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信仰的人无法给信仰下定义，没有信仰的人下的定义则笼罩着被嫌弃的影子。
——卡夫卡
弗朗茨·卡夫卡，于1883年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弗朗茨·卡夫卡的父亲海尔曼·卡夫卡，1852年出生于波西米亚南部、沃塞克区里的一个小村庄，村庄人口不到100人。他的家境很贫寒，父亲雅各布·卡夫卡（卡夫卡的祖父）是一个屠夫，结婚很晚，1849年，他35岁时，才与邻居弗朗茨斯卡·普拉托弗斯基（卡夫卡的祖母）成亲。雅各布·卡夫卡一共有6个孩子，其中4个男孩、2个女孩，这些孩子后来都成了买卖人，他们在施特拉柯聂茨、柯林和莱特美里茨等地经商。从童年起他们就不得不担负起生活的重担，起早贪黑，用手推车把肉制品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卖。他们的居住条件非常简陋，一家八口人挤在一间又低又矮的小房子里。这种小陋房只有一人高，在当时整个波西米亚地区的大多数人家都住这样的房子。由于家庭境况窘迫，不允许孩子得到更多的教育。卡夫卡的父亲海尔曼从小说捷克语，后来，海尔曼在沃塞克以前犹太人留下的一所犹太学校里读书，学会了用德语阅读和书写。当然，他学的不多，只学会了一些基础知识，在他30岁那年给新娘写信时，上面还有许多错别字，许多句子是照猫画虎，从书上抄下来的。
海尔曼在14岁那年，离开了沃塞克到外面去做买卖，他四处奔走，不辞劳苦，终于赚到了一笔可观的钱。他服役期满后，来到了布拉格定居，过了几年，他开了一家商店，经营服装首饰。当然，为了开这家商店，他动用了妻子朱丽叶·罗维的陪嫁，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商人。海尔曼继承了卡夫卡世家的生活意志、经商的意识和占有欲，而且更加提高一步。而海尔曼所有的兄弟却一个个风流倜傥，逍遥自在，无所事事，没有那种“事业心”。海尔曼念念不忘自己的苦难童年，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忘记父辈的过去。他认为，唯一能够接受、唯一值得去奋斗的目标，就是获得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城市，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向上爬，进入少数德意志达官显贵的行列，这是飞黄腾达的必由之路。1890年，在布拉格的45万居民中，只有三四万人能说德语。所以，向德意志上层靠拢，然后获得整个社会对自己的尊重，这是一条海尔曼不得不走的“迂回”之路，因为他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而且他是犹太人，在奥匈帝国反犹太浪潮中，遇上了不少麻烦，所以，他有很强烈的向上爬的愿望。在1871年到1873年德国经济繁荣时代，社会等级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海尔曼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障碍是自己的自卑感，在定居布拉格的头几年里，他认为自己来自捷克地区，总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捷克人，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为了克服这个感觉，他长期担任亨利希巷犹太教堂的董事会成员。这个教堂建于1890年左右，是布拉格的第一座犹太人的教堂，人们在那里用捷克语进行祈祷；教堂的第二层是捷克语报纸《民族之声》的编辑部。后来，海尔曼在政治上“转变”成为无党派人士，当上了吉普赛教堂的董事会成员，不久又当上了乒卡斯教堂的理事。1907年，他在布拉格居民花名册上注册，在职业这一栏里，他写了这样几行字：商人，有自己的小推车，经营时装、首饰、阳伞、雨伞、手杖、棉花，他还洋洋得意地写道：“本人曾在法律面前起誓过，要忠于职业道德，做一个诚实的商人。”海尔曼就是这样地不断向德意志名流阶层攀援。
卡夫卡的母亲朱丽叶·罗维，1856年出生于巴特·巴德布拉特。关于她的身世，卡夫卡1911年的一则日记是这样写的：
我的名字叫卡夫卡，这是希伯莱语，它的意思是穴鸟，我曾外祖父也叫这个名字。我妈妈经常回忆说，曾外祖父非常虔诚，而且，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他总是蓄着长长的白髯。我妈妈才六岁时，他就去世了。她记得，在我曾外祖父去世时，她紧紧攥住他的脚趾头，请求死去的老人宽恕她，因为，她可能在他面前有过什么过错。曾外祖父生前有过许多藏书，在他的房间里，墙脚下堆满了书，对这一点，我妈妈还记忆犹新。曾外祖父天天到河里去游泳，从来不间断，就是到了隆冬季节，也毫不例外。有时，河面冻冰了，他就在冰面上砸开一个窟窿，然后再跳进水中游泳。我的外祖母很年轻的时候就得结核病死了，她的死给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曾外祖母）打击很大，从此以后，她就郁郁寡欢，终日沉默寡言，也不想吃饭，不同别人搭话。就在我外祖母病逝的第二年，有一次，她一个人到外面去散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人们在易北河里捞到了她的尸体。我妈妈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外高祖父，学识比谁都广博，他也比他的儿子更有学问。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十分尊敬他，他在这两个教派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他十分虔诚，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迹：有一次闹火灾，熊熊烈火越过了他的屋顶，饶恕了他，而他周围的其他房子都被烧成了一片瓦砾。我妈妈的曾祖父一共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后来改信基督教，成了一名医生；在这四个儿子中，只有我妈妈的祖父的运气特别好，他躲避了一切灾难，活了下来，而他的三个兄弟，没活多久都死了。他，我妈妈的祖父，是个幸存者，他生了一儿一女。据我妈妈讲，那个儿子即我妈妈的舅舅，有些神经质，他名叫那旦。那个女儿就是我外祖母。
值得说一句的是，卡夫卡的母亲也曾经谈到过自己的身世。但是，她所提到的同卡夫卡上述日记的个别地方有些出入。上述日记20年后，卡夫卡的母亲已经是75岁的老人时，亲笔写了两张纸条：
我亲爱的已故丈夫出生在沃塞克，那是在施特拉柯聂茨附近。他的爸爸长得虎背熊腰，十分健壮，他是屠夫，但是他的寿命不长。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婆婆一共养了6个孩子，她是一个非常勤劳的女人，一辈子含辛茹苦，悉心照料孩子，孩子是她生活中唯一的乐趣。我的丈夫从14岁起就漂泊异乡，他不得不自谋生计。他在20岁那年当了兵，后来，他一步一步地往上升，一直当上了中尉；他在30岁那年娶了我，当时，我们手头只有一笔小小的款子，我们用它来做买卖。我们两口子十分勤快，生意做得红火，渐渐地我们有了一点小名声。现在活在世上的只有3个女儿了。长子叫弗朗茨，他的性格很软弱，但他的身体倒是挺壮的，他是1883年出生的；两年以后，我们又添了一个小男孩，他叫格奥克，他长得既健壮又漂亮，可惜，他在两岁时就得麻疹死了；后来，我们又有了第三个孩子，但是，他还没有活到6个月，得了中耳炎，不久就死了，他叫亨利希。现在，我们的三个女儿都出嫁了，她们的日子都过得挺顺心。
我是在巴特·波得布拉特出生的。我的外祖父，也就是我妈妈的父亲，从小就受到犹太教的熏陶。他跟我妈两个人一起经营一家商店，而且，这商店还是挺大的。不过，在外祖父的眼里，犹太人的教规比买卖重要得多，他对商店里的事情不太关心，买卖上的事，他总是马马虎虎的；而对犹太教，他却十分尽心。我在小时候，曾听他说过，他还有两个兄弟，其中一个弟弟虔诚到了极点，他不管学校里的孩子怎样成群结队地跟着他、嘲笑他，他总是在外衣上面缀上一些线条，以表示他对犹太教的忠诚。在学校，老师批评了孩子们的胡闹，他告诉孩子们，不要在圣人面前调皮捣蛋，否则他要处罚他们。我的这个亲戚天天去易北河里洗澡，在大冬天，他就扛一把镢头，先在河面上刨开一个窟窿，然后再下水。我的外祖父的另一个弟弟是医生，他也接受过犹太教的洗礼。
这个信奉犹太教的长老只有一个女儿，那就是我妈妈。她在28岁那年，因为得了天花而离开了我们，除了我还留下了另外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她死那年我才3岁。我爸爸在她死后第二年，又重新娶了一个妻子，因为当时我的3个哥哥已经流落到了其他地方，所以，爸爸和他的新娘变卖了在波德布拉特的房子和商店，移居到了布拉格。在那里，爸爸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做什么事情，到了86岁那年，他便寿终正寝了。我爸爸是在洪波莱茨出生的，他生前曾织过布，后来，他还在波德布拉特开了一家商店，专门经营零售布匹。他一共有4个兄弟，他们都开工厂，他们当中，有3个活得挺长的。我自己有5个弟兄，其中4个弟兄是搞买卖的，另外一个是医生，他们当中，有两人的寿命相当长，他们在很大年纪时才离开人间。
弗朗茨·卡夫卡的父母，出身不同，这一点在他们的结婚卡上就可以得到证明：海尔曼，犹太人，捷克地区人，老家在一个很偏僻的乡村，是个无产者，住在布拉格的一个贫民窟里，它在犹太隔离区里，那个隔离区一直是开放的，20年以后，它被彻底扫平了；朱丽叶出身优裕，娘家有比较大的资产，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属于德国犹太市民阶层，住在一套很漂亮、阔绰的住宅里，它位于旧城区的环城马路旁。一年之后，即1883年7月3日，弗朗茨·卡夫卡在圣克劳斯主教的“钟楼”住宅里出世了，这个住处恰好是在布拉格两个区的交界处，这个出生地，似乎要再次显示一下，他父母的出身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由于父母不同的出身，把卡夫卡与“布拉格学派”的其他作家截然分开，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能娴熟地用捷克语进行交谈写作，在所有的布拉格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住在老城区，在犹太隔离区旁生活。当时，这个隔离地区的邻近地区还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地区。这样卡夫卡始终与捷克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一直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他对朋友雅诺赫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总有这样一些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我们的脚步不稳、眼睛也不知道往哪里看，我们好像在一条悲惨的小巷里面，我们的心在不停地战栗。不管这个城市多么干净，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对我们来说，肮脏的旧犹太城，比它周围的新城区现实得多。”布拉格的旧城区，是卡夫卡所熟悉的地方，也是他感到十分亲切的地方，除了他后来因得病不得不去疗养院以外，他一生很少离开过这个地方。卡夫卡的一个熟人回忆说：“有一次，我们站在窗户旁边，俯瞰下面的环形广场，卡夫卡用手指了指远处的一群建筑物，说：‘那是我以前的中学，面向我们的那座楼是我以前的大学，向左一点是我的办公室。’卡夫卡用手画了一个圆圈说：‘我一生都被圈在里面了。’”
卡夫卡一家在布拉格定居以后，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勤俭持家，小心谨慎地安排生活。在商店开业后的头七年里，一家人的住房既简陋又矮小，而且还经常搬迁。他们住过的房子有：文采广场56号，盖斯特巷V/8号，采尔特纳巷3号，尼克拉街36号，这些房子都在旧城区里，或紧挨旧城区，就连他们的第一所比较宽敞的房子也不例外，他们一家是1889年6月住进这所房子的，它位于旧城区中，在两条环城马路中间，在它的旁边是市议会大楼。在这所房子里，卡夫卡的三个妹妹相继出生了：大妹妹艾丽于1889年出生，二妹妹娃丽于1890年出生，三妹妹奥特拉于1892年出生。在这个房子旁边，有一条马路，这条马路和附近的一些小巷两边，有许多窄小的房子和庭院，“房子是互相串通的”，“阳台沿着院子，向外延伸出去”。卡夫卡只去过布拉格附近的公园，偶尔也到郊外去，此外，那些庭院和阳台便是也童年时代的玩乐场所。1889年秋天，卡夫卡上学了，就读于德意志男子学校，学校的生活在卡夫卡的心里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30年以后，他对这段童年生活仍然保持着清新的记忆，他在给弥勒娜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家的女厨师是个干瘪、矮小的女人，她有一副鹰爪鼻，脸颊深深地凹下去，脸色蜡黄。不过，她的筋骨倒挺结实，精力也很充沛，这家伙还有一副高傲的神态。她每天早晨送我去上学，每次，我们都是先穿过环城马路，然后穿过苔思巷，最后过一道拱形门，这样我们就到了肉类市场旁边的一条小巷，然后来到肉类市场，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天天都是这样走的。每次走出家门的时候，女厨师总是吓唬我说，她要向老师告状，说我在家里很淘气。也许，我在家里确实很淘气，而且会有些犟头倔脑、调皮捣蛋，有时还可怜自己，人们从中很难找出一些符合老师胃口的东西，这一点，我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对女厨师的威胁也不敢充耳不闻。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去学校的路无比漫长，总感到路上会出许多事，事实上，从家到学校的路不算太远，正是从这少年的轻信中，我逐渐滋长了胆怯懦弱的性格，我逐渐有了一种威迫感，好像有一个幽灵紧紧跟在我的身后，我知道，女厨师是不敢同老师讲话的，因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至少，在走到旧城区的环城马路之前，我是这样想的。尽管别人尊敬女厨师，但是她毕竟是搞家务的……在快要走到肉类市场的那条胡同时，我对女厨师的害怕心理占了上风，这时，学校本身对我就是一个威胁，女厨师使我更加害怕学校，我都不敢进学校了；于是，我开始向女厨师求饶，但是，她总是摇摇头，不肯原谅我，我越是恳求她，她就越显得高贵，我所面临的危险也就越是显得大。最后我停了下来，乞求她饶恕我，她不听，拽住我就向前走，我便吓唬她说，我要到爸爸妈妈那里去告她的状，让他们替我报仇。女厨师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在这个时候，她的权力很大。我紧紧抓住一家商店的大门，那大门装饰得十分考究；或抓住街角的大石块，我不愿再走了，除非她对我说，她饶了我；我还紧紧地拽住她的裙子，向后拉她，她要制服我不是件容易的事。女厨师一边向前拽我，一边对我发誓说，她非要把这一切告诉老师不可；这时，时间已经不早了，雅各布教堂上的钟已敲八点了，校铃也跟着响了起来，其他的孩子向学校跑去。我一向害怕迟到，于是，我同女厨师也一起向学校猛跑，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嘀咕：“她准会告诉老师的，也许她只是吓唬吓唬我，她不会告诉老师的。”最终，她真的没有告诉老师，她从来没有告过我的状，但是，这个可能性在不断地增大，她老对我说：“昨天，我没在老师那里告你，今天我非告你不可。”她是决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童年时的幻觉和恐惧，他总觉得有一个幽灵在跟着他，他每天上学时都要经受心灵上的强烈刺激，久而久之，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卡夫卡的这种状况，与他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的布拉格，教育孩子的问题，普遍得不到重视。卡夫卡是由女管家看大的，女管家叫玛丽·魏·尔纳，是捷克人，她在卡夫卡家里干了几十年，她与女厨师判若两人，性格十分温柔，态度和蔼可亲。在卡夫卡父亲面前，她总是胆小怕事，一旦与他有不同的意见，她就连忙说：“我没说什么，我不过心里想想。”卡夫卡的童年除了与女管家和女厨师“这两个受尊敬的女人”在一起之外，他们家还请了一个保姆，后来还请了一个法国家庭教师，这在布拉格的富裕人家看来，是不可缺少的。后来，海尔曼·卡夫卡经过刻苦的努力，拼命干活，他的商店越办越大，而且他在商店里安置了一处住所。那里，十分喧闹、嘈杂。朱丽叶·罗维整天围着他转，既要当好他的帮手，又要替他安抚雇员的情绪，因为海尔曼认为，那些雇员是畜生、是狗、是“雇佣来的敌人”。海尔曼对儿子的生活、学习一概不闻不问。偶尔，在饭桌上看到卡夫卡，对他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地教训一通，就算了事。到了晚上，海尔曼总是玩着纸牌，他一边玩，一边大声叫喊，或者放荡大笑，同时，他始终在抽烟斗，在他那间陈设讲究的屋子里，始终笼罩着混浊的空气。卡夫卡就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父亲的专横，使他总处于“战战兢兢的奴隶地位”。父亲对他发出简短、但十分粗暴的命令，经常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使他经常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状态。卡夫卡成年后说当时他“办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我只有手中捏着的东西，只有嘴里咬着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一无所有”。海尔曼对儿子粗暴的态度，是造成卡夫卡优柔寡断、自暴自弃的主要原因。卡夫卡当时生活在奥匈帝国，它是个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地区在内的封建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奇怪的混合物，已经摇摇欲坠。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的冲击下，“由继承和窃得的小块土地拼成的七零八落的奥地利君主国，这个由十种语言和民族构成的混乱局面，这堆由绝然矛盾的习惯和法律乱七八糟拼成的东西，终于开始土崩瓦解了。”（《奥地利末日的开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516页）而当时的布拉格，从表面上看，是“王朝的一个封闭的盒子”，养老者、怪僻的人、文学家都把布拉格看成一个理想王国，但实际上，布拉格作为奥匈帝国的一个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奥匈帝国内部的所有矛盾，特别是在世纪交替的最后十年里，也就是在“奥姆拉蒂玛”事件的那十年里，捷克民族同德意志民族的矛盾已经开始了，街头冲突和暗杀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布拉格的许多居民对那些暴力事件竭力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是他们在校的子女却直接面临着交战，即德意志学生和捷克学生的交战。这种战争由来已久，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卡夫卡后来结识的朋友奥斯卡·鲍姆，就是在一次类似的冲突中双眼严重受伤，最后双目失明。卡夫卡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对现实不理解，感到恐惧，再加上他是犹太血统，还要受到排犹主义的精神迫害。所以，他只能与外界断绝来往，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他说：“我的思想在现实之外，它同眼下的一切事情都毫无关系。”他在把自己同巴尔扎克相比时这样写道：“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道：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道：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卡夫卡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随时都承受着他无法摆脱的压力，他和社会无法沟通。后来，卡夫卡40岁的时候，他想通过自己童年的经历劝告妹妹艾丽，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去抚养。从他强烈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对他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他对艾丽说：
当父母的都十分自私，自私——这是父母亲的根本情感。在教育孩子上，就连父母亲最伟大的抚爱也要比雇佣教育者一丁点的慈爱自私得多；因为孩子是自己的骨肉，所以，父母亲不会像一个普通的成年人那样，去自然地对待孩子，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情况。孩子是父母的亲生骨肉，父亲在教育孩子时（母亲也是这样），是这样看待他的：他曾经在孩子出世前就憎恨过他，但是他无法消灭他，因为这个弱小的孩子会比他更有权，会比他更加强大。所以，他不等孩子长大，就向他大发雷霆，向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或者，他会惊愕地发现，孩子身上缺少他可以用来标榜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因而在整个家庭中是必不可少的。我再强调一遍：他可以用来标榜自己的东西，孩子就必须能，整个家庭就必须有！于是，他就强行向孩子灌输这些东西，这方面，他经常做得很成功。但是，他也有做得失败的时候，因为他砸死了孩子……或者他只把孩子当做情人，他依附于孩子，把自己贬低成孩子的奴隶，他因慈爱而毁了孩子。
孩子是在自私自利中出世的，他领教到两种教育方法：分成不同等级的暴虐态度和奴颜婢膝的态度。而暴虐态度却是以十分温柔的方式表观出来的，当母亲的会说：“孩子，你得相信我，我是你的妈妈呀！”奴颜婢膝的态度则是以一种十分强硬和傲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家长会说：“孩子呀，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就必须把你培养成我的救星！”这两种教育孩子的手段都十分可怕，这其实是反对教育的手段，它们只能把孩子打回到他所出生的地底下去。
卡夫卡的上述话语，无意中折射了他本人所受的家庭教育。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他被父亲不断加深的教育观念所左右，不得不而且极其认真地想实现父亲强加给他的所谓理想。如：在他还在工人保险事务所供职时，就跟一个花匠学手艺，后来，他又跟一个木匠学做木匠活。他一直很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欣赏朋友的旺盛精力，坚强的决心和自信心，就连别人剽悍的身体也会让他赞叹不已。在他的一生中，这些观念和他所做的努力与他后来不断发展的寂寞、孤独感交织在一起，使他对清教徒都要顶礼膜拜了，如他爱吃素，喜欢大自然，对医道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