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加斯帕德·菲利斯·拉西·哈维松（Jean-Gasa pard-Félix Laché Ravaisson）1813年10月23日出生于那慕尔，那慕尔当时是一座法国城市，是马斯—桑布尔省的首府。哈维松的爸爸是这个城市的国库主计官，他的祖籍在法国南部；哈维松其实是凯勒斯附近的一个小地方的名字，离蒙托邦不远。当1814年所发生的事件迫使哈维松的家庭离开那慕尔的时候，他a 关于菲利斯·哈维松-莫里昂（M。 Félix Ravaisson-Mollien）的生活和作品的简介已经出现在1904年出版的《关于道德和政治科学学院的报告》上。通过接续哈维松的作者，我们已经阅读了这个大家的作品。这本书作为对菲利斯·哈维松的介绍而重新出版，重新命名为《圣经与片段》，1932年由戴维斯先生出版。
作为丛书的出版委员会成员，雅克·福安先生已经先写下了这些简介；作者只是想要给它一点修饰。然后，他决定重新出版这个书，我们说虽然这些内容已经被批评了，人们说它有点被哈维松柏格森化了。但是柏格森说，这可能是澄清这个话题并且把它延伸的唯一方法了。
多亏了哈维松先生两个儿子的帮助，我们有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记性的资料：
路易斯·哈维松-莫里昂先生， 他是图书馆的馆员，还有查尔斯·哈维松-莫里昂先生，他是卢浮宫的馆长助理。
还只有一岁。不久之后，他就失去了父亲。他的启蒙教育应该是由他妈妈和叔叔监督完成的，即加斯帕德-泰奥多尔·莫里昂（Gaspard-Théodore Mollien），稍后我们还会提到他叔叔的名字。1821年，在莫里昂写给自己还只有八岁的小侄子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菲利斯将会是一个完整的数学家，一个古董商人，最后是一个历史学家。a”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显现出理智的品质，还有许多其他的品质，例如灵敏。
哈维松是在罗林（Rollin）初中上的学，我们本来希望能够仔细地了解他在那里的学习，但是这个中学的档案里没有保留这个时期的任何东西。不过许多的光荣榜让我们知道小哈维松在1825年进入了六年级，他在1832年离开了学校，从开头到结尾，他都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在竞赛中获得过几个奖，尤其是在1832年获得的哲学荣誉奖。他的哲学老师是波黑先生（M。
Pore），这是一位出众的老师，是苏格兰哲学家的弟子。此外，这位老师还翻译了一些哲学家的作品，顾让先生很欣赏他，认为他是索邦神学院的候补者。哈维松先生始终保持与老师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波黑先生家里非常虔诚地保留下来的某些论文中看到，哈维松是在哲学班级里学习过的b；在索邦神学院，a 我们是从路易斯·莱热先生1901年6月在铭文和文学学院朗读的有趣的简介中借用这个细节，还有其他的几个细节。
b 我们把这个消息，还有几个有趣的传记性的细节归功于波黑先生的两个儿子，以及大学里有名的教授，即亨利先生和马塞尔·贝尔内斯先生。
我们得到了一篇论文的消息，这个论文是关于“哲学方法”的，就是这个论文得到了1832年的荣誉奖。这是一个听话的、聪明的小学生的成果，他上了一个很好的课程。但是那些想要在这里寻找哈维松先生的独特记号，以及他与生俱来的哲学使命的痕迹的人，他们最后都感觉很失望。这一切都让我们假设，小哈维松离开中学的时候并没有对哲学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他也没有清楚地觉察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是你们的学院给他指出了方向。
1832年10月26日发布的皇家法令重新建立起了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在顾让先生的提议下，学院开始了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研究的比赛。“章程规定，竞争者必须通过一个扩展的分析让这个作品被人了解，并且确定计划——制造故事，并指出这个计划对今后体系的影响——研究讨论在其中找到的错误的部分和正确的部分，这些都是今天还存在的观念，以及那些可以有效地进入我们时代哲学中的东西。”哈维松先生可能是下定决心要促进自己以前的哲学教授的会议。第一个重建的学院已经被打开，并且给出了更具精神性的结果，这个有着某种功劳的记忆是多么新鲜啊，且其中三个都被判定为高级记忆；学院颁奖给哈维松先生，并且要求部长为了给哲学家柏林·米什莱一个补充的奖项而设立基金；哈维松先生重新建立自己的记忆，并且展开这个记忆、扩大这个记忆、加深这个记忆，然后写出了一本美妙的书。自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随笔》
一书的第一册在1837年出现之后，第二册在短短九年之后就发表了。还有其他两册宣称要写，但是却从来没有完成；正如我们所说的，他的作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及这个哲学对于希腊哲学所产生的影响而作的完整的阐述。
亚里士多德是我们之中的一个有体系的天才，但他却从来没有建立一个体系。他通过对概念的分析而进步，而不是通过综合的方法。他的方法就在于采用语言中积累的观念，在于改正或者更新这些观念，在于把这些观念限制在一个定义之下，且根据自然的连接来切割它们的延伸和理解，在于尽可能地推动其发展。但是，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工作给发展实现了，这是很少见的：他又重新回到一些问题，在不同的论文中在同样的话题上，他再一次走了同一条道路，而且总是前进得更远。那么思想或者存在中所包含的元素是什么呢？物质、形式、因果关系、时间、地点、运动到底是什么？在所有的这些点上以及其他上百个点上，他都深入地挖掘了；在每一个点上他都挖出了一条地下的通道，并且他把这些通道不断地向前推进，就像同时从许多点上开展挖掘一个巨大的隧道的工程师一样。的确，我们很好地感觉到为了让一切再相聚，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该执行的计算也完成了；但是那些看起来很相近的点并不总是能连接起来，于是我们很庆幸只用铲出一些沙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又遇到了凝灰岩和岩石。
哈维松先生没有在任何一个障碍前停下脚步。他在其第一
册书的结尾向我们展示的形而上学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划一、组织的学说。他把这个形而上学置于他专门创造的语言中，而这个语言中的形象的流动性则让观念显露出来，抽象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有生机，并且就好像它们活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一样。人们可以怀疑这些翻译中的某些物质性和准确性；人们对这些解释中的某些也产生了疑问；特别是，人们思考历史学家的角色是否把学说的统一性推得更远，是否不想要思想家们这么好地整合这些碎片，以及让齿轮紧紧地合在一起，使得人们不敢改变它们之中的某些。另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精神需要这个统一性，而且必须要尝试做些事业，并且在哈维松先生之后没有人敢革新这个统一性。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随笔》的第二册更大胆。他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一般的希腊思想之间建立起比较，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哈维松想要解放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灵魂。
哈维松说希腊哲学首先通过一个物质的元素，例如水、空气、火，或者某些无限的物质来解释所有的事物。因为被感觉所支配，就像人类理智开始时那样，所以希腊哲学除了可感觉的直觉不知道其他的直觉，除了它们的物质性他们也不知道事物的其他方面。然后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主义，他们表明了通过一个单独的物质不能充分解释事物，并且他们把数字和理念当做原则。但是进步比现实更明显，有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字和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之后，人们就处于抽象之中，尽
管他们对元素的操作是艰深的，但人们仍然处于抽象之中。
理智惊奇于自己带给事物的研究的简单化，它把哲学事物分在普遍观念之下，于是它毫无疑问地自以为可以通过这些观念渗透到实体本身，且认为事物在实体中是完成了的。随着理智在普遍性的系列越走越远，它也越来越相信自己在现实的阶梯中上升了。但是它所认为的更高的灵性，不过是它所呼吸到的空气的不断稀薄而已。理智没有看到，一个观念越是普遍，这个观念就越是抽象和空虚，并且是抽象之上的抽象，普遍性之上的普遍，最终人们逐渐走向纯粹的无。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要坚持感觉所给的东西，毫无疑问，感觉只能把现实的一个部分交给我们，但是它至少让我们停留在现实坚实的土地上。在这里还要采取另一个主意，这就是通过精神的视野来扩展眼睛的视线。这将不用离开直觉的领域，也就是说它们是真实的、单独的、具体的事物，这就是要在可感觉的直觉下寻找一个理智的直觉。这将是通过一个强大的心理视觉的努力来穿透事物物质的外壳，并且继续去阅读眼睛看不到的公式，而这展现了它们的物质性。然后就出现了把存在联系起来的统一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思想的统一性，从原始的物质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类，这个统一性把这些东西集中在自己的实体上，并且一直不停地集中，最终我们就走向了神性的思想，它可以通过思考自身来思考一切事物。这样的说法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它带来了规则和范例。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建立者，也是某种思考方法的开创者，而这个思考方法就是哲学本身。
这是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观念啊！毫无疑问，人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对作者所给出的某些发展提出异议。哈维松先生有可能有时候是通过亚历山大们来看亚里士多德的，此外他还带有强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他还有可能把轻薄的、表面的区别推向更远，为了不从口头上说说而已，他想要把这个区别转换为一个根本的对立点，而这个区别分开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但是，如果哈维松先生在这些点上给予了哲学史家足够的满足，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会失去学说中更原始更深刻的东西。因为他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一个他一生都没有停止做的区分，这个区分就是哲学方法之间的不同。哈维松认为，哲学方法应该是决定性的，而他们的方法不过是赝品。他放在亚里士多德学派中的观念其实也启发了他大多数沉思的观念。我们应该通过他的整个作品来回应这个肯定，而不是把自己的思想稀释在一般性之中，哲学家必须把这个思想集中在个人之上。
例如，天空中彩虹的所有颜色，有紫色和蓝色、绿色、黄色和红色。我们说有两种方式来确定这些颜色的共同点和研究这些颜色，且我们认为这并不背弃哈维松的观念。第一种方式只是在于说这些都是颜色。颜色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因此就成为了统一性，颜色的多样性会归结为这个统一性。但是关于
颜色的这个普遍观念，我们得到的不过是擦去了本来是红色的红色，本来是蓝色的蓝色，本来是绿色的绿色；我们不能给颜色一个准确的描述，只能说它不是红色，也不是蓝色，也不是绿色；这是从否定中得到的肯定，从真空中得到的一个形式。
这代表了仍然停留在抽象中的哲学家。通过不断增加的一般性，他认为自己逐渐走向事物的统一性。这是因为他通过光线的逐渐的熄灭而前进，而这个光线引出了色调之间的差别，并且他最终把这些色调混合在一个公共的模糊性中。其他的就是真正统一性的方法了。这个方法在于采用上千种不同的蓝色、紫色、绿色、黄色、红色，并且让它们通过一个聚焦透镜，最终把它们集中在一个相同的点上。于是在其整个光芒中出现了一道纯粹的白色的光，这个白色看到了把自己分散开的，然后又重新藏在高处的色调，白色的光在自己不可分的统一性中觉察到了多色的光线中的无限的多样性。于是当每一个颜色都被独立分开的时候，就又出现了眼睛在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但是自己又参与了的白色的光以及普通的亮度，最终这个白光也从那里得到了自己的颜色。毫无疑问，在哈维松之后这就是我们必须向形而上学要求的那种视觉。在真正的哲学家的眼中，关于古代的一个大理石的沉思可以迸发出更集中的真理，而这个真理是他在扩散的状态下，在一个哲学的论文中不能发现的。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要重新抓住个体的存在，并且追随自己的源头。
一道特别的光线赋予了每一个颜色自己独特的色调，并且通过
这个色调让它与普遍的光线相关联。
怎么样，在什么时候，在何种影响之下，哲学在哈维松先生的头脑中形成，我们对它有了初步的雏形。我们在记忆中没有发现你们的学院加冕的任何痕迹，手稿也并没有放到你们的档案中。而一个如此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的差异，人们轻易地就认为是出自于同一个作者之手。手稿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只是一本接一本地分析，这毫无疑问是在重建他的体系。在发表了的作品中的古老分析还有修订，这些看起来之所以被保留下来是为了作为子结构建筑而重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手稿中，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几乎是在同一谱系中。作者认为柏拉图应该做自己的工作，亚里士多德也该做自己那份，然后把它们两个融合在一个哲学中，这个哲学超越了他们两个各自的哲学。在出版了的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是明确反对柏拉图的，并且他的学说作为所有哲学必须吸收的源头而呈现在我们面前。
最终手稿的形式是正确的，但是客观地说这本书已经告诉我们一种原始的语言，一种有着特别生动的颜色的图像的混合，以及有着特别清楚的轮廓的抽象，还有一个同时知道绘画和雕塑的哲学家的语言。的确，1835年的记忆值得顾让先生在其报告中赞扬，哈维松也值得学院授予他的奖励。没有人会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提出异议。但是这也只是一个好的工作。作者仍然停留在作品的外部。他研究、分析，并且带着洞见去评价亚里士多德；但他并没有振兴其生活，这必定是因为他自己
都还没有一个足够好的内在生活。从1835年到1837年，在这两年之间他就有了记忆的写作，还有第一本书的习作，尤其是从1837年到1846年，在第一册书和第二册书的出版期间，哈维松先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状态，并且表现了自己的才能。
毫无疑问这激起了外部的兴奋，它们有助于人的潜在能量的发展，以及人格的苏醒。我们不应该忘记1830年到1848年这段时间是一个大量的理智生活的时段。索邦神学院说的仍然是基佐、顾让、威尔曼、提雷尔的话；基内和米什莱还在法兰西学院任教。哈维松认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最后一个，有段时间他还做了他的秘书助理。在一封米什莱写给儒勒·基舍拉a未公开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只知道法国有四个批判家（很少有人知道所有的这些名字）：勒托纳、比尔努夫、哈维松，还有你。”因此，哈维松发现自己与赫赫有名的老师居然有关系，并且这是在一个高等教育大放光彩的时刻。应该还要说这个时代还见证了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学者之间的连接，最终所有这些人都可以在一个逐渐走向民主的社会中，建立一个理智的贵族体系。某些有特权的沙龙就是这些精英们聚会的地方。哈维松喜欢大众，多亏了他的父母还有他早期的老师莫里昂，他在很小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看到了在自己面前敞开着许多扇门。我们知道他经常出席贝尔吉欧加索公主的聚a 由路易斯·莱热先生引用。
会，在那里他肯定会遇到米涅、梯也尔和阿尔弗雷德·缪塞；在瑞卡梅夫人家里他也认识了许多人，夫人虽然上了年纪但是仍然很优雅，在她身边总是有许多男人，例如威尔曼、安培、巴尔扎克，还有拉马丁。毫无疑问，哈维松正是在瑞卡梅夫人的沙龙上认识了夏多布里昂。经常与这些上等人士的交流对理智产生了作用，就像刺激物一样。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哈维松先生在德国慕尼黑度过的一段时间，当时他就住在谢林家附近。人们在哈维松的书中发现了一页多的内容，这些内容从思维方向和类型风格上都可以和谢林的最好的作品相比较。然而，我们不应该夸大谢林对他的影响。
或许，如果人们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意气相投，一致的启发。还有就是在两个人的心灵中提前建立起来的一致性，这两个心灵都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在某些顶峰上它们相遇。此外，这两位哲学家之间想要对话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一个人不熟悉法语，而另一人则几乎不说德语。旅行、交谈、社会关系，这一切都激起了哈维松的好奇心，也让他的精神更完整地展现出来。但是，导致他专注于自己本身的原则的原因还要更加深刻。
第一个原因应该是他长时间地接触亚里士多德哲学，他的已经被加冕的记忆表现出对文本的仔细的研究和渗透。但是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对文本的认知，还有学说的智慧：这既是心灵的赞成，同时也是精神的一致，还有
某种整个灵魂的浸渍。于是我们就得到这么一个结论：优越的人随着自己越来越渗透进自己喜欢的人的内心中，他们就会越来越好地发现自己本身。就像铁砂分散开的颗粒在磁化的小棒的影响下会向两极聚拢，并且呈现出和谐的弯曲，因此在自己喜欢的人的号召下，灵魂中沉睡已久的潜力会苏醒、会相聚、会相互商量，这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行动。但是，正是通过头脑和心灵一切力量的集中，并且在一个特别的点上构建了一个人格个性。
但是，除了亚里士多德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没有停止过对哈维松产生影响，它就像一个亲密的精灵一样伴随着他的一生。
从哈维松先生的童年开始，他就已经展现出自己对一般的艺术，尤其是对绘画艺术的喜爱。他的母亲，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可能曾经梦想让他成为一个艺术家。她把他交给画家布罗克，或许还有夏舍里奥设计师，这些人都经常拜访他们家。
他学习画画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有好几次他以拉舍的名字，在沙龙中展出自己的作品，并且有一些肖像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非常喜欢画画，他的画作都是精致的优雅。安格尔告诉他：“你非常有魅力。”他是什么时候表现出自己对意大利绘画的喜好呢？毫无疑问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之前，因为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模仿提香的画作了。但似乎毫无疑问在1835年到1845年期间，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也正是在同一个时期，我们还应该提到另一人对他的影
响，这个人就是达·芬奇，在哈维松看来他就是艺术的化身。
在达·芬奇的《绘画理论》一书中，有一句话是哈维松喜欢引用的。这句话说到生命体的特征在于其波浪形或者蛇形的轮廓，每个人都有自己蜿蜒的方式，艺术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蜿蜒个性化。“绘画艺术的秘密就是在每一个对象中发现其特别的方式，而这个方式会走向它的整个范围，例如一个展现在模糊表面的模糊的中心，一条特定的作为其生产的轴线的蜿蜒的线条”。a此外，这条线可能并不是数字中任何可见的一条。这条线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但是它是一切的关键。它通过眼睛被感知，但更多的是通过头脑而被思考。“达·芬奇说，绘画是精神性的东西。”而哈维松还添加道，是灵魂让形体变成了形象。他的整幅作品都可以成为这个词的注释。让我们停留在“蒙娜丽莎”这幅画像之前，或者甚至停留在“卢克雷齐娅·克里韦利”的画像前：难道我们没有觉得人物的可见的轮廓又重新回到一个虚拟的中心，这个中心就在画布之后，或者用一个词来说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即我们永远不会读完它神秘的容貌。
画家就是处于这样的位置。正是在开发一种简单的精神视野并且集中到这个点上的时候，他又重新一个一个地发现了自己眼底下的模型，于是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再生自然造物者而努力。
因此，对于达·芬奇而言，画家的艺术并不在于要采用模a 引自哈维松的文章《绘画的教育词典》。
型的每一个轮廓，并且把它重现在画布上，由此一部分一部分地重建物质性。画家的艺术也不在于弄清楚某种我不知道的客观和抽象，在这里人们看到的、触碰到模型溶解为了一个模糊的理想性。真正的艺术是要还原模型的个性化，并且为此它会在人们看到的运动的线条背后寻找，而眼睛并没有看到在运动本身后面还有某些更秘密的东西，例如原始的意图、个人的根本的愿望，还有等同于形式和颜色无限简单的思想。
如何才能不被哈维松所解释的达·芬奇美学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之间的相似性所震惊？当哈维松反对亚里士多德是物理学家的时候，因为他认为物理学家只把事物看做物质性的机械，他也不把亚里士多德归为柏拉图主义，因为柏拉图主义把一切的现实性都吸收进了普遍的类型中。当哈维松向我们展示了大师亚里士多德通过一个心灵的直觉，在独立的个体的根本性中寻找使个体有生命力的个性化的思想的时候，他把亚里士多德主义变为哲学，甚至把它变成了达·芬奇所设想和实践的艺术。这个艺术不强调模型的物质轮廓，但也不会让轮廓褪色——而这更有利于抽象的理想，但是他却把这些轮廓集中在潜在的思想和有创造力的灵魂周围。哈维松的整个哲学都来自于这个观念，即艺术是一个形象化的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则是对艺术的思考，并且正是以各种方式被运用的直觉让哲学变得深刻，也让伟大的艺术家哈维松拥有自身，于是他成为自己思想和笔下的老师。当有一天这个身份在他的头脑中变得清楚
的时候，当两种不同的潮流加入了的时候，这个身份就完成了。
而这两个潮流一个是走向哲学，一个是走向艺术。并且当这个结合在他看来是相互渗透的时候就会产生作用，这个结合还会赋予这两个天才生命力，他们两种天才代表了最深刻的哲学，还有最高的艺术，即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
哈维松在这个时期的博士论文是对这个方法的第一次运用。
这个论文有一个朴实的标题：论习惯。但是这完全是作者所介绍的关于自然状态的哲学。那么自然状态是什么呢？它是如何代表内部的呢？它是否是隐藏在原因和结果的有规律的连续之下的呢？它是否还隐藏着某些东西？或者它没有在总量上减少至运动的表面展开上，而这些运动机械地相互配合。按照他的原则，哈维松是在向一个特别具体的直觉要求一个特别一般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方式。因为具有推动力的习惯一旦被采用就会使一种机制，以及一系列相互决定的运动：习惯是我们插入自然中并且与自然相吻合的部分，它就是自然本身。然而，我们的内在经验通过一个不可感觉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习惯中一个从意识穿到无意识的活动，还有从意志到自动性的活动。难道不是在这个形式下我们必须代表自然吗？这就像一个模糊的意识和一个睡着了的意志一样。因此，习惯向我们提供了这个真理的生动的展示，即机制本身是不够的：可以这么说，这个机制不过是精神活动的一个石化的残留物。
这些观念，就像许多我们归因于哈维松的观念一样，都成了经典。因此，这些观念已经很好地浸透了我们的哲学，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被浸透的，以至于在今天我们很难重建其原始性，而这些观念打击了同时代的人。关于习惯的论文，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随笔》一样，它是对哲学世界越来越深刻的回应。作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大师了。他好像被委任为教育的高等教授，无论是在索邦神学院还是在法兰西学院，他都想要有一席之地，他也几乎替代了茹弗鲁瓦。他的事业就在这里完全开展。具体而言，他在某些特定的点发展了他的哲学中仍然有点不稳定的原则。他有义务口头解说自己的学说，有义务以真实的问题来证明这些学说，有义务把这些学说应用到科学和生命所提出的问题中，且它们有时候被带到了哈维松喜欢的高度。在哈维松的周围围满了我们年轻人中的精英，他们随时准备着点燃表达在美丽语言中的高贵思想。毫无疑问，很快你们的学院就打开了它们的大门。一所学校将会建立，它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起源不会阻止它成为现代化，以及它对艺术的同情也不会离开实证科学。但命运却另有决定，哈维松在40年之后才进入道德科学研究院，并且他从来没有成为哲学教授。
事实上，这个时期顾让先生在哲学教育方面有着不可争议的权威，他是皇家理事会的成员。当然，他也是第一个鼓励哈维松的人。有了他平常的观察，他看到了学院中表现出来的记忆包含的希望。对于这个年轻的哲学家而言这是全部的尊严，
在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承认这些从卢森堡的漫长的散步而开始的哲学漫谈，并且这些漫谈是通过晚上在附近的餐馆中的晚餐而完成的——可爱的折中主义，在柏拉图主义的宴会上延伸了逍遥派的讨论。此外我们再看看表面的现象，似乎一切发生的事物都必须把哈维松和顾让先生拉得更近。难道这两位哲学家对古代哲学有着同样的喜爱，也同样讨厌18世纪的感觉论吗？难道他们同样尊重伟大的导师们的传统，却同样渴望振兴传统哲学吗？难道他们对内部的观察有着同样的信心，对真与美、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有着同样的观点吗？毫无疑问，是的，但是让这两人一致的东西，至少是他们观点的相似，即他们在理性气质上的相似。
在顾让先生那里，思想完全由语言展开，并且语言又向行动铺开。他需要占据主导地位，需要征服、需要组织。他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我的军旗”，把哲学教授称为“我的团”；并且他走在前面，还没有忘掉在合适的时机吹响军号。但是，他既不是被虚荣也不是被野心所驱动，而是出自对哲学的真挚的热爱。他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而已。
他觉得时机已经到来，应该让哲学在世界上产生一些影响。他想要哲学变得强大，想要哲学占据从小孩子到学生的群体，并且引导人们走向生活；他想要在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困难中为人们提供一个引导的规则，而唯独这个规则不需要原因。
为了这个梦想，他通过在我们的大学中制定一个有原则的哲学。
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谨慎的政治家，无可比拟的能说会道之人，是能吸引人的教授，为了完全配得上哲学家这个名号，他可能只差要知道应该时不时地用自己的思想来支撑对话。
而哈维松喜欢的是纯粹的观念，他为了这些观念而活，与这些观念同在，在一个看不见的寺庙中，他用沉默的崇拜包围了这些观念。人们认为他脱离了剩余的东西，并且对生活的现实毫不在意。他整个人都呼吸着这种极端的辨别力，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他有着适当的姿势，没有赘余的话语，对观念的表达形式，他从不依靠别人，说话声音很低，就像他害怕用太多的噪音吓跑了来到它身边的思想。他觉得当人们只发出了特别纯粹的声音的时候，为了使声音扩展得更远并不一定要把嗓音弄得很大。并且人类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寻找如何对他人产生影响，但是反抗其他人的权威的精神是非常自然、非常平静、非常不可抗拒的。哈维松对此没有任何举措，他用自己的非物质性来逃避。哈维松属于那种不提供足够抵抗力的人，这样人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永不停止地看到了它们。顾让先生，如果他在这个方面做了些尝试，那么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两个人物的接触激起了他们的不一致性，于是他们自然地就分开了。40年之后，顾让先生已经年老了还身患重病，在去戛纳之前（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他表现出了和解的愿望：
在里昂火车站，在火车准备出发之前，他伸出自己的手拉住了
哈维松；他们交换了感人的语言。有件事很正确，即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的话，是顾让先生的态度让哈维松失去信心成为一个专业的哲学家，并且还让哈维松决定追随另一项事业。
当时任教育部长的萨尔文迪和哈维松有私交，他任命哈维松为参谋长。不久之后，他又让哈维松教授雷恩学院的一门课程（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哈维松从来没有占有这个职位）。
最后在1839年，教育部长委任他为新创建的图书馆的监督员。
因此，哈维松就处于一个与自己设想完全不同的道路上。他一直都是图书馆监督员，直到有一天他成了高等教育的监察长，也就是说在15年间他一直是一名监督员。有好几次，他发表了关于自己所负责的重要工作的内容，包括：1841年，关于西方图书馆目录的一份报告；1846年，拉昂图书馆库存稿本目录；1862年，关于帝国档案和帝国图书馆组织的报告。他之所以写这么多，一方面是因为研究奖学金吸引着他，另一方面他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激发了他对古代的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很自然地就让他选择了铭文学院。1849年，他被选为这个学院的会员，并取代了勒托纳。
当人们认为一个如此年轻、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创作了两个杰作的哲学家，如果他在之后的20年中没有为哲学贡献任何重要的东西，那么人们就不能否认这是一个遗憾。他1849年和1851年在铭文学院读到的，并于1857年发表的关于斯多葛学派的美好回忆，这个回忆必须是由为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
上学随笔》而收集起来的材料组成。在这个漫长的间隔中，哈维松停止了研究吗？当然不是，他属于那种只有被某些外部的刺激或者专业的工作逼迫才会去写作的人。他为了学术竞争才写了自己的文章，为了自己的博士考试才有了《论习惯》这篇论文。而在他的新工作中没有什么鼓励他去写作。或许，如果他没有被邀请这样做，他永远也不会得出一个他在20年前就已经应该得出的结论了。
帝国政府已经决定在1867年的展览之际人们要为19世纪法国的科学、文学和艺术的进步写一系列的报告。杜辉先生当时是公共教育部长。他对哈维松很熟悉，因为他们在罗林中学时就已经是同学了。早在1863年，当时还正在重新建立哲学的合并，他就已经任命哈维松为陪审团的主席。他会让谁来写关于哲学的进步的报告呢？当时不止一个杰出的哲学家占据着大学的讲台，他们都可能获得这个荣誉。而杜辉先生更愿意把这个机会给哈维松，因为他是框架之外的哲学家。并且哈维松在当时有着非常好的灵感，之后他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灵感了。哈维松本来只要回顾一下19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工作就可以。
人们可能对他并没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他却对自己的任务有不同的认识。除了没有留心那些对部分思想家而言是重要的，而对其他的人来说则是可忽略的观念之外，他还阅读了其余的一切相关的内容，即关于那些知道这可能会成为真诚的反思的人，以及通过这个工具的力量最谦卑的工人们是如何获取了肮脏的
金矿的。在阅读了一切之后，哈维松就尽全力去做好事情。穿过思想的犹豫和曲折，且这个思想并不总是能充分认识到自己想要的以及自己在做的事情，哈维松寻找的是一个点，这个点可能安放在未来的一个很远的位置上，那就是我们哲学所前往的方向。
在重新扩大了他的文章主旨之后，哈维松区分了两种研究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分析而前进的，这个方式把事物分解为惰性元素，把事物越来越简单化；这个方式希望的是更抽象、更空虚的东西。此外还有一件事情，即这个抽象的工作应该由一个人们称为机械师的物理学家来进行，或者由一个理想主义的逻辑家来进行：这两种情况都属于物质主义。另一种方式是不仅要考虑到元素，还要考虑到它们的秩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延伸和它们共同的方向。这个方式不再用死了的东西来解释活着的事物，而是注视生命，这个方式是通过渴望一个更高的生命形式来定义最基本的形式。它不再让高级的事物回到低级去，但是相反，它会把低级的事物带到高级区域上去。这在词语的真正意义上来说就是唯灵论。
现在，如果人们考察一下19世纪的法国哲学，那么根据哈维松的观点，我们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家之中，而且还要在那些把哲学变为科学的科学家中找到法国哲学的特点。心灵是第一个指向唯物主义者并且坚持唯物主义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当然，心灵会为自己所看到的现象寻找一个机械的或者几何的
解释。但是对现象的坚持不过是几个世纪前留下的遗物。法国哲学要回溯到这样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科学几乎完全是几何的，它规定了19世纪的科学，以及哲学想要尝试的新事业的特征，是对生命深入的研究。然而一旦处在这个领域上，如果人们希望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再次谈论纯粹的机械；而其他的人则会思考其他的事。
打开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课程的第一册书，我们会在里面读到，在生物中观察到的现象和事实有着一样的性质。八年之后在第二册书中，他表达了关于植物的同样的观点，但是也只有植物；他已经把动物生命与植物分开了。在其最后一册书中，他把所有的生命现象清楚地与物理和化学的事实分开。他越是思考生命的表象，他就越是倾向于在事实的各种秩序中建立一个等级的或者价值的区分，而不是简单的混乱。然而，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就导致了唯灵论。
克劳德·伯纳德首先就表示，机械力的游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普遍解释的所有元素。但是，因为他来自于普遍性，所以他喜欢把生命现象描述得更具体，他的工作在这些现象之上投射了如此多的光线，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直接的观念”，甚至是“创造性的”，而这将是组织的真正原因。
根据哈维松的说法，我们将会在哲学家和科学家中看到同样的倾向、同样的进步，而这些都会加深生命的本质。人们可以预见，生命科学越是发展，它们越是把思想融入本质的必不
可少的东西中。
那么这又是在什么样的形式下，以及需要哪种操作呢？如果生命是一个创造，那么我们就应该通过分析，并且运用我们所观察到的创造物来呈现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这些创造物来完善我们自身。然而，在艺术的创造中似乎有些东西是在一种观念下自发安排好了的，例如作品的材料、诗人的语言和形象、画家的形式和颜色、音乐家的节奏和和弦，这些东西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更高的理想的魅力所表达、所吸引。当物质元素在生命体上组织的时候，我们必须提供给物质元素的难道不是一个类似的运动和迷恋的状态吗？在哈维松看来，生命组织的力量也就是信服的力量。
但是，遭受这个魔力的材料又来自于哪里呢？针对这个最高的问题，哈维松通过向我们展示物质本来的生产中的一个相反的运动来回答，当物质组织起来的时候，这个运动就完成了。
如果这个组织是作为物质的一个觉醒，那么物质就可能不过是精神的一个沉睡而已。这是组织的最后一个阶段，存在的阴影会不断地缩小，可以这么说，它会清空自己的内容。如果物质是“自然存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自然秩序的持续的改善，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界限到另一个界限，一切都返回到精神的一致性上。相反，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代表精神的扩张，以及精神在空间和事件中的扩散，而这个时空延续着物质。无限的思想取消了自己存在的完满性，这是为了要
通过一种复兴和复活来引出一切存在的事物”。
这就是哈维松的报告最后一部分提出的学说。可见的宇宙已经作为现实的外在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从里面看这个现实，并且抓住了它本身，这个现实在我们看起来就像一个免费的礼物，就像自由和爱的一个伟大的行为。没有哪个分析可以给出一个关于这些精彩的文章的观念。有二十几代的学生用心去了解这些内容。在这个报告对我们的宇宙观哲学所产生的影响中，这些内容占了很大的地位；人们不能确定这个影响准确的限制，也不能衡量其深度，更不能准确地描述自然。此外，还有一种我们难以形容的颜色，这个颜色有时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撒播对于青春的巨大的热情。我们可以补充吗？即这些内容被它们的夺目的光彩掩盖住了这本书最原始的想法。对生命现象的深入研究必须要让实证科学扩大自己的框架，并且还要超越它三个世纪以来一直封闭在其中的纯粹的机械论。虽然大部分人拒绝承认，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在哈维松写作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真正分配工作的，这是为了把这个术语分配到观念的运动上去，因为这个运动似乎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