抓到，就开始咦咦啊啊地叫唤起来，我赶紧把这个倒霉女人推开，也伸手在同样的位置摸了几下，还好，灯绳只是挂在一颗铁钉上改变了方向，我深吸了口气就把灯打开了。
泛蓝的日光灯下什么也没有，一切正常，只有桌子边的地上不知什么原因倒扣着一只塑料烟灰缸，烟蒂像水花一样朝四处溅开，这也是唯一让人起疑心的地方。里屋的门同样虚掩着，蒋文丽不敢进去，她只会跟在我身后探探头，又是我深吸一口气后把那道门踢开来。还好，里面虽然混乱，床上堆满了被卷和倒腾的衣物，却没有钱贵平，也看不出他藏在哪个柜子里的迹象。最后我连厨房也去看了一遍，里面也还是厨房，没有成为我想象中的凶案现场。我松了口气，一下子变得很高兴，路中间倒着的一张小圆凳被我一脚踢开，接着我又把掉在地上的几件衣物捡起来，丢回床上，我注意到那是两件镂花女式内衣，应该是蒋文丽的。
蒋文丽抱着双肩站在床头，她的样子就像在冥思苦想，现在钱贵平的下落当然是个疑问，所以蒋文丽才会问，他会去哪儿呢？这么晚了，他会去哪儿？说完她就满怀期望地看着我。我警觉起来，我害怕蒋文丽一高兴又要我陪她满世界去找什么钱贵平，所以趁她那些想法还没成形，我抢先说，算了吧，你也别管他了，今晚你也别在这儿住了，你看看要不先到哪儿躲一躲？这句话我不说，我猜蒋文丽这辈子也不会想起来。它就像一句指令，一个命令，所以我说完，蒋文丽就开窍了，她终于知道怎么打发接下来的时间，蒋文丽说可以去她妹妹那儿住一晚上。
说完她就开始急匆匆地收拾东西，蒋文丽找来一个纸袋，把一些乱七八糟，很可能是无用的东西统统装进去。
那天我真乐观地以为就要这么结束了，我就要回去睡觉了，我做了一回好人，所以干脆好人做到底，我把走投无路的蒋文丽带到大街上，准备亲手替她拦辆出租车。那真是个倒霉的晚上，平时到处是空出租车的大街上空空荡荡，足足20分钟，我们都没有看到一辆空车，所以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冲着蒋文丽说一种叫做好离好散的道理，那情景真像是在上课，课已经讲完了，口水也说干了，但就是听不到下课铃。
终于一辆空车经过我们身边，就在我伸手拦车时，蒋文丽忽然拉拉我的衣袖，她指了指对面，示意我，“钱贵平”，我仔细看了看，果然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树干后仿佛站着一个人影，蒋文丽当然没理由认错。我冲过去，那时候我应当是满腔愤怒，一想起被他们合伙谋杀的睡眠和明天的课，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是钱贵平，他靠在一棵树上，手里面也提着一个提包，他应当看见我的，看见我满脸杀气、理直气壮地冲过来，但他却盯着对面，眼光柔软和顺地看着学校那幢已经渐渐清晰的教学楼。
钱贵平你要干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找你一晚上你不好好地过日子还要杀老婆你这种人也配当老师也配活在世上……，应当是我让自己停下来，因为就在我滔滔不绝发泄愤怒的过程中，钱贵平的脸色根本没有变更，他的小眼睛一直在镜片后面一眨一眨，他的眼睛压根就没有离开过教学楼，也就是说他压根就没有看过我一眼。他就这么无愧于心？这么一想我的怒气自然消失了。他在想什么呢？这个杀妻未遂犯，我该拿他怎么办？
此时我仍然觉得自己有责任，这该死的责任感，如果是把鼻涕你可以糊在墙上，但钱贵平和蒋文丽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起校长、副校长、保卫，的确他们都应该比我更有理由负起责任，但现在他们却睡在床上，夜已经很深了，他们却可以像猪一样熟睡——最后我脑子里一闪念，想起了派出所，我对钱贵平说，“走吧，上派出所吧！”他应该反抗的，理论上他至少应当抵制，但钱贵平同意了，他无动于衷，面不改色心不跳，就是同意的意思。
我没想到，你大概也不会想到钱贵平会这样出现在派出所，他甚至抢在我前面，目的也是为了表明他虽然杀妻未遂，却有自投罗网的勇气。当时钱贵平把两只手腕一靠，就冲着派出所那两个警察过去了，“我是来投案自首的！”神情大义凛然。
那一天真是个太平的夜晚，没有小偷没有抢劫也没有强奸，只有杀妻未遂，但这时候好人和坏人都必须坐在炉火边那条长椅上。为了澄清，我自我介绍和钱贵平一个学校的，专门送他过来。
这也是我第一次进派出所，所以钱贵平没有被马上送进小黑屋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两个警察显然也没把这当回事儿，慢条斯理地继续他们的事，小的那个打开我们面前的炉子，趁我和钱贵平一闪身，把一铁锹煤块送进炉膛里。老的那个终于喝够了茶，过来拿起钱贵平的提包，他打开来，从里面抽出一条绳子，他看看钱贵平，又看看我说，“这是准备逃跑吧，杀了老婆，再逃走？”钱贵平仍然眨着他的小眼睛，就像他刚才看教学楼，不置可否，老警察从提包里拿出的东西越来越多，内衣裤，一件外衣，一条长裤，还有一本英汉词典，逃跑的说法越来越像真的。
这时候进来一个年岁更大的警察，从他们的态度和称呼上我知道是这个派出所的所长。所长进门后扫了我们一眼开始洗手，洗完手才问怎么回事儿，老的那个介绍，这个要杀老婆。所长点点头，那个呢，他的头朝我一点，我的介绍和那个老警察一样快，我（他）是他（杀妻犯）的同事，送他来的。所长又点点头，点完头后说，上午不是来过吗？
原来钱贵平他们已经闹过一次，因为闹得过火，学校才把他们送到派出所来解决。蒋文丽甚至在派出所还一头撞进一台风扇里，幸亏当时停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注意到屋角果然有台立式电扇，因为早不是夏天了上面落满了灰尘，会不会就是这台？只是这时候插头已经被拔下来。“你们这些老师啊——”所长大概是要去休息了，临走时他感叹了一句，他是看着我摇着头说这句话的，他应该知道这一来打击面就太大了，但他并没有改口的意思。老的那个忽然问，“你家婆娘是搞哪样的，偷人啦？”他的问话实在像闲聊，而不是审讯，所以钱贵平身体扭了两扭，喉咙哼哼啊啊地却没有回答，眼光仍旧是迷离的。年轻的那个还在玩炉钩，不时地把炉盖掀开，让里面带蓝焰的火苗蹿出来，这时候他对那个老的警察说，他还是我们的老师呢——
他当然是钱贵平老师了。
“真的？你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哪一届的，那我们是校友啦！”我的兴趣上来了，这也是这一晚上我唯一高兴的时候。我注意到钱贵平老师的身体又扭了两扭，他应当也认出来了吧，他的学生正坐在他的对面，而他刚刚还杀妻未遂。钱贵平的眼睛不再是迷离的了，他的脸上第一次有了些愧色，这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未必是什么秘密，老师经常自杀，经常吃药，经常玩杀妻游戏——这样的人现在就站在他们面前的讲台上。钱贵平的头已经埋了下去，他似乎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中，这让他显得无助而又可怜。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在可怜他了，但我不准备这么做。后来我发现自己正在不停地和小警察套关系，我准备请他去做客，请他回学校去玩——但结果证明这是没用的，我还是无法把他的老师留下来，送进小黑屋里，就因为他只是杀妻，但未遂。大概四点钟的时候终于送来一个小偷，一个真正的小偷，我们离开的时间也就到了。
我一直沉浸在一种一事无成的情绪里，瞎折腾白忙活了一夜似乎还站在原地，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而我也累了，极度地厌倦。出门时我才发觉蒋文丽从墙边站起来，她硬是在那儿乖乖地蹲了两个小时，而这时天色已现晨曦，他们也才像两个玩累的孩子一样，跟着我，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地回家。到校门口时，蒋文丽又追上来，她问我能不能把钱贵平带到我那儿，因为她害怕——“你害怕什么？”我没等她说完就发起火来，我知道这时候只要稍稍一犹豫，连钱贵平也会同意跟着我回去。所以我说，你进去后，把里屋的门锁好，谁喊都不要开！
你们自己玩吧，两个人加起来都快80了，为什么还要我这个小兄弟来替你们负责任？当然，如果那天晚上，他们中任何一个死去，我仍然会内疚的。所以第二天一早，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赶紧去传达室探听消息，结果没事，他们中间谁也没有死，这也证明了那句话，死其实也并不容易。出事是第三天晚上，蒋文丽割腕，听说当时钱贵平用一床毯子把她包好了送往医院。知道底细的人都说，下一个应该轮到钱贵平了。
我说过这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一九九〇年冬天，就要到一九九一年了，一九九一年元旦，市里搞了一次歌咏比赛，我们学校那个造反派出身、热爱群众运动的校长非常看重这次比赛，他的理想是我们学校虽然是个后进单位，但我们的教职工生活却照样可以生龙活虎，比先进的还要先进。离比赛还有半个月我们就进入了倒计时状态，每天下午练歌一小时，另外为了保证演出质量，校长还专门跑到歌舞剧院为我们每人租来了一套礼服。
彩排那天我们才知道原来礼服是男生一套白色的西服，女生则是一条紫红色的连衣裙。千万不要小看这身衣服，人靠衣服马靠鞍，穿上这身礼服后，果然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效果，那些徐娘半老的女老师，腰身虽然早已消失，但胸脯照样可以挺起来，这一变化同样让那些上了年纪的男教师心里发潮，他们的青春同样也回来了，他们的脸也开始幸福地红润，腰板也挺得笔直。所以我们的歌声与没换衣服时相比就是不同，饱满、有力，当然校长也体会到了，但他为了让我们不骄傲，还是说情绪应该更饱满一点的，更自豪一点的。
你可能不相信我们激昂的旋律竟招致漫天飞雪。下雪了，这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有多少年没下雪了，现在因为我们的歌声却让它下起了大雪。先是地面上铺了一层雪粒，融化后，就飘起了鹅毛大雪。
当然钱贵平和蒋文丽也要出场了，这毕竟是他们的故事。就在我们第三遍演唱《长征》时，我看到了蒋文丽，当时她埋着头从我们的临时舞台前匆匆经过，说实话，我并没有要出事的预感。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时候钱贵平出现了，显然他是出来追他的老婆蒋文丽的，钱贵平喊：“你站住！你站不站住？”钱贵平的喊声插入我们的歌声中，就像一根棍子在烂泥巴里用力搅了一下，还好，歌声受到打扰，明显慌乱了一下又稳稳地站住，但我们情绪却受挫明显，因为都知道钱贵平，都了解他的，只有蒋文丽还在坚定地朝校门外走着。
“你再走，再走！”
钱贵平拿出一只瓶子，他几乎就在我们的舞台对面，就像我们这儿不是舞台，而是他站在舞台上，我们只是一群盛装的观众。他从裤包里掏出一药瓶，我们已经都不唱歌了，只有很少几个老师，凭着惯性在跟着旋律往下哼。要出事，要出事。我听到我身后一个男老师这么说。
钱贵平仰起脖子，把整瓶药都倒进嘴里，然后他看着校门方向，一边用手捧住脖颈，一边用力地往下吞咽，钱贵平老师就像在急匆匆地偷吃什么好吃的食物，那些咽不下去的药片，情急之下还是不停地从他的嘴角冒出来，最后落在雪地里，和那些没有融化的雪花混在一起。蒋文丽终于回头了，只有等到蒋文丽回头，钱贵平才放任地让自己倒在地上。
应当说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动，因为一时我们都没有反应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只有几个善良的女老师在喊，不好，不好，出事了。蒋文丽几乎尖叫着跑回来，“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但她回来时，钱贵平已经把眼睛闭上了，他干脆来个眼不见为净，所以蒋文丽只好看着我们，她朝着我们这队奇形怪状的人群喊起来，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她的喊声。蒋文丽一开始就喊的是救命，“救命，救命！”，她把钱贵平抱起来，但很显然钱贵平老师不愿意站起来，所以蒋文丽一松手，他又倒回地上，躺在那层潮湿的雪地里。
我猜校长其实恨死了钱贵平夫妻，因为被他这么一闹，我们演唱就再没有找到刚穿上礼服时的那种激动了，相反，我们的声音里总有种懒洋洋的疲倦。当然，厌恶归厌恶，却不能见死不救，校长点名了，他点了我，还有一个和我几乎同一年来的年轻老师，他让我们俩把钱贵平老师抬走，送往医院。
我和那个叫陈武的老师从队伍里出来了，我们俩嘻嘻哈哈地朝医务室跑着，一到楼梯口，我们的脚步就放慢了，我们都有些恼怒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被挑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一九九一年我们俩都先后离开了那所学校。
我们拿着担架回到操场，再把钱贵平抬上去。钱贵平很轻的，真的很轻，就像不存在，就像一根羽毛一样被我们抬起来。这时候他闭着眼睛，不知是不想看到我们，还是不想见到蒋文丽，反正他像一条死鱼那样被我们抬起来，由我们摆布，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他哼过一声，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被药毒死了。歌声在我们离开学校大门时重新响起来，但情绪明显没有那么高昂了。我知道我们完了。
现在回想，那一幕真不像是真实的，两个白衣青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黄昏，抬着一个正在死亡的人，走在前往医院的路上，连街上的行人也在配合我们的情绪，我听到他们在说，搞哪样，搞哪样？拍戏啊？他们为我们让路，随即目送我们，并四处寻找隐藏的摄影机。我和陈武一直都在笑，我们也不想把这弄得太认真，就当拍戏吧，不是真的，我们跑得跌跌撞撞，按我的意思最好把钱贵平老师摔在地上，然后我们再把他捡起来，放回担架上，这样就更不像真的了。当然更好的办法是雪再下得更大些，这样我和陈武都会消失，而钱贵平老师就会像躺在一副会飞的担架上，自己朝着医院飞过去。
我们走到中山路口时，一直跟在我们身后的蒋文丽忽然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她又喊起来，往左往左，去二医去二医！我感到担架晃了几晃，显然是钱贵平坐了起来，然后他拉了拉我的衣袖，也说往左，去二医，二医洗胃洗得要好一点！
我该说什么呢，那时候我的两眼竟有些潮湿，大家都在等着我的决定。我的前面是不尽的绵绵而降的大雪，这个冬天的第一场大雪啊，它们堆积在路面上，被汽车碾碎，被行人的脚底融化，它们就这么轻易地被毁掉了，而我呢，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我已经被毁掉的生活中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