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经济起飞以前，台湾人的生活相较真是小康了。小康者，吃饱有余，吃好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有些小小的“向上提升”就够人惊艳了。当时台湾有崇尚“舶来品”的心态，与今日的“哈日”、“崇洋”相去不远。现在有人喜欢批评，认为世风日下，可能当年没逛过舶来品店。
所谓“舶”者，“船”也，舶来品不能自进，自然要船员提携，来源则多为香港，所以香港一直是台湾人艳羡的对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个“甄沾记”的椰子糖或是玻璃纸包的水果糖，就可以夸耀乡里了，至于港式饮食，只能从电影中寻了。
台湾流行一阵子上海菜以后，就该轮到港式了。当时一家“马来亚”餐厅的铁盒装港式月饼，已经是很称头的“节敬”，至于排翅、燕窝、鲍鱼，以当时简朴的社会风气看，恐怕是罪不容诛。稍后开设了几家港式茶楼，让许多粤籍乡亲重拾“一盅两件”旧忆之余，也渐渐成为时髦男女的约会之所，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与今日所谓五星级情人餐并无显著差别，只是茶楼专卖点心，港式饮食只有一半。
大学生涯中，“陶陶居”的客饭是重要的回忆。“陶陶居”店主来自香港，每年暑假也歇业返港，店中食物以客饭为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每客饭的价钱在二十元上下，不外是菜脯蛋、炒青菜、豆腐汤，白饭管饱，遇有重要节日，狠下心，再加一道葱油鸡或是清蒸鱼。即使三五同学一同前往，事后开账，绝无白食狡赖之事。“陶陶居”的清蒸鱼算是不差，但离生猛海鲜恐怕还有一段路。
一九八二年冬，自德国返台探亲，承港籍同学之邀，在香港停留数日，才真正领教到港式海鲜。香港地狭人稠，前街后巷，饮食摊贩处处，真是“凡有井水处”，必有吃食。大宴可，小酌亦可，套句港人的话——丰俭随人。同学尊翁李老原籍上海，避难至港，对饮食素有研究，为招待远人，特别引领到一家“利”字号餐厅。
李老显然是常客，只见领班殷勤接待，并介绍今日食材：将一尾青衣拿到面前供品头论足，只见其在桶中泼辣，果真生猛。主菜商量定后，其余菜点似乎已经无关紧要，李老交由领班全权处理。不多时，诸般菜肴已经祭了五脏庙，才见最佳女主角姗姗来迟。
只见青衣端卧腰子盘中，淡妆素裹，缀以葱丝，已不复方才之威武，倒增添几许妩媚，令人食指大动。一餐饭下来，除了了解港式饮食外，对香港的居民结构又多了一点认识。第二日，又到“珍宝坊”，只见万头钻动，吆喝不断，才领略港式海鲜可以清淡，也可以豪放。以后过港数次，总是来去匆匆，重点不在饮食，也就无暇细细咀嚼。
一九九五年，因公前往广州开会，在广州酒楼中，又重温海鲜旧梦。酒楼占地甚广，一个个玻璃缸中，装满各式水族，任君挑选。较珍贵者，也是以两计价，一尾青衣若干，老鼠斑若干，合计下来，所费不赀。除了慑于广州的消费能力外，让我对港式海鲜的源头——广府——自豪的“饮龢食德”，也有更多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