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哲学无非就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与怀念。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真理长河中有无数礁石险滩。只有不畏攀登的采药者，只有不怕巨浪的弄潮儿，才能登上高峰采得仙草，深入水底觅得骊珠。
——我国数学家华罗庚
青年的思想愈被榜样的力量所激动，就愈会发出强烈的光辉。
——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Fadeyev 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青春因学术而厚重。
——佚名
标杆人生
林毅夫
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人物代表”
林毅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两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并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版著作10余本，其中《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被翻译成6种语言出版，《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与《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分别获1992及2001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在2000年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1997年被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会授予约翰丒克劳夫爵士奖。
中国的奇迹
记者 张翔
200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应邀做客“相约冠军·名家讲坛”。10天之后，林毅夫教授正式赴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成为世界银行62年来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敢为天下先地提出了“中国奇迹”的结论，当时人们并不信服。经历了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现在没有人再怀疑中国奇迹的事实。如今，林毅夫教授又要踏上征程，让世界亲眼见识这个“中国的奇迹”。
赴任世行
“今天的毕业典礼同样也是我的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毕业典礼的演讲中，林毅夫教授这样开场。
习惯了每天早晨沿着未名湖畔熟悉的道路走向朗润园的林毅夫教授，将同所有毕业生一样走出北大校园。迎接他的是一个之前少有中国声音，甚至亚洲声音的地方——世界银行。
林毅夫教授是第一个在世界银行担任副行长这么高职务的中国人。外界对这道任命有诸多评论。作为林毅夫教授的好友，同时又是前任世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评价道：
“之所以选择林毅夫，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目前全球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中国，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30年中经济每年平均增长近10%，3亿人脱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世界选择中国经验，选择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是中国人第一次叩开世行大门的重要“敲门砖”。
第一个海归经济学博士，第一个登上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林毅夫教授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不二人选。正如世行行长佐立克提到的：林毅夫将带给世行一套特殊的技能和经验。
中国情结
林毅夫在北大学习时师从董文俊教授。作为林毅夫最好的朋友之一，董文俊教授坚信：林毅夫的事业和理想都在中国。
林毅夫教授传奇的个人经历总是被人提起，这也是他中国情结最好的佐证。林毅夫原名林正义，他曾以大学生的身份从军，甚至得到过蒋经国的接见。1976年5月16日傍晚，林毅夫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他游过2000多米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祖国大陆。而此时，他的家人毫不知情。
林毅夫教授要到大陆的心情，源于他内心始终相信台湾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方案的信念。面对着不可知的未来和分散的家人，林毅夫教授靠心中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中华民族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开始在北大学习政治经济学。据董文俊教授介绍，林毅夫那时就在心中深深种下了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观念。一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董文俊教授对这个从台湾来的学生另眼相看。后来机缘凑巧，董文俊教授推荐林毅夫担任来访北大的舒尔茨教授的翻译，又促成了林毅夫留学经济学的圣地“麦加”——芝加哥大学之行。
林毅夫教授人生第二个重要的转折，是在美国留学6年之后。当时的林毅夫已经得到了世界经济学界的认可，许多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抛来了橄榄枝。让人惊讶的是，林毅夫却带着30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了缺少研究条件和合作伙伴，甚至连资料也收集不全的中国，成为了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
事后，林毅夫告诉董文俊教授，当时关于回国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现在，离开中国飞赴世行，也许称得上是林毅夫教授人生又一次重大的转折。林毅夫教授已经明确表示，世行任期4年后绝不续任。他还是会回到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点贡献。
“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心始终都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林毅夫教授曾说。
当年林毅夫教授给表兄写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可能是他这一生无数选择中最重要的信条，为他的中国情结作了注脚：
“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是可以抬头挺胸昂立于世界之上的。”
师魂不朽
除了学者，林毅夫教授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老师。在北大学生心目中，林毅夫教授就是一个传奇明星。他的《中国经济专题》永远是学生爆满的一门课。
身兼数职的林毅夫教授是一个大忙人，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把一天当成两天来用。尽管如此繁忙，但是林毅夫教授仍然坚守讲台，带头给学生上课。经常是当天晚上才从美国飞回北京，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学生上课。
早在2008年2月，世行就希望林毅夫教授能够上任。自从2007年10月以来，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就一直空缺着。林毅夫教授却表示，自己这个学期的课程已经安排好了，无论如何都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2008年5月25日，距林毅夫教授赴美上任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应北大国际MBA学生的要求，组织了一场送别会。学生们没有想到，在这场送别会上，林毅夫教授精心准备了一场“中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的报告，作为给学生送别的礼物。从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林毅夫教授纵论文化复兴和文化发展。这场报告，是他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传道授业的师者，留给学生们的最好的礼物。
留在国内的最后几天里，林毅夫教授也没有离开讲台。直到5月30日晚，他才上完他在北大的最后一堂课。5月31日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毕业典礼，下午就将飞往世行的林毅夫教授，还是非常高兴地为所有875名毕业学生一一颁发证书，并且合影留念。
“在北大读书，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是希望在北大读书期间充实自己，毕业后为国家，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这可能是最近4年里林毅夫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的演讲，他这样寄语所有的学生。
履行振兴民族的使命，这是林毅夫教授以身作则，写在燕园里的不朽师魂。
真性情，大智慧
按林毅夫教授自己的话讲，他平时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不太容易和学生谈笑风生，打成一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冷漠的人。在林毅夫教授严峻的外表下，是被隐藏的丰富感情。
当年林毅夫教授在北大学习期间和家人一直联系不上。董文俊教授通过国外的朋友帮助林毅夫和家人间接地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林毅夫表现得特别高兴。董文俊教授就问他原因。原来林毅夫收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照片，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第二个孩子的模样，当时在游到大陆的时候，这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照片的背后还有一首诗，诗是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写的，大意是说：我理解你，理解你这种行为。后来林毅夫教授终于得以和家人在美国团聚。
记得林毅夫夫妇作为人大代表出席记者会时，记者会上浓浓的人情味也传为一段佳话。对于妻子的理解和支持，林毅夫教授一直是特别感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保留着一段录像，让人看到了林毅夫教授与妻子的甜蜜和默契。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际MBA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林毅夫教授这样亲切地开场：今天更像是一个家庭团圆，作为这个家庭的家长，让我在这边说，孩子们，欢迎你们回来。当庆祝现场播放起给他专门制作的短片的时候，一向严肃的林毅夫教授的眼中也闪烁着点点泪花。
即将上任之前，林毅夫教授应邀做客“冠军论坛”。开场时有一个细节，以往的嘉宾都是从左边的台阶直接走上讲台，而林毅夫教授却绕了一个大圈，从主持人所站的右侧台阶上场。当主持人问及原因时，林毅夫教授笑着答道：因为你在那里。只是一句话，便显现出林毅夫教授作为一名学者的儒雅之风。之前记者就马歇尔讲座采访林毅夫教授时，林毅夫教授提前亲手为记者准备好了咖啡，并将采访提纲打印出来备好。虽然是享誉世界的大师，但是林毅夫教授始终保持着对人的尊重和谦和。
林毅夫教授的老朋友、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曾这样评价说：林毅夫教授颇有一点当年蔡元培的气魄，能够把不同观点、不同年龄、不同脾气的人笼络到我们这么一个大家庭里来。
林毅夫教授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告诉所有学生：只要民族没有复兴，我们的责任就没有完成；只要天下还有贫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贫穷中；只要天下还有苦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这是我们北大人的胸怀，也是我们北大人的庄严承诺。
作为一名特殊的“毕业生”，走出北大校园之后的林毅夫教授，将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用学者的智慧，继续肩负起民族复兴和经世济民的重任。中国的奇迹，依然在上演。
“采访手记”
即便不是学经济的人也都很熟悉林毅夫的名字。而对于懂经济学的人，所有人提到林毅夫这个名字，都充满崇敬之情。
采访当天我稍微早到了几分钟，林毅夫教授的秘书陈曦老师告诉我，采访一定要在定好的时间准时开始。因为即便是采访前几分钟的时间，林毅夫教授也都是在工作中的。
这就是林毅夫的作风，一个执著的中国学者的作风。即便外界充满了各种诱惑，最终的归宿还是那张奋斗过无数个夜晚的书桌。与那些整天发表各种评论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比起来，林毅夫显得太过“安静”了。但也正是这种踏实安静，才让人能洞悉出事物运行发展的真相。
对于一个学经济的学生来说，能够和林毅夫教授进行一次对话，绝对是最好的激励。他总是在向你传达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每个人的学习也许都是出于不同的目的，而林毅夫的动机却如此简单，即为了一个民族的强盛。他又是如此的坚定，只要社会还有可以发展的地方，他就绝不会离开书桌一步。
直面林毅夫，才知道治学的执著究竟可以到什么程度。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位朱家祥教授，他以前在台湾教书，是位思想相当自由活跃的经济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北大，竟然就让他最终留在了北大。别人问他原因，他总是说：
“因为老林。”
因为林毅夫。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坚韧和严谨，是足可以影响一整代人的。
张信刚
“冠军不是单行线。”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注定了要与众人同行。能够战胜自己也许只能成就狭义的冠军，真正的冠军还要能够关爱他人。
“人物代表”
张信刚，男，1940年7月生，辽宁沈阳人。1962年获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64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结构工程学硕士学位。1969年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纽约州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助教、副教授。1976年后任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副教授、教授。1984年任美国南加州大学系主任、教授。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余年，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美国南加州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及加拿大麦基尔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及生理学教授。1996～2007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冠军”的新高度和新内涵
记者 夏青
从生物医学到中国文化史，他漫步于科技人文之间，拓展成功的外延；从战胜自己到关爱他人，他倾情于克己助人，彰显冠军的真气质。他捡拾历史的片段在多媒体上重新演绎，他为高科技引入深刻的人文内涵。他用自己的行为实践成功的大境界；他用睿智的思想定义冠军的新内涵。他，就是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
2008年5月7日，张信刚教授做客北京大学“相约冠军·名家讲坛”，解读“冠军”的要义。那么在张教授眼中，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冠军？他所定义的冠军品质是什么？从世界知名的生物医学专家到“文化校长”，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他都收获了哪些独特的风景和心灵体会？对于这些问题，张教授在专访中一一给出我们他的答案。
不足为诫，不足为法
进行采访时，张信刚教授已经从香港城市大学退休一年多了，但是长达11年的校长生涯让很多人已经将“张校长”这个称呼当作了张信刚教授的专属名词。而对于张信刚教授而言，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张教授”，因为“教授”是自己挣来的，而“校长”是别人给的。在张教授眼中，所有成就的获得都应该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用切实的行动赢得成功，才能在面对荣誉和光环时显得淡定从容。
的确是这样，当浏览张教授的简历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学者，一个在用切实行动追求成功的学者。也许他并没有在追寻冠军的道路上勇攀最高峰，但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看遍远途风景。他曾立志当工程师，“工程”却转换了好多次，从本科时在台湾大学学土木工程，又到斯坦福学结构工程，最后获得西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博士，成为世界级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回望这些经历时，张教授却只说了8个字“不足为诫，不足为法”。平淡的话语中传达的是他面对成功时的冷静与清醒：当成功来临之前，只有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决定飞翔的高度；而当成功到来之后，别人的给予只能作为冠军奖牌上的装饰物。成就冠军，是一个人的全心投入，要身体力行的倾情付出。张教授用双脚丈量了成功的里程，历经十几载攀至冠军的高峰；当他站在峰顶回望来时路，却发现原来只有自己的双脚才能够征服成功路上的所有艰难险阻。
战胜自己，关爱他人
每个人对冠军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而当记者要张教授说出他心中的冠军品质时，张教授给出了“想得冠军”、“敢得冠军”、“努力后不怕得不到冠军”的答案。听过了太多关于冠军品质的定义，张教授的回答着实让人惊喜。他以孟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来阐释何为“想得冠军”：一个人倘若胸无沟壑，纵使天赋奇才也无法成就辉煌；而一个怀有冠军梦想并肯为之努力拼搏的人，也许就会拥有成就冠军的希望。对冠军的渴求，是拼搏的动力，是奋发的理由，没有梦想的人只能面对冠军的光环独自叹息；但“想得冠军”也只是冠军征程的开始，跋涉的路上更多的是真实的困难和阻碍，这时就要“敢得冠军”。因为若想成为冠军，就必然要同自己战斗，而“在任何超越阻力的过程中，最顽强的敌人，最难突破的堡垒，最难克服的障碍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习性、自己的顾虑”。“你影响不了任何人，你只能改变自己”，挑战自己，将成就通向冠军路上的一次飞越。但是，不是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不是每一份的期待都会有收获，用努力编织的冠军梦想，常常被失败击得粉碎。那就努力吧，不问结果，即使失败，也不放弃。在张教授眼中，这样的人，也许没有得到过冠军的荣耀，但他实际上已经是人生道路上的冠军了。
但是，张教授又补充道，冠军不是单行线。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注定了要与众人同行。能够战胜自己也许只能成就狭义的冠军，真正的冠军还要能够“关爱他人”。“如果每个人只苦思冥想，战胜自己，那有什么用呢？”在张教授的心中，追求冠军只是人生的目标之一，但终极的人生意义不仅仅是得到冠军这样一个头衔。“一个人只有与他人并存共行，才能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曾经，我们面对冠军时，总会将目光局限于某个人，期待从他身上挖掘到成就冠军的所有的秘密。但张教授却丰富了冠军的内涵，提升了冠军的新高度。他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将我们从褊狭和局限引至豁然开阔的人生境界。他心中的冠军，要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点，在“战胜自我”中展翅，在“关爱别人”中高飞。
科学追求与人文素养
在张教授眼中，真正的冠军应该兼具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而对于张教授本人，从中学时就拥有了“做中国文化的传人”的觉悟。在他成长的年代，学校教育中所推行的中国文化教育对他影响颇大。“虽然只是一段段一篇篇的《大学》、《论语》，但那个年纪（十五六岁）的孩子很少有不受到这种文化影响的。”而他的父亲，更是从小便启蒙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父亲的言行，对国家民族的看法作用于他幼小的心灵，为他勾勒民族国家的概念。直至现在，张教授仍感谢自己的父亲给了他这样一份对中国文化的执著。而他自己，也正在用一言一行影响着他的后代，传承着中国文化的情思。
“一个从事理科工作的人没有人文情怀，没有人文素养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他要求他的学生们构架科技和人文之间的桥梁，在成长中感受科技与人文的契合之美。无论是对学生，还是自己的子女，张教授都希望他们成为游刃于科技和人文之间的“全能选手”。因为在他看来，“科技和人文从来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科技和人文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在千百年的人类发展史中，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是科技无法孕育的精神力量；而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又必须以科技作为必要的手段。“如果没有科学，我们就会仍然滞留于宇宙洪荒；而如果只有科学，我们就只是一群高科技的行尸走肉。”他既强调倾听心灵的声音，又提出绝不能轻视科学的重要性。真正的冠军，应该是在人文中寻求生命的质感，在科学中改善生命的质量，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追求中实现人生的真正追求。
“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的诗句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豪迈。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教授援引这首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透过张教授大开大合的叙述，百年中国的兴衰沉浮，乃至五洲寰宇的沧桑，如电影回放般闪现于我们的眼前。张教授的确是游走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睿智行者。在专访中，他将古典诗词信手拈来，配以缜密的逻辑表达高明独到的思想。他的高深渊博正印证了他的人文素养，他的严谨认真则代表了他的科学追求。他在侃侃而谈中表达他对冠军的理解——“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能够兼具人文关怀和科技知识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可以克服自己、关爱别人的人；在我心中的冠军，是一个要竭尽自己的努力但不一定要有结果的人。”他以多重思维提升了冠军的新高度，定义了冠军的新内涵，他为我们树立了冠军的新榜样，让我们在他的智慧中思考真正的冠军气质。
“采访手记”
2008年5月7日下午，临湖轩西北厅。我心怀些许忐忑与北大电视台的同学一起等待对张信刚校长的采访。在此之前，我了解到这位“文化校长”一贯以温文尔雅著称。尽管在各种新闻报道中看到过张校长的照片，但当他真正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还是感到些许的意外。那种温润儒雅并非来源于笔挺的西装或是金丝眼镜，而是举手投足间的谦谦君子之风，让我一时“神慌”。
张校长笑言道：“虽然已经接受过很多的采访，面对记者的时候还是会紧张。”轻松的笑声让大家释然，我们的采访就在这个小小的玩笑中开始了。整个采访过程中，我近距离的观察着这位坐在我对面的生物科学家、香港城市大学前任校长，语调温和，谈吐优雅，文质彬彬又不失幽默。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迅速直接，看似随意，却颇具内涵，值得思索。我没想到一位科学家能够如此谙熟古典诗文，如此热爱传统文化。古典诗词信手拈来，哲理箴言脱口而出，从他身上，让人真正体会到了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堪称完美的结合。他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之中，用科学家的头脑解读思想家的灵感，在科学和人文之间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结合。
不仅如此，从他身上我还明显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张校长精通多国语言，这对他的阅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闲聊的时候我们甚至用西班牙语进行了简单的对话。他的渊博学识越发让人赞叹，而多年的海外生活也赋予了他对中西文化独到的理解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思想碰撞的火花让他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之余找寻着更多中西文化的共同点而非对立，以此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发展。从其诸多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对于传统文化和新近科技，张信刚校长在努力找寻一个平衡点，既要尊重历史又不能保守，可以崇尚科技但并非迷信，要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配合西方人的行为作风，就像他所奉行的教学原则，“用最先进的科技传播最古老的文明”。
整个采访让我收获颇多，不得不承认，张校长是个睿智的“老人”。担任校长期间，他明确地坚守自己的校长哲学——以学者之风，行校长之职。他曾不止一次强调，“校长不是CEO”。身为一名大学校长，从事行政管理的工作，理应具备优化调配和合理分配资源的能力，但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教育的多样化，拓展教育更为深厚的内涵。要为优秀的学者教授提供传播文化和知识的平台，同时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优质的教育资源。11年的校长生涯，让人们记住了这位“文化校长”为推动教育和文化发展所做的努力。时至今日，虽然已从校长的职位上退休近一年，人们仍然习惯叫他“张校长”。在我看来，这个称呼不含有任何“等级色彩”，“校长”已经不是一个职位或是头衔，而是一种饱含尊敬的表达。他的亲切和蔼让学生们心生爱戴，他的真诚和坦率则让人们满心敬意。
这位游走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诗意行者，让我看到了人生旅途中泰然的诗意——科学取为道，人文亦通幽。他的答案总是旁征博引，像是在未知的旅途上收获意外的惊喜。他娓娓道来其真诚的想法，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他为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所进行的努力。他还提及了几项即将举行的文化活动，以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采访结束后，我才知道张校长现在正在北大授课，就住在北大校内，而今天他是骑着自行车来接受采访的，除了温文儒雅、智慧幽默之外，这又让我看到了他的可亲可敬的一面。
董强
见过一个国家的人，吃过一个国家的饭，看过一个国家的文化、建筑，就绝对不会想要和这个国家打仗。
“人物代表”
董强，法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以全国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赴法留学。旅居巴黎13年，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1997年被《费加罗杂志》评为“年度华人”。曾任法国东方语言学院高级讲师、中央电视台法语节目主持人。至今有译著20余部，担任顾拜旦《奥林匹克宣言》中文版首席翻译。曾在法国出版法语诗集《松绑的手》。2008年荣获“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
记者 杨毅
教授、作家、出版人、艺术家和翻译家，他是中国最活跃的法语知识分子之一。
他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并结交了大批法国文化界的精英人士。对于自己的两位忘年交，米兰昆德拉和勒克莱齐奥，他笑着说：“我是注定会有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朋友的。”
后来他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法国文学与艺术著作的翻译，成果颇丰。在学术之外，他还精心翻译了“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遗失百年的手稿《奥林匹克宣言》。
2008年10月14日，法国驻华大使苏和先生举行隆重授勋仪式，授予他“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
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世界报》出了一份介绍中国的专刊，其中唯一提及的中国人叫“董强”，并称他为“中国不可忽视的知识分子”。
尽管董强教授拥有如上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头衔，尽管在董强教授绝不平凡的事业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挖掘，我与董教授的谈话却从他的学生时代开始。
学生时代是绚丽的人生油彩的底色，虽被重重覆盖却影响深远，是在时光荏苒色彩斑驳之后也不脱落的坚韧记忆。
董强教授曾和我们一样做着一名兢兢业业的学生，读很多书，一直拿着班里的第一名。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大三是他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的一年。那时候他教一个住在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的法国记者中文，在那名记者丰富的藏书宝库中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后来他以全国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博士预备班，没想到却在那里碰到了学习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那时候来了一批法国教授，带来了法国最新的社科人文资料，对我们进行轰炸式教育。每个教授的教程是3个月，每个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自己知道的全教给我们，想一下子把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全灌输进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董强还太年轻，并且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思想还相对封闭，在课程的重压下他感到迷茫，“觉得人格分裂”，并且“教授不了解学生的处境，总是拖课，导致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只剩下了坚硬冰冷的馒头”。
但是重压对于强者是一种鞭策。一年后，董强再次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获得出国机会，进入了巴黎第八大学。
寻找成功之门
初到巴黎，董强并没有遇到语言方面的障碍。更让他惊喜的是，法国的DEA课程都已经在武汉大学的“魔鬼训练营”中教授过。于是他就不再读书，开始试着融入法国社会。这在他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很多人留学多年，对这个国家却并不了解，只是待在大学城里，跟着导师作研究，拿到了文凭就回国。而董强教授则自豪地告诉我，他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和生活。“为什么后来我可以结识很多法国精英？一方面，那时候法国的中国人还很少；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我一对话，就惊奇地发现我们可以沟通，他知道的最新东西我也知道。很多法国人认为我是在巴黎十三区的华人区长大的。”他笑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之处：“能突击，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一些精髓的东西。”
但是语言过了关并不意味着在法国生活就没有困难。董强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孤独。从20世纪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来到国际大都市巴黎，就好像一下子落入了迷宫。在找对门、找对人之前，会一直处在法国社会的边缘地带。那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马路上走，虽然什么都看得懂，但是理解不了文字后面的东西。在学校里学了很多文学语言，法国人却嘲笑他说的是18世纪的语言——伏尔泰的语言，很标准但是和时代有隔阂。他始终记得在法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原以为会像中国的春节一样热闹，结果那一夜大街上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待在家里团聚。那一夜，他意识到自己其实还在门外面。那一夜，他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进入法国文化的那扇门。
以自身微薄之力传播中国文化
现在的董强教授在国学方面已颇有造诣，法国人通过他来了解中国的宗教、绘画、石窟艺术等，他的书法作品连大师级人物都要赞誉。可是他却说，是因为学法语才让“自己身上中国的东西更深入了”。
法国人对中国是好奇的。刚开始的时候，董强自己也常常被他们的问题所难倒。“这时候我认识到，不补课是不行了。”几年以后，他开始举办一些中国文化讲座，出版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籍。回国以后，很多人把董强看做宣传法国文化的人，其实他在法国有名完全是因为他讲中国，是他让中国和整个法语世界产生了联系。“我一直在凭借我自身的一点微薄力量，实践我促进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理想。我的工作比中国开始以国家之力关注这项事业整整早了10年，这是我最自豪的。”
有一件事让董强教授至今想起还颇觉欣慰。他曾经写过一本教法国孩子写中国书法的书。法国宣传方请他去一个工作室和孩子们见面。一进教室，女老师就对他说，“我们要送你一件礼物。”孩子们忽地全都站了起来，他还以为孩子们要为他唱首法语歌，结果，他们集体朗诵了一首他之前发表过的法语诗。“这比欢迎一个英雄还要令人高兴。哪怕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来到中国，也只能通过翻译和中国人交流，而这些法国孩子直接了解了我用法语写的东西，直接用法语背给我听……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我不需要其他的奖赏。”
文化的逆鳞要共性
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过程中，一些法国人的不友好举动让中法关系陷入了危机。董强教授用“很难过很难过”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一个人越真诚就会越难受”。两边都是他所热爱的东西，既然热爱就不想伤害，只能想方设法去化解，一时半会儿化解不了就只好保持缄默。关于当时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共和国广场所做的爱国演讲，董强教授的态度是“我是不会去做这么一个演讲的”。年轻人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是“他的演讲其实是空洞的，没有文字后面的东西”。而作为一名学者，需要做的，是帮助理解，帮助看清，帮助清醒。
传说龙的身上有逆鳞，触到了就会雷霆大怒。董强教授认为，各个文化也都有它的逆鳞，交往中也应该提倡迂回，在禁忌面前保持缄默。“有些外国媒体言语间总让人想起中国以前的耻辱：华人就是这样，华人很脏，华人的食品不能吃，把局部扩大到整体，这就是我们的逆鳞。法国人也不爱听人说他懒，说他抠门儿，或是花花公子的一面，这是他的逆鳞。对外交流要强调共性，不要太强调不同的地方。你总是说我们怎样怎样，没有人有兴趣听，但如果你说我们发生的这个事情，就好比你们发生过的那个事情，对方一下就明白了。文化交流中就是要挖掘类比性，亲切感来自于共鸣。”
追求好感而不要追求理解
很久以来，尤其是火炬事件以后，有一些人从文化差异悬殊出发，论证东西方文化无法达成和解。对此董强教授的态度是要“追求好感而不要追求理解”，就好像在人际交往中“抱有好感比抱有爱情舒服多了”。
普通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始终是浅层的，就算是专家，能深层了解的国家也不过凤毛麟角。我们生活在浅层的世界，浅层才是我们的真实处境。现代社会流动性太大，所以浅层认识中的第一印象很重要，一旦被毁，简直没有时间改变。比如火炬事件导致中法关系紧张，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只是会不断想起金晶手中火炬被抢的那一幕。这个浅层意象一下就被定格成为不堪的记忆。但是还有一个镜头，中国人也一样不会忘记，法国总理拉法兰是唯一一个“非典”期间来中国而且不戴口罩的领导人。“有朋友跟我说，他喜欢法国，因为在‘非典’期间出国，只有法国人会正常地跟他说话，而其他国家的人都捂着嘴避之不及。”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多为对方提供正面的意象，而不是动辄指望别人的理解。“一旦追求理解，就进入了出不来的怪圈。我们的社会中只要人人之间没有恶意，就已经很和谐了。”
只要努力就会有人跟随
董强教授从前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我不是百分百的文学爱好者，但是促进中法文化交流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没有想过从事其他职业。”
他年轻时很好奇，尝试了很多东西：写过小说，画过画，演过戏，就是为了更好地发现自己适合什么。演完戏就知道自己成不了一个大演员，因为老觉得台下有人看着自己；写完小说，就觉得自己暂时还更适合文学批评，因为他总觉得自己生活经历还太少，同时在文字间总是带有强烈的批评意识。
他曾经把自己的一部描写少年面对异国文化的心情的小说投给出版社，结果却意外地接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的来信。“他很喜欢我的法语表达，觉得很有力量。”从此，虽然文学创作的激情暂时被搁置，但他已在法语文学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回国后他没有急于从事可以更快提高知名度的创作，而是先埋头翻译了近500多万字各种领域的法语作品。他说：“我不后悔，因为翻译太重要了。所谓文化交流，翻译是第一步。一个坏翻译可以把一切都搞砸了。”最近，他出人意料地翻译了一本小书：国家大剧院设计师安德鲁的小说《记忆的群岛》。有读者读完该书以后，在博客里说：“在这里说句悄悄话，当今法语界我认为唯一能继承傅雷的就是董强。”还有人说：“我买这本书就是因为它是董强翻译的。”看到这些评价，董强教授感到莫大的欣慰：“你只要努力去做，还是有人会跟随你的。”
董强教授把读法语文学比作进了一座寺庙，每天诵读经文，一读就是10年。舒筋展骨，出得庙来，年轻时的浮躁、惶惑、敬畏已悄然退去，身心和谐，精神大畅。“我的一些朋友都是很伟大的人，可是现在我面对他们时只感到平和，按我的心去对待他们。因为我能看到他看不到的事，我能给双方带来有益的东西。”此时的状态，若要寻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悟了”。就如他10年前写下的一首小诗：
此处无端入尘世，
他乡有镜明清志。
若得两地似并蒂，
一任游身栖双枝。
今天，这一游身依然栖在中法并蒂的双枝上，并看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和谐。然而这位感觉“在法国活了20岁，在中国活了20岁”的“年轻人”绝不会就此止步。董强教授在“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授勋仪式上的答谢辞中写道：阁下，我向您保证，在我所在的领域里，我将一如既往地保持一种卓越性。希望中国人民能看到，随时有一扇窗朝向法兰西，法国人民可以看到，永远有一列火车，可以通向中国。
而这扇窗，这列火车的名字，就叫董强。
“采访手记”
对董强教授的采访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重温和董强教授的接触，至今想来仍有几处值得回味。当时的采访依托了《奥林匹克宣言》手稿发布的契机，又是在北京奥运即将举办和“冠军论坛”开讲之前的背景下，于是自然地围绕他对《奥林匹克宣言》的翻译来做文章。不过我在采访中受到的触动，与奥林匹克并无多大关系，反倒更多来自于他做人的姿态，以及他对中法两国交往的见解。
董强教授留给我的印象主要是那一身黑色的中山装。我当时颇感意外，以为一个留学法国12年的人会穿着考究的西服。也许穿者无意，但那一刻忽然唤起了我多年前的记忆，以及多年来的困惑，随即让我产生了强烈的认同。结合自己的和周围人的海外经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在海外怎么做中国人？中国人有什么优势？董强教授的那身行头重新提醒我，中国人最直接、最具持久性的力量源泉，恰恰在于我们的中国人身份。这个身份，给予了我们对一个古国、一片广袤的土地的深沉的感情，可能无意识却不乏深刻的理解，以及一套包含了勤奋、吃苦、乐观、节俭等优秀品质的文化基因。正如董强教授说自己“还是中国的一面占多吧”，这个身份留给我们的独特的文化遗产，即便是留学十几年也难以抹去，并将让我们受益终身。特别地，董强教授的奋斗史发生在20世纪，而我们这一代人将在21世纪扛起奋斗的大旗，时代和国家的发展给予了我们更多的眷顾，推着我们走上浪尖。董强教授通过中山装表明了他对中国人身份的骄傲和自信，而我们恐怕更多的该感到幸运，甚至在得到机会青睐时，感到受宠若惊。
当奥林匹克像一场盛宴一样散席后，中国步入了更加漫长、更具挑战的发展通道，中国与世界的磨合也显得不再如奥运期间那般透亮，而是隐隐地、同时又真实地存在着；后奥运时代的中法关系难得地明示了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在这一点上说，和董强教授的接触其实承载了更丰富的内涵，超越了那个特定的时空所能赋予的意义。
寻访冠军
郭世佑
冠军特写
郭世佑，1957年生于湖南，历史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主攻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史源法流》等。主编“法大人札记丛书”、“湘籍学者丛书”等。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二级岗位教授，法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校通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品质锻造”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兼济天下 求真求实
以求真为志业：见识与良知兼备的史学家
——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先生
吴琼
初识郭世佑先生，是在2007年暑假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赛宣告启动之际。听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动用了一位重量级的史学教授来担任校辩论队的“总教头”，队友们先是有些疑惑，为何不找一位能言善辩的法学教授？但随着实战准备的展开与级级冲刺，校队的每一位辩友都深深为他的思辨力和大家风范所折服。郭世佑先生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内声望极高的教授，还兼有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一道风景，而且对他来说，三个一相加大于三。如果说竞技场外也有“冠军”之称，那么，他就是一位“全能冠军”。
为学——一路领先
郭世佑生于湖南益阳，八百里洞庭的文化神力他耳濡目染，自小就表现出对知识的渴求与敏锐。本科期间，他开创性地着手研究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这一史学难题，成为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上全湖南省历史专业的唯一获奖者。毕业后，带着赡养双亲、回报家乡的意愿，郭世佑在湖南益阳师专的讲台上默默开始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后来，从益阳到湘潭，到杭州，到北京，这位带着潇湘口音的人文学者以执著、自信而淡定的姿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湖南，走向全国。
我国文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的创始人黎澍生前说过，能在此刊发表论文的作者，就已经达到了教授的水平。当郭世佑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两万多字的学术论文《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时，他还只是湘潭师范学院的讲师，并且至今保持着湖南省史学界在该刊发表论文的唯一记录。面对“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记者提问，其选题挑战性之强，视野之宽阔，观点之犀利，论证之确凿，让众记者与在场前辈刮目相看。
1997年6月，无硕士学位的郭世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提前完成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成为杭州大学校史上第一位以同等学历兼在职攻读的双重身份提前获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与此同时，郭世佑还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一书，共42万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人民日报》（理论版）等近20家知名报刊纷纷发表长篇书评，评价该书为“名副其实的新论”。此书获得了包括董建华文史哲学术基金一等奖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内的4个奖项，并被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指定为史学专业必读书目。
迄今为止，郭世佑共发表论文80多篇，出版论著5部，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之子课题等多项工作。郭世佑已然站到了学术的前台。
“三湘才子”的光环固然夺目，但光环背后的一路坎坷和他永不向命运低头的那种韧性，也许更值得我们起敬和深思。高中毕业时，他无法抗拒回乡务农的命运，奉命抄写大字报、担任电影放映员算是对这位昔日神童的一个“奖赏”；恢复高考后，他两次参加考试，成绩优异，却两次在录取过程中“阴差阳错”，与重点大学无缘。谈及当年的艰辛，郭世佑已不再愤慨，而是神情淡然。在他眼里，苦难只会让人多一份宽容与气度。
有人说，兼擅文学与哲学的郭世佑选择研史之路是“扬短避长”，但他依然是当时历史系公认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当问及一个学者的成功标准是什么，郭世佑答曰：“首先要看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提出过什么重要问题，又解答过什么重要问题。”这样的答案看似平淡，却袒露了衡量学者真伪的门道。郭世佑曾应邀给《东南学术》杂志题词：“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志业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走近郭世佑和阅读他的论著之后，就不难发现，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学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为师——历届同歌
谈及学者和师者两种角色，郭世佑坦言，他更看重后者。
郭世佑的课堂永远不会寂寞。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跨学科的驾驭能力，前瞻性的问题视角与发散性的思维模式，不断激发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把他们“随时推向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在他眼中，大学不应成为功利主义笼罩和工科管理模式下的“衙门”，学术研究也不应成为学者的“自留地”。大学，就要用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这种影响不但要体现在知识上，还要体现在人格上，使他们“成其为人”。
在浙大，许多校内外的学子和年轻教师为了旁听郭世佑的课而风雨无阻。浙大中文系李咏吟教授就说过：“世佑大哥在杭州有一批信徒。”1998年新浙大成立之时，郭世佑作为浙大在900多名教授与院士中选出的12名代表之一，在浙大5个校区进行巡回演讲，引起校内外的轰动。5年后即将离开浙大时，校园网上的挽留帖子铺天盖地，其中第一个标题就叫“郭世佑要走”，这是浙大校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2003年8月，郭世佑应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之邀，从如诗如画的西子湖畔落户昌平。在法大，郭世佑一边带法律史博士生、研究生，招收以“近代宪法与中国社会”为方向的博士后，还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华文明通论》、《中国近代人物与社会转型》等课程。在这样具有法学强势传统的单科院校里，郭世佑的课堂几乎是非法科课程中唯一需要提前占座、甚至自带板凳来听的选修课。
在课堂之外，同学们也处处体会得到一个教师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郭世佑是今天为数不多的认真回复学生的每条短信、每封邮件的教授之一。2007年，郭世佑在法大“自强之星”的颁奖典礼上致辞，他避开校方事先准备的演讲词，与学生直接对话，赢得掌声一片。2008年夏，为了指导校辩论队参加全国大赛，他义无反顾地搭上了一整个暑假。辩论队在郭世佑的悉心指导下，取得了法大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而他却牺牲了一个研究型学者的“黄金时段”。郭世佑说：“我有理由拒绝百家讲坛的邀请，却没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学校要我与学生并肩作战，还有什么好说？”
一位在专业领域如此优秀的学者，能够在学生身上倾注如此多的心血，而得到历届学生发自心底的认同与深深的眷恋就不足为奇了。当郭世佑第二次被学生评为“法大最受欢迎的十位教师”之一，他在颁奖典礼上称为“意外的荣誉”。在他眼里，教授也好，博导也好，关爱学生是天经地义的。在他心中，教师真正的荣誉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的学术奖励，而是来自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定，来自货真价实的课堂，深藏于他们的记忆和成长中。而这样的老师，就是学生心中的“冠军”。
为士——兼济天下
采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思考：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作为人文学者，有人这样评价郭世佑：他身上体现着中国传统“士人”的气息，有天生的傲骨和对社会无法割舍的责任感。他总是在本职工作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奉献着，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不知不觉地活跃着——虽然他并不喜欢热闹。
自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湘潭市政协常委、杭州市政协委员以来，郭世佑作为无党派人士，应邀参加过无数非学术性的社会活动；郭世佑曾多次赴神户、东京等地作学术交流，兼任日本中央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也曾应台湾学术界邀请，4次率大陆学者代表团访台，促进同源文化的交流共荣。
2008年5月12日地震国难，郭世佑发表题为《心祭》一文，直面体制内外的敏感问题，为弱势群体说话，其独特的理性视角与人文情怀备受关注，被《中华读书报》评论为“见识与良知兼备的历史学家”。
2008年6月，郭世佑应中国改革之星、昆明市委书记之邀，远赴云南，两天之内做了4场演讲，从党政机关到大学校园，讲题涉及“人文素养与执政能力”、“司法与人文”、“改革开放与爱国情怀的多样性”、“国情与现代化”等不同领域。
郭世佑作为在《演讲与口才》发表过演讲词的唯一史学教授，已在海内外做历史学与跨学科演讲70多场，他一直把校外的讲台当成“课堂的延伸”。他曾在给新教师演讲中说道：“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郭世佑在他的弟子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坦诚的真人、善意的智者和幸福的教师”。
心怀大爱而兼济天下，为士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为人——求真本色
郭世佑说，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郭世佑曾在《另一部书》一文中这样评价梁任公：“他重感情，轻名利，严于律己，坦诚待人。无论是做儿子、做丈夫、做学生，还是做父亲、做师长、做同事，他都能营造出一个磁场，亮出一道风景。”而这样的人生格调，又何尝不是郭世佑自身的写照。
历经艰辛与荣耀，郭世佑始终保持着“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的独立姿态，尽显求真本色。在《南方周末》发表的《大学是什么》一文中，郭世佑直指“官本位”的现状，发出“大学不是衙门”的呼声；在云南省高院做演讲时，他提醒领导干部们“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也不要太不把老百姓当回事”。平时，有人说他的观点“偏激”，他笑笑说，偏激也许只是因为你说了别人不敢说的话，或者别人不知道的话。这就是郭世佑的自信与勇敢——而这两种品质在现实生活中恰恰是最稀缺的。
多年来，对故园双亲、恩师的牵挂始终萦绕在郭世佑心头。郭世佑曾在第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真情检讨：“与世无争，洁身自好固然无可非议，然而整天同书本打交道，还远不如某些少读书甚至不读书者赡养双亲，读书又有何益？何况，为人独子，却以五尺之躯浪迹天涯，双亲欲求菽水承欢亦不可得，不亦忤逆乎！”忆起恩师，他更是情难自禁，有《申江挥泪悼恩师》：“一纸凶讯倍添冬天的寒冷，满江流水带不走我心中的无限哀痛。西望故乡，抚今追昔，唯有仰天长叹——大度犹容五车富，恩师一去半山空。”郭世佑对待朋友最是坦荡爽快，酒也饮得豪爽。但朋友们都知道，唯一在酒桌上“管得住”他的，便是爱女白宜。他说：“小女自幼就叫我‘阿郭’。”两代人几乎无话不谈，羡煞旁人。忙里偷闲时，无论读书还是欣赏音乐，郭世佑绝不排斥新鲜事物，还常常主动与弟子们交流心得。他的作品总是保有一番鲜活浪漫，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至真至善，至性至情，为人如郭世佑者，可谓冠军也。
一个知识分子的成功，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行为，而是能够与各方直接对话，赢得来自各方的尊敬。郭世佑在不同领域都充当着不可取代的角色。作为学者，能够在专业领域提供属于自己的声音；作为教师，能得到历届学生一致的认同与眷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能充当社会的良心，把社会责任自然而然地担当起来；而为人子为人父，能知恩重情，历经沧桑而本色不改。这样的人生是担得起“冠军”之名的，而一个拥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时代是值得我们欣喜，并寄予厚望的。
“采访手记”
冠军，胜者也，脱不去盛气凌人的强势姿态。望今日域中，学术界群星闪烁。而我之所以选择史学，一个在今日学界算不得强势的学科作为背景，之所以选择郭世佑，一个不求闻达的大学教授做我的主人公，不是怀疑冠军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希望人们能静下心来反思“冠军”之于今日社会的真正意义，反思“知识分子”之于今日社会的真正意义。
搜集资料时，读完郭先生长长的履历，我不禁惶恐，一恐素来低调的先生不愿接受采访；二恐即非专业记者又非史学出身的后生如我者会与大师产生“对话障碍”；三恐先生惜时如金，难以抽身。我知道先生刚刚结束云南公共演讲之行，正忙于“湘籍学者丛书”的编辑和学生论文答辩事宜，而本次活动安排又截稿在即，客观困难已经挡在前面。而事实却比我预想的要顺利。
打听先生的联系方式并不难，在他现在任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先生的邮箱地址甚至私人电话都是对学生全面公开的。6月20日，我给先生发了第一封邮件，表明了邀请之意。没想到先生即刻答复：“一定配合。”还直接打电话过来商定采访事宜，平易风趣，让我备感亲切。先生说：“我宁愿拒绝百家讲坛的邀请，却没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如今学界，能把名利看得这般轻，却把学生看得这般重的人，真的不多见了。
6月22日晚，我如约前往先生在京郊的寓所，然而天公不作美，路上突降倾盆大雨，我被搁置在路边，怕耽误了约定的时间，万分焦急。突然接到先生短信：“带伞否，不要着急，我来车站等你。”雨中我不便回复，先生又补发数条，详述多条乘车路线，叮嘱安全。先生就是这般对待普通学生的，我的感动可以想见。
早在《史源法流》之前，我就拜读过郭先生许多文字，以期从字里行间先对先生有个初步了解，不至于不知不敬。人如其文，在不到3小时的短短时间里，先生娓娓道来，春风化雨，他身上那种中国士人独有的儒雅气息和带着潇湘口音的讲述，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我是用录音笔辅助采访的，本来也打算书面速记，但先生观点表达之巧妙流畅，内容意蕴之丰富深厚，想象空间之自在宽广，着实让人赞叹并着迷，以至于忘记了任务在身。
整理成文的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困难，因为受访者所提供的故事和启发已远远超过了一篇手记区区千言所能承载。而更多的限制来自于笔者自身的驾驭能力，面对如此宝贵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词不达意，以至于对先生的愧疚和对材料价值减损的惋惜之情怀揣至今，无法散去。只能寄希望有更多人有幸亲耳聆听到先生的教诲，亲自拜读先生的文字，亲身感受先生的风范，方能对其学品与人品有更真实生动的了解，担保必会受益匪浅。
青年代表
吴琼
争胜之心源于人类生存竞争的自利本能，而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源于种群扩张的利他本能。而文明社会的道德建设就致力于扩大这种利他主义的边界。
“人生目标或座右铭”
成为优秀的法律人。藐视智慧者必被嘲笑。
“成长历程”
吴琼，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04级本科生，个性鲜明，兴趣广泛。大学期间，主要精力投入自修与辩论领域，所获成绩也多得益于此。曾与本校志趣相投者组建辩论社团，探讨切磋，共兴校园文化。更有幸随校队出征，曾获得的成绩有：
2007中央电视台国际大专辩论赛，国家级团体第三名；
2007第十三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国家级团体第一名；
2006北京妇联“五洲女子”杯高校辩论赛，国家级团体第一名等。
论辩讲逻辑、讲事实、讲价值，其实是敦促人们严密思维、体察世事、明辨是非，恰涵盖了大学教育中完善人格的要求。而在训练比赛中，对心理素质、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沟通能力等方面的塑造，也是自我心智成熟的阶梯。
和许多辩手一样，人们甚至固执地将辩论视为某种改变社会的途径，想要借助公共的话语平台，促进公民参与之自由风尚，以达民主社会之理性基础。
“对“冠军”的认识”
冠军的内涵应该包括影响力和利他精神。英文“Champion”源于“战士”一词，中文“冠”乃“至尊”之义。争胜之心源于人类生存竞争的自利本能，而人类还有另外一种源于种群扩张的利他本能。而文明社会的道德建设就致力于扩大这种利他主义的边界。
因此今天的“冠军”也从原本单纯的个体最大化，转变为群体领袖的象征。冠军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力，更在于责任；不仅在于他压倒一切的优势力，更在于他带动整体的牵引力；不仅在于对资源最大的占有和支配，更在于回报与奉献。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领袖人物，积极投身于公共事业，便是最好的证明。
将种群内部同情互助的利他主义精神扩大至团队、民族、人类甚至自然，用自身的影响力带动整体的进步文明，谋求公共的幸福和谐，这就是我理解的“冠军精神”。
尽管史学经常为形形色色的功利而存在，最终却只为真实而存在，唯有“以求真为志业”的治史者方可确证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连同史学与自身的尊严。
孙正聿
冠军特写
孙正聿，生于1946年，吉林省吉林市人，哲学博士。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高等教育特聘教授。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品质锻造”勤奋 目标如一 为全人类而工作
为理想坚持不懈
——访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
朱丽
2008年6月28日，周六，我本以为需要到孙正聿教授的家里拜访他，便先试探性地打了他办公室的电话，竟然通了，“喂，你好！”响亮而温和的招呼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没想到采访进行得如此顺利，我直奔他的办公室，准备沐浴春风。他没有节假日，他觉得科学家们都是每天泡实验室的，他研究哲学也是如此，他不知道不做学问该干点什么。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60多岁的孙正聿教授还是习惯性地每天早早就开始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搞学问，他不随便接受校外媒体的采访，对于自己学校的学生，他坦言：“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或者说是交流的机会，我们有机会在这里聊，聊得挺好有意思，那么对于我而言，这就是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
采访中提及孙老的日程时，他说：“最近在写《中国哲学发展30年的报告》，7月15号就得交稿，30年，哲学8个二级学科都得有。”微弱的光从玻璃中透过来，缕缕银发，矍铄的眼神，让我突然间觉得，这位老人会带给我很多采访之外的收获。
李卜克内西和法拉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梅林的《马克思传》、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鲁迅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我们初高中还在玩耍、做题的时候，孙老早已在同样的年纪拜读了这些著作。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就实际上是时代给予的，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我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但在同一个时代，‘机遇只奖赏给有准备的头脑！’没有机遇，谁也凸显不了，没有高考，我还在卸火车，当搬运工呢，我做过司机、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参加高考。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阅读了《鲁迅全集》、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从小就喜爱哲学，很多现在有名的哲学家都是在别人消沉、忙碌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们仍在学习，就是因为他们很积极地去对待生活，努力地去阅读能够阅读到的东西。”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他不断地向远方眺望。
时代变了，是不是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人才也越来越少了，这是我的疑问。
“时代变化了，人们没有理解一点，人永远还是人，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人只要存在，就永远有一个最深层的最基本的东西。”他不相信宿命，他把持着对哲学的喜爱，并一直走在探索的道路上，颠簸却享受。
“我总觉得每代人都会出人才，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确实没有‘九斤老太’的想法，怎么就一代不如一代呢，青年人现在接触的东西多了，创造的学术环境这么好，生活相对比较稳定，当然能够集中精力去搞学问，怎么就做不好呢，只是有些人可能会做不好，但是有些人却做得更好。”
真诚研究 为学术而学术
说起做学问的态度，孙老侃侃而谈，“做学术研究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真诚，这是最重要的。米卢说：‘足球是快乐的，态度决定一切。’你只有在你的学术研究中感受到一种所谓心理学上的‘美的高峰体验’，你才能做好学术。搞学术不是为了挣钱、出名，而就是为了喜欢。”或许，这和他喜欢读书是一个道理。
“以前给全校的文科老师讲过一堂课‘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