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大学里开设西洋文化史相关的课程，讲授的重点围绕在西方文化的形成，对“文化冲突”总是较为敏感。文化冲突可以大自宗教战争，小到“喝汤不宜有声”，空间差异愈缩小之际，文化冲突的机会就增加。二十多年前笔者在德国留学，就是许多“冲突”的当事人，每次在课堂上提到这些“古早时代”的风暴，许多学生总难免咋舌。
想当年，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刚刚访问中国大陆，达成文化交流协议，北京每年选派优秀的学者及学生前往学习。笔者居住的宿舍中就住进一位来自四川的化学专家。德国舍友为表示对猫熊的敬意，决定邀请这位吴先生共进晚餐，餐会中，以意大利面为主角。笔者听到这个计划时，不禁要为“礼义之邦”的形象担起心来。果然，在舍友们努力营造的气氛下，晚餐前的气氛相当良好，在烛光之下，廉价果汁、红酒都显得如此高雅，生菜沙拉也颇获好评，最佳男主角波隆那式意大利面（就是台湾较熟悉的碎肉蕃茄酱汁）上场。当吴先生以石破天惊般地吸吮面条时，所有德国舍友都瞠口结舌，好像他们的祖先马丁路德在大雨中被雷震倒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赞美上帝给中国人这么大的肺活量；晚餐气氛顿时凝重，吴先生仍茫然不觉，匆匆将一盘面吸光后，告辞回房。
吴先生离开餐厅后，一阵爆笑，七嘴八舌，讨论他的餐桌礼节。这引爆了我的民族自尊，我以最严厉的口吻，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也引用马丁路德的名句：“你们为什么没有放屁、打嗝，是不是东西不好吃？”来证明德国人脱离爬虫类的时代也不是如此久远。所有舍友深刻反省我的指责，并保证没有恶意，才将气氛弄得好些，但吴先生也就丧失了在德国停留期间学习意大利面文化的所有机会。
的确，“吃意大利面不宜有声”是一种文化的主观价值。当年中国商店不多，笔者所在的小城，根本见不到中国商品，有时月到中秋，思家之情格外殷切，就买个斤把牛肉，小火慢炖（德国学生宿舍以电炉为主，三十分钟自动断电，也只能小火慢炖），加入少许台北带去的宝贝——卤料包，便可打打牙祭，吃碗牛肉面。但是面从何来，只有因陋就简，用意大利面来混充。面条煮好，浇上浇头，大蒜剥好，便得趁着四下无人，找一个安静地方，专心“吸面”，否则又得用西方哲人的话来证明吸者无罪，岂不麻烦？
吃牛肉面是否应当无声胜有声是一个文化问题，用意大利面条当中国面条是另一个文化问题。来自西西里的玛利亚曾是我的舍友，为此问题，我们有过辩论。她认为我以中华文化为体，意大利文化为用是不道德的行为，又激发我的民族自尊（及自大），引经据典，把所有矛盾指向马可波罗。指控当年马可波罗窃取中华文化，把包括面条、烧饼及冰淇淋在内的中华美食介绍到意大利，却没有付版税（此处当然有问题，除了冰淇淋可能源自中国之外，其余并非高科技，每一个地区均可独立发展，不需要太深远的文化基础）。玛利亚生气之余，提出一个尖锐的反击：“难道菲亚特汽车也是中国货？”这点我倒不敢苟同，毕竟德国人对菲亚特的负面评论必须注意。
意大利面食文化发达，近来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们不注意，也许有一天，大家真会相信“牛肉面西来说”，那才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