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 整理
1971年，身为固原地区水利电力局副局长的陈丕良被调任古城公社挂职党委第一书记。接到调令以后，他异常兴奋，心想自己是一名与山水打交道的干部，总算有一个到农业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机会。他一边在单位交接手续，一边联系去古城的车辆。
盛夏的7月正是抢收小麦的时节，大清早起来他向妻子儿女告了别，背着一卷被褥，坐上了去古城的一辆马拉车，翻越黄峁山，穿过后峡，整整颠簸了8个小时才到古城。一路上看到黄峁山起伏的山峦，流水冲刷的沟壑，裸露的山坡和干枯的庄稼，这一幕幕景象他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一种无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像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书记陈丕良到公社上任后，为了彻底了解古城公社的情况，他带领公社党委一班人下队，一边领导群众抓紧收割小麦，一边进行调查研究，充分了解社情民情。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跑遍了公社的每个村子，走访了一些社员家庭，结识了许多朴实厚道的回族群众。在公社党委会上，他讲过这样一段话：“古城公社属于干旱区，山地面积多，水土流失严重，从西边的郑家沟到东边的小王沟，从北边的王家湾到南边的麻子湾，土地贫瘠，自古人们靠天吃饭。但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淳朴勤劳，只要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治水治山，就能多产粮食，就能解决社员群众的生活问题。”入情入理的讲话，就是他下队调查后得出的结论，这也体现了他的工作思路。
古城公社川道由茹河冲刷而成，呈东西走向的条状分部，茹河又汇集了北面的浦湾河和南面的沙河，南北两岸有大小不一、深浅不等的许多沟道，由雨水冲刷而成，北边有小岔沟、火龙沟、细沟、典子沟、黄泉沟、庄沟，南边有郑家沟、王家沟、车排沟、挂马沟、杨家沟、西沟、春家沟、温沟、戈家沟、曹沟、干家沟、小王沟，干旱时沟道干涸，一有暴雨，洪水裹着泥沙，尽沟涌出，淹没庄稼。陈书记首先抓修渠打坝和平田整地这两项工作，全公社动员，干部包队，分工到人，对全公社的沟道进行打坝筑堰。由于参加劳力多，劳动场面大，工地上插着红旗，大喇叭奏着进行曲，唱着那个时候最流行最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当时把这种劳动叫做“大会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会战成了修水库平田地的代称。不到3年时间，全公社的所有沟道都修了水坝，部分土地得到灌溉，也有效缓解了水土流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积极投身到修水库平田地的大型劳动中，这不仅是政策左右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领导作用的发挥和体现。陈书记深入群众中去，同吃同住同劳动，靠实干在广大群众中树立起来的威信也是主要的原动力。那时干部参加劳动时并不是为追求什么时尚或是贴什么政治标签，陈书记带领着干部在劳动工地上口里喊着号子，手里拿着铁锹，拉着架子车实实在在地挥洒汗水，实实在在地把自己融到社员群众中去。群众有啥想法和困难，都愿意向他倾诉；他有什么问题，也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那个年月，人与人之间有这份真情确实是一笔资源，一种值得永远回忆的幸福。
古城公社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沟壑、每一个生产队，都留下了陈书记的足迹。陈书记经常穿一身蓝衣服，颜色褪得泛白，两肘、膝盖和屁股上都补着很大的补丁。他每月几十元钱的工资，要养活妻子孩子，还要接济住在老家的父母，生活是很困难的。他天天下队，东奔西跑，他想：“一年穿烂几双鞋，倒不如攒钱买辆自行车。”1974年夏天，他积攒了36元钱买了辆旧自行车。下队时，车子就靠在田间地头、沟渠边，群众私下里笑着说陈书记骑着“黑火棍”，因为车子上彩色商标和油漆都褪掉了。一天跑几个生产队是常有的事，有时车子坏了来不及修理，只好把车子靠在路边或者树下，卷起裤管步行，过上几天，自己也忘记自行车放在何处。放羊的、拾粪的、赶集的、站哨的，谁发现了“黑火棍”，谁就扛到生产队，队长叫人赶集时用毛驴车将“黑火棍”送到公社。古城街道自行车修理匠谭福俊感叹地说：“三年经我手给陈书记的自行车就换过三副轮胎。”
20世纪70年代前期是没有小流域治理这种说法的，但是古城公社的沟沟岔岔在陈书记的亲自带动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当时政治运动一茬接一茬，陈书记将治山治水的工作巧妙地嫁接在政治运动中，既走了政治运动的形式，又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他提出的“治水一条龙，造福古城人”的口号，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响应。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平田整地盛接天上水，修渠打坝管住地表水，打井箍窖汲取地下水，三水一条龙，年年有丰收。”经过几年的苦干，他的设想实现了。在治理店洼大队小王沟时他提出的口号是“治好小王沟，造地二百亩”。小王沟是两水冲刷而成的沟，沟底平坦有200多亩地，由于季节性洪水灾害无法耕种。沟口与店洼水库水域相连，大坝水一涨就会倒流进沟中。陈书记亲自蹲点，组织店洼大队上千名劳力同时修筑沟垴、沟口两坝，沟垴坝截住雨水，沟口坝堰堵住店洼水库倒流水。经过半年热火朝天的苦干，近二百亩农田硬给造出来了。如今小王沟山坡农田经过机修平坦如砥，沟底树木成林，坝堰依稀可辨，上面的桃树硕果压枝，已成为美丽的生态区。当地老百姓现在还说，这也算是对陈书记最好的纪念。
1973年是北方最干旱的一年，夏田几乎颗粒无收，广大群众的生活到了严重的困难时期。干部下队在农户家吃饭就主动留下粮票和钱，这在陈书记身上是铁的纪律。他的背上经常背着一个军用黄包，里面如果装点干粮也只是国家每月供应的红薯片，偶尔买半斤饼干已算是最奢侈的生活标准了。一天，他和店洼大队支部书记张凤高从田中收工往回走，路过高庄大队的黄泉沟时，两人爬在泉边喝水，不小心将几片红薯干掉进泉水中，泉水太深，无法捞上来，这令他惋惜了几天。
旱情越严重，陈书记治山治水的信念越坚强。全公社总动员，忙时耕种，闲时平地，4年的工夫，古城公社所有的川地得到了彻底的平整，田间地头修建了水渠，沟坝所蓄的水都可以流进田中。平田整地和修坝筑堰一样，费时，艰苦，也红火，这是多产粮食的有效途径。当时，公社买了几辆55型和东方红链轨拖拉机，成立了农耕队，对各队的田地进行了深耕。在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同时，陈书记倡导引进良种科学种田。1974年古城中学的几十亩田中试种了墨西哥小麦，亩产达到418公斤，轰动了固原全县，副县长祁仲恩和县人大主任马金花到古城主持召开了现场观摩会。
由于有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当时的农村政策并不看重社办企业。在这风口浪尖上，陈书记毅然决定办起了公社石料厂、公社白灰厂、公社优良树苗厂、公社农具厂，尽管条件很差，设备简陋，但这些厂子在水利建设和工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要加强水土保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平田整地和种草植树，这是陈丕良这位农业工作的行家里手所认定的，经过多年的科学实践证明这是科学的。应该说古城公社引进优良杨树树种和果树种的最先倡导者是书记陈丕良，公社确定任河大队是公社育树基地，陈书记请林业专家到田间给农民讲解种树的办法。1975年一年，任河大队白庄小队育树苗300多亩，品种以东北杨树和新疆杨树为主。许多农民学会了种树，从选苗、剪枝、插秧、浇水、施肥、培土、抹芽到最后的移栽，每一个环节做实，方能确保树苗的存活。当时任河大队涌现出了冶保虎、叶强林、马生江等十几位种树能手。
全公社以任河大队为核心种树，不到一年时间，荒山沟畔，路边渠堰，宜杨栽杨，宜柳植柳。机关学校，农户院落，人们栽培果树，真的是家家有果树，队队有果园。公社粮库和供销社的院子已成为很有名气的果园。
30年以后，彭阳县获得全国林业先进县、全国水利建设先进县的殊荣，陈丕良等老一代创业者功不可没。任河村、温沟村和古城村的几个大果园至今是彭阳县林业的亮点。当年任河后峡公路旁栽的大柳树像一座座丰碑挺拔坚强。凡是当年在陈书记带领下修过水库、平过田地、种植过树的人，一提起书记陈丕良，无不感叹地说：“好人啊！好官啊！”
陈书记在古城7年时间，从谋划、组织到带领群众实干，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修塘坝十几个，平整机修农田3万亩，植树造林千万棵，改变了古城的贫困面貌。而这些，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陈书记靠的就是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靠的是和老百姓融为一体，积聚群众经验的实践智慧；靠的是身先士卒，为党为国鞠躬尽瘁的高尚风格。
1977年以后，陈书记调回固原地区任水利电力局局长，后又调任自治区农建委副主任，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人虽离开了古城，但他时刻关心着古城的发展，惦记着古城的回族群众。每次路过古城，他都要停车驻足，看一看，走一走，问一问。这里有与他一起喝过泉水啃过红薯干的农民兄弟，这里有与他一起掮过树苗平过田地的农民姐妹，这里有与他一起拉过家常开过玩笑的大哥大嫂，这里有他奉献的汗水与青春，这里有他永远未尽的事业。
1991年秋天，他来到彭阳县检查机修农田时，深情地对时任县水利水土保持局局长陈剑说：“干旱山区栽活一棵树不容易，需要几十年，可造福几代人，要毁掉一棵树，只是一刹那间的工夫。”朴实的话像是慨叹，像是嘱咐，像是关怀，像是鼓励。
陈书记的家搬到银川后，在他家简陋的75平方米的住房里，每个卧室都支着一张较大的木床，经常接待来找他的家乡亲人和朋友，经常住宿着他熟悉的农民兄弟。大床一放就是10多年，直到他去世。两间平房，一家人整整住了16年。他们回忆曾经艰苦的岁月，笑谈如今农村的新貌。他两袖清风，公正廉洁一生。他经常告诉子女“廉能生威”。
晚年退休后的他还不时关心家乡的乡亲们。1996年他回到故乡，看到家乡的小娃娃还要趟水过河去上学，痛心不已，就下决心为乡亲们修建一条漫水桥。他把自己一生积攒的8000元（包括一部分国债券）全都拿了出来，又动员子女再支持一些，修建一座漫水桥，彻底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题。这座桥加上3.7公里的引桥，投资比较大，在他去世后没几年，子女经过多方努力，遵照父亲遗嘱完成了他的一桩夙愿。
1998年2月5日，他退休还不到两年，在他心中挂念的农民兄弟红红火火奔小康的时候，在儿女们事业有成的时候，在他应该了无牵挂享乐延年的时候，他由于积劳成疾，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追悼会会场悬挂着一幅醒目的挽联：“一生为民治水治山治贫困，两袖清风无私无畏无偏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