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
此后的生涯中，无论何时何地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宴会
欧内斯特·海明威
赠友人1950年
巴黎，这座塞纳河上具有神奇色彩的名都，数百年来，就是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的荟萃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期，巴黎不仅是文化艺术中心，而且物价也相当便宜，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气氛，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地和工作地。当时，许多著名英文作家和法文作家都定居巴黎，这里还有数以百计刊登新兴作家作品的小型杂志。
从1921年12月到1928年3月，这六七年中海明威在巴黎居住的时间大约占了一半，离开巴黎的时间也是一半。1921年以《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身份到达巴黎时，他还是一个新婚燕尔的青年；等离开时年近而立，且与结发妻子离婚。在巴黎，海明威学习创作，广交文友，练习拳击，欣赏名画，外出旅行，过着清苦而又充实的生活。巴黎则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艺术上的熏陶，文学上的砥砺，为他成名、成功铺平了道路。
巴黎是海明威笔墨生涯的起始点。驻欧记者的工作使他得以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锻炼了他对生活的观察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巴黎还铭记着他与当时许多著名作家的友谊。通过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初到巴黎就认识了在巴黎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斯泰因，又先后结识了庞德、刘易斯、福特等人，他们讨论文学和自己的作品，在创作上也相互影响。这些在他的晚年回忆录《流动的宴会》中都作了详细刻画。
1921年12月5日，海明威携同新婚妻子从纽约乘船前往法国。轮船在西班牙的维哥港作了短暂停留。停留期间，海明威写了一篇有关在西班牙钓金枪鱼的文章。在船上，粗通法语的哈德莉教他口语，海明威法语表达能力差劲得很，哈德莉评价说：“海明威法语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也讲不好。但他居然能凑合着说下去，也能听懂别人说。”海明威在语言学习上很下了一番工夫，后来他的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虽不大准确，却通顺流畅，他对最感兴趣的诸如运动、斗牛以及战争等方面的专门词汇运用自如。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妇到达巴黎。他们正好赶上了在欧洲的第一个圣诞节。把行李安顿在宾馆里后，夫妻俩就去吃了一顿丰盛的圣诞节午餐。美中不足的是海明威低估了饭钱，算账时才发现口袋里的钱不够，哈德莉只好尴尬地坐在座位上，等着海明威回房间取钱来付款。
1922年1月9日，海明威夫妇从宾馆搬到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一幢相当简陋的公寓里。勒穆瓦纳是巴黎醉汉和贫民集中的地区，十分阴暗沉闷。海明威夫妇住的是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大套间，浴室是一间凹进去的小房间，里面有一个盛污水或小便的大桶。海明威说这套公寓对那些习惯于密执安那种使用户外厕所的人来说会感到够舒适的了。而哈德莉出身富裕家庭，认为居住条件太过简陋。但她性格柔顺，凡事都依从海明威，从不口出怨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人地两生。他一方面希望手中那点钱能多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则陶醉于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告诉多斯·帕索斯：“我们一个月花销250法郎（合18美元），住在巴黎最古老地区一座高山顶上，这是一个很优美的地方，下面有一座青春舞厅，你可以听到为舞会伴奏的手风琴声，但一点也不干扰你。”他给在芝加哥的表兄妹写信，说他们生活得很豪华，有客厅和更衣室，还有一个女佣为他们服务。夸张得可以。
这个狭窄且喧闹的公寓对海明威的创作干扰极大。为此，1922年初他在一个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用于创作，但更多的时间是在咖啡馆度过的。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几杯朗姆酒和一盘葡萄牙牡蛎便可以过一天。海明威常去的咖啡馆叫丁香园，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那里，简直算是他的根据地。海明威那时有点迷信，写作时经常在右衣袋里放进一根七叶树枝和一条兔子腿，据说这样能交好运。海明威白天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对其他一切漫不经心，创作顺利时通宵达旦地写，如果一天预定的工作没有完成，他就不去娱乐活动，如果一天也没写出东西或写得不好，他会感到痛苦，脾气也暴躁起来。海明威最讨厌的事莫过于写作时有人去打扰他，如果有人这样做了，他可能翻脸不认人，为此得罪了不少朋友。远在他的作品被人们认可之前，海明威就对自己在文学界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午后之死》中他宣称：“最伟大的事莫过于持续下去并完成你的事业。”
海明威喜欢给人一种错误印象，即成名前他一贫如洗，其实不然。旅居巴黎时海明威年收入3000美元，这在欧洲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即便每日花5美元维持两人舒适的生活和旅行，还能省下1200美元。他们住的地方很便宜，但吃得很好。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的德国旅游时，海明威夫妇在设备齐全的旅馆住了4天，包括伙食费在内，每天只花80美分。在巴黎，14法郎兑换1美元，他们住的旅馆是1美元一天，较丰盛的正餐只需50美分，每周还到一家昂贵的米肖餐馆去吃一顿，在那里可以看到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一家在附近桌上就餐。海明威还把钱花在自行车赛和赛马的赌注上，以及到瑞士和奥地利滑雪，到西班牙看斗牛和漫游意大利北部。1925年他花250元买了米罗的画《农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哈德莉。
海明威在体育和娱乐上一向大方，但对哈德莉的衣着消费却很吝惜。他一直没为哈德莉添置新衣，并荒谬地说：“不买任何新衣服，你就能省下钱来享受了。”哈德莉性格温顺柔和，在许多事上都迁就海明威，再说她母亲为她选购衣服时多以便宜为标准，所以她对此保持沉默。但她的朋友却看不惯海明威不近人情的做法，对他叫嚷道：“哈德莉这样逆来顺受也太蠢了，她的衣服破旧得无法上街，何况还是她自己的钱。”海明威一直认为他母亲控制着他父亲，因此决心主宰自己的婚姻，一开始就对妻子很严厉。他的文友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次笑着对哈德莉说：“我注意到在海明威家里，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听海明威的。”也许海明威并不喜欢这样做，但菲茨杰拉德的话却是事实。
海明威早餐时常常全神贯注地思考写作问题而缄默不言，用过饭后就去租来的小房间或咖啡馆写作，经常撇下妻子一人孤单地呆在公寓里。哈德莉有时觉得只关注自己工作的海明威很难相处，对沉闷孤寂的公寓也日益厌烦。但总的来说，她喜欢这种新生活，也很快活。她的法文有所进步，学会了烹饪，还周游了欧洲。
1922年1月，他们刚一定居下来，就购置了滑雪装备，和钦克一起到瑞士滑雪，他们在阿尔卑斯山蒙特勒西北5英里的谦比度假两周。5月，他们在谦比再度与钦克相逢，尽管没有足够好的长筒靴，他们还是通过茫茫的雪地，穿过圣伯纳德山口，进入意大利。这次旅行不尽如人意，海明威高山反应严重，哈德莉忧心忡忡地扶他上山，而钦克则成了专职脚夫，身上背着三个包。
1922年12月中旬，哈德莉从巴黎赶往洛桑，打算和正在采访洛桑会议的海明威去作另一次滑雪休假。她随身携带一个手提箱，里面是海明威尚未发表的全部手稿、打字稿和复印本，包括他1919年在佩托斯基搜集的素材，一些“有关堪萨斯城的优美故事”和他的最新作品。当车在里昂停留时，箱子被盗，尽管事后多方查寻，手稿如石沉大海。
1924年12月6日海明威在给比尔·史密斯的信中叙述了此事。他说，哈德莉把装满手稿的手提箱放在她的车厢内，然后离开车厢去看她的衣箱是否装上车，当她返回时发现手提箱不见了，她好几天不敢把这事告诉他。当哈德莉说明真相时，他感到非常难受。
这件事使海明威受到极大的震动和伤害。手稿的丢失不仅使他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还给予他可怕的心理影响，以致海明威一度认为自己不可能再从事创作了。玛塞琳也证实说：“他是彻底的病倒了，这件事几乎置他于死地。”
哈德莉对丈夫的作家生活了解甚少，漫不经心地携带文稿，而不是把它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从而使丈夫感情与思维的成果丢失。这种打击对他们的姻缘无疑是一种灾难，给夫妻关系蒙上一层阴影。深感内疚的哈德莉理解了海明威当时的悲痛心情：
欧内斯特是那样深情地把自己融化在他的作品中，我认为他一直没有从这个无法挽回损失的痛苦中恢复过来。
青年时代的海明威举止文雅，富有魅力，保持着美国中西部人那种活泼、明快、热情的作风。他在巴黎广交朋友，在头一年内就结识了许多在文学界有地位、有影响的朋友。说来也有趣，懂得法语的海明威虽然认识毕加索、米罗、帕散等艺术家，但他最亲近的朋友不是美国人就是英国人。
海明威在巴黎结识且对他影响颇大的朋友有埃兹拉·庞德、格特鲁德·斯泰因、西尔维亚·比奇、詹姆斯·乔伊斯、温德姆·刘易斯、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等。这些朋友和他一起饮酒、旅游，激励他，帮助他，教育他，为他画像，为他出版作品。
埃兹拉·庞德是美国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对20世纪美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诗强调用字要精炼，不用废字，不用修饰。庞德16岁进大学，毕业后在华巴施大学任教，因行为不检点被辞退。他遂离美赴欧，先到伦敦、巴黎，后去意大利。二次大战中他为意大利作法西斯宣传，战后在美国受审，但因为精神失常而被送进医院。1958年他被取消叛国罪的控告，回意大利定居，1972年去世。
庞德比海明威年长14岁，1920年以来一直住在巴黎，与芝加哥、纽约、伦敦以及巴黎所有先锋派杂志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乔伊斯、刘易斯、福特和艾略特的亲密朋友。庞德在香圣母院路的工作室与斯泰因的沙龙、西尔维亚的书店齐名，都是巴黎文人的聚集中心。1922年2月初，海明威从谦比滑雪回来，在西尔维亚·比奇的书店中偶遇庞德，两位作家相见恨晚。对诗歌、散文、拳击和斗牛等的技巧深感兴趣的海明威像小学生一样来找庞德，拜他为师，学习那种简练、精确的意象主义风格。
庞德当时已是一流的伟大作家，而海明威只是文坛上的一个无名小卒。他非常赏识海明威的才华，尽一切努力帮他取得成功。他把海明威介绍给巴黎的著名艺术家，帮海明威出版早期作品，提高海明威在文坛上的知名度。庞德就像个非官方的文化部长，又像个新文学天才的助产士。
在海明威早期的《向埃兹拉致敬》、晚期的《流动的宴会》中，海明威大力赞扬了庞德的宽宏气魄、他的人品以及他的诗：
我们有庞德这样专心致力于诗歌的伟大诗人，他一生中五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写诗，其他时间他尽力帮助朋友。当朋友遭到攻击时保护他们，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从监狱里把他们救出来。他向他们贷款，销售他们的绘画，为他们安排音乐会……
埃兹拉对别人可比我要仁慈多了，他的成功作品是那么完美无缺，对待自己的过失如此诚恳，对人如此友好善良。我常把他当作圣徒。他性情暴躁，许多圣徒可能也是这样。
海明威在《流动的宴会》中还说庞德“是我最偏爱，也是最信赖的评论家，一个主张用词必须贴切，要我放弃依赖形容词的人”。他在给福特的信中坚持认为本世纪的任何诗人，如果没有受过庞德作品的影响，或没有从他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那么他们便是可怜虫。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庞德对海明威影响之大。
庞德坚持不懈地帮助海明威出版他早期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前六章刊登在庞德主编的《小评论》上，海明威的《新托马斯诗歌》登载在庞德的《流放》杂志上，他的早期诗歌发表在庞德的《人物简介》和《当代诗选》上。
庞德和乔伊斯是海明威仅有的没有吵过架的两个文学界的朋友。庞德侨居意大利前，海明威一直是他的学生和朋友。海明威对他的诗章击节赞赏，他的善良和才华更是海明威称道不已的话题。1934年海明威在巴黎最后一次见到庞德，当时乔伊斯相信庞德已经疯了，很害怕，他要海明威陪庞德一起来吃饭，吃饭时庞德举止失常。海明威在文学界的声誉和威望很快超过庞德，但当老友在精神病医院遭难的那段日子里，海明威仍很真诚地对待他，并与艾略特等人一道想办法，终于使庞德在1958年获释。在庞德获释前两年，海明威给他送去1000美元的支票，庞德非常感激。庞德在去世前说：“海明威没有令我失望……在他得意时，我从未见他只为自己打算。”
斯泰因是海明威另一个较有影响的朋友，两个人的友谊并没有像海明威与庞德一样持久，他们的友谊以相互感恩开始，却以相互攻讦了结。
格特鲁德·斯泰因是美国女作家，长期侨居巴黎。她是文学改革的试验者，为了准确描写真实，她一反华丽和雕琢的修辞手法，模仿儿童简朴、单调、重复和不连贯的语言，注重文学的声音和节奏，创造出一种稚拙的文体。她热心提倡和支持先锋派艺术，20世纪20年代有许多新起的诗人、小说家、画家、音乐家出入于她的文艺沙龙。当时，斯泰因女士“玫瑰花永远是玫瑰花”的声誉名噪巴黎。这些后起之秀簇拥在斯泰因周围，是她提出了“迷惘的一代”这个词语。
海明威去法国前，舍伍德·安德森给斯泰因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这位年轻的作家会告诉她有关美国文学的当前趋势：“海明威先生是一个美国作家，他本能地会去接触那些发生在当地的所有有价值的事物。我知道，能认识海明威先生和太太，你会感到是件愉快的事。”
1922年3月，海明威夫妇造访了斯泰因那套舒适的公寓，室内挂满了立体派艺术家的绘画。斯泰因体重200磅，长得不美，很有钱，爱好写诗，盛气凌人。她给海明威的第一印象不错，海明威认为她很有魅力，他把这个犹太妇女作家当做意大利农妇而格外关注。
他们的友谊发展很快。海明威喜欢她的藏画、她的原汁白兰地、她做的糕饼，也喜欢与她交谈。当海明威的长子邦比出生后，他要求斯泰因担任孩子的教母。斯泰因也喜欢海明威，把他当做有前途的孩子看待，督促他辞去记者工作，因为那将吸干他的创作精力。海明威感激她的忠告，并尽可能快地这样办了。她兴致勃勃地谈论斗牛，称赞那些斗牛勇士，鼓励海明威到西班牙去访问。最重要的是她教海明威在散文中运用韵律和叠用词汇，当她不满意他的早期作品时会命令他：“重来，思想集中一些。”
斯泰因1909年以来只出版过3本书，她的作品有很大的缺陷，知识的局限性和写作技巧的自我拆台使她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她的主要作品《美国人的形成》写成后就锁在抽屉内，后来海明威担任《泛大西洋评论》的助理编辑时，趁主编福特不在，把这篇长得惊人的小说在《泛大西洋评论》上连载发表。由于只有一本装订好的手稿，海明威便承担了抄写员的任务，他可能是唯一读完这本极为乏味的书的人。
1925年两人决裂，他们的争吵既有艺术上的原因，也有个人之间的原因。艺术上的原因是斯泰因的更多作品发表后，文体上的缺陷和知识的局限性更加明显，因而遭到评论家的抨击，温德姆·刘易斯明确表示“格特鲁德必须离开英国文坛”。当时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已日益成熟，难以忍受那些批评家贬低他，说他是仰人鼻息的门徒。至于个人的原因，则应归咎于海明威反复无常的性格。哈德莉回忆说：
他的性格和热情使他能在逆境中坚持不懈地进行他的工作。一旦他讨厌某个人，你无法使他和那个人重归于好；如果他反对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他最后几乎同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闹翻了脸。
斯泰因是个同性恋者，长期和她的秘书一起居住，而海明威对此相当反感。
海明威在《春潮》一书中，模仿安德森的笔调写了一章《美国人的形成和毁灭》，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格特鲁德……哎，这里有一个女人，她在文学上的试验将把她引向何方？”斯泰因对此大为恼火。海明威继续火上浇油，他在诗歌《一个女士的肖像》中讥讽斯泰因不愿做校订工作，诗中写道：“格特鲁德从来不笨，格特鲁德·斯泰因非常懒散。”他还在《太阳照样升起》一书中引用《传道书》中一句满怀希望的铭文来反驳斯泰因对“迷惘一代”的警言，在《我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破裂的真相》中富有幽默的描述，成了1927年《纽约人》杂志的新闻。传说海明威曾给斯泰因发过一份“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是一条母狗”的传奇式电报，但海明威在给庞德的信中对此矢口否认，并说他只不过对人家说海明威是安德森和斯泰因的模仿者这点感到不满，反驳了关于他是派生作家的指责。海明威说斯泰因的确给过他许多忠告，但也有许多是胡说八道。他本人很喜爱斯泰因，对她也很忠诚。当福特拒绝发表她的作品时，是他把她的作品在《泛大西洋评论》上连载的。
海明威这种俏皮的嘲弄自然遭到斯泰因最猛烈的还击。在两人交恶之后去斯泰因文艺沙龙的人们常看到这种怪事，斯泰因常常命令自己的爱犬——一只白色卷毛狗：“去，装扮成海明威，要表演得凶狠一些。”
斯泰因还研究海明威的致病弱点，针锋相对地去伤害他。1933年她写了一本《艾丽丝·B。托克拉斯自传》，在这本书中，她每次谴责都涉及事实的核心，给海明威的感情创伤很大。海明威常以自己的勇敢而自豪，斯泰因却责备他是胆小鬼；他相信自己已创造出独特的文风，她却贬低他为智力迟钝的门徒；他夸耀自己的运动技巧，她却说“海明威教某个小伙子拳击，小伙子不知如何去做，却能出人意料地将海明威击倒”；他认为自己具有持久力与忍耐力，她却说“海明威很容易感到疲劳，从他的住处到我们这里来一趟，常常是精疲力尽”；他自夸身体强壮，她却说他身体虚弱，每一次运动都要受伤；他认为自己阅历丰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她却把他说成是橡树园的一个地方主义者，并说他是“百分之九十的扶轮国际会员”。
斯泰因这种人身攻击使一个作家大为欢快，这个作家就是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在文学上对海明威影响较大，而且给过他不少帮助。只因有人贬低海明威是安德森的模仿者，海明威就在《春潮》一书中对安德森的作品大加嘲讽，这种做法简直是忘恩负义。安德森不会以牙还牙地加以报复，却很欣赏斯泰因对海明威的剖析，称赞她的切片技术：“用你那双纤细的手握着手术刀，从海明威身上取下如此大的一块皮肤。”
斯泰因用强烈的母爱控制海明威，一旦失去了她的友谊，遭到她恶毒的攻击，给海明威造成的伤害是永远的。海明威在其从1926年到临终前的许多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提及他们之间的争吵。
西尔维亚·比奇是一个美国女书商，在巴黎文学界居重要地位。她开了一个出售和出租英文书籍的书店。她于1922年出版了为其他出版商拒绝出版的《尤利西斯》，那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
对海明威一直很好的西尔维亚，把他介绍给乔伊斯，从此二人交同莫逆。乔伊斯读过海明威的手稿，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这是少有的照顾。海明威研究乔伊斯的作品，并把他的写作技巧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去。在他的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士兵之家》、《印第安营地》以及《有的和没有的》中，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乔伊斯的影响。
海明威的其他朋友有英国作家、画家、旋涡派抽象艺术创始人温姆德·刘易斯，《布鲁克林鹰报》编辑盖伊·希科克，美国小说家、20年代（爵士时代）的文学代言人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
海明威的许多朋友都毕业于常春藤联盟学府。常春藤联盟学府是美国东北部一批著名大学的通称，他们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如庞德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泰因毕业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多斯·帕索斯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比尔·霍恩是布里斯顿大学毕业生。海明威仅中学毕业，他是通过精读一些书来提高自己素质的。对海明威创作严肃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家是托尔斯泰、福楼拜、莫泊桑、吉卜林、康拉德、乔伊斯、马克·吐温、詹姆斯、安德森、斯泰因、庞德、克莱恩以及艾略特。在这些作家中，有六个是他的朋友。
海明威到达巴黎后，一篇小说都没有发表，就在一些名作家中建立了声誉。他是以特写文章而不是以小说驰誉文坛的。在欧洲的前两年，经过艰苦的努力，海明威由新闻界转向文学界，身份也由记者变成自由职业作家。
海明威是《多伦多明星日报》驻欧记者，工作需要使他有机会到处旅行。在欧洲的头一年，他乘火车行程一万英里，对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当年10月的希土战争、11月的洛桑会议以及1923年4月到5月法国占领鲁尔作了详尽报道，这些都是在他频繁的旅行中完成的。他在新闻报道中反映了他的旅游历程。
海明威认为：“要真实地反映你未曾亲眼目睹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他写了有关各种会议、战争和当时各国一些政治领袖的文章，还写了许多关于欧洲现实生活的社会评论性文章，如瑞士的名胜、法国的衣着、俄罗斯的流亡者、德国的通货膨胀等；后来海明威又写了一些他喜爱的体育活动的文章——钓鱼、滑雪，等等。海明威对记者工作非常内行，但又有点玩世不恭，经常把最好的材料秘而不宣，保存起来作为小说的素材。他的同事为此指责他，他满不在乎，除非新闻工作能为他提供急需的费用，并能使他与其他作家建立联系。
海明威第一次重要委派是参加热那亚经济会议，这是1919年凡尔赛和谈以来第一次国际会议。他这次战后意大利之行开头就不吉利，旅馆盥洗间的热水加热器爆炸，四处崩飞的金属碎片“几乎把海明威炸入地狱”。
热那亚会议给海明威一个判断战后领导人的机会。他没有报道战争赔偿与裁军的讨论情况，而是集中报道了当时有名气的政治家，深刻透彻地揭露他们根本的局限性。
热那亚会议还使海明威得以观察法西斯接管意大利前夕的骚乱。1922年6月，海明威和妻子回到意大利，旧地重游。他采访了墨索里尼，他说墨索里尼“是个有着棕色脸庞的男子汉，前额很高，难得一笑，有一双富于表现力的大手”。当别的政治家只看到墨索里尼的优点时，海明威在报道中却一再警告：“墨索里尼不是傻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家。”他引用了墨索里尼的论断：“我们有足够力量推翻企图反对或消灭我们的任何政府。”
1922年11月墨索里尼夺取意大利政权后参加洛桑会议，海明威第二次访问了这位领袖。时隔5个月，海明威的洞察力更为尖锐，他看透了墨索里尼的伪装，称他是欧洲最大的骗子。他说：“对一个穿黑衬衫、白鞋罩的人，我们犯了某种错误，甚至是历史性的错误。”海明威在洛桑会议后写了一首非常刻薄的诗，发表在1923年春季的《小评论》上：
墨索里尼有一对
眼白大瞳孔小
酷似非洲人的眼睛
保镖时刻紧随身后
那个照片上正在看书的人
拿的却是一本倒着的书
墨索里尼与东条英机、希特勒并称二战三元凶，他的性格和法西斯本质现在世人皆知，但海明威在1922年就对他的本性观察得入木三分，的确是令人非常吃惊的事。在这位意大利领袖夺取政权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国外许多知名人士还对他大加吹捧，其中就有后来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和英国文豪萧伯纳。
1922年10月，土耳其的解放者和独裁者凯末尔把希腊人逐出了小亚细亚。希腊军队在士麦那战败，撤离该城，进占的土耳其军队把士麦那变成屠宰场。海明威让哈德莉留在巴黎，自己赶去观察这场战争。虽然他到达时战争已接近尾声，他仍详细描绘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形势和物质的贫乏。
针对希、土战争的灾祸，海明威为《多伦多明星日报》写了14篇文章，这是他以后成长为作家的非常关键的一步。他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就有三篇关于希、土战争的短文，而且都是上乘之作。海明威开始写作生涯时，就力求把小说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从自己亲身阅历和感受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来，从而使作品比记忆的东西更真实。《在我们的时代里》他有这样一段艺术理论：
如果一位散文家对他写的东西心中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自己知道的东西。只要作者写得真实，读者就会强烈感受到作者省略的地方。冰山在海里移动是宏伟壮观的，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海明威在君士坦丁堡得了疟疾，10月18日即在他写的有关难民问题的文章在多伦多发表的前两天，海明威离开色雷斯，精疲力竭地回到巴黎，他病倒了，身上长满虱子，不得不剃了个光头。他在巴黎休养了一个月，于11月22日赶到洛桑，当时洛桑会议已召开两天，这次会议是批准承认土耳其的胜利成果，主要成就是重新确定土耳其边界、分配奥托曼公债、交换人质、希腊的战争赔偿。参加洛桑会议的代表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海明威在会议尚未有任何结果前就不再参加那些记者招待会了，他集中精力采访各国领导人，在他的文章里描述了墨索里尼、英国外相寇松、苏联外交部长契切林、土耳其将军伊斯梅尔·帕夏。洛桑会议一结束，海明威就写了一首诗，题为《他们都在谈和平——什么样的和平？》，对国际外交界的道德败坏进行讽刺：
寇松爵士爱孩子
契切林爱孩子
穆斯塔法·凯末尔
也爱孩子
1922年至1923年，海明威直接与政治家交往，并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使他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的驻欧记者，他对被流放的俄国人深表同情，还同情被压迫的希腊人、惨遭蹂躏的德国人和生活在法西斯机枪下的意大利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书中，海明威对战争和动乱的受害者充满同情，而对国王、将军和外交家却含沙射影，加以谴责。
驻欧记者这段经历，对海明威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全部原因。海明威的技巧、基调和主题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早期阅读的鲁迪亚德·吉卜林的著作。
吉卜林是一位生于印度的英国作家，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在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阅读吉卜林的作品。他有吉卜林的22本著作，一生始终坚持阅读这些作品，尤其喜欢吉卜林那些能打动读者的标题。在吉卜林的小说中，他最欣赏的是《对神父无益》和《兽的痕迹》。当一位青年作家问海明威该读什么书时，他在《对音乐大师的独白》中提到要读“所有吉卜林的好书”。海明威还坚持让自己的孩子也阅读。他的儿子帕特里克证实：“爸爸喜欢吉卜林，他经常引用‘与国王一起散步——但不要丢掉与普通群众的接触’这句话。”
海明威一生都钦佩吉卜林，即使在30年代，海明威仍尊敬和赞扬吉卜林。当时吉卜林在文学界已经失宠，攻击他在政治上的一窍不通是一种时髦，许多评论家都对这位老作家大肆诋毁。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说：写一篇伟大的散文，要达到第四度、第五度空间的境界，“就必须具有天才，有非凡的天才，有像吉卜林那样的天才”。
许多评论家都敏锐地发现，海明威和吉卜林在个人经历上惊人的相似，他们进而把这些和两人在文艺上的共同性联系起来。
两人早年都受过创伤，都很早就离开学校，都保持着青少年的特点，没有沦为深谙世故的市侩；两位作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是新闻记者，后来又都成为有名的战地记者；两人都因视力问题未能入伍；都因自己亲人的惨死而长期处于悲痛之中；两人都酷爱旅行，经常横跨海洋。
海明威和吉卜林都是文风严谨的作家，把毕生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两人都富于创造力，是善于捕捉和表达时代精神的知名人物；两人都是从新闻写作入手，然后写短篇小说，最后创作长篇小说的；两人分别在《勇敢的船长们》和《老人与海》中写过向海洋挑战的事。甚至吉卜林和海明威的最后著作都相同，均是在两人死后出版的自传：《谈谈我自己》和《流动的宴会》。
海明威从吉卜林那里学习写作方法和技巧，两个人的艺术理论相当接近，从下面两组理论对比可以肯定海明威师承于吉卜林：
当你的守护神值班时，不要有意识地去考虑它。
——吉卜林
我学会了在写作时不去想别的事情……等到第二天开始写的时候再说，这样你的潜意识始终在活动。
——海明威
写作顺利时，把最后的草稿浏览一遍，要逐段、逐句、逐字认真琢磨，把要删节的地方涂掉，把它搁置在一旁，让墨水慢慢吸干，然后重读一遍，你会发现还可以删节一些。
——吉卜林
你可以删去小说中的任何情节，只要你心中有数，而且知道删节部分能增强小说的感染力，使人感到兴味无穷。
——海明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