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周伯宜一生科场不如意，这成为生长于书香门第的他的一大遗憾。于是，他把殷切的希望寄托在了长子的身上。当鲁迅年仅7岁的时候，他便命他入同族开设的一家私塾读书，全面、系统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鲁迅入的第一个私塾，是远房叔祖父周玉田在新台门开设的。周玉田学问渊博，精于考据，他家里有着大量的藏书。其中绘图本《山海经》和《花镜》吸引了小鲁迅的注意力，他对书上的动人故事和美丽的奇花异草神往不已。鲁迅上学时采用的教材就是父亲从前令他背记的《鉴略》，周玉田也严格要求他从这本书中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比起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花镜》和《山海经》来，《鉴略》可真是枯燥乏味至极了，这种不求甚解的机械记忆令小鲁迅烦躁不已。然而，也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他自觉干的，那就是抄录了玉田老师著的100首《鉴湖竹枝词》，而且特地在卷末用小字记下了年月。作为鲁迅的启蒙老师，周玉田老人以他的博学得到了鲁迅的爱戴。老人终生设塾教书，没有其他职业。后来，当鲁迅代表全家参与商议房族事宜时，周玉田老人曾辞严色厉地申斥过他，但鲁迅并未因此而将启蒙老师记恨于心。
正是在周玉田的私塾里，鲁迅开始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古典文学的熏陶。鲁迅听玉田老师说《山海经》上有许多稀奇美丽的图画，便一心想得到它。他偶尔向长妈妈谈起自己的心愿，没想到，过了一个来月，长妈妈从家中探亲回来时，神秘兮兮地把一包书递给他：“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小鲁迅想，长妈妈经常送他好吃的、好玩的东西，这次带什么了呢？看着他那又好奇又着急的样子，长妈妈忍不住戳着他的鼻子说：“你要的有画的‘山海经’，我给你买来了！”原来，长妈妈回家时，特意去旧书店搜寻了一番，惊喜地发现了古旧的绘图本《山海经》，便买了下来。小鲁迅打开纸包，果然4本书里画着各种各样的飞禽怪兽，什么九头鸟、人面兽，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啊！当他看到怪物弄天被砍掉了头，仍然“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而舞”时，他被弄天那至死不休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书中简洁的语言，直观形象的插图给小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鲁迅从长妈妈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本绘图的古书，更是上古文学的最初的启蒙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浓情厚谊。
远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周介孚一直遥遥地关注着爱孙的成长。当他听说孙子入塾读《鉴略》之后，很是欣喜，他又额外给他增加了其他课程。周介孚是一个有着丰富的古典文学修养而又比较开明、民主的家长。他没有像当时许多家长那样，命令下一代念四书五经。他主张在读《鉴略》之余，应该根据儿童的心理，读通俗易懂、生动曲折的小说《西游记》。然后，再读《诗经》，《诗经》是中华民族文学的源头，是必须读的。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大量的古典诗词的课程。在祖父的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诗词。祖父还经常查看他们的作业，有时还让孩子们把作业讲给他听，如果有讲错的地方，他就一一加以纠正。他还教育孙儿们做事必须有“恒心”，只要树立一个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恒”这一个字烙在了鲁迅的脑海中。
小鲁迅在搜集、阅读各种绘图的书的过程中，逐渐对民间美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在纸上和墙上随意地画一些人物和禽兽、花草，渐渐地爱上了绘画。
作为一个巨大的复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既以它的博大精深散发着灿烂的光芒，又以它那极端盲目服从和追随观念给中华民族罩上了一片阴霾的天空。19世纪末的中国，封建王国已经摇摇欲坠，但“三从四德”等腐朽的封建思想仍然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曾经出产“孝子董黯、孝女曹娥”的浙江绍兴一带，曹娥江的水仍在哗哗地流淌，董子庙仍然香火不断。周家也无法避免地浸染着封建文化的气息。一次，一位长辈爱怜地送给小鲁迅一本书《二十四孝图》，指望孩子能够从中“获益”，然而，小鲁迅欣喜若狂地打开这个绘图本的小书之后，却被书中的故事惊得目瞪口呆！晋代的王禅早年丧母，继母朱氏不仅恶毒地对待他，而且阴险地挑拨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他明知如此，不但不反抗，反而愈发地孝顺继母。严寒的冬天里，继母想吃鱼。然而此时去哪里弄鱼呢？王禅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冷的冬日，脱去衣服，躺在又硬又冷的冰面上，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冰层，设法弄到冰层下面的鱼！王禅这种一味的孝顺透着盲从和懦弱，真令人不可思议！还有70多岁的老莱子为了逗父母开心，竟然身着彩衣，像婴儿那样倒在父母面前的地上，摇着拨浪鼓，做出各种怪态！这种孝子行为不择手段，丧失了起码的人的尊严。最令鲁迅害怕的是“郭巨埋儿”的故事：为了母亲有粮食吃，郭巨一狠心活活地埋掉了自己三岁的儿子。这种舍小救老的行径令小鲁迅很担忧。那时，鲁迅的家境正在日益衰落下去，他常常听到父母谈话时，发愁家中粮食不济。读了这则故事，不由得心想：“如果有一天，父亲为了孝顺祖母，那么埋掉的岂不正是我吗？”这本《二十四孝图》于孝悌的外衣下，凛然透着惨无人道和愚昧、盲目的阴森冷气，令年幼的鲁迅身心俱寒。他直觉地蔑视这种愚孝行为，又不禁同情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对于那位热情地送他这样一本书的长辈，鲁迅则发自内心地厌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后来，当他回忆起童年时的这件事时，愤慨地说：“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单调的私塾学习生活并不能满足小鲁迅那一颗充满无限童真乐趣的心。他虽然以自己的聪明学习到了许多文学知识，但他更向往着那纯粹天然、秀美的大自然。只有在那里，他那原始的、带着泥土气息的纯朴天性才能得到尽情的发挥。
鲁迅的外婆家住绍兴乡下安桥头，那年的春天，鲁迅抑制不住外出游玩的渴望，去外婆家住了几个月。那是一个位于曹娥江边只有200户人家的小村庄，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缓缓流过，外婆家的旧宅就临河朝南而建。站在宅子门口，经常能看到捕捞鱼虾的细长的小船优哉游哉地荡在河面上，凑近一瞧，会有婀娜的水草摇曳在清冽的河水中。河边，不知名的小花默默地绽放着它的美丽，偶尔会有一阵风儿吹过，送来村庄周围的田野里泥土的芬芳和河水的潮湿气息。在这如诗如画的氛围中，小鲁迅尽情地散发着孩童体内的野性，他和农民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常常一起去放牛，钓鱼。距离外婆家一里外有一个曹娥江边镇，小鲁迅和伙伴们不辞辛苦地跑到那里，去捉水蟹，观赏潮起潮落的壮观景象。他还从农民孩子那里学到捕捉鲫鱼的方法，与他们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
转眼间，鲁迅已经在周玉田的私塾里度过了4个春秋，12岁那年年初，他结束了那里的启蒙教育生活，到另一个族叔祖周子京的私塾继续读书。周子京的私塾在新台门自己家中，与鲁迅家只隔一个天井。他也是读书人，曾经去江西受职，后来却患了经神失常的病被送回绍兴家乡。但呆病并未因此而好转，他仍旧时而痛哭，时而寻死，而且愈演愈烈。据说，周子京家的上一代曾经把无数金银财宝埋藏在新台门的地底下，周子京也对此深信不疑，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挖出深埋的金银，过上富裕的生活。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在他自己的桌子下面，一道道白光像一柄柄利剑一样闪亮闪亮的。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提早放了学，连夜在桌子下面挖了起来。挑灯夜战的结果却是挖到了一方石椁，这样一个不吉利的东西映入眼帘，使早已精疲力尽的教书先生一下子瘫倒在坑口边……金银没有挖到，周先生却卧病在床。鲁迅很同情地来到老师的床前，令周子京老先生感动不已……
鲁迅虽然很同情老师，但老师并没有给予他更多的知识。周子京虽然曾是比较著名的读书人，然而精神病却使他在教书中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学生问他“蟋蟀”如何解释？他慢条斯理地说：“蟋蟀，即虱子！”鲁迅放学回家后，把这件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哭笑不得，这样胡乱授课，岂不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不久，鲁迅便退塾了，离开了周子京的私塾。而周子京自从那一夜寻金银不成，更加重了疯病，整日高喊着“白光！白光！”在绍兴的大街小巷上蹦蹦跳跳。一天，他来到了塔子桥下，看到河里映着粼粼波光，便身不由己地直奔河中的“白光”跃去。他到另一个世界追寻他的“白光”去了。周子京在生活中是一个受人嘲弄和蔑视的贫穷的教书先生，然而他的贫穷和疯癫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生活中，被那个社会无情地挤压的结果。鲁迅对周子京的遭遇感触颇深，后来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白光》，反映封建制度对知识分子的身心摧残以及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中的悲苦命运。
夏秋时节，离开了私塾的鲁迅又去乡下探望外婆。这时，外婆已经从安桥头搬到了皇甫庄。这是一个四面小河环绕，村内水道纵横交错的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在这个全新的乐园中，小鲁迅很快结识了一批农民孩子，他和新朋友们一起，白天放牛、钓鱼、挖蚯蚓，晚上则去邻村看社戏。月色朦胧的夜晚，一只乌篷小船缓缓地行驶在小河上，船里不时地传出清脆的说笑声，与船橹拍击水面的声音和潺潺的流水声相互应和着，打破了河流两岸碧绿的田野、黛黑色的山峦与溶溶月光构成的一片静谧。鲁迅以及小伙伴一行几人就这样缓缓地走入神秘的仙境。一会儿，便见到赵庄了。鲁迅站在船头，只见一座戏台隐隐约约地屹立在河边的空地上，依稀有几棵大树围绕在四周，映在河水中的戏台和树影愈显清晰了，与柔和的月色构成了一幅如诗的图画。鲁迅和伙伴们睁大了双眼，观赏着台上演的《落绣鞋》、《游园吊打》。这两出戏是“没山班”和“乱弹班”合演的著名的绍兴戏。后来，他结合这段月夜划船看戏的经历创作了小说《社戏》。
在皇甫庄有一出常见的目莲戏，叫《跳无常》。五更天的时候，一阵清脆的哨音把台下看了一夜戏的观众吹得精神振奋。紧接着，一个身穿白衣、头戴三尺纸糊高帽、粉面朱唇的小鬼“无常”跳上戏台，似笑非笑、似哭非哭地做了一番戏剧动作之后，自述经历，便开始骂起“狗”来：“你这势利狗，狗眼看人低……”他把“癞皮狗”、骗人狗、“吃斋念佛狗”等等各种各样的坏狗逐个儿骂了一遍，直骂得痛快淋漓，这“活无常”一边痛骂，一边表演着打狗的动作。台下的观众越听越扬眉吐气，他们知道是在骂那些各种各样的恶人。小鲁迅也静静地听着，细心地把台词记在心里，长大以后，他仍不无感慨地说：“在一切鬼众中，就是这‘活无常’最有人情。”是啊，“活无常”的激越的言辞和举动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对平等和公正的渴望，揭露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些罪恶现象。他那活脱脱的表演也给小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活无常”收入了他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
目莲戏在皇甫庄很盛行，方圆几十里的农民都要或步行或坐船赶来观看。戏开场前，有一个“起殇”的仪式：由人扮演鬼王、大鬼和小鬼，手执钢叉、刀枪，骑着马和牛去周围的荒野和墓地，召唤“阴魂”，让鬼魂们也一同来看目莲戏。由于多年前在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战斗中，皇甫庄附近牺牲了许多百姓和太平军。为了纪念他们，起殇活动搞得分外的隆重和盛大。
一天晚上，小鲁迅忙三迭四地吃完了晚饭，跑出门去看“起殇”。他在人群中听到两个扮鬼王的人说：“唉，扮小鬼的还不够，谁来扮？”几个孩子生怕扮鬼会惹鬼上身，都畏惧地缩到了人群中，看着他们那躲躲闪闪的样子，小鲁迅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说：“我来扮！”“你是谁？”扮演鬼王的师傅看他眉清目秀、衣冠整洁，不禁问道。当得知他是城里来的瑞姑奶奶家的小官人之后，不禁乐呵呵地称赞道：“城里来的孩子，就是勇敢！来吧！”就这样，小鲁迅扮起了小鬼。只见鬼王开路，后面跟着大鬼、小鬼，众鬼浩浩荡荡地向荒冢野地进发。鲁迅和一个“大鬼”同骑在一匹马上，他手执钢叉，一看到坟头，便用力戳去，召唤墓里的“魂”。起殇的队伍在野外绕了一个大圈儿，夜幕降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戏台后面。他刚刚洗掉脸上的“鬼妆”，就被外婆一把揪住：“谁让你去的？当心小鬼缠身！”话音未落，便不由分说给他一顿拍打，一边自言自语道：“打掉你身上的鬼气！”看着外婆那张又生气又发愁的菊花脸，小鲁迅心中一阵好笑，一出溜便从外婆的胳膊下逃跑了。他浑然不觉参加这种粗野的封建仪式，是有失大户人家的少爷身份的。年少的鲁迅只知道，这一勇敢而神秘的举动，给他带来了似幻似真的感受和无穷的乐趣。那时，他还无法知道，正是在与粗野的民间戏剧的亲近中，他加深了自己的文学艺术的修养。这段生活经历不仅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他那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
年幼的鲁迅在绍兴城里曾与蛮横的壮孩子八斤较量过高低，后来又愤怒地在墙上画了“射死八斤”的漫画。八斤从此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气焰嚣张了。在皇甫庄外婆家，少年鲁迅又一次爆发了他那天生的倔脾气，带领小伙伴们怒打了地主范老太爷家的恶狗。
范老太爷是皇甫庄一家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他家门前养着一条又高又壮的大黄狗。这条狗也像它的主人一样，势利而凶恶，经常对着路过的穷人狂吠乱咬。一天，小鲁迅和两个伙伴儿走过范家大门口，那条狗突然窜了出来，张牙舞爪地扑向小鲁迅。三个孩子吓得没命似的一阵飞奔，好半天，那条狗才停住脚步。小鲁迅的脸已经惨白惨白的，心中的恐惧久久才散去。他平时没少听说这条恶狗伤人的故事，今天才领教了它的可恶。“这条恶狗不除，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村里的百姓终日不得安宁。”他暗自思忖，不禁悄声地对身边朋友说：“我们去打死它！”三个孩子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晚上，他们用饭团把狗引到村子边儿的僻静处，趁着狗低头专心致志地吃食之际，用一根铁棍儿向着狗头狠揍下去，那狗当即跌倒在地。紧接着，石头、棍棒齐下，不一会儿，那条恶狗便四腿伸直，口鼻流血，咽了气。后来，范老太爷凶神恶煞地找到了那两个本地孩子家中，要让他们给狗筑坟，披麻戴孝，否则，就要上告县里。小鲁迅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样大，他想：怎能让朋友承担罪责呢？他主动找到范老太爷家中，勇敢地说：“你家大黄狗是我打死的，要怎样处罚，你找我好了！和他们没关系！他们只是在旁边看热闹！”范老太爷一看是城里来的小官人，心想：他家一向有势力，祖父还在京城做官，这可不是好惹的！范老太爷忽然转怒为喜，笑逐颜开地说：“小官人，你这话说哪儿去了。我家那条狗那天确实不该冒犯小官人。不过，你们也不应该把它这么快就打死了！这样吧，你们三个把狗埋掉，这事儿就算了！”小鲁迅勇敢地承担了罪责，他敢作敢当的气度赢得了小伙伴们的爱戴；同时，又狠狠地杀了杀地主范老太爷的嚣张气焰，给村里长年受他欺侮的穷人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他，都亲切地称他“小官人”。
生长于仕宦之家的鲁迅不可能永远这样随心所欲地在乡间的大自然中发挥体内过剩的精力，就像他的许许多多乡村伙伴那样。刚刚从外婆家回到城里，父亲便把他送入了绍兴城内最著名的、也是最严厉的私塾：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先生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一生不喜爱宦场和社交应酬。以教书为生活和人生的乐趣，他极富同情心，自己不富裕但施舍或帮助穷人时却从来都在所不惜，那时，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向中国市场，他出于爱国心，从来不买洋货，而且深深地厌恶帝国主义，常说“外国人骗钱”。他的个人生活极俭朴，他和儿子两个人共用一件长衫，而且长衫的肩背上已经打上了很显眼的补丁。父子两个，谁出门就把它穿在身上，回家后马上挂起来备用。他在19世纪的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开明、善良的塾师。当时，一般的私塾里，用戒尺体罚学生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寿镜吾老先生很少这样，如果学生不用功读书，他就会严厉地辞退掉了事。
质朴、宽容的德行与他那严谨而古老的教学风格并不矛盾，他主要教授《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孟之道，“三味书屋”这一名字集中地体现了私塾主人的教学理想。古人曾把经书、史书、子书比作三种食物；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三味书屋”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授课的方式，每日只是背书、听书、习字、对课之类，对于孩子们来说，实在是枯燥至极的。怎奈寿先生一向严厉认真，孩子们只好小心翼翼地应付功课。在家庭和私塾的严格教育下，鲁迅学习比较认真，加之天资聪颖，课堂上一般的问题都难不倒他，因此很得寿老先生的喜爱。然而，调皮的鲁迅也曾干了一件极对不起寿先生的事。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作文水平，寿先生经常让他们对课。寿先生先说一个短语或短句，学生必须立即站起来，说出一个字数相同，词性相对、平仄和谐的短语或短句。一次，寿老先生高声说出了一个课题“独脚兽”，让大家思考思考，同时他那严肃的方脸上，一双眼睛从老花镜后面慈祥地望着大家。一会儿，他叫起了几个学生，他们不是对“九头鸟”，就是对“百脚虫”。寿老先生始终紧皱着眉头，突然叫起了鲁迅：“樟寿，你对对看！”小鲁迅根据读过的《尔雅》自信地回答：“独脚兽对比目鱼！”“好！坐下！”寿先生不禁眉开眼笑：‘独’不是数字，但含有‘单’的意思；‘比’不是数字，但含有‘双’的意思。对得妙！正兴高采烈地夸奖间，寿先生突然发现另外一个学生在下面东瞧西看，不认真听讲，便生气地叫起了他：“你再对对‘独脚兽’。”那个孩子平时不用功，现在哪里能对得出来呢？急忙向小鲁迅求助。小鲁迅当时存心想开这个贪玩同学的玩笑，便悄声告诉道：“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个同学也不思忖，脱口而出“‘四眼狗’！”这是嘲弄戴眼镜的人的粗话，寿老先生气得一脸的怒色，浑身发抖，差点没把眼镜摔下来。他狠狠地批评了这个口出粗话的孩子。小鲁迅觉得自己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一下子伤了两个人，尤其对不起寿老先生。放学后，他主动向老师承认了错误。是啊，孩童时期的恶作剧可以肆无忌惮，但却往往于无意间伤害深爱着自己的亲人；当他渐渐地成长起来，体味到丰富的亲情、友爱，又会为自己的年幼无知和幼稚莽撞而深深地内疚……
鲁迅一直对寿老先生很敬重，积极配合老师授课。寿先生认为读书应该三到：心到、眼到、口到，然而很多学生听完后都心不在焉。小鲁迅是个有心人，为了铭记老师的这一教诲，回家后他动手精心地制作了10张“三到”书签。他用白纸剪成一张张小书签的形状，边沿用红纸条围贴成一个个小框框，在书签的上面写着“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10个字。做完后，他自己留下了一个，把其余的9个全部送给了班上的同学，鼓励他们用功读书。上课的时候，寿先生无意中发现了学生的书中夹着的书签，惊奇地询问是谁做的，当得知是小鲁迅动手做的之后，高兴得那一缕花白的胡子都颤悠起来，他感慨道：“我的学生都像樟寿这样，就好了！”
寿镜吾先生不仅喜欢小鲁迅，而且也极关心、疼爱他。13岁那年，鲁迅的父亲得了重病，医生说必须弄到3年的陈仓米才能救治病人，这可急坏了鲁迅全家。寿镜吾先生得知后，第二天便身穿他那唯一的长衫，肩上背着一个褡裢来走进课堂，一见小鲁迅便高兴地对他说：“樟寿，别发愁了！3升3年的陈仓米，我给你弄到了，快拿回家去给你父亲治病！”昨天，小鲁迅本是无意中说出这件事的，没想到寿先生如此记挂在心。小鲁迅望着寿老先生那飘动的银须和老花镜后面那一双无限慈爱的眼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是啊，一个人在最无助的情况下得到别人的慷慨援助，恐怕是终生难忘的。小鲁迅攒下平时的零用钱，过年时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用红纸包得规规整整的，在向寿先生拜年时送给了他。他用一个孩子所能尽的最大努力表达了对老师的敬仰和感激之情。
严格的教学方式笼住了孩子们的身体，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三味书屋”那郑重的匾额只能暂时唤起孩子们的学习热忱。每当寿镜吾老先生在前面朗声读书，并陶醉在书中世界的时候，孩子们便会敏捷地溜到书屋旁边的寿家的后园，去折腊梅、寻蝉蜕、喂蚂蚁。小鲁迅还喜欢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手指上做游戏。在读《四书》、《五经》的间隙里，鲁迅还广泛阅读各种野史笔记，头脑中增加了许多传说故事。他还喜欢画画儿，用荆川纸描摹古典小说上的绣像。他把《西游记》、《荡寇志》的绣像画了一大本，后来卖给了一个同学。后来，鲁迅回顾这段生活时，感慨地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足见鲁迅当时学习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对古板的教学内容的厌烦。不久，鲁迅的父亲病情日甚一日，家中日益贫困。他仍然节省各种开支用来买画书，买不起的就自己动手抄。因此，他对《茶经》、《五木经》、《毛诗品物图考》、《芥子园画传》、《花镜》等书一字一句都极为熟稔。他最爱看《花镜》一书，这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各种花草的生活和栽培常识。鲁迅不但仔细阅读，描摹图画，还亲自校正其中的错误。一天，他看到《山踯躅》这篇花文。“山踯躅，俗名映山红。以羊粪为肥，若欲移植家园，须本山土壅始活。”后来，他从大禹陵附近的青山上挖了一棵小“映山红”，用百草园的土把它移植到花盆中，结果映山红照样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小鲁迅便在《山踯躅》这篇文章后面，做了一句批注：“按：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他大胆地通过实践来纠正古典经书中的错误。
三味书屋的生活极大地丰富了鲁迅的知识，开拓了他的视野。广泛的阅读使他清晰地认识到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而历代不屈地反抗命运捉弄的仁人志士又深深地令他钦佩。正是由于此时他对传统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他后来走上文坛时，他才能迅速地脱离自己耳濡目染的封建文化，毫不留情地反戈一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勇猛的斗士。
就这样，在欢乐的百草园、幽静的安桥头和皇甫庄，在严厉的三味书屋，鲁迅过着仕宦之家少爷的优裕生活。在他那不谙世事的眼睛中，世界就像优美的大自然一样生动可爱，充满了乐趣。他还不知道，生活本身不只是一支田园牧歌，它还有可怖的另一面。
1893年，鲁迅刚刚13岁，一场重大的变故降落到了鲁迅的家中。伴之而来的一系列灾难和家境的破败对鲁迅的身心成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无情地摧毁了家庭里固有的幸福和安宁。
这年三月，在京城做内阁中书的祖父周福清因母亲去世，离京回籍省亲。秋天，负责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殷如璋也离京来到浙江，主持乡试。周家的族人想到周福清与殷如璋素有交情，便几户人家凑齐一万两银子，定成钱庄的期票，请周福清去贿赂主考官，为周家子弟谋得一条出头露面之路。拜访主考官以后，周福清命人将装有期票的信函送给主考官。当时，主考官与副主考官正在闲谈，见到信后并不拆看。然而，送信人却大叫：“信中有钱，为什么不看？”这句莽撞的叫喊泄露了天机，旁人在场，殷如璋只好打开信封，把周福清的举动当众数落了一顿。从此，祸从天降，周福清以科场贿赂罪被押往苏州府查办。知府以周福清有神经病为借口，替他开脱罪名，怎奈耿直倔强的周福清却极力否认这一点。后来，周福清被刑部定为“斩监候”，在杭州府的监狱中关押了8年之久。
祖父锒铛入狱，一方面使周家在绍兴城中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祖父遭到“秋决”，周家每年都要花费一大笔钱托人去杭州、去北京疏通关节。漫长的8年中，周家渐渐地变卖了田产、店铺，元气大伤，家境一天天地败落下去。为了避免遭受株连，鲁迅和弟弟随同母亲离开了绍兴城，到外婆家避难。
幽静的水乡皇甫庄，曾经留下了鲁迅多少童年的欢笑，多少如诗如梦的回忆。时隔一年，当鲁迅再次踏上这一块土地时，他却已是满心的忧愁。他渴望着，他那颗沉重的心能在这片纯净的天空下休憩片刻。然而，纯朴的乡情和风俗无法掩饰住这方土地上根深蒂固地生长着的势利和人情的淡漠。再次踏入皇甫庄，在人们的眼中，鲁迅已经不再是仕官人家的少爷，而成了一个贫穷、可怜的小乞食者。从前对他和母亲笑脸相迎的人，如今则投以白眼，还幸灾乐祸地取笑他。后来，他又转到在小皋埠的大舅父家，寄居在大舅父的岳父秦地主家里，他又受到了更无礼的对待和公然的嘲讽。从这些富有的亲戚那里，鲁迅深深地体味到了世态的炎凉。
值得安慰的是，农民孩子们还像从前那样友善地对待小鲁迅，依旧和他快乐地玩耍。与那些势利之人相比，孩子的心是多么的纯净啊！小鲁迅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了。这一次，在与小伙伴们的亲切接触中，他了解到了更多的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地主毫不留情地索债，逼得雇农上吊自杀；盐工终日辛辛苦苦地劳作着，却一不留神就会有粗硬的鞭子抽到背上和头上，身上的血痕一道道久久不能消去；年轻、善良的女子在多少不幸的婚姻中忍气吞声，泪水只能咽到肚子里，无法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帮助……这一件件，一桩桩，那么清晰地映入鲁迅年轻的眼睛中，他不得不思考生活的本质；地主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残酷和凶恶，下层劳动者就是这样无可奈何地贫穷和悲惨。从前，他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觉得劳苦大众也和花鸟一样安乐自由，不像上流社会这般虚伪、腐败，所以还羡慕他们。然而，这一次，小鲁迅逐渐地了解到，他们是受着压迫的，有着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是一样的。对底层社会的深刻认识，对于它今后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念以及反封建的思想和后来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鲁迅著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就是以那时耳闻目睹的生活为原型创作而成的。
皇甫庄有一户贫农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女儿范姑娘勤劳、善良，从小就帮着家里操持家务。十六七岁那年，父亲做主把她许配给了村里的一户人家，还没到结婚的日子，男方就突然提出要成亲。原来，范姑娘的未婚夫突然得了重病，已奄奄一息，要范姑娘立即成亲去“冲喜”，希望这样能冲掉病灾。在一阵热热闹闹的锣鼓声中，范姑娘满脸泪水地上了轿，和一个瘦得皮包骨、不停地使劲咳嗽的男人拜了天地……谁知，结婚这件人生一大喜事并没有按男方家希望的那样，挽救垂危的新郎的生命。3天以后，范姑娘的男人仍然没有逃脱厄运，撒手赴了黄泉……可怜的范姑娘结婚3天死了丈夫，婆家不谴责自己行为的不合情理，对她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反而说她命硬、克夫，范姑娘再也无法改嫁了。只好在婆家守着空房，含辛茹苦地度过大好青春……
亲眼看到范姑娘上轿、拜天地的小鲁迅，对这一事件印象颇深。旧社会妇女婚姻不幸，以及深受封建迷信思想迫害的情景令小鲁迅开始思考妇女的命运。范姑娘成为他后来创作的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的一个原型。
祥林嫂的另一个原型是一个住在石头这座小山坳里替周家看管祖坟的妇女。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她带着儿子阿毛居住在荒凉的山上一间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寂寞而清苦的生活中，聪明、活泼的儿子阿毛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忍耐着生命中所有的伤痛，她把一生中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阿毛的身上，阿毛也生得胖乎乎的，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从小就能帮助妈妈干这干那。一个冬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地连下了好几天。中午，阿毛听妈妈的话，乖乖地坐在门口剥豆肉，很长时间也没有回屋来。阿毛娘急急地跑出去，只见银白的雪地上，打翻的豆肉碗旁边，两行细碎的野兽脚印向远方伸去……阿毛娘顿觉天旋地转，大声惊呼起来。在猎人的帮助下，阿毛娘终于在一个山窝的树下找到了阿毛的残肢，但内脏已经让狼叼走了，附近的刺柴窝上还挂着阿毛的一只小鞋……见此惨状，阿毛娘这个可怜的农村妇女一下子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她仍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经常向人诉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哇？我那阿毛被狼叼走了！”阿毛娘经常来鲁迅家向他的母亲诉苦，鲁迅的母亲总是尽最大努力给予她物质和精神上的安慰。阿毛娘的悲惨经历确确实实是发生在小鲁迅身边的事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他后来创作的《祝福》里，祥林嫂经历了几次不幸的婚姻之后，儿子又被狼叼跑了。丧子之痛使祥林嫂更快地精神麻木起来，祥林嫂那句逢人便讲的口头禅“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不知道……”和她那恍惚的神情都是根据生活中的阿毛娘的真实情状加以艺术创造而成的。鲁迅先生的作品大都源于现实生活的深厚土壤，又以洗练，深刻的艺术风格洋溢着不朽的魅力，所以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也是短篇小说《祝福》何以脍炙人口，祥林嫂这一艺术形象何以光辉耀目的原因。
避难的鲁迅抓紧一切空隙接触各种文学艺术。在迎神赛会上，他观看了表现人民复仇精神的民间戏剧《女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写了一篇杂文《女吊》。
在小皋埠大舅父的岳父秦地主家里，人们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看待这个从城里来的落难之家的后代。已经去世的秦地主是一个举人，家中专门有一个藏书的阁楼。小鲁迅无意中跑上了阁楼，发现了这一“秘密”，于是便经常上去阅读。一天，他正在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走上楼来。他是秦举人的堂兄，一看小鲁迅手中捧着的书，便唬着长脸教训道：“小乞食者，偷着看淫书，还不快放下！”小鲁迅反击道：“你咋知道是淫书？你是不是早看过了？”秦老爷没想到这个“小乞食者”寄人篱下还如此气焰张狂，这句反问气得他张口结舌，气冲冲地冲下楼去。
鲁迅的一生中曾经多次阅读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但第一次看《红楼梦》却是在小皋埠秦地主家的小阁楼。在这里，他度过了几个月受人歧视的光阴。这对于他那年少的心灵是难以忍受的，但却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的本质，对他今后的创作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量的阅读也为他今后编写《古小说钩沉》和《中国小说史略》，做了最初的准备。
第二年春夏之交，祖父受死刑的风声已经不紧了，鲁迅也结束了漫长的避难生活，回到了绍兴家中，继续在三味书屋师从寿镜吾读书。在日渐败落的家境中，少年鲁迅努力节省个人开支，继续购买各种好看的画书。那时正值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消息传来，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和几个本家在家中谈论国事，不禁忧心忡忡，他对妻子鲁瑞说：“我们有4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送往西洋、一个送往东洋去留学。”在那个只讲科举功名的年代，出身于旧文化家庭的周伯宜能够想到送子留洋，学习外国的先进科技和文化，是颇有远见的。
然而，周伯宜却没有能够最终亲自送儿子出国留学。作为一个责任感和功名心极强的书香世家之子，周伯宜在担忧国家前程的同时，个人前途也在不可挽救地败落下去，追求秀才的功名因父亲的案子被革除了，在科举仕途上彻底走进了死胡同。一生的追求何在，硕果何在？从前就烟酒不离身的周伯宜如今喝得更凶了，烟也抽得更厉害了，遇到一点小事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全家人正在心平气和地吃着团圆饭，周伯宜却一生气就当众摔掉筷子，把手中的碗也扔得远远的。心情的极度抑郁和长期以来生活的极不规律终于把他的身体摧垮了，严重的肺病使他卧床不起。
这真是祸不单行。周伯宜的病来势凶猛，冬天就开始口吐鲜血，为了止血，周家的人纷纷动手研墨，泡在茶里给他喝，因为根据旧传的学说“医者意也”，说陈墨可以止血，因为黑色可以盖过红色。其实，家人的这顿忙乱，于病人是丝毫没有益处的。在精心的调养下，周伯宜的病情平稳了些，可以就着水果喝点酒，边喝酒边给孩子们讲聊斋的故事。请了一个姓冯的医生来，后来又信不着他，将他送走了事。
周伯宜的病情好转没有多久，便因时节的转变而病势日重一日，尤其是水肿越来越严重，周家不惜资财，请来了当时的名医姚仙芝和何廉臣。这两位名医开的“药引”极古怪。什么“一尺鲜芦根”，这在冬天极难得。而经霜的甘蔗或萝卜菜，3年的陈仓米，可就难寻了，幸亏鲁迅的塾师寿镜吾先生从家中给他背来了3年的陈仓米。何廉臣还经常开一种药引：“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这可难坏了鲁迅和作人兄弟俩。他们虽然从小就爱捉蟋蟀，但都是随心所欲干的。现在，任意的雌雄两只是不行的。鲁迅兄弟又来到久违的百草园，低头拼命地翻土块，好不容易发现了同居在一起的蟋蟀，不过土块刚掀开，这一对“夫妻”马上就“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兄弟俩赶紧分头各追一只，但往往费劲地只捉到一只，但因无法凑成原配的一对，只好把捉到的那只也放生了。何廉臣还有理有据地用打破的鼓皮做成丸药，治疗周伯宜的水肿病，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庸医的荒唐医术忙坏了鲁迅兄弟。少年鲁迅是家中的长子，去药店抓药非他莫属。由于是名医，每一次的隔日出诊，费用都比较昂贵，对于周家是沉重的经济负担。鲁迅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几年中，为了营救狱中的祖父，他已经卖掉了家中的四五十亩水田；为了给父亲治病，又卖掉了剩余的田地。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典卖的了，唯一的办法是靠变卖衣服和首饰来支撑家境。少年鲁迅开始了出入于当铺和药店的生活。每天，他都要到当铺里去，把衣服或首饰送上比他高出一倍的柜台，在白眼和轻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些不知名的中药。鲁迅那年少的身躯就这样晃动在当铺和药店间，世人的白眼和家庭败落的愁苦气氛笼罩着他那年少的心，使他过早地体味到了人世的凄楚。
在两位“名医”两年的“精心诊治”下，鲁迅父亲周伯宜的病日见沉重。1896年的一个秋夜，窗外的凄风苦雨无情地敲打着早已枯萎的树叶。周家那雕花的窗格子里面，一张大床上躺着一个弥留之际的病人，他睁开一直微闭着的眼睛，目光缥缈地望了一眼默默地坐在床边的鲁迅兄弟三人，轻声问道：“老四呢？”一直守在旁边的鲁迅的母亲赶紧将椿寿叫醒，抱到床边，然而周伯宜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鲁瑞和孩子们赶紧给他换衣服，烧了经卷把纸灰给他拿着，然后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然而，他没有回答，他已经听不见了……鲁瑞和孩子们放声痛哭起来……“七七”那天，全家人为周伯宜送葬，是租用一个远方本家的殡屋才出的殡。在几天前，为了区别棺木，鲁迅特地用朱漆在棺木后方写上了一个篆文的“寿”字做记号。这一幕幕情景笼罩着无限悲苦的气氛，也深深地印在了小鲁迅的记忆中……
鲁迅亲眼目睹了庸医误人的情形，心中的懊恨无以言表。他写了《父亲的病》一文，详细地记叙了此时的情形，谴责了传统医学中的封建迷信成分。后来，为了求治像父亲一样的病人，为了增强国民的体质，他东渡日本之后，毅然选择了医学。少年时父亲的惨死是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之一。
父亲去世以后，家中彻底地破落了。鲁瑞孤儿寡母无比凄凉地过着寂寞、困顿的生活。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从前密切来往的亲戚看到周家如今落到了这步田地，唯恐沾染上败落的穷气，一个个躲闪犹恐不及，更别提助一臂之力了！鲁迅后来回忆这段受尽歧视的日子时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终日出入于当铺和药店的日子里，鲁迅仍然没有停辍学业。然而，孩子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天，他帮助愁眉不展的妈妈忙完了家务，便急匆匆地赶去上学，但还是迟到了。寿镜吾先生一向以严厉著称，这时阴沉着脸把鲁迅叫到前面，严肃地问：“樟寿，你为何迟到？”小鲁迅不愿说出迟到的原因，心情很复杂地回答：“下次我一定不迟到了。”寿先生看着这个一向品学兼优的学生那一副情绪低沉的样子，亲切地对他说：“快回座位上去吧！”
小鲁迅回到自己的书桌旁，心里很难过，寿老先生是从未因纪律问题批评过他的啊！他拿起小刀，在课桌的右下角一下一下地刻上了一个“早”字，以此鞭策自己；家中事务再繁琐，也千万不能再迟到了。寿先生的严厉和鲁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成为他后来成就卓著的重要原因。鲁迅少年时代于困顿的家境中勤勉好学的故事令后人有口皆碑。
父亲去世以后，鲁迅被迫中止了在三味书屋的学业，那时，他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16岁的少年骤然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天真岁月，默默地挑起家庭的重担。作为长子，他经常代表家庭和族中的许多户人家商议事宜。一次，族中开会，商议重新分配房屋。一些长辈们欺侮鲁迅一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爷爷又被押在狱中，分给他的房屋又窄又小。商量好之后，逼着小鲁迅表态签字。小鲁迅非常不满，怎奈自己人微言轻，他于是灵机一动，当场提出：“我还小，分房这件事情自己不能做主，要在向爷爷请示之后，才能签字。现在，我还不能签字。”众多长辈没想到这个孩子这么难以对付，许多愤恨的目光投向他，就像一柄柄利剑刺着小鲁迅的心。人死如灯灭，父亲尸骨未寒，亲戚们就这样冷酷和阴毒地对待自己，恨不得把自己一家赶出门去，如此落井下石的行径令小鲁迅胆战心寒。
家事烦心，小鲁迅从不向母亲倾诉自己遭受的虐待和嘲讽。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不愿意让母亲那本已伤痕累累的心再承受更多的伤痛。然而，沉重的担子几乎要压弯了他那瘦弱的身躯，令他身心交瘁。他便常常去一个远房叔祖母衍太太那里，向他们夫妇倾诉苦衷。一次，他谈起自己没钱花。衍太太“开导”他：“你可以去房子的角落里，寻你母亲的首饰去卖嘛！”鲁迅觉得她的话里有些恶意，便很少再去她那儿谈天了。然而，一天，他奉母命典当首饰维持家用时，遇到了衍太太，衍太太照旧笑呵呵地和他说了几句无比关心和体贴的话。不出一个月的光景，城里就流传起谣言：“樟寿偷他母亲的衣物、首饰当，去变钱花呢！真是个败家子！”谣言很快就传到了母亲鲁瑞的耳朵里。幸亏她是个聪慧而通情达理的女性，她深深地了解自己的儿子，坚信儿子不会干那样的事。鲁迅得知这件事后，又气愤又寒心，这一次才彻底看透了这个女人的庐山真面目。
长大后，在散文集《朝花夕拾》第八篇《琐记》里面，鲁迅用简练的几笔勾画出了这个女人的险恶的市侩嘴脸。他曾对人说：“衍太太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位教员，她使我从小就开始懂得，说你好话的人不一定都是好人。”
短短5年间，一系列世事的变故，令小鲁迅满眼满心的沧桑。家乡，这曾经播撒下童年几多欢笑、几多梦想的地方，原来繁茂地生长着令人胆战心惊的势利和阴险。鲁迅厌恶了周围人的嘴脸，决心远离他们，开拓崭新的人生之路。当时，绍兴一带没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一是做幕友，一是做商人。而鲁迅从心底厌恶这两种生活。当时，鲁迅的一个叔祖周椒生是个举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做舍监。鲁迅决心投考这所免费的洋学堂，“走异路，寻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以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学堂也威信扫地。在绍兴那些崇尚科举仕途的老人看来，进洋务学堂实在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不光彩之举，纷纷向鲁迅的母亲奚落他。鲁瑞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变卖首饰，支持儿子赴南京求学。18岁的鲁迅耳边回响着母亲临别时的话语：“我们绍兴有句古话，叫做穷出山。”他登上了驶往南京的轮船，去寻求新的人生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