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在明代之前的1000年是农业社会。为了维持中国的农业文明，从汉武帝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业的发展。这就是说，西方对中国的挑战并不是要摧毁中国的农业文明，它不是用工业文明替换中国的农业文明，而是怎样在中国已有的农业文明架构下，用加法来增加一个商业文明、工业文明。
因此，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中国政治的雍容大度和宽容就体现出来了。大明王朝对外来文化其实是非常大度的。最早一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让我们感觉很大气。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文明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6世纪利玛窦来到中国，他遇到中国士大夫徐光启这些人，在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一种正常的心态，他们在进行文明互补。西方人觉得中国文明很伟大、很不得了，中国人用道德、伦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我们看利玛窦的《中国杂记》里面记录：中国非常好。外国人看中国非常好，中国人居高临下地认为中国文明就是文明中心。徐光启这拨人也觉得中国文明确实不错，但是也看到西方文明有用和好的方面。
这个时候传教士带过来六千部西方典籍，规划用20年时间全部翻译过来。比如《几何原本》就是利玛窦和徐光启组织翻译过来的，在中国原来的数学体系当中没有几何的概念，翻译过来就可以增加中国文明的内容。
中国古典文明要是仔细解构下去，就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来自外部，没有纯粹的土生土长的东西。
在利玛窦、徐光启那个时代，中国文明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走出新路，用加法把西方文明加进来。但最遗憾的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明清一战”。到了明朝晚期，内部纷争引起周边族群不满。
满族人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大清王朝，但是当时满族人的文明素养相对较低。满族人最初入关的时候都不懂汉语。因此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尽快汉化。这种状况就导致一个后果——清朝和原来大明王朝走下来的路形成了一种断层。
如果大明王朝这么走下去，就是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对接的问题；是怎么把西方文明加进来的问题。但是现在满族人执掌政权，就面临着满族人要完成汉化的过程。这个时期发生了种族间的不理解乃至纷争。到今天为止我们研究清史的人还很注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族人在建国过程中的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对平民的屠杀。这个问题在建立新王朝的革命过程中都会发生。问题是建国之后应该怎样去处理，怎么来解决。
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时都会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清朝发展60年以后，到了康熙中期，突然出现了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来临；第二个现象就是清朝的意识形态，清廷对于文化的管控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出名的严酷。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压是东汉末年，用一百年的时间实施政治高压，但是这一百年促成了中国文化的畸形繁荣——东汉的郑玄、何修这一拨人在受禁锢的二十年中致力于学术。所以说，没有郑玄、何修、马融的工作，很多东西我们今天就不懂了。这是政治高压导致的学术的畸形繁荣，这在东汉出现了一次。另外一次就是在康乾盛世。康雍乾这三朝表面繁荣，修了《四库全书》等大型典籍，但是他们实施的文化高压始终没有办法被当代人解读，我们始终弄不明白它的文化高压是在干什么。其实这一段时间的文化高压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阶层认为满族人建立王朝已有六七十年，总应该对历史问题有所交代——你们应该为革命当中的罪恶向汉人道歉。我们看《南山集》中记录的冤案，每一个冤案的背后都是要求满族人为历史道歉。
中国的“王朝政治”，包括今天的现代政治其实都有怎么面对历史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有这个问题。台湾国民党如何面对“二二八事件”？马英九每年都要道歉。你道歉，人民就能原谅你；你不道歉，人民不会原谅你。清朝在康乾盛世当中制造出的文字狱本质上就是这个问题。大兴文字狱这种手段，可以说把近代中国的路完全堵死了。
中国本可以在明代中晚期和西方慢慢融合，把西方的东西引进来。但由于发生了这么一种特殊状况，在清代早中期，中国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很极端的现象，即凡是领导者、统治阶层倡导的，我都不跟你合作。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酷爱远远高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热爱。康熙皇帝一直鼓励官员学西方的东西，而且宫里也养了一大批西方的画家、科学家，天文学家、医学家，但是汉人士大夫对此根本不回应，他们完全和统治者背道而驰。
乾隆年间，满汉之间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冲突，但是心结仍然存在。中国和西方越走越远，西方的东西根本不能堂堂皇皇地和中国文明相融合，因为中国士大夫没办法认同统治者支持的东西。
1840年之前，西方从来没有中断过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主要表现有两点：一个是传教。从利玛窦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一直在中国活动。传教士就是为上帝服务的，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对这个使命看得很重。
在利玛窦之后，传教士确实是一代又一代地到中国来，清政府没有去禁止，也没有完全地遏制他们。到了乾隆年间有一次短暂的禁教活动，那是因为罗马教廷要干预中国人的日常活动，要求祭祖能和天主教的教义不冲突。这段时间朝廷发火了，传教活动被禁止了一段时间，但是禁止是很有限的，根本没有把传教士清除出去，清政府并没有和罗马教廷完全脱离关系。宗教和文化层面的交流还有，宗教还在影响中国的思想和文化。
另一个是，明代之后中西一直在交流的就是贸易，贸易性的往来急剧增加。西方进口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当时英国人做着全世界的中国生意。后来我们讲中英问题，中英间的贸易不均衡，不是中英不均衡，而是英国人成为中国人生意的总代理。欧洲需要的茶叶、丝绸都是向英国商人去买。这种状态导致了什么？
中英之间的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英国商人一直在中国采购初级产品。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最想向世界推广什么东西？马克思的《资本论》开篇就讲了：英国资本家最希望在中国市场上推广他们的纺织品。工业革命产生了纺织品，如果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穿上一双袜子，那英国人就发财了，因为那时候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两亿了，但中国没有购买纺织品的需求，这就导致一直拖到乾隆年间也没办法解决中英间的贸易均衡问题。
由于没有解决贸易均衡问题，康乾盛世时，财富积累非常惊人。这些真金白银在朝廷当中已经多得不得了，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但是这种贸易是不可持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