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十五章所提到的《双钩汉刻十种》，是之谦入都以来最艰巨的工程，由春经夏，直到重阳始告完成。先是沈均初、胡澍、之谦共同考据审定，由之谦执笔双钩并书写考证文字。八月魏锡曾进京，随即以其丰富的书学和精确的考据素养，日以继夜地参与其中，使得工作愈加顺利。从之谦九月十日所作序中，可以见出他从事此一工作的心境。
乾隆、嘉庆年间兴盛一时的金石著录，耆儒魁硕，以为考证论述的凭藉。但曾几何时，士大夫的兴趣，重新转向已经式微的程朱余绪，讲明心性之学，视金石考据为玩物丧志。十年之久的战乱，拆庙宇，毁石碑，多少收藏家数代心血，付之一炬。之谦写道：
昔人竭金钱日力有之，以为大文奇宝者，顷刻灰烬，幸而存者，千无十焉。
谈到自己家中景况，之谦更是痛彻心肺：
辛酉遭寇难，全家五人，死者三。七世祖旌孝子伯宁君所藏李伯时画十叶，守己百九十一年，亦毁于贼。俯仰身世，言之心痛。
归根结底，他双钩汉碑的动机，在保存书法和历史文物，如他在“会稽赵氏双钩本印记”边款中所述：“不能响拓能双钩，但愿文字为我留，千古后人来相求。”
双钩本，由之谦亲自题，请篆书名家胡澍书内封，正本归沈树镛，稿本则赠魏锡曾。
为纪念几位好友数月间的劳绩，之谦刻了一方多达二十四字的共同审定的“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印为白文，六行，每行四字，行间刻白文直格线，论者认为直格线使结构紧凑，设计得极为巧妙。印的底面刻：“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款中记述审定的过程：
余与荄甫以癸亥入都，沈均初先一年至，其年八月稼孙复自闽来。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
底面和边款，均以白文刻成，也都加上细线界格，工整异常。
三年后，之谦又双钩《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目》，是学篆书的范本，可见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勤奋和用心良苦。
之谦到北京头一年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二金蝶堂印谱》的完成。
这部由锡曾所辑的印谱，包含范围很广，有他在闽所辑的《赵之谦印存》，钱式在温州拓存的之谦印稿，朱志复所拓之谦入京后为潘祖荫、沈树镛及胡澍等人所刻，以及之谦为锡曾新作酬知各印。
朱志复（遂生、子泽），江苏无锡人，是之谦在北京的弟子。旧日门生冯灿、潘良骏已失去联络，钱式远在温州，因此，志复成了之谦最得力的助手。志复家境优裕，之谦也不必为他的生活和前途操心。协助锡曾拓印外，志复也积极收集之谦入京后的印稿，辑《二金蝶堂癸亥以后印稿》；于同治四年刊成。
新合成的《二金蝶堂印谱》，包括最早的咸丰三年二十五岁的作品，及至同治二年冬编辑完成前的近作。
同治二年十月既望，胡澍作于北京城西瓜尔佳氏寿鸿堂的一篇长序，表现出他对印学源流、变化和对之谦印风，都有深切的了解。此序因作于之谦篆刻发展的尖峰，应属对之谦篆刻成就的定评。
对近世浙、徽两派的看法，胡澍和之谦论点颇为一致：
遒劲宕逸者为浙派，浑圆茂美者为徽派。而波流既靡，浮媚险怪之弊丛生焉。
“浮媚险怪之弊”，也就是之谦序吴让之印谱所指的陈鸿寿、赵之琛等末流习气。胡澍又说：
自我朝钱塘丁龙泓、怀宁邓完白两先生出，精研苍雅，神明规矩，为徽、浙两大宗，后生摹仿，知所宗仰，窃尝论之。
胡澍畅论近世印学渊源之后，话锋转到之谦，指他不但能融合徽、浙二派，且能于“印内求印”之外，进而在彝鼎砖瓦镜铭碑额等物中，深入体会，以达“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新风格。他说：
吾友会稽赵叔同年……初遵龙泓，既学完白，后乃合徽、浙两派，力追秦汉。渐益贯通钟鼎碑碣铸镜造像，篆隶真行，文辞骚赋，莫不触处洞然，奔赴腕底。
序中的“篆隶真行，文辞骚赋”，一方面标明之谦于各体书法的钻研不遗余力，故能达到他平时所说“古印有笔尤有墨”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指出之谦篆刻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书卷气。
“印从书出”，一般认为首开风气的是邓石如。石如以汉碑篆额入印，之谦从青年时期就钻研邓氏印法和篆书，故早有体悟；杭州失守前所刻印中，就可见出“印从书出”的例子，如“北平陶燮咸印信”白文印，款谓：“为模汉铸印法，谛视乃类五凤摩崖、石门二刻。”“星遹手疏”白文印款中表示：虽仿汉印，却很像吴纪功碑。又为“丁文蔚”白文印，款指“颇似吴纪功碑”。凡此显示，入京前的赵之谦，早已从书中寻求刻印的灵思。居留北京后，在汉碑秦篆以及六朝文字上所下的工夫，对他的篆刻，自然更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再往深层探讨是，之谦篆刻中，有其独特的个性，和生平际遇的表现。胡澍说：
辛酉遭乱，流离播迁，悲哀愁苦之衷，愤激放浪之态，悉发于此。又有不可遏抑之气。故其摹铸鏧也，比诸三代彝器、两汉碑碣，雄奇噩厚，两美必合。规放阳识，则汉氏壶洗、各碑题额、瓦当砖记、泉文镜铭，迥翔纵恣，惟变所适；要皆自具面目，绝去依傍。
论及之谦篆刻边款，胡澍认为与南北朝摩崖造像，同臻其妙。之谦类似汉碑与六朝摩崖造像的款识，在同治二、三年间，并不少见。首先是为胡澍刻的“绩溪胡澍荄父”、“同孟子四月二日生”白文双面印。印身一面于边栏中刻一只造型古朴的龙形图像，一面刻篆书“崇山少室石阙汉画象龙”，再一面则刻有白文竖线的“荄甫属刻两面印谦”八字。
白文“仁和魏锡曾稼孙之印”，无年款，推测当年于同治二年冬天前后。边款刻着一匹奔驰的马背上，一人作倒立的特技表演。上面六分之一处，阴刻“走马角抵戏形”数字，下面六分之二，阴刻“崇山少室石阙汉画像之一”。另面为阳文、界格，楷书“悲盦为稼孙制”。整体看来，古雅而庄重，使人神往于两千年前的古昔时代。
同治三年上元节次日，之谦刻“湌经养年”白文巨印。印边一面阳刻一尊坐佛，其余三面俱为阳文、界格，刻：
同治三年上元甲子正月十有六日，佛弟子赵之谦为亡妻范敬玉及亡女蕙、榛造像一区。愿苦厄悉除，往生净土者。
论及当代印林风气，鲜少能就文字发展、篆刻源流，参考古代文物会通一贯，推陈出新，胡澍慨叹：
昧者不察，乡壁虚造，竞出新奇。矫枉之士，墨守六书，等诸梗禺；楚虽失之，齐亦未必得也。
从这一观点来看，胡澍既肯定了之谦为篆刻界所开辟出来的坦途，也高度肯定了之谦篆刻及款识的独特创意。
同治二年八月至同治二年冬，锡曾返闽就任盐大使约三个月期间，之谦为酬谢锡曾协助考证、拓辑印谱，赠印颇多。其中有的称扬锡曾的孝思，如“小人有母”，细长形朱文印；款：“稼孙属刻此四字，有孝思焉，亟成之。叔”。那时，锡曾刚经泰州到达北京，一面与之谦欣赏吴熙载赠印和所拓印稿，一面谈到和生母劫后重逢的天伦之乐，因而请之谦刻赠此印。
“鹤庐”，是一方长方形的朱文印，印文横排。印身较宽一面的篆书款，仿佛汉碑篆额，文曰：“稼孙葬母西湖白鹤峰，因以自号。叔刻之，壬戌九月。”
同治元年九月，之谦仍在温州。同治二年八月，锡曾携带此印入京，同时也要求之谦为文，记述他的母亲王氏苦节事迹。故之谦在印身的另面刻：“癸亥八月，稼孙来京师，具述母夫人苦节状，乞为文，并记事其上。”前第十章曾引“巨鹿魏氏”白文印，四面长款，畅谈古今印的差别，并引锡曾为此道的知音。最后几句是：“送君惟有说吾徒，行路难忘钱及朱。稼孙一笑，弟谦赠别。”文中“钱及朱”，指的是之谦时时不忘教导呵护的钱式、朱志复两位弟子，他们也是为锡曾搜拓印章的最佳助手。尾句的“弟谦赠别”，表明篆刻时间，为同治二年十月下旬，锡曾整装南行之际。
其余的如稼孙所拓长形朱文小印，款：“稼孙来京师，将遍访金石，拓之以去，因刻。悲盦记”。
“印奴”，长形朱文小印，款：“稼孙喜集印谱，佛生以‘印奴’目之，戏为刻此。悲盦”。大概觉得言犹未尽，所以又在另一面刻：“稼孙为我集印，稼孙属我刻印，皆印奴而已。又志”。
类此，一方方小印，寥寥数语的款识，表现出他们对篆刻艺术的热爱，彼此间的深厚情谊和风趣。
在之谦、锡曾相聚北京，共享金石之乐时，也没有忘记远在福州的诗友江湜。锡曾出钱购买佳石，之谦操刀，刻了一方龙飞凤舞般的细画阳文印，邮寄福州，时为十月十六日；锡曾入都，转眼已两个多月。
回忆锡曾在北京期间，是沈、胡、赵、魏四人考证工作的巅峰期。沈树镛的书斋中，满摆着陶瓦古彝、各种碑版和前人的金石著录。墨香中，混合着提神醒脑的鼻烟气味；这就是使沈树镛、胡澍、魏锡曾和赵之谦乐而忘忧的学术殿堂。
他们每考据一物，先把器物的形状和铭文拓印到纸上。与毛西堂共同研创用渲淡法拓印款的锡曾，对于拓印器物、造像，也有独到之处。他们遍翻著录，参考史书记载，共同探讨器物的规制、用途和所属的朝代。许多文字学上的问题，研究《说文解字》和正从事《六朝别字记》写作的赵之谦往往迎刃而解。入秋后的北京，气候已有凉意，但体质特异的之谦，虽然穿着单衣，头上仍然蒸发出汗气。他拈笔蘸墨把审定的结果写在拓本上。胡澍对器物收藏、流转的过程，如数家珍，下笔则长篇累牍。
考定之后，连同沈树镛、魏锡曾，一体在拓本上面钤盖印章。这些印章，几乎全出于之谦之手，因此，把这些拓本按器物如“古器物”、“泉币化布”、“艁象题记”等分门别类装订成册时，就仿佛是《二金蝶堂印谱》一般。对身为书画篆刻家的之谦而言，这种考据工作，另有创作上的参考价值，使他步入“印外求印”的重要阶段，拓宽了篆刻的领域。
进京后广为接触的，金文方面，为三代至隋唐历代的铜器；钟鼎之外，包括秦度量衡的铭文、诏版，日用的铜镜、铜洗，小至各国钱币。刻在石质和陶土上的，有碑碣、摩崖造像、砖瓦以及古代的陶器。种种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不但古朴茂美，且一代有一代的不同风貌。其中文字，固然不乏出自名家手笔，也有出自工匠的作品。但看在重视“拙”趣、质朴，不乐纤巧雕琢的赵之谦眼中，都具有生动和真诚的美感，无一不是他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此外，就他的书法发展而言，对各朝各体书法钻研融会的结果，逐渐形成他“颜底魏面”的独特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