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自从元丰三年（1080）五月来黄州与苏轼相聚后，六月离开黄州赴筠州任。路过庐山，虽然知道庐山的景色秀丽而不敢尽情游玩，只留了两日，与长老智迁及其徒惠迁相处十分融洽，在他们的陪伴下粗略游览了一些景致。虽然如此，但“谷中多大石，岌案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茜相纠”的景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筠州在今江西南昌一带，有山有水，交通不发达，“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中有蛟龙和蛤蜊，山中有虎豹，“其人稼墙渔猎，其利梗、稻、竹、箭、梗、楠、茶、褚。民富而无事”（《筠州圣寿院法堂记》）。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朝廷中的达官贵人绝少在此为官。苏辙到绮州后，见民风淳厚，食物精良，就饱食而安居，忽然觉得这里险远并不是坏事。因为他为贬官，法律规定不得舍去官职而去各处游历，就拿来郡藏图书翻阅，考查这里过去的人物及风俗，最后判断出筠州是他适宜久住的地方。
就在苏辙刚到达筠州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雨，引起绮水泛滥，毁坏河南街市，河水漫上北岸，毁坏太守府大门。盐酒税治所的房屋，因靠近江边而水患尤为严重。苏辙到了以后，房屋破败无法居住，向太守请求借部使者的官府居住。太守同情其无处居住，也就同意了。到这年的十二月，才支起倾斜的栋宇，修补坍塌缺漏，在厅堂以东建轩一座，栽种了两株杉树及百十根竹子，作为休息之所，苏辙这时才把家安好了。
苏辙的工作十分繁忙。此时实行市易法，盐酒官买，苏辙尽管对新法执行中的弊端有所了解，曾上书朝廷要求废除某些新法，但此时是待罪之身，只得尽力去干心里很不情愿的事情。“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苏辙到任后，“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他白天坐在市场上卖盐卖酒，收卖猪卖鱼的税，和商贩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为朝廷出力；晚上回家后已筋疲力尽，立即昏睡在床而不知天之将亮；早上又出门去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始终不能在“东轩”饮酒作乐。“每旦暮出人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东轩记》）。
初到筠州的苏辙因“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绮州圣寿院法堂记》），他认识到“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恰好筠州“道士比他州为多”，“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即与其徒出人相从”，学到了不少佛家、道家的思想。在这段时间里，苏辙学到了瑜伽术，并坚持不断练习。他自幼多病，夏天消化不良，冬天咳嗽气喘，自从习练瑜伽术，“吐故纳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
由于兄弟情深，苏辙与哥哥苏轼的书信往来频繁，相互交谈工作与生活状况，思想感情变化、文学创作成果。对于“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的兄长学佛、学道后所引起思想上的变化，他不但能及时理解，而且深受其影响，加上自己常与僧人道士结交，所以，继苏轼之后，他也初步形成了“蜀学”“三教合一”的思想，有了任真自适而又观照现实的自由人格。在箔州的几年时间里，是他文学创作上丰收的时期，写了多篇足以传世的文章，其中重要的有《东轩记》、《摘州圣寿院法堂记》、《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答黄庭坚书》、《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
《东轩记》是苏辙初到筠州那一年十二月写的。文章先写了东轩的建造，字里行间带着一缕酸楚。议论部分苏辙文思泉涌，先说自己少年时觉得颜回一篮饭、一瓢饮，住在简陋的街巷而不愿出仕为官很奇怪，认为既是不想当官，但就是守关巡夜，也可养活自己而不妨碍学习，没有必要清贫自苦。接着说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才悟出颜回之所以甘心贫贱，“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再接着说人生追求有层次，“未闻大道”时以玉帛子女为乐，求得大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此种乐“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自己现在“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对文人来说非常痛苦。最后说自己只希望“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这篇《东轩记》文笔曲折而又含蓄，字字平易，但字字酸楚，写出了被贬后的处境及消沉、愤懑的心情。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是苏辙来筠州后的第二年六月十七日所作。圣寿院在摘州城东南隅，很近，苏辙一有空闲时间，就去那里游览。此处的僧人名叫省聪，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常滔滔不绝地给苏辙讲解佛学。有个叫吴智纳的当地人，除留下生活费外把其余的钱财都捐给了寺院，“既为僧堂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皆极壮丽。凡材金漆皆具于智呐”。法堂建成后，省聪“求余为记，余亦喜聪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为记其略”。这篇园亭记一反常态，很少议论。而前面先写了摘州的风土人情，再写了当地佛教、道教盛行的情况：“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均在焉。则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无。”接下来写了佛学对自己身心健康的益处。最后，写了作记的缘由。纵观全文，构思奇巧，行文自然，多姿多彩，把作者超然物外、随遇而安、苦中求乐的思想溶人了记叙之中。
《答黄鲁直书》是在苏辙被贬监州盐酒税，亲朋好友避之，准恐不及，与外界书信很少往来的情况下写的。黄鲁直就是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时为江西吉州太和县令，以往二人没有联系。身处逆境中的苏辙忽然接到黄庭坚的问候信，就立即以感激的心情写了这封回信：
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晗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
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
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阮籍以酒，楼康以琴。阮无酒，秘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康鹿，有不安者炙。独颇氏子饮水吸获，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奋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
渐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时自重。
苏轼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谓苏辙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是说在平淡中寓真情。这篇二三百字的短文，写得委婉曲折，宛转生情。文一开始“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转而说“愿一见者久矣”，再转而说“使鲁直以书先之”，使自己十分愧恨。第二段写“见者往往嗤笑”，转而说鲁直却在此时来信愿交往，再转到既然彼此敬爱，“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末段评价鲁直也用了许多转折，先说鲁直“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转而说阮籍、嵇康二人尚需酒琴方乐，再转而把鲁直与古代名士相比，得出结论是“此其中有过人远矣”，与先贤颜回可以相提并论，其后又出人意外地说“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更进一步称赞了鲁直不断探讨学问的精神。正是这些许许多多的转折，使文章摇曳多姿，真情无限，“有一唱三叹之声”，读起来感人至深。
《武昌九曲亭记》是苏辙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园亭记，为北宋散文中的名篇。九曲亭在武昌西九曲岭，原为三国孙权时的遗迹，苏轼滴黄州时期重建。九曲亭建成后，苏轼邀请弟弟苏辙写文以记其事，苏辙就写了这篇园亭记。文章先写苏轼对武昌西山很喜爱，每当“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就“仗策载酒”与山中二三子同游，“往往留宿于山上”。九曲亭的位置正当登山者必经之处，至此需要休息，而“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忽然有天遇大风雷雨，拔去亭旁一棵大树，空出了一小块地方，“子瞻与客人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文章最后回忆青年时的苏轼对登山览胜的热衷，发出了“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的议论；并以吃东西为喻，只要吃饱就行，至于吃下去后都会变成臭腐之物，无法分清哪些是好的食物变的哪些是不好的食物变的，只要无愧于心，又不受外人谴责，而姑且能寄托自己的心意就行。这篇文章叙事生动，写景逼真，议论中肯，起伏跌宕，饶有味趣，全文紧紧围绕“适意为悦”这一主旨，只是结尾处“无愧于中，无责于外”，使人感受到苏辙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发出的悲凉哀叹的心声。苏轼刚到黄州时，苏辙护送嫂子和两个侄儿从南都赶赴黄州与苏轼团聚，兄弟二人曾同登西山，对这里的景致了如指掌。俩人虽善于自我宽慰，实际内心甚不平静，笔端常流露出愤愈之情。苏轼在《定风波》中“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等诗句中都表现了这种愤郁不平之情。苏辙在给其兄寄去的诗中也有“官如鸡肋浪奔驰，政如羊毛尚龟勉”的句子，元丰六年七月，朝廷中国子司业米服弹勃苏辙所拟策题三道，乖违经旨，说是其同僚来文所指摘的。苏轼京城熟人多，很快得知消息，恐怕苏辙因此而丢掉官职，立即写了《闻子由为郡僚所裙，恐当去官》一诗，给时任教授并监酒税的弟弟寄去，一方面宽慰，另一方面使其心理上有准备。诗中说“我已无可言，堕甑难追悔。子虽仅自免，鸡肋安足赖！低回畏罪署，龟勉敢言退”，为兄弟二人“宁知事大谬，举步得狼狈”的处境大鸣不平，最后劝慰弟弟“时哉归去来，共抱东坡来”。苏辙于此时写《武昌九曲亭记》，提出“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的说法，既是宽慰自己，也是劝慰哥哥，显露出了兄弟二人间殷殷关切之情。
《黄州快哉亭记》也是园亭记中的一篇上乘之作。文章以苏轼名亭为“快哉亭”中的“快哉”二字落笔，描绘了亭上所见：这里的大江“昼则舟揖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这些都是把亭子命名为快哉的原因。另外，这里是曹操、孙权争雄，周瑜、陆逊创立战功的遗址，其遗风遗迹也可以命世人快乐。接下来，苏辙引用了楚襄王和宋玉的一段对话，谈到了地位处境不同、心情亦不同的一般人的忧乐观。从这点出发，提出了“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更旷达的忧乐观：“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用这一观点，同建亭的张梦得、名亭的苏轼以及作园亭记的自己共3位贬官共勉。《黄州快哉亭记》在文字运用上以散为主，骄散相参，读起来既上口又富有音乐感。议论部分融情人理，姿态横生，很有说服力。
在筠州的苏辙，还写了几篇对后世有影响的散文。庐山长老智迁及其徒惠迁新修了僧堂，求文以记其事，苏辙为了表彰师徒二人“因山林筑室庐，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的善举，写了《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他在贬居筠州时结识了吴厚秀才，受其请解释其堂名“浩然”二字的意思，他就以秋季汪洋的大水为喻，说“今夫水无求于深，无意于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为易勇，不为险怯。故其发也，浩然放乎四海”，才形成了浩然之势，从而导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的无所求、无所图才P培养浩然之气的议论。他最后与吴君在浩然堂上举酒高歌，以行为表现无欲则刚的情操，说明了什么叫“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并写下了《吴氏浩然堂记》。这篇文章与以前他在这方面的认识不同，以前他认为游历大山名川、交结当代豪杰，开阔胸襟才能形成浩然之气，而在此却提出了无欲则刚的观点，说明他的思想意识已登上了新的境界。《黄州师中庵记》是悼念苏轼密友任师中的文章。任师中“尝通守齐安（即黄州），去而其人思之不忘”，后来到齐安常游定惠院，因与苏轼友善，人们为他建了师中庵。他死后，人们相与哭于定惠院，“饭僧于亭，而祭师中于庵”。苏辙因为任师中是其父苏洵的友人，因此很早就知道其为人，此时以《黄州师中庵记》来烦扬任师中为吏善治，赞叹他被民众竟深爱到如此程度。与在黄州的苏轼一样，在绮州的苏辙也进人了文学创作大丰收时期，为其散文自成一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