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批判的一个主要手法就在于向形而上学家和科学家取词，自从理解力要求得到一个充满风险的独立性之后，它就在于把形而上学和科学推到它们可能走向的符号论的极限，或者它们逐步走向的极限。我们曾经不知道科学和形而上学与“理智的直觉”的关系，康德也轻松地指出了我们的科学是相对的，我们的形而上学是人造的。因为康德在两种情况中都加剧了理解力的独立性，因为他已经从形而上学和科学中减去了在里面压着它们的“理智的直觉”，所以科学连同它的关系对于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形式的表皮，而形而上学连同其事物，也不过
是一个物质的表皮。难道这不令人惊讶吗？科学向他展示的不过是嵌在框架中的框架，而形而上学向他展示的不过是奔跑在幻影后面的幻影。
康德给我们的科学和形而上学带来了如此粗糙的切割，以至于它们不再能够完全地回到它们的眩晕状态。我们的精神往往顺从地在科学中看到一个完全相对的知识，在形而上学中看到一个空的思辨。即便在今天，在我们看来，康德哲学的批判适合于整个形而上学和整个科学。事实上，这个批判尤其适合古代哲学，就像适合形式一样——仍然是古代的——现代人常常把这个留给他们的思想。这个批判想要反对这样一种形而上学，这个形而上学宣称我们给出了一个独特的、已经完成的体系，它还反对一种这样的科学，即将会成为关系的一个特别的体系的科学。最终，这个批判要反对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它们带着柏拉图哲学的理念理论的建筑学的单一性出现，或者像希腊的神殿一样的建筑。如果形而上学想要用概念来组建自己，那么我们在它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这些概念；如果形而上学由已经存在的观念的一个巧妙安排组成，那么我们已经把这些观念运用成一个建筑物的建造材料；最终，如果形而上学不是我们精神的持久的扩大，而是其他的事物，如果它想要超越我们目前的观念，或者如果还有我们简单的逻辑的努力还在继续，那么形而上学很明显就成为了人造的，就像所有纯粹理解力的成果一样。
如果科学完全是分析或者概念描绘的结果，如果经验只服务于检验而不是“清楚的观念”，如果它不是来自于多样的、相反的直觉，这些直觉附着在每个现实的运动中，但是并不是相互嵌合的，如果科学想要成为一个巨大的数学，成为关系的一个独特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把现实的全体性束缚在提前织好的网中，那么科学就成为与人类理解力纯粹相对的一个知识。
尽管人们进一步阅读了《纯粹理性批判》，人们将会看到正是这种普遍的数学对于康德而言是科学，并且这个被重新修改过的柏拉图主义对于康德而言就是形而上学。说实话，普遍数学的幻想不过是柏拉图主义的残余。当人们假设理念包括一个关系或者一个自我，而不是一个事物的时候，普遍数学就成为了理念的世界。康德把某些现代哲学家的这个梦想看做现实a：
很好，康德认为所有的科学知识不过是一个松散的碎片，或者甚至是普遍数学的一块等待的石头。从那时候起，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这个数学，也就是说确定哪些必须成为主体，哪些必须成为对象，这是为了让一个不间断的数学可以把主体与对象连接起来。如果所有可能的经验都可以保证进入严格的、已经由我们的理解力组成的框架中，那么我们的理解力（至少要假设一个先定和谐）就能组成它自己的本质，并且就像在镜a 人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主题：“冯特哲学研究”（1894年第9卷），这是勒杜烈库斯·模特鲁写的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是对于康德自然哲学的发展的讨论。
子中一样发现自己。科学的可能性就来自于这里，这个可能性的所有效力都归功于它的相对性以及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因为形而上学发现自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除了在事物的假象上模仿概念安排的工作——这个工作是科学在关系上认真继续的一个工作。总而言之，整个《纯粹理性批判》导致了柏拉图主义的建立，如果理念就是事物的话，那么这个主义是不合法的；如果理念是关系的话，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并且，已经形成的观念一旦从天上被带回到地上，就会像柏拉图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思想和自然的共同的基础。但是整个《纯粹理性批判》还取决于一个假设，即我们的思想除了成为柏拉图哲学的信奉者之外，没有能力成为其他的任何东西，也就是说把所有的经验都熔化在已有的模铸之中。
这就是所有的问题，如果科学知识如康德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就会有一个简单的科学，它预先在自然中形成，甚至是预先明确表达出来，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内在的必然关系到事物，那些伟大的发现只是一点一点地照亮了已经提前开辟出的线路，就像人们在一个节日的晚上，渐渐地点着了瓦斯的导火线，而这个导火线已经画出了一个纪念性建筑物的轮廓。如果形而上学的知识就像康德所希望的那样，它在面对所有伟大的问题时都缩小为精神中两个相反的态度的相等的可能性；它的表示也是同样多的任意的选择，总是瞬间即逝的，并且在永恒性潜在形成的两个解决方法之间：它活着，它死去，
自相矛盾。但是真相是，既不是现代科学呈现了这个单侧亲缘的单一性，也不是现代的形而上学呈现出不可缩减的反对意见。
一方面，现代科学既不单一也不简单。我非常希望它建立在清楚的观念上；但是，当这些观念很深刻的时候，它们就会随着人们对它们的运用而逐渐地变得更清楚；于是，它们把自己最好的光辉归功于那些发射它们的光线，通过思考它们导向了这些事实与应用，而一个概念的清晰性几乎是其他的事了，尽管曾经定好的保障用利益控制了它。最初，这些观念中的某些应该看起来很模糊，很难与科学中已经被承认的概念调和，它们甚至差点儿成为了谬论。这就是说，科学并不是通过概念的有规律的嵌入前进的，而这些概念将会注定准确地相互嵌合。
这些深刻的、丰富的观念都与现实的趋势有些关系，这些趋势必定不会聚集在同一个点上。确实，这些观念总是寄居的概念，它们通过相互的摩擦磨圆了棱角，并且这些观念总会在它们之间进行调和。
另一方面，现代形而上学并不是由这样根本的解决方法构成的，因为这些解决方法可以导向不可调和的反对意见。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领域接受自相矛盾的正题与反题的话，那么情况确实会这样。但是哲学研究就在于通过直觉的努力，准确地让自己处于具体的现实的外部，而批判会在这个现实之上采用两种相反的观点，即正题和反题。
如果我没有看到灰色，我永远不会想象白色和黑色是如何相互
渗透的，但是一旦我看到了灰色，我就可以轻松地理解人们是如何考虑白的和黑的这两个观点的。康德哲学的批判遗忘了一个有着深刻直觉的学说，这是在它们是直觉的范围之内才能成立；并且这些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全部，只要人们不采用正题中那些固定的、不动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在哲学家中生机勃勃。当然，这些分歧在学派中是相当明显的，也就是说在这些学徒的小组之间有矛盾，他们都是在伟大的导师周围成长起来的。但是人们会发现，在这些导师本身之间也有分歧。有几个事物在这里控制着体系的多样性，我们再一次说，是几个简单的、清楚的事物，就像一个探测器，人们感觉到它多多少少触碰到了同一片海洋的底部，它每次都把人们带到特别不同的物质的表面。这些学徒通常就是在这些物质上工作的：这就是分析的角色。由于导师提出问题并发展问题，还要把那些自己提供的东西翻译成抽象的观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导师也是自己的学生。
但是，把分析置于运动中并且藏在分析之后的简单行为，其实是源自一个与分析完全不同的机能。从定义本身来说，这将是直觉。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个机能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任何不停地练习文学作品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当主语被详细地研究之后，当所有的文献都被收集起来之后，当所有的注释被捕捉到了之后，为了到达这个作品本身的工作，人们还应该需要更多的材料，还需要一个更艰难的努力；这都是为了要处于中心，甚至
是主语的位置，以及为了尽可能深刻地寻找一个推动力，当完成之后就会放任这个推动力。这个推动力一旦被承认，它就会把精神扔到一个它能重新找到的小路上，并且它还会说出它已经收集到的信息和其他的细节。这个推动力会发展，它会用可以无限枚举的术语来分析自己。人们越是走下去，人们就会发现得越多。人们永远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出来。然而，如果人们突然转身向着这个推动力，并且为了抓住这个推动力，人们在它的背后进行感知，那么这个推动力就躲开了。因为这不是一件事物，而是对于运动的一个鼓动，尽管它是无限可延伸的，但它就是简易性本身。
形而上学的直觉看起来也是这种类型的事物。在此期间构成这个文学作品的注释和文献都是观察和经验的整体，它们是被实证科学和一个心灵对于精神的思考所收集起来的。因为如果人们没有通过一个与表面说明的长期友情来获得信任，那么人们就不能从现实获取一个直觉，也就是与更内在精神上的同感；这不仅仅关系到要领会明显的事实，还应该积累并且把如此庞大的数量融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合并中，人们被保证的和所有可以预先想到的、早熟的观念，观察者不知不觉地把这些观念放到了他们观察的底部。只有这样天然的物质性才能摆脱已知的事实。对于那些不会把一个特别大数量的心理学分析连接并进行整体比较的人而言，即便是在那些我们用来作为例子的简单的、优先的例子中，即便为了自我与自我的直接交往，
清晰的直觉的决定性努力也将会是不可能的。现代哲学的导师已经是那些会领会吸收他们时代的科学物质的人了。形而上学半个世纪以来部分消失的主要是因为一个特别的困难，而在今天，哲学家将要感到与一个散得更开的科学产生联系。尽管人们只能通过物质的知识达到直觉，但是形而上学的直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与这些知识的摘要和综合完全不同。直觉不同于这些知识，就像机车的动力与被运动物体经过的道路不同，弹簧的张力不同于挂钟里面可见的运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与经验的普遍化没有任何共同点，然而它可以将自己定义为完整的经验。
1913年12月30日在法兰西学院举行的克劳
德·伯纳德一百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的演说
克劳德·伯纳德对于哲学的贡献在于他的实验方法的理论。现代科学总是以经验为榜样；但是因为它是从力学和天文学开始的，因为它一开始并没有预料到子物质中居然有更普遍更接近数学的东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只要求经验为它的计算提供一个起点，并且要经验在终点的时候对这些计算进行检验。实验科学要回溯到19世纪，实验科学一直跟随着经验，即便在所有的曲折中它也从来没有失去过和经验的联系。而克劳德·伯纳德将会把实验科学方法的公式提供给更具体的研究，就像笛卡儿曾经把物质的形式提供给抽象科学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实验医学的简介》对于我们而言，对于17世纪和18世纪而言就像是笛卡儿的《方法论》。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天才，他从得出伟大的发现开始，就思考为了完善这些发现，他应该怎样做：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契约却是唯一自然的，而人们从相反的前进方式已经尝试过很多次，却从没有成功。在现代科学的历史上只有过两次这样的情况，并且
发明的精神已经对我们用自然知识所获取的两个主要形式进行了反省，他这是为了自我分析，并且确定科学发明的一般条件。
这种自发性与反思，科学与哲学的恰当的混合产生了法国历史上的两次科学发展。
克劳德·伯纳德在《实验医学的简介》一书中的思想已经向我们说明事实与观念是如何合作的，它们又是如何配合经验研究的。多多少少清楚地觉察到的事实建议了一个关于解释的观念，而学者们则要求经验证实这个观念；但是，在经验所度过的所有时间中，学者必须要准备好放弃自己的假设或者根据事实重新改变这个假设。因此，科学研究其实就是精神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对话。大自然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向它提出问题。紧接着，大自然的答案给了谈话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于是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又接着大自然会通过提出新的观念来反驳这些问题，情况就这样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当克劳德·伯纳德写下这个方法的时候，当他给出例子的时候，当他回想起自己用这些方法所做的运用时，所有他展现出来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简单、如此自然，看起来他只需要把它们说出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认为自己一直都知道这个方法。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个伟大的画家所画的画像才能给我们一种早就认识这个模特儿的幻觉。
然而，即便在今天，克劳德·伯纳德的方法也应该被理解，并且正如它应该的那样被实践。读他的书可以省去50年的研究
时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他的书籍，并且我们也很欣赏这些作品，那么我们能够从他的书中领会出它包含的所有教诲吗？
这个分析最清楚的结果之一应该是让我们明白在获得的观察和建立的概括之间没有不同。我们经常把经验当做大自然要向我们提供的天然的事实；而理智则占有了这些事实，并且把它们接合起来，就这样它升到了越来越高的法则。因此概括是一种功能，观察又是另一种功能。没有什么比综合工作的概念更错误的了，对于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比这个概念更危险的了。
这个关于综合的概念让人们相信把这些事实收集起来就能有一个科学的利益，于是他们缓慢地甚至消极地注释这些事实，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个心灵，它有能力支配这些事实，并且把它们置于法则之下。这就好像一个科学的观察并不总是对一个问题的回应，不管是准确的还是含糊的回应！就好像一个接一个的消极的注释并不是对于随即提出的问题的不连贯的回答，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概括的工作就是在于为不连贯的对话找到一个可接受的意义！而事实是这个对话必须立刻有一个意义，否则它就永远不会有任何意义了。事实的意义会随着人们不断地深入研究它而变化，但是这个对话一开始就应该有一个意义。对于我不知道的压缩工作而言，概括并不是运用已经收集到、记录下的事实；而综合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综合至少是一个特别的操作而不是思想的强力，它不是进入事实内部的
一个能力，但人们会猜测这个能力是有意义的，并且人们会发现对于无限数量的事实的解释。总而言之，综合精神不过是分析精神的更高的力量而已。
这个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设想主要是缩小了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差距，这个设想不再允许我们区分两种类型的研究者，其中一种只是操作手段，而另外一种却担负着发明的任务。发明必须处处都有，从最卑微的对于事实的研究，一直到最简单的经验中。在这些经验中没有个人的努力，甚至也没有新颖的努力，更没有科学的开始。这就是教学的伟大格言，而它在克劳德·伯纳德的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在哲学家的眼里，这个伟大的格言还含有其他的东西，即对于真相的构想以及对于哲学的构想。
当我说到克劳德·伯纳德的哲学的时候，我并没有暗示关于生活的形而上学，但人们认为在他的写作中发现了这种形而上学，并且这个形而上学可能离思想很远。说实话，人们在他的哲学中讨论了许多问题。一些人引用克劳德·伯纳德用来批判“精气”假设说的方法，他们声称克劳德在生活中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除了一些物理和化学现象的整体。其余的人援引他的“组织和创造意识”，根据作者的意思这个意识控制着生命现象，而人们希望他已经从根本上区分了鲜活的物质与粗糙的物质，并以此给生活一个独立的理由。根据某些人的说法，克劳德·伯纳德最终在这两种设想之间摇摆，或者为了渐渐地达
到第二个设想，他会从第一个设想出发。让我们重新专心地读一下他的作品：我相信，你们既不会发现肯定，也不会发现否定，更不会发现矛盾。的确，克劳德·伯纳德曾经多次反对关于“精气”的假说；但是在他所说之处，他都明确地指向医学表面的生机论和生理学家，这些生理学家肯定了在生命体之中存在着一个力量，而且认为这个力量能够与物理的力量相斗争，还可以阻碍人的行动。
现在人们可以自然地想到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的条件下对同一个生命体产生作用，但并不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人们说，应该对生活变幻莫测的特性予以重视。即便是为生理学成为科学作出巨大贡献的马让迪本人，他也仍然相信生命现象的某种不确定性。对于所有这样说的人，克劳德·伯纳德回答：生理学的事实都应该要经受一个坚定的决定论的检验，并且要与物理学和化学事实的决定论一样严格；甚至在那些动物机体所实现的活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将来有一天是需要被物理和化学解释的，这就是精气。
但是，我们现在要转移到组织和创造意识。我们将会发现，在对他有质疑的地方，克劳德·伯纳德会抨击那些拒绝看到生理学中的特殊科学的人，这个科学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质量，或者说心灵的情绪，它们产生了生理学家，并且它们与那些形成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质量不同。生理学家不是没有组织感觉的人，即对于这个特别的协调的感觉，并且这也是部分与那些
生命现象的特征的协调。在一个生命体中事物会像一个自己出现的“观念”那样发生，而这个事物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元素所聚集起来的秩序。此外，这个意识不是一个力量，而是解释的原则：如果它的确是这样工作的，如果它可以阻碍物理学与化学力量的游戏，那么就不会再有实验的生理学了。生理学家不仅必须考虑研究之中的这个形成体的观念，因为它建立了生活的现象；并且在克劳德·伯纳德之后，这个生理学家还必须回想起他所关心的事实已经有一个建立起来的组织结构，并且这个组织的建设，或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个“创造”是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秩序的活动。
的确，这个清楚的区分由克劳德·伯纳德建立，是机械的制造与毁坏或者磨损之间的区别，是机械与那些生发在机械之上的事情之间的区别，人们毫无疑问要在另一个形式之下修复克劳德所反对的生机论；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更喜欢不对生活的本质作出表态。此外，他也不对物质的建造作出判断；他就这样保留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说实话，不管是他攻击“精气”的假设，还是他呼唤“直接意识”，在这两种情况中，他唯一担心的是可以确定实验生理学的条件。他更加努力地定义生活的科学，而不是生活本身。他维护生理学，并且反对那些认为生理学事实太过难以捉摸的人，在这些人看来生理学并不适合于实验，他还反对那些不区分物理学的实验和化学实验的人，克劳德认为这些都是可以接近我们的经验的。对于第一种人，
他回应“生理学事实被一个绝对的决定论支配着，并且因此生理学也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对于第二种人，他回应“生理学有自己独特的法则和方法，这些法则与方法与物理学和化学的法则与方法是有区别的，并且因此生理学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但是，如果克劳德·伯纳德没有给我们指出，也不想给我们指出一个关于生活的形而上学，那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更一般的哲学，其影响可能会比任何独特的理论更持久、更深刻。
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哲学家都把现实看做一整个体系，就像一个伟大的建筑物，严格说来我们可以用思想和推理的能力重建这个建筑物，且实际上，我们必须求助于观察和经验的帮助。因此，大自然将会是相互嵌入的法则整体，并且还要依据人类逻辑的原则；这些法则将会处于事物的内部；科学与哲学的努力就在于把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从那些掩盖着它们的事实中剥离出来，就像我们用铲子一点点地把埃及的遗迹从沙漠的泥沙中挖掘出来让它重见天日一样。克劳德·伯纳德的整个作品反对的就是这个关于事实和法则的构想。尽管在哲学家强调在人类的科学中可能会有一些约定的东西、象征性的东西之前，他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件事，并且他还测量了人类的逻辑与自然的逻辑之间的距离。
根据克劳德的看法，如果我们永远不带着足够的谨慎小心对一个假设进行检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胆量进行发明。
在我们眼里看起来荒谬的东西在大自然眼里并不一定是荒谬的。
例如，我们做一个实验，如果假设被证实，那么随着我们不断地强迫自己用它来熟悉事实，这个假设就会变得理智并且清楚。
但是我们同样想起，从来没有一个足够灵活的观念能有着与事物同样的灵活性。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准备好为了另一个观念而放弃已有的观念，且这个新的观念将会和经验靠得更近。克劳德·伯纳德说：“我们的观念只是理智的工具，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渗透进现象；当这些观念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改变它们，就像当一把手术刀使用了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人们就会换掉这把迟钝的手术刀。”他还说，“这一次，信念在推理中太重要了，因为它把一个生理学家带到了对于事物的一个错误的简化上，并且它坚持自然现象复杂性的感觉缺失。”“当我们在我们的科学中制造了一个一般的理论时，我们唯一确定的事情就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不自然的，它们绝对有表现力。这些理论只是部分的、暂时的真相，它们对于我们而言是必需的，就像我们为了在研究中前进而踩着的台阶。”
当克劳德说到这些理论时，他又回到了这一点上：“这些理论稍后会被其他的理论取代，这些其他的理论代表了问题的更早的状态。这些理论就像连续的台阶，科学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的时候，这个台阶也不断上升。”但是没有什么比《实验医学的简介》一书中最后几段中的一些话更有意义了：“在人类认知的一般的、自由的道路上遇到的最大的几个障碍物之一是这
样一个趋势，即它让多样化的知识在体系中变得具有个性……这些体系想要征服人类的精神……应该要努力地冲破哲学和科学体系的障碍……哲学与科学不必有系统。”哲学不必有体系！
这在克劳德·伯纳德写作的年代是一个悖论，在那个年代，这要么是为了哲学的存在而辩护，要么是为了废除哲学，人们都倾向于把哲学精神与体系的精神等同起来。然而这是事实，实际上随着一个可以在所有的弯曲中跟随着具体的现实哲学的不断发展，人们会越来越理解这个事实。于是，我们不再参与学说的接续，每个学说都想要把事物的全体性限制在简单的形式中，不管是获取还是留下这些事物。我们将会有一个特别的哲学，这个哲学一点一点在科学旁边建立起来，并且所有想到它的人都会为它添砖加瓦。
我们不会再说：“大自然是一，我们将要在我们已经有的观念中寻找那些我们可以插入的观念了。”我们说：“大自然就是它本来的样子，正如我们的理智一样，理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没有大自然那么广阔，所以我们目前的观念没有一个大得足以让我们拥抱。因此，努力让我们的思想变大吧；加强我们的理解力吧；如果必需的话，还要突破我们的框架。但是不要把现实缩小为我们的观念那样的大小，而是我们的观念要以现实为榜样，不断地变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事情。随着我们在开始行走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要始终想起克劳德·伯纳德为开辟这条路所作的贡献。这
就是为什么对于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永远不能足够地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并且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向他致敬，在这个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探索者之一兼生理学天才的旁边，哲学家已经成为了当代思想导师中的一员。
——真理与现实a
在威廉姆·詹姆士之后，我们应该怎样谈论实用主义呢？
我们还可以继续说出那些在詹姆士的激动人心的、有诱惑力的、书中没被说出的东西吗？比詹姆士更好地表达出思想吗？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本书的可靠的译文，但我们要避免照搬原话，因为詹姆士的思想常常被人们所提供的解释缩减、改变、歪曲了。很多观念流传开来，这些观念有可能处于读者与书之间，并且有可能在本身很清楚的作品上散发出一种人为的晦涩。
如果人们不开始改变自己平时对于一般现实的观念，那么就不能好好理解实用主义。人们说“世界”或者“宇宙”；而根据这些词语的起源，它们是表明了一些简单的东西，至少是合成的东西。人们说“全球”，而这个词语让人想起了事物可能的统一。人们可以是唯灵论者、唯物论者、泛神论者，就像人们可以与哲学无关，并且满足于常识一样：人们总是会呈现出一a 这篇文章是为了服务于威廉姆·詹姆士关于实用主义的作品的序言而作的，由布龙翻译（巴黎，弗拉马里翁，1911）。
个或者几个简单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物质和道德事物的整体就可以解释得很清楚了。
于是理智就省下了许多力气，这是因为我们的理智爱好简易性，并且理智希望大自然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安顿自己。理智为了成为思想，只会向我们要求最小数量的工作。因此它只专心于那些元素和原则，它是为了用它们来重新组成对象和事件的无限系列。
但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我们的理性，我们并不是理想地重建事物，而是纯粹地、简单地坚持经验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表达事物。然而你——我们的理智，有了节约的习惯后，就会把结果和原因按照严格的比例呈现出来，而慷慨的大自然则在原因中放入了过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一定要产生结果。然而，我们的口号是只做刚刚合适的事情，而大自然的口号是要比应该做的事还要多——这样也多，那样也多，一切都太多了。正如詹姆士看到的那样，现实是繁重的、极丰富的。在这个现实和哲学家重新建构的现实之间，我认为建立起了这样一种相似的关系，这个关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与演员夜晚在屏幕上呈现给我们的生活之间的一样。
在剧院里，每个人都只说他应该说的，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里有被分割的场景；每个场景都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并且一切都精打细算地安置在世界中。这是为了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将会是幸福的或者悲惨的。但是在生活中人说了很多无用
的话，做了很多多余的动作，几乎没有直截了当的情况；没有什么能像我们希望的如此简单地发生，也不会如此完整，更不会如此漂亮；这些场景相互渗透；事物既不会开始也不会结束；不会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结局，也不会有绝对确定的动作，更不会有我们可以停留的语言：一切的结果很糟糕。这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且毫无疑问，在詹姆士的眼中，这也是一般的现实。
当然，我们的经验不是不连贯的，它在向我们呈现事物和事实的同时也会向我们说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还有事实之间的关系：根据威廉姆·詹姆士的说法，这些关系同事物和事实本身是同样真实的，同样直接可观察到的。但是这些关系是不稳定的，这些事物也是变化不定的。从这里到枯燥的宇宙还很远，哲学家用分类好的、安排好的元素来写作，这些元素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是简单地与另一个部分连接，就像我们所说的经验那样，但是仍然也像我们的理性所希望的那样，它们配合着一切工作。
威廉姆·詹姆士的“多元论”几乎没有意味任何其他的事情。古代人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封闭的、确定的、有限的世界，这是一个假设，它符合了我们理性的某些要求。现代人更想到了一个无限的世界，而这又是另外一个假设，它满足了我们理性的其他要求。从詹姆士所处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纯粹经验或者“彻底的经验论”的观点，即现实不再是作为有限的出现，也不是作为无限的出现，而只是作为不确定的事物出现。它不
断地流逝，只是我们不能确定它是否在一个唯一的方向流逝，也不能确定它是否总在同一条河流中流逝。
我们的理性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在一个特定的世界中它会感觉到不那么舒服，在这个世界中，它就像在一个镜子中一样，不再能找到自己的影像了。并且毫无疑问，人类理性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人类本身——整个人类，包括意志、感觉，还有理智——感觉到自己在壮大，这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理性所设想的宇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地超越人类经验的宇宙，理性的特性就是延长经验给予我们的东西，并且通过普遍化的道路把它铺开，最终让我们理解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察觉到的事物。在一个相似的宇宙中，人类被认为做了很少的事情，也占有很少的位置：他给予理智的东西，他会从意志中重新取回。尤其是，人类因为已经给了自己的思想一个掌握一切的权力，所以人类有义务用思想的术语呈现出所有的事物：
对于他的憧憬、他的愿望、他的激情作出说明，但他不可能向它们要求对世界有所说明。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可以接近他的事物都已经预先被人类思考过，就像它们可以翻译为纯粹的观念那样。他的感觉不会照亮他的理性，但理智会自己发光。
因此，大部分的哲学会让我们的经验在感觉和意志方面缩小，同时又会让它在思想方面无限地延长。詹姆士向我们要求的是不要加太多假设的观点给经验，还要求我们不要在经验非常坚固的地方破坏经验。我们一下子只能肯定经验赋予我们的
东西；我们必须全面地接受经验，并且以我们的感觉和感知相同的名义，因而它们也是与事物相同的名义构成了经验的一部分。在威廉姆·詹姆士的眼中，整个人类都是很重要的。
人类对于那种无边大的世界中的许多人还是很重要的。人们惊讶于詹姆士在其许多书中的一本a所赋予费希纳的奇怪理论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人让大地变成一个独立的存在，并且还赋予它神性。詹姆士在那个人的理论中看到一个方便的方式用来象征——甚至可能是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构成我们的经验的事物和事实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人类b的世界，这个世界毫无疑问是与其他的世界相连接的，但是离它们却很遥远，离我们却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必须在实践中把它看做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有的，同时它也是自足的。有了这些事物和事件我们就有了人，也就是说有了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存在，以及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东西。在某个特别优先的时刻可以对灵魂产生作用的强大的感觉其实是真实的力量，这个力量同物理学家所关心的力量是一样真实的；人类不能再创造了，他不能创造热或者光了。
根据詹姆士，我们沉浸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即那些伟大的精神思潮在其中穿流而过。我们中的许多人用力支撑住一些人，a 《多元的宇宙》，伦敦，1909.该书已翻译成法语，收录在《科学哲学丛书》
中，书名是《经验的哲学》。
b 这太具有创造性了，安德烈已经指出了詹姆士和苏格拉底个性之间的相似性（杂志《两个世界》，1910年10月15日）。要把人类带回到人类对事物的思考中这件事本身就是某种苏格拉底式的事物。
而其他的人则任由别人支撑着他。是心灵向有益的灵感敞开大门，而它们就是神秘的心灵。人们知道詹姆士是用什么样的同感来研究这些的。当他的《宗教经验》一书出版时，许多东西都转向了一系列特别生动的描绘和特别精辟的分析——许多人说这是宗教感情的心理学。这是怎样地误解了作者的思想啊！
事实是詹姆士其实是对神秘的灵魂感兴趣，就像在春季的某一天我们会为了感受微风掠过而走到野外；或者像在海边的时候，注视着来来回回的渔船以及它们的帆布的隆起，以便知道风是往哪里吹的。被宗教热情所填满的心灵是真正被激发了的心灵：
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让它们没有生命呢？在一个科学实验中怎么样才能让它们没有转移和激发的力量呢？这毫无疑问就是詹姆士思想的源头，这就是威廉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给人的灵感。那些他介绍给我们的用以认知的真理，对于他而言其实是在被思考以前就已经被感觉到、被看到了。a任何时候，人们都说存在着属于感觉和理性的真理；并且任何时候，人们还说在我们发现的现成的真理旁边，还有其他的真理需要我们去发现，而这部分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是，应该注意到在詹姆士的思想中，这个观念有一个新的能力和新的a 在埃米尔·布托献给威廉姆·詹姆士的有名的作品中（《形而上学与道德》，1910年11月），他已经重新得出了英语词汇“亲身体验”的特别含义了，“这个词想要说，不要冷冷地看着一个事物发生在我们之外，而是要去体验，自己去感受，并且以这样的方式生活着……”
意义。多亏了专属于这个哲学家的关于现实的设想，这个观念才会在关于真理的一个一般理论上焕发精神。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判断呢？我们呼唤一个真正与现实符合的肯定。但是这个符合可以包括些什么呢？我们喜欢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就像肖像与模特儿之间的相似性的东西：真正的肯定将会是模仿现实的肯定。在此期间，我们再仔细想想：我们将会看到的只是在很少的、例外的情况中才会有的，并且这个关于真实的定义找到了它自己的用处。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中的某一点完成的确定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这样的情况是奇特的、变化的。相反，我们大部分的肯定都是一般的，并且意味着对象一定的稳定性。我们采用一个尽可能与经验靠近的真理，以下面这个为例：“热量可以使物体膨胀。”这个需要什么才能成为对现实的模仿呢？在某种程度上，它有可能是模仿在确定时候的一个确定的物体的膨胀，并且这是通过在其不同的阶段拍照而得到的结论。甚至比喻地来说，我还可以断言“这个铁杆会膨胀”本身就是对我看到这个铁杆膨胀时发生的事物的模仿。
但是一个适合于所有物体的真理，不用特别地关涉到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这个真理不会模仿任何东西，也不会产生任何东西。我们希望在此期间这个真理可以模仿某些事物，并且在任何时候，哲学都努力地在这个点上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对于古代的哲学家而言，在时间和空间之上存在着一个世界，所有的永恒性以及所有的可能的真理都存在于这个世界中：
人类的肯定对于它们而言比它们忠实地模仿的永恒真理还要真实。而现代的哲学家则让真理从天上落到了地上；但是他们仍然在其中看到了某些事物，这些事物要先于我们的肯定存在。
真理将会被置于事物和事实之中：我们的科学将会去那里寻找真理，把它从暗处拉出来，让它重见天日。一个像“热可以让物体膨胀”这样的断言将会成为一个法则。这个法则统治着事实，它端居正位，否则就是在事实之上，至少是在事实的中心。
这是一个真正地蕴涵在我们的经验之中的法则，并且我们仅仅需要把它提取出来就可以了。即便是一个像康德哲学那样的哲学，它也希望所有的科学真理与人类的精神是相关的，这个哲学认为真正的断言已经被提前地放入了人类的经验中；一旦这个经验被人类的一般思想给组织起来，那么科学的所有工作就在于冲破事实坚固的外壳，真理就居住在这些事实中。
真理的概念对于我们的精神和哲学而言都是自然的，因为把现实作为一个完全协调的、系统化的事物呈现出来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且这个现实可以支撑起一个逻辑的框架。而这个框架将会是真理本身；我们的科学只是去重新发现这个框架。但是纯粹的、简单的经验不会跟我们说任何相似的东西，并且詹姆士遵循着经验。经验为我们呈现了许多的现象：如果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与这些现象中的一个有关的断言允许我们控制住跟随在它之后的事物，或者只是让我们预料这个事物，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断言是真的。例如像“热可以让物体膨胀”这样的
命题，这个命题是由于看到一个物体的膨胀而提出来的，它让我们预见了当其他的物体面对热是如何表现的。这个命题还帮助我们从一个旧的经验走向一个新的经验，这是一条引导之线，而不是其他的东西。
现实会流动，我们也跟着流动；并且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断言，它带领我们穿过运动的现实，这个断言让我们把握住它，并且把我们放在了最好的产生作用的条件下。人们看到了这个关于真理的概念和传统的概念之间的区别。我们通常通过真实的东西与已经存在的事物的一致性来定义真实，而詹姆士是通过它与还没有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根据威廉姆·詹姆士的观点，真实的东西不会模仿已经存在的某些事物：
它会预报那些即将存在的事物，或者甚至它让我们的行为为那些将要出现的事物准备。哲学有一个自然的倾向，它会希望真理向后看；而对于詹姆士来说，真理是往前看的。
更准确地说，其他的学说让真理成为人类的确定的行为之前的某种事物，这个人是第一次表达这个真理。我们说他也是第一个看到这个真理的人，但是真理在之前都等待着，就像美洲等待哥伦布一样。某些事物把真理藏了起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它把真理覆盖住了：而这个人就要去揭开真理。其余的都是威廉姆·詹姆士的设想了。他没有否认现实，至少在很大一部分上独立于我们所说的或者思考的东西；但是，他只关心我们对于现实的肯定的真理，它看起来是被我们的肯定所创造的。
我们发明真理是为了运用现实，就像我们制造机械装置是为了运用自然的力量。在我看来，人们可以把实用主义的理念的本质总结在下面这样一个形式中：即虽然对于其他的学说来说，一个新的真理是一个发现，而对于实用主义来说，一个新的真理却是一个发明。a
但这并不意味着真理是随机的。一个机械的发明只有通过它实际的用处才具有价值。同样，一个为了成为真实的肯定也必须让我们的统治在事物上发展。这肯定不是某个个人精神的创造，它也不再比这个精神先存在，例如留声机不会在爱迪生之前出现。毫无疑问，留声机的发明者必须研究声音的特性，而这个特性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的发明就像一个绝对新鲜的事物一样加在现实之上，如果这个发明者没有出现的话，这个发明可能永远不会产生。因此，一个真理为了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它必须在现实中有自己的根；但是这些现实只是真理生长的土地，并且如果风带来了其他的种子，那么其他的花朵也会在这里生长。
根据实用主义，真理是一点一点实现的，这还多亏了许多发明家的个人贡献。如果这些发明家没有存在过，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有其他的事物，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理a 我不太肯定詹姆士是否用了“发明”这个词，也不太肯定他是否明确地把理论的真理比做一个机械的装置；但是我相信这个比照与学说的精神是相符的，并且这个比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实用主义。
主体。现实明显是它本身，或者更接近它本身；但是其他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为了交通方便而画出来的线路。这里不仅仅关系到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不接受某些已经被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并且本来可以成为非常不同的其他的事物的假设，那么我们就不可以构建一个句子，我们在今天甚至不可以说出一个词语。当我说：“我的铅笔掉到桌子下面去了。”我确实没有陈述一个经验的事实，因为是视觉和触觉向我指出了这个事实，这只是因为我的手张开了，并且它让自己握着的东西溜走了。绑在椅子上的婴儿，他看着自己玩的对象掉下了，他可能不会想象到这个对象继续存在着；或者他没有关于“对象”的清楚观念，也就是说某些继续存在的、不变的、独立的事物，而这个对象则穿过了所有经过的现象的多样性和运动性。第一个敢相信这个不变性和独立性的是一个假设：当我们运用一个名词的时候，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采用的就是这个假设。如果人类在其进化的过程中更喜欢采用另一种类型的假设的话，那么我们的语法可以成为其他的东西，其他的可以成为我们思想的关节。
因此，我们的精神结构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的成果，或者至少是我们中某些人的成果。在我看来，这是实用主义最重要的命题，但是这个命题还没有被指出。正因为这样，实用主义延续着康德主义。康德已经说过，真理取决于人类精神的一般结构。而实用主义则添加到，或者至少暗示到，人类精神的结构
是一定数量的个人精神的自由主动性的结果。
这并不是说真理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值得相信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明一台留声机。我这句话想要说的是：在各种各样的真理中，那些与对象更吻合的真理并不是科学的真理，也不是常识上的真理，更一般地说也不是理智秩序的真理。真理就是一条穿过现实的道路；但是在这些道路之中，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指向一个不同的方向，或者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用处，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给这个道路指出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相反，这条道路的方向是被现实本身标注出来了的。
如果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这条道路与现实的流动是一致的。毫无疑问，这些真理在某种程度上还依赖于我们，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抗拒这个流动或者追随这个流动，并且即便我们追随着这个流动，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让它转变方向，它同时既与表象它的力量相联系，也服从于这个力量。
此外，准确地说这些流动并不是我们创造的；它们是现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这样，实用主义就颠倒了我们习惯于放置不同真理的秩序。除了那些表达出自然感觉的真理外，剩下的就是那些在现实中有着深刻根源的关于感觉的真理了。如果我们承认真理是一个发明，那么我认为为了继续忠实于威廉姆·詹姆士的思想，人们应该在感觉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中间建立起同样种类的区别，例如帆船与蒸汽船之间的区别。这两种船都是人类的发明；但是第一个不过是让船的一部分变轻了，
船是采用风的方向，并且让眼睛对它所运用的自然力量有感觉；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中，是人工的机械主义占据了最大的位置；它遮住了自己放在空隙中的力量，并且给予这个船一个我们自己已经选好的方向。
因此，詹姆士给真理所下的定义是根据他的现实的概念而产生的。如果现实不是这个我们的逻辑所爱表达的经济的、体系的宇宙；如果现实不是被理智的框架支撑住，那么理智秩序的真理就会是人类的一个发明，人类是为了结果而运用现实，而不是向我们介绍现实。如果现实没有构成一个整体，如果现实是多样的、运动的，并且制造了相互信任的潮流，如果它是源自和这些潮流的某一个的接触的真理——这个真理在被设想之前就已经被感觉到了——那么这个真理最有资格紧紧抓住并且积累现实本身。
因此，最终实用主义的批判应该首先谋求解决关于现实的理论。人们可以对这个批判提出反对意见——并且我们自身对这个批判保留一些意见，但没有人会对这个批判的深刻性和独创性提出异议。经过进一步检查与之有关系的关于真理的概念之后，也没有人再不承认它在道德上的提升了。人们说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不过是怀疑论的形式，并且它贬低了真理，而且实用主义还让真理从属于物质性的用处，它甚至劝阻或者阻止公正的科学研究。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解释永远不会变为那些全神贯注读书的人的精神。这个解释还会深深地遇见那些刚好
有运气了解人类的人。没有一个人对真理有炽热的喜爱，没有人带有激情地去研究真理。于是一个巨大的忧虑就出现了；科学之上的科学，从解剖学与生理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哲学，在大问题上很紧张的詹姆士逐渐不在意剩下的问题，因此最终忘记了自己。他一生都在观察、在体验、在沉思。就好像他还没有做够，于是他又继续幻想，他沉醉于自己的一个睡梦中，他梦到比人类更奇特的经验和努力，通过这些努力他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为了最好的科学，为了真理的最大荣耀而工作，直到他的生命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