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康乾以来的许多中国领导人都不明白国际贸易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到今天为止还认为，你买我的东西，你给我钱，钱才是财富。因此中国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今天一样，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的市场没有得到开发，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没有得到培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没有得到改善，也没有消费的冲动。
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讲：如果中国人都穿上袜子，英国人就发财了。但是我们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到70年代都不穿袜子。皖北这一代都是这样，在老家，我十七八岁去当兵的时候才第一次穿袜子，因为在农村根本就不需要穿袜子。安徽有“窝子”，就是用麦草织的东西，再把麦子的麦秸打碎了放里面，越穿越暖和，不需要穿袜子。这说明中国人没有消费冲动和消费能力，也没有消费习惯。
贸易的巨大逆差持续到了1793年，我认为这一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点。到了1793年英国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逆差使英国没有办法把贸易持续下去了，他们就以国王的名义派了一个访华团——马戛尔尼使团。
一百年来，我们中西方学术界都是从文明冲突的角度去解释，认为西方人不能入乡随俗，到中国来，不能够像中国人一样去对皇帝三拜九叩，中国人觉得你对我没有礼貌，所以不跟你往来。这个解读应该是最经典的解读，但我觉得不是这样，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贸易均衡问题。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目标就是建立近代的国家关系。但是乾隆皇帝很坦然地对英国使团讲：“你那些东西我都不需要。”因此国家关系没有建立起来。等到1860年，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多世纪，英国人通过两次战争才实现这个目标，才在北京建立英国使馆，同时还要求中国到伦敦、巴黎建使馆。
这个事情我思考了很久，也看了很多材料，为什么乾隆皇帝敢这么坦然地说“我不需要”？这应该从中国古典社会的结构来解读。古典社会结构其实和我们今天差不多。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国当时的划分是按照“职业分途”。古典中国是“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是什么？士、农、工、商，就是这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当中，商人是一直有中西贸易往来的。明代之前有，到清代也依然是这样。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贸易架构。虽然那时对外不开放，但是始终都有广交会。清代的时候一直是这样。清代时，广东的“十三行”一直是春秋两地交易，这是合法交易，解决了皇宫里以及士大夫阶层对一些合法商品的需求。
乾隆皇帝讲“我们不需要”是代表人民在说“人民不需要”，因为他宫里都有。
1793年的故事非常复杂，但是通过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皇帝为什么拒绝英国人以一种合法方法扩大、开发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开发一直拖到1840年，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均衡继续扩大，这种继续扩大就导致了很直接的后果——鸦片战争。商人讲求资本规律，市场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马克思讲“罪恶的鸦片贸易”，但他没有否认鸦片买卖也是贸易，虽然罪恶，但也是贸易。
1793到1830年，中英急剧增长的贸易额就依靠鸦片。在不到40年的时间之内鸦片使中国原来的贸易顺差完全扭转，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国库空虚，壮劳力欠缺，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已无可用之饷。这时候中国才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贸易问题。
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林则徐那一代人有几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最上策就是引进英国资本，开发中国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引进美国资本、日本资本来开发市场，最开始中国人没有消费习惯，但消费习惯可以培养。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有喝可乐的习惯，但是我女儿就说：“我不喝果汁，我要喝可乐。”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可口可乐重新登陆中国所造成的这一代的消费习惯。
当年林则徐等人面对西方问题时，最上策就是打开国门，把外国资本引进来，培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这样就可以解决贸易的均衡问题；下策就是选择打。我不让你来，我还要禁止鸦片。怎么禁止？林则徐用的招也很厉害，他讲：“我不仅要打抽鸦片烟的，还要打贩烟的。”所以林则徐到广州之后就开始禁烟。
在这个如何解决的判断中，林则徐其实应该有正负两个预案：第一，打赢了怎么办？中国如果打赢了，可以继续拒绝与外国往来，也把鸦片杜绝，完全形成一个中国的独立市场。
但是林则徐还应该有另一个判断：打输了怎么办？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这么想。今天我们也没有人会想，假如我们和日本打，打输了怎么办？
互联网上有很多网友说，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敢打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很大很强”。我是研究历史的，中国是很强很大，但比我们大、比我们强的国家多得是，别人打起我们来根本不费劲。但是林则徐那一代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和英国人打，打输了怎么办。
林则徐到广州的时候一定要打，结果中国输了。英国派几千人就打败了中国这个拥有庞大军队的强大国家，这个仗到后来就没办法打了。这时候就出现了妥协的谈判，而这一拨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人才开启了近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南京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允许“五口通商”，就是扩大原来的通商口岸。原本只在广州一口通商，导致中外之间的合法贸易额一直没法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广州当地吏治腐败、交易成本增加的现象，因为广州十三行是垄断贸易，两面通吃——不仅吃英国商人的，也吃中国商人的。当时朝廷对海关的税收比例也就是不到6%，但实际的交易成本达到30%多，因此中国方面也认为要谈出一个固定税率来。最后谈判确定的是5%这个固定税率。
我们今天认为《南京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代表中国主权的丧失，但当年清政府是将《南京条约》作为一个外交胜利的，因为它解决了广东的吏治腐败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广东人最排外。鸦片战争之后条约规定英国商人可以在作为通商口岸的五个城市里居住，但是一直到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广东都不允许外国人住，为什么？因为五口通商导致广东人丧失了原本的利益，很多中国商人讲：“广东人很坏，我们到别处去贸易。”于是其他的口岸就发展起来，广东渐渐衰落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