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冬，赵之谦停留在温州期间，得到上海传来讯息，锡曾生母王氏健在，一位弟弟已经出险。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谦可以想见此一佳音对渴思焦虑中的锡曾多么重要，当即在十月十四日信中转达锡曾。
同治二年春天，锡曾四弟锡暜奉母到达福州，母子兄弟他乡重见，恍然如梦。
锡曾周岁时，痘、痤疮同时发作，满头满脸都是毒疱，无法躺卧睡觉。据生母王氏回忆，只额头一寸宽窄的地方没长脓疱。她只好竟夜坐着，为锡曾支撑这“方寸之地”，使他得以少睡片刻。
三岁幼儿，正需要母爱，祖母却命王氏把锡曾过继给已故的堂伯为后。王氏不敢违拗婆婆之命，对锡曾又难以割舍，竟连着哭了十天。所幸过继后，寡居半生，年已四十八岁的继母，对他颇为疼爱，才使生母落下了心中的大石。
劫后重逢的喜悦，和叙诉不尽的凄凉悲痛中，锡曾和生母相聚五十三天后，他由训导改叙为福州盐大使已经获准。正式任职前，依规定要进京，由贝勒、亲王当面看看五官、身材和人品气度，谓之“验放”。母子团聚，叙官也有了着落，也算是双喜临门，以后不怕不能尽孝。大约端节过后，锡曾安心北上，一路上搜集金石资料，或拓印名家篆刻，以便辑成印谱。
对于金石碑版的搜集，魏锡曾除了“勤”字外，还有些无攻不克的高招：比如想钩摹、拓印某些名藏品而不获信任时，他会取出囊中珍藏作为抵押。再不能如愿以偿，他会跪地不起，直到对方软化为止。所以韩佛生为他取个雅号，叫他“印奴”。
北上行程中，锡曾计划前往江苏泰州，访问一位孤僻的书画篆刻大师，邓石如传人吴熙载（让之），求赏吴氏珍藏和他那名著一时的篆刻艺术。除了准备上述一应招数之外，锡曾又带了辑成未久的《二金蝶堂印存》作为贽见之礼。
吴熙载所住僧舍门前，有一幅楹联：
有子有孙鳏寡孤独；
无家无室柴米油盐。
熙载愤世嫉俗之情，跃然联中。
多年来，贫穷孤独，缺乏子女照顾和家庭温暖的熙载，给人一种冷傲难近的感觉。高龄六十五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并无老态。靠为人作书，勉强维持生活。
之谦多年前见过熙载的法书和一两方印章，对他可算仰慕已久，只因战乱缘悭一面。熙载书学邓石如和包世臣二家，之谦对熙载篆书称赏不已。在他心目中，清朝篆书以邓石如居首，次则熙载与胡澍；意为三人之外，自己应是当仁不让。
想不到锡曾初次造访，竟蒙熙载以篆书相赠。到北京后，他更先后求篆于胡澍和之谦，想集三美于一册之中，胡、赵二人自然义不容辞。锡曾到京的次月，之谦为他篆书“解深密经胜义谛相品”，后识：
稼孙既乞让翁、荄甫二君篆书，属予为此，趁笔使气，绝无学力，可笑也。同治癸亥九月，弟赵之谦谈到印章，熙载告诉锡曾，由于目力衰弱，已久不为人刻印。见到之谦所刻熙载名印的边款：“息心静气，乃得浑厚；近人能此者，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熙载颇为动容。因此在锡曾一再勉强下，竟为锡曾刻三方印章，为之谦刻了两方。这意外收获，使锡曾大喜过望。遍观之谦印存后，熙载似乎偏爱接近汉官印的作品，并指系学自邓石如。他对之谦学丁敬、黄易、蒋仁（山堂）、巴予藉诸家印风，或合浙皖于一炉的独创风格，则表示不以为然。
从他应锡曾之请，序《二金蝶堂印存》短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之谦篆刻的观点：
……中有自刻名印，且题其侧曰：今日能此者，唯扬州吴熙载一人而已；见重若此，愧无以酬知，谨刻两方呈削正。盖目力昏耗，久不事此，不足观也。窃意刻印以老实为正，让头舒足为多事。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先生所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赞一辞耶！
同治二年七月，让之记；时年六十有五。
为了进一步了解熙载对浙派诸家的看法，锡曾取出丁敬、黄易等印谱供他观赏。
熙载对之谦认为浙派正宗的丁敬、黄易和蒋仁作品，无一欣赏。但对浙派末流的赵之琛（次闲）、陈鸿寿（曼生）印作却赞赏不置；且认为赵胜于陈。
与之谦相交年余的锡曾，深知熙载和之谦论调大相径庭。
之谦篆刻，自少便学陈鸿寿，后与丁、黄相较，发现鸿寿由浙宗一变而为放荡，于是尽弃前学，改由丁、黄及邓石如印法，重新起步，上溯六朝秦汉。赵之琛学陈鸿寿后，由于才华不足，因此变本加厉，狂怪媚俗；一般印工以为奇妙，争相仿效。熙载论为赵胜于陈，恐怕之谦也难能首肯。
魏锡曾泰州之旅，除了获得五方印章，也利用空闲时间，四处访拓熙载篆刻，每方印拓达二十份之多，准备辑成《吴让之印谱》。吴熙载见锡曾准备就绪，喜形于色，亲自作序。
八月的北京，花红、海棠、马牙枣纷纷上市，卖果干藕片的铜碗到处叮叮当当响着的时候，满怀丰收喜悦的锡曾来到了北京。异地重聚后，随即一起沉埋到潘祖荫、沈树镛及一些藏家的宝库之中。
魏锡曾在泰州搜拓吴熙载印章的初秋，他那劫后余生的生母王氏，在福州寓所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
锡曾何时得到母丧噩耗，不得而知，从之谦为他所刻诸多印章边款推测，其南归日期，当在同治二年十月下旬。十二月路经泰州，吴熙载又为他刻“魏稼孙鉴赏金石文字”长方形白文印一方，款：
同治二年十二月，稼孙将之闽，作此志别。让之
由此看来，说不定锡曾直到返回福州后，方知和生母已天人永隔。他在同治三年三月所撰本生母王太孺人事状中，无限悔恨地写：
迨太孺人航海南来，锡曾承侍色笑五十三日，徒以故里邱墟，冀觅升斗之禄，由训导改盐大使，入都验放，天夺之魄，进退失措，猝遇大故，躬丽贲辟，媮息延喘，朝露何言！惟思太孺人仁孝抚孤，以年齿格成例，未与旌典，世有君子，表彰苦节，宜蒙垂访，诠述以待，乃后嗣之责。
若早得噩耗，锡曾奔丧不遑，万不会滞留北京达三个月之久，与之谦、胡澍等日以继夜地探讨碑版古彝，共享金石飨宴，南归时再到泰州，从容不迫地造访熙载。而他理想中，能表彰其继母和本生母苦节的，无过于好友之谦。
锡曾与之谦一起鉴赏熙载印拓，分成内、外二编，选出合意者十居其九，看法不一的占十分之一。至于能不能当熙载和其他印人之意，也就在所不计了。
之谦欣赏的，仍然是熙载师承邓石如的作品。这些正宗的徽派作品，也就是之谦所谓浑厚、平实的风格；看似容易，但实践起来，却极为困难。
他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评断熙载：
让之于印，宗邓氏而归于汉人，年力久，手、指皆实，谨守师法，不敢逾越，于印为能品。
不过，之谦听锡曾转述熙载对浙派诸家的看法，序《二金蝶堂印存》的观点，再参照熙载印谱，他感到这位年迈的印人，想要突破徽派传统，掺以浙派印法。只是熙载对浙派了解有限，误把陈鸿寿、赵之琛认作浙派正宗。
为了厘清世人对徽、浙两派的混淆，之谦既批评了陈鸿寿和赵之琛的印风，也坦率地陈述熙载求变的偏差：
浙宗巧入者也，徽宗拙入者也；今让之所刻，一竖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见巧莫如次闲，曼生巧七而拙三，龙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则九拙而孕一巧；让之称次闲由此。
让之论余印，以近汉官印者为然，而佗皆非，且指以为学邓氏；是矣，而未尽然。
书画篆刻中的“拙”字，是之谦最推崇的表现风格，从他《章安杂说》中，对于拙与野的析论，即可见出。他学习邓石如的印法，重点就在邓印充分地表现了“拙趣”。他视丁敬如神明，因丁印“忘拙忘巧”，纯任自然。他批评鸿寿、之琛，是深恐印坛后进一窝蜂地追求二氏的习气，误入歧途。而他对熙载的忠告，不过希望熙载能融入正宗的浙派——丁、黄、蒋的印法。
想不到此序一出，印坛哗然；浙派指他对晚近浙印评论不公，徽派认为他意在排斥徽派大师吴熙载，仅将熙载列为“能品”。
批评赵之谦这篇印序的风潮，愈演愈烈，到了同治三年冬天，任职于福建盐大使的魏锡曾，不得不为之谦说句公道话。他在《吴让之印谱跋》中，首先叙说访问吴熙载的过程，和吴氏的论点。
接着，他从篆刻史的观点，论徽、浙两派的发展和渊源。他指出浙、皖二印派争论的关键是：
……而习次闲者，未见丁谱，自谓浙宗，且以皖为诟病；无怪皖人知有陈、赵，不知其他。余尝谓浙宗后起而先亡者此也。
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其在皖宗为奇品，为别帜，让之虽心摹手追，犹愧具体，工力之深，当世无匹；叔谓“手、指皆实”，斯称善鉴。
他也认为之谦是尚未发展纯熟的天才：
今日由浙入皖，几合两宗为一而仍树浙帜者，固推叔；惜其好奇，学力不副天资，又不欲以印传，若至人书俱老，岂直过让之哉；病未能也。
哪知论印风波未平，和之谦有中表之亲，却一向视之谦为诳、骗、好为大言的李慈铭（爱伯、莼客），在北京与之谦狭路相逢。
慈铭自言前身为天台国清寺的高僧，爱好山水，由于性情关系，却遭时不遇。他轻蔑地称之谦为“天水生”、“赵妄子”，在家乡时期，就对家贫好学的之谦口诛笔伐。
李慈铭，到北京五年了，纳赀捐官已经多时，消息传来，可能分到户部为郎，也就是为人所轻蔑的“赀郎”。
李慈铭的科举路途很不顺利，先后在杭州和北京，参加了八次举人考试，均告落第。
纳赀捐官，也是一波三折，弄得倾家荡产。
五年前，他带着大笔家财进京，求捐郎中，想不到所托非人，不仅捐款被骗，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着落。这位饱读诗书、满怀壮志的落魄秀才，寄居在内阁学士周寿昌（荇农）府邸。周氏，长沙人，道光进士。在山东巡抚任内，力倡太后垂帘听政，因此内调，并受到两宫太后的信任，兼为礼部侍郎。慈铭的生活日用，全赖周寿昌和潘祖荫等馈赠维持；他们赠金时还要说得委婉，表示为敬重慈铭的学问、道德而赠，并非“盗泉之水”，以免伤了他的自尊。
第一次捐官受骗以后，他在绍兴的母亲和弟弟，急忙变卖家产，重新凑足捐数，希望他能谋得一官半职作为进身之阶。很不幸，这笔巨款，被一位周姓同乡强行取走，求官希望再度落空。
更不幸的是，老母为此事气得在家乡生病，李慈铭则在北京缠绵病榻。咸丰十一年绍兴被太平军占领，他就像赵之谦一样有家归不得。
收馈赠、鬻文章，经过二三年的积蓄，他总算自行筹足了捐官的款项，等待补缺。自命不凡的性格、疾病缠身，加以长年“抑郁”，使他越来越愤世嫉俗。他期望有朝一日成为铁面无私的御史，对他看不惯的官场人物大加挞伐。他把这些念头，几乎巨细靡遗地写进他的《越缦堂日记》里。
他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自幼因贫困、恃才傲物为他所轻贱的赵之谦，竟然备受公卿礼遇的场面。
之谦为缪梓的幕友，又是咸丰九年名列前茅的举人，早有乡试主考官在北京到处称誉他的文章和干才。入京后，为缪梓鸣冤，为受难殉节的乡人请旌，使他的义名也传颂一时。
当慈铭和之谦两人同时受邀为公卿座上嘉宾，眼见之谦高谈阔论，集座客目光于一身，李慈铭不免义愤填膺，在日记中惋叹主人虽贤，却受了“赵妄子”鬼蜮伎俩的瞒哄。
同治二年九月，当他发现在公卿间盛赞之谦才望的，竟然有攫取他老母卖田价银的周某之弟周叔云，更是怒不可遏，作书严诘：
执事虽饰非而复，不知自反，然清夜静处时，私念暂去，天理稍来，当亦未尝忘仆；仆冀执事由此一念，渐长渐熟，以臻自反之一境，则执事犹可为仆一辈人也。执事之于杜菖菖、赵菖菖诸人，岂不知其无赖不肖，为清流所不齿耶？赵之狂妄不学，文章鄙秽，执事岂真心而诚服之耶？此盖执事穷途肮脏，深愤其见绝于仆，特为此倒行逆施之举，暂与小人作缘耳！乃闻今日执事扬言于朝，盛毁鄙人，而厚誉赵某；是固仆所不屑辨者。不特仆何至与赵菖菖争，即执事之文，尚不足以取信于世，遑论其所延誉？
李慈铭及其同乡友人所不解的是，赵之谦在绍兴，只是位穷困落魄、举债度日、交结官府和“无赖”的“妄人”，何以进京之后，他所住旅馆前面却车水马龙，公卿造访，求书求画的文人雅士，经常络绎于途？偶尔，破例为某名士刻一方图章，京中亲友得知，莫不争相拓印？
慈铭等所指“交结官吏”，殊不知是绍兴知府缪梓及其幕宾。
他们口中的“无赖”，也是与之谦共同考证文史、研讨经济的周白山、胡澍和缪梓诸子。
他们对之谦固执不变的印象，使他们认为之谦所以能有如此声名，乃因北京是浮华之地，缺乏学术标准，和真知灼见之士。
类此，赵之谦狂狷的青年期，留给某些乡人牢不可破的误解，再加以他在学术上许多不被理解的创见，竟造成他此后半生落魄潦倒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