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看见父亲，是站在/我出生前的一间教室/他乌黑的分头，嗓音洪亮/应和着火炉上茶壶的响声/十几双肮脏的小手敲击着石板/而玉米窝头在公共食堂里/散发着人民公社的甜香/夜晚是一盏马灯，忽明忽暗/照亮扫盲之夜妇女们的脸/和操场边的一条小径/——父亲用俊朗的笔迹/隐藏了一个羞涩的秘密/我幼年的脑壳，从低矮的/土墙下爬起，打探着星空下/未知的黑暗——父亲骑一辆/破旧的白山牌自行车，从村外的/土路上，吱吱嘎嘎一路走来/他推开街门时，已经夜深人静/他干净的学生蓝中山装上，披挂着/白花花的月光。”
——《父亲》
“失去父亲的儿子/从他的小说里逃出；/命运如一叶浮萍/在茫茫的人海里飘零。/他编造过许多故事，/故事中的人物承担着厄运；/而他真实的处境比他笔下的主人公更糟。/那一年，从一起生活过的小镇/我与他的道路岔开。/他黑色的背影，成为/我诗歌中一个疼痛的意象。/还是向土地学习吧——/接受打击，接受灾难的试探；/这是神赐的财富，带着它/走向荣耀的语言。”
——《致一位青年作家》
这是许多年前，我最好的朋友赵泽亭为我写的两首诗歌，其中一首送给了我的父亲，一首送给我自己。
一
那一天，是父亲确诊了癌症的将近第二个月头上。
那个早晨天阴阴的，有些凉。院中，春天里父亲栽的凤仙花和步步登高花，已经开始摇落，狼藉的花瓣撒了一地。一家人起了个大早，母亲给煮了几个鸡蛋让我们路上吃。父亲又刮了刮胡子，穿了他那身只有每年新生开学时才舍得穿的半新的学生蓝中山装，又挎了他那个旧帆布书包。母亲和妹妹把我们父子俩送到高粱正红谷子正黄的村口，一家人洒泪而别。
我和父亲来到我们崞镇火车站。这次不像许多年前那样——父亲送我去省城上大学，而是我陪父亲去省城看病。为了省些钱，我们坐的依然是慢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到了省城火车站已经快黄昏了。
下了车，父亲东瞧瞧西看看，感慨地说，自从毕业以后，他已经快三十年没有来过省城了。父亲还兴致勃勃地回忆了年轻时他在省城上学时的情景。这一切恍然让我觉得，父亲这次来似乎不是来看病，而是来故地重游参加校友聚会。
然而，到了肿瘤医院住院，因为病床紧张，一开始我们百般哀求人家也不搭理，最后七拐八绕，终于找到一个医院工作的老乡，人家才答应三天后再来安排住院。我们在附近村里租了一间又黑又潮的小屋子，度日如年地熬了三天，终于入院了。开始几天是全面检查，每天上午领着父亲从一个科室到另一个科室，每一项检查都仿佛是一次审判，而第一个读审判书的往往不是我也不是医生，而是父亲。有好几次，我对父亲这种急不可耐的样子很窝火。或许神情上也显现出了一点，父亲察觉了，脸色讪讪地望我一眼，可后来到底也没有改正过来。
一个星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结论仍然是肺癌，但又说其他情况尚好，尤其是始终没有找到明显的癌细胞。这个消息反而使父亲变得脆弱起来，我看见他眼里过去那种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东西少了，更多的反而是对死的畏惧和对生的企求。有一天，父亲对我说：“我这病说不来还是肺结核呢，听邻床病人说，住我病床上的前一个病人就是误诊了，前不久刚出了院。”听了父亲的话，我安慰性地附和了几句，但骨子里却有点不以为然。
治疗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先是化疗，后是放疗，中间还输了几次一瓶四五百元的白蛋白。药费单像寒冬里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我和父亲的心境也像寒冬里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有时候，父亲心疼了，叹口气无奈地说：“狗日的，这个无底洞甚时候才能填满呢，唉，现在没钱人是看不起病了。”有时候难为情地看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惭愧，似乎在说，你看你这个不争气的老子，把你们拖累成个甚。但父亲始终再没有说不看病的话。
二
父亲自己在住院期间写的就医日记。
9月13日（七月二十七日）
早晨，在含悲忍痛的情况下，我离开了家乡。当时，虽然每个人都没有流一滴眼泪，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在克制着自己，其实这种痛苦更胜放声大哭难受几倍。我也知道，当我走后我的妻和女儿将会痛哭流涕的。我还知道，从我离开他们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心也跟着我们走了，一有空闲，他们将眼望南方，猜测我们在省城的情况，在盼望好的消息，在等待我病愈返乡，举家欢聚……
9月16日（八月初一）
天刚蒙蒙亮，我便醒了，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睡，当时钟敲过六下后，我便起床了。忽然，从屋外传来啪啪叭叭的响声，撩开窗帘一看，只见天黑沉沉的，强有力的雨点敲打着屋瓦，不停地发出响声。当我喝过水，做完香功之后，将近六点半了，怕耽误时间，我只好把熟睡的煜儿从梦中唤醒。唉，为了我这可恨的病，我的煜儿实在太忙太累了，更可怜的是，他内心痛苦万分，在他老爹面前还要强装欢颜，面带笑容，这是何等残酷的惩罚呀！孩子，我可怜的孩子，你想哭就痛痛快快地哭一顿吧！也许，这样比留着会好受一些。
七点钟，煜儿在匆匆吃饭，可喜的是，当我吃过饭时，雨停了。九点多，从薄薄的的云层中露出了太阳，十点钟，我们终于把医院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十一点钟，我们从外面小旅馆已经住进了病房。坐在21号病床上，据同房的病友介绍，原来的病人住了一个月，经多方面检查，系肺结核病人，出院了。这个病床紧挨窗户，空气较好，而且窗台上还可放点东西，特别是对我这个晚上睡觉不太“规矩”的人来说，不会有掉下去的危险。这一切又算是十分顺利了，对一个外地病人来说，能够一到就住院，真是太幸运了。
9月17日（八月初二）
今天做了支气管镜检查。以前曾听人说做胃镜检查很难受，住院后又听病友介绍支气管镜检查痛苦难当。确实，当我目睹了检查者后，发现有的人几乎支持不住了，而我想凭自己的胆力和毅力支撑住。从打麻药到检查我一直镇定自若，虽然难受，但能忍着，所以我没有垮下去。在检查者中我是最坚强的一个，这是别人说的。检查结果，气管、支气管、肺叶无异生物。
周末了，从下午我就眼望北方思念家乡了。六点钟的时候，我想小儿子该回家了吧，此时他们母子相聚，家里会充满一些欢乐吧，但愿他们不要挂念我。其实我在医院一切都很好。黎煜怕我想家，晚饭后陪我散了一会儿步，把他送走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书，忽然，同房一个重病号犯病了，不停咳血，大声喘气，虽输了氧也无济于事。当时只有他老伴一人陪着，只见她泪流满面，惊慌失措，医生、护士忙成一团，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为了免受刺激，我赶紧离开病房，到外面抽了一支烟，喝了一颗安定，稳定了一下情绪。可是，当我抽烟时，又想起了病人的痛苦情景，为了康复，将来免受那样的痛苦，我决定从明天戒烟了。
9月22日（八月初七）
在工作与生活中，我没有被困难吓倒过，在病痛中，我没有害过怕、叫过苦，然而在戒烟中，我却失败了。虽然明知道吸烟对自己的病有害，却偏要吸，特别是9月18日就下了戒烟的决心，而到今天还在继续吸烟，只不过是由多到少罢了，难道在烟的面前我是个弱者吗？不，在工作中、生活中、病痛面前，我虽不算强者，但也不是弱者，难道在小小的烟面前，我竟是一个软弱无力者吗？不能，为了自己，也为了我的亲人，我决心从明天戒烟，我要用自己的毅力努力克制自己。近日，每吸过烟就感到胸疼，难道我还能一面花钱治病，一面故意犯病吗？这岂不成了不懂事的小孩吗？不能，我要用意志战胜嗜好。
9月24日（八月初九）
昨天开始化疗，从上午九点多开始输液，一直到下午三点多。从五点开始，胃里很难受，有恶心的感觉，所以水也不敢喝，饭也不敢吃，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好转。出去吃了一点饭，九点以后一切恢复正常。而且，这一天一支烟也没有抽，这是我多少年来没出现过的事情，也许从今后就不再抽烟了，但愿如此。
今天是化疗的第二天。午饭后，黎煜出去了，我也边输液边打盹，朦胧中外面有脚步声，不知是凭什么感觉我认为是女儿来看我了。当我睁开眼睛时，只见我的女儿含着泪水向我走来，看见她那含悲忍痛的样子，我的泪水也涌上来了。为了不使她伤感，强把泪水咽下去，说了一些宽慰她的话。输完液以后，我伴她到院里转了一圈，谈了一些别后情景及住院后的见闻。晚上，本想大家一起吃顿饭，让女儿回家时心情轻松些，不料将近七点药性发作，肚子难受，没有陪他们吃饭，直到九点多我把他们送出医院。哎，我的女儿又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去了，我竟连一顿饭也没能陪她吃。
10月11日（八月二十六日）
近来每天觉得头昏目眩，究竟是什么原因，搞不清楚。这几天心情也很不好，望着满天的残云，迎着阵阵秋风，看着片片落叶，不由人眼望北方长吁短叹，哎，真可谓断肠人在天涯啊！
今天是煜儿的生日，中午，我俩去街上的小饭馆买了三个菜，一盘水饺，这也算努力尽我做父亲的一点心意，这样的机会今后不知还会有几次。吃饭时，我又谈到他出生那一天的情景，谈到我的贤妻，她可能也在家里给煜儿熬红稀粥过生日，哎，我虽然无处倾吐对我妻的思念牵挂之情，可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啊！
下午做了同位素检查，医生说左背上部没有问题，我很高兴，一个下午精神很好，就连晚上吃饭时我的心情也是很轻松的，甚至还谈到今后的打算。晚上在院里散步时，我觉得浑身是劲，连日来的烦恼一扫而光，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上午同位素检查已做出结论，说是左背部肋骨没有问题，可是又怀疑头部右侧枕骨有转移癌细胞的可能，昨天的喜悦又化为乌有，心情又沉重起来。因不能做手术，又要转到放疗科进行放疗和化疗，经李大夫的帮忙，已跟放疗科联系好，明天转去。老实说，我真有放弃治疗，回家“听天由命”的想法，但是为了孩子们和我可怜的妻，我只有坚持继续治疗。下午，为了排除忧伤，我到街上闲逛，无意中遇到一个三院退休老大夫，跟我谈了我的病情，他说从我的外表和谈话情况，看来病情并不严重，让我明天把片子拿去让他看一看，可以为我今后的治疗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稍微解除了我的一点忧虑，但哪能排遣我的万种愁绪呢？这时我更思念我的贤妻，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见到她，跟她倾吐一下我的心事啊！
10月26日
早上醒来，听到外面有沙沙的声音，起床后向窗外一望，天阴沉沉的，雨在继续下着。今天是烤电的第五天了。九点多继续去烤电，在等待烤电时，同病房的病友告诉我主治大夫找我有事。烤完电后我和煜儿找到主治大夫，他说让我办理出院手续，住到外面的门诊去烤电，原因是我的经济困难，住下去会影响我将来的生活。其实，骨子里是觉得我油水不大，住下去对他们没有多大好处，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如果我只烤电，不买他们医院生产的用途不大的药，他们就完不成任务，就要被扣钱，言外之意，就是想要一些私钱了。哎，现在的医生一切都是向钱看，哪里管病人的情况如何呢？真没有一点人性！
为此事我心里乱得很。冒着小雨在院里徘徊了很久，现在我又一此感觉到当教师地位的低下了，如果像别的单位那样住院单位就给带钱，又何至如此遭人白眼呢？再说这次看病花的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了呢，报销又得排多长时间队，托多少人，送多少礼呢。
两点多，主治大夫又找我谈关于到外面住的事，当我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医护人员的收入时，他马上给我开了二十瓶多维康，价值四百多元。后来钰儿去和放射科李大夫联系，她说看来继续住下去是没有好处的，干脆住到外面，办个住外治疗手续，事情就这样定了。后来李大夫又找主治大夫谈了此事，他觉得不好意思，就又给补办了六百元的烤电手续。于是，我们决定到外面住了。下午我和煜儿定了外面的住房，决定明天搬过去，一会儿女儿也来了。
我们租的房子是一间大一点的正房，虽不怎么好，但也宽敞干净，可以勉强住下去，经过一番收拾，屋子里井然有序，很有一些家庭生活的气氛，我觉得这里比医院环境可能要好一些，街门外是一片空阔的场地，北面沟里是一个村庄，没事到外面转悠一下，眼界也比较开阔，早晨还可以在那儿散步锻炼，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满意的。
11月10日
我们终于花完了所有的钱，再也挤不出一分钱了。医生让彻底出院，故办了出院手续，一切听天由命吧！孩子们，为了你们不争气的父亲的病，把你们拖累到如此的境地，为父心里是多么不忍啊！
……
后来，我常常想起纪伯伦说过的一段话：你要承受你心天的季候，如同你常常承受从田野上度过的四季。你要静守，度过你心里凄凉的冬日，许多的苦痛是你自择的。
那一年初冬，输完最后一瓶液，我问医生还怎么治疗，医生说看来你们经济比较紧张，等了三天也没有再续上住院费，要不还是回家养着去吧。我和父亲愁苦而绝望地商量了半天，也商量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出院回家。
走出肿瘤医院大门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扭头看了一眼，似乎有些恋恋不舍又有些如释重负地长叹了一口气。
“回了家不敢说没钱看不起病了，也不敢说医院磕打咱们了，就说医生说稳定住了，让回家好好养着。”父亲一再吩咐我说。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相跟着走出来。我们很缓慢地走着，但父亲依然累得满头虚汗、气喘吁吁。
“爸，要不咱们打个出租车吧，你看你走也走不动。”我说。
“那得花多少钱？”父亲问。
“也就八九块钱吧。”我说。
“就这样慢慢走吧，反正离火车开还有一段时间呢。”父亲踌躇了半天，终于说。
我没有接话，但心里很有意见，我想父亲不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病花那么多钱也不心疼，坐个出租车就心疼得不得了。因为赌了气，我的脚步不由又快了起来。已经走出好大一截了，回头，我看见父亲戴着那个旧式的火车头棉帽，围着母亲用很廉价的棕色腈纶线织的围巾，正步履蹒跚地走在后面的人群里，那个旧帆布包像小学生的书包一样在屁股后晃来晃去。我的心又软了，而且生出一丝愧疚。我又停下来站了一会儿等上父亲。
“要不咱们坐个出租车吧，你看我老是让你等。”父亲喘了一会儿气，低低地说，语气里有一种做错了什么的歉意和无可奈何的悲哀。
我低下了头，觉得眼里涩涩的，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涌起来。
“爸，咱们就慢慢地走吧。”我说。
父亲感激地望了我一眼。我把脚步放到最慢，到底和父亲相跟上了。走了一会儿，父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脸上的气色也缓和了过来。
“唉，你看谁的父亲像你父亲这样不成气呢。”父亲说。
“回去了从村里买上棵便宜的杨树，叫个匠人做一副板子吧。”父亲又说。
“爸，你看你说些什么话。”我说。
“唉，你年纪小，甚也没经见过，到时候怕你没抓扯呢。”父亲说。
赶到火车站候车厅，广播里已经通知准备检票。从候车厅到站台，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走很长一截台阶，看看越来越紧迫的时间，又看看依旧慢慢吞吞的父亲，没奈何，我便机械地搀了他往上走。父亲在慌乱中回过头，很感激地望了我一眼。我们只走了不大一会儿，父亲便用手扶住栏杆，抖擞地摸出一支烟，想一边抽一边缓一口气。这时，广播里已经再次督促旅客们上车，而且旁边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婆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恨不得父亲一点烟就过来罚几个钱。我有些不耐烦，便催父亲快走，父亲抬起头来望我，眼神充满了无奈和乞求。我这才注意到父亲满头虚汗，嘴唇发白，身子不住地颤抖。
“爸，这儿不让抽烟，咱们就靠着栏杆歇一会儿吧。”我的心又软了，便换了柔和的口气对父亲说。
“哎，咱们再慢慢走吧。”父亲朝我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用了全力耐心地搀扶着父亲走，但我依然颤抖得厉害。望一望四周水一样流动的人们，我很想伏下身子背着他，但挨到最后到底没有。因为骨子里，我觉得父亲毕竟还没有到了用人背的年龄——不管他多么虚弱。
火车开动了，车厢里的暖气很好，我给父亲解下围巾，脱了那件半旧的呢子褂，让他半靠着车厢壁躺一会儿。父亲紧闭了双眼不说一句话，身子仍然颤抖得厉害。我掏出手绢，给父亲擦了额头上的汗水，又喂了他一口饮料，我很想抱着他让他斜靠在自己的身上，那样或许他会舒服些。但看了看四周用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俩的人们，我到底没有好意思那样做。我只是很别扭地握了父亲的手，让他借此得到些许安慰——这也是我从某一部很蹩脚的电视剧里学来的。
三
当搀着父亲走进村子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一群散了学的孩子正在当街边唱边跳皮筋；晚归的羊群正欢叫着跑回各自的主人家；橘红色的夕照正映在背阴里的残雪和遗撒在路旁边的庄稼秆上；所有这一切都亲切得像是许多年前某一个类似的场景，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伤感。我搀着父亲步履沉重地走过熟悉的街道，我看见从一些准备关闭的门缝里伸出半个探询的脑袋。我相信用不了多久，通过那些脑袋上的某一个器官，父亲又犯了病的消息一定会像风样再次传遍全村，而且会在村中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在一个村干部集体涣散、近几年连一场二人台也唱不起的村子，这怨不得那些乡亲们。
我搀着父亲走过村庄、走进自家街门的时候，母亲正在南墙根挡鸡窝。她一定惊呆了，这些天，她一定梦想着丈夫会和以往许多次复查完一样，平安无事地归来，她一定以为丈夫最近患得不过是感冒，她相信她供奉的那些菩萨和神灵一定会保佑她丈夫，让他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然而，那些神灵到底疏忽了，或者是嫌她供奉的礼品太轻。我看见母亲拿挡鸡窝板子的手无力地垂下，那块板子很响地落在地上。
“这几天我又许了几次愿，医生说没事情吧？”母亲声音颤抖地问。
“大概不大好了。”父亲说，父亲的声音好像也有一丝颤抖。
“天塌下来了，那日后可咋活呀？”母亲失神地说。
泪到底比话快一些，而且声音里充满了软弱和惊恐。一路上，我曾经许多次想象过这样的场面，而且我想按照常规我一定也会像我母亲一样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但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的心中却充满了仇恨和厌恶。我仇恨一切眼泪和哭泣之类的东西，我的心中涌动着一种鱼死网破的恶毒的勇气和冲动。
那一夜在难受和自责的同时，我又沉浸在一种恶毒的兴奋之中。我想象着明天我家一定又会门庭若市，父亲一定又会赢来许多同情的眼泪和幸灾乐祸的虚伪的问候，我毫不起眼的家一定又会成为全村议论的中心。
吃罢早饭，我家果然又来了许多人，父亲果然又像被注射了一支强心剂一样，重新变得兴奋起来。他又刮了刮胡子，穿了他那身半新的中山装，勉强靠着被子垛坐着。他又激情饱满，谈笑自若。
“看你这精神的样子，你这病一定能好了。”有人安慰他说。
“这病还有个好？周总理都治不好，能给咱治好？”父亲说。
“不怕病不好，就怕命不好，这几年你看你家小子在省城当了记者，你也转了正，又盖起了新房，命是转过来了，命好了，病自然就好了。”又有人说。
“我听说南斗管生北斗管死，每天深夜人静的时候，你让你闺女跪在当院朝着北斗爷磕一百个头，嘴里就说我要我爹，我要我爹，老人们都说顶事儿呢！”有人给出主意。
我看见父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希望的光彩，但随即就消失了。
“富贵在天，死生由命，人一生下来寿数就定了，活多长是个尽头呢？我活这个年纪就正好，谁也觉得我有用，再老了推不前搡不后，久病床前无孝子，给儿女们添累赘呢。”父亲很豁达地说。说完，父亲叹了口气。
几个本族的伯伯婶婶听了父亲的话，当时就哭出了声。但我知道他们这眼泪不只是为了我的父亲，更多是为了他们自身的遭遇。
到了第三天，探望的人便渐渐少了。到了第四天，几乎是没有了。半前晌了，父亲看看不会有人来了，似乎有些失望地说：“把褂子给我脱了吧。”母亲把他那件半新的学生蓝中山装脱下来叠好。他又说：“我睡了吧。”母亲从被子垛里拉出他日常盖得蓝底撒花洋布被子安顿好。
“病人看起来是好不了了，早些准备寿器和装老衣吧，冲一冲或许能好。”有一天，二爷背过父亲对我和母亲说。
我和母亲听了，不知不觉又流下了眼泪。二爷也哭，说：“我还说我没有儿子，到时候靠他给我送终呢，没想到我这白发人送黑发人，要是我能替下他，不如让我死了呢。”二爷说完哭出了声。二爷是父亲的亲叔父，父亲九岁上死了娘，日夜啼哭，他叔父常常背上他到村外的荒园子里摘杏花哄他。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一直以来，村里的老人们对棺材十分看重，不论生前贫富，在临死前能看到自己死后栖身的棺材，便是一种莫大的安慰。那些富裕一些的老年人，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放在屋内，时常赏玩，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造一副漂亮的棺材以便他们喜欢。快死的病人头枕着枕头，眼望着棺材而感到满足。那些天，母亲让姨姨去崞镇里扯了些做亡人衣服用的蓝缎子、红洋布，背着父亲让带到姥姥家缝好，我又四处借钱托人，我想即使给人家磕头祷告，我也一定要给父亲买一些上好的红松板子打一副棺材。
那天是腊月初七，父亲和往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整个白天我都陪着几个木匠在我家旧宅里给父亲做寿器。到下午四点多寿器做好了，按照乡俗，我给寿器上搭了一块红布，又给寿器里放了一把扫把，一碗小米，还有一个红纸剪的替亡人，然后喊了几个街坊把它抬进旧房子安置好。众人都散了，我独自留下来打扫木屑和刨花。想起白天里几个族里的老人围着寿器看时羡慕的目光，以及二爷说的话。
“除了你的秀才老爷爷，咱们家几辈子没有占过这么好的寿器了，咱们村里这几年也没有过这么好的寿器了，你爹艰苦了一辈子，到老了能占这么个寿器，也算是有福气了。”二爷说。听到这些，我的心里不免有一些不易觉察的自得和满足，还有一丝作为一个儿子能够担当重任的骄傲。晚上七点多钟了，我看见半个月亮镜子似的升了起来，一缕淡淡的云丝像一缕轻烟横抹当空，我还想，父亲的病也不知到底好了好不了，说不定这寿器做好了病也冲好了。
关上曾经见证过曾祖父和祖父去世的老宅的街门，往回走，走到半路，我看到前面一个人很急地朝我走来。走近了，我才看清是我家隔壁的邻居，我的心里涌起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那人换了口气对我说：“快回家，你爸爸的病又重了。”我怔了半刻，撇下他拔腿就往回跑。我感觉月光下树影斑驳的街巷像一条乱石滚滚的河道一样荒凉。
推开家门，看见父亲正探起半个身子，嘴角挂着血，手里就着个痰盂，母亲面如土色，浑身哆嗦地呆在旁边，不知该干些什么。那天妹妹正好回了家，弟弟忙着参加期终考试回不来，家里只剩了我和母亲。
我接过父亲手中的痰盂，看看里面半痰盂黑红色血水，心里登时一灰，泪便不知不觉流了下来。父亲怕惊吓了我们，抹一把嘴角的血迹，惨惨地笑着说：“莫慌，不要怕，死不了的。”血依然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淌，一张一吸之间，他的嘴唇角吐出许多血的泡沫。我抓住父亲的手惊慌失措地喊：“爸，爸，你耐住些。”他点一点头，样子并不十分痛苦。我飞跑出去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打了两支止血针，血慢慢就止住了。又过了一会儿，父亲说：“不用怕，这是咳嗽震破了气管，死不了的。”我和母亲半信半疑地和衣躺下，一夜没敢关灯。父亲知道我睡觉轻，亮着灯睡不着，便说：“关了灯睡觉吧，没甚事，人哪能说死就死了呢。”母亲关了灯，摸索着系好拉灯绳子，不一会儿，父亲那儿就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有泪涌出来，凉凉的，像一只慢慢蠕动的毛毛虫爬在脸上。我没有擦它，合了眼，不知不觉之中便也睡了过去。
年更近了，年的气氛也更浓。父亲的病看看也平稳了下来，而且，大家渐渐地适应了他病着的样子。父亲也终于不再无缘无故地叹气了，但目光常常寡寡的、呆呆的，目光中少了些乞求，多了些失落。要不，他就整日把胳膊搭在脸上，一动也不动一下。
“你觉得身上不精神？”母亲问他。
“也就是个那样。”父亲说。
“你是不是瞎想甚哩？”母亲问。
“不是。”父亲说。
“你忍心不忍心丢下我们？”母亲又问。
“我有甚办法哩，哎，人逼到那份上咋也能行，谁离了谁也能活了，我娘九岁上丢下我，我照样也长大了，死了谁苦了谁。”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低低地，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母亲说。
到了晚上，又喝了些稀粥，父亲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
“你说我这病好了好不了？”父亲问母亲。
“能好了，过了年暖和了说不定你就能下地走一走呢！”母亲说。
“你们甚也省不得，看看我成这样了，也不着急，也不省得给我割下寿器，备下装老衣，你们是想让我老下光身子呢。”父亲叹了口气，语气里突然有了些埋怨。
“你不要吓唬我们，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不行了？”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下就哭了，母亲说。
“我是怕你们娘两个什么也没有经见过，到时候手忙脚乱没抓扯呢。”父亲说。说完，父亲闭上眼，有一行泪水顺着父亲瘦骨嶙峋的脸缓缓流下来，一直流到他头下面的枕头上。
“早给你准备好了，我们怕你难过，不敢告诉你。衣服从里里外外给你扯得都是新的，板子也是煜儿给买得红松板子，割起来快半个月了，你心宽宽地养病，人们都说冲一冲就会好了呢。”母亲抽泣着说。
“我还怕你们省不得哩，这回我歇心了。”父亲似乎松了一口气，张开眼睛满怀悲凉和感激地望着我和母亲说。
“干脆趁着今天精神好，我把后事也给你们交代交代吧。”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
“煜儿，你爹没本事，一辈子平平淡淡甚至还有些窝窝囊囊，也没干下个什么，就是教书教了几十年，教出了临村上下一群娃娃们，又把你供成了书，临死又盖了这几间新房。不过，你爹一辈子清白做人，不管日子多么难，不管受了多少磨难，从来没干过一件亏心事，说过一句昧心话，而且也从来没有忘记了咱们耕读传家的本色。尤其是当民办教师的那几年，其实那时候干些什么也比当民办教师那二十几元工资强，但是关键不是钱，而是尊严。尽管那时收入很低，但我一门心思努力工作，想对国家有所贡献，而且，这也关系到我的名誉和信仰。其实，这些年来，也正是我们这些乡村教师，支撑着国家广大的农村教育，减少着文盲。煜儿，杜甫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不管世道如何变，你一定不要轻视读书，不要忘了读书人的良心和本色啊！”这似乎是父亲的政治遗嘱。父亲把目光定定地转向我，好像换了一个人，郑重而又热烈地说。
“古人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其实，你爹年轻时也和你一样，满腹抱负，我那时学理工科，就是你老爷爷临终时交代你爷爷的，说是如果有了后代，要让我学有实际用途的科学，要科学救国。可惜，后来赶上国家困难，学的专业也没用上，倒是阴差阳错，又像你老爷爷一样教了书。不过，踏踏实实教好书，多培养出些哪怕本事不大，但能埋头做事、清白做人的学生，也不亏了当年国家的一番培养和工资，不枉为老张家的子孙。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也算没有白活，也可以无怨无悔坦然去见你老爷爷和你爷爷了。唉，就是从小让你们跟着受苦受穷，眼看日子好些了，却把你们撇在半道上，还给你们塌下一屁股饥荒。”说到这里，父亲停顿了一下，他一开始说时眼睛里那些奇异的光彩，渐渐暗淡了下来。
“你从小不好管事，日后甚也得管了，担子不轻哩。唉，兄长代父，日后你又要养家，又要供小毛念书，你妈身体还有病，你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又没有成家，担子真的不轻哩。你日后要是实在负担不动了，叫小毛不用再念书了，回来让他学一门手艺帮衬帮衬你，要是还有一丝力量，你一定要供完他读书啊。再有，你妈平日好唠叨，我活时候她受了委屈还能向我诉一诉，我死了她和谁说哩。以后你妈要是再唠叨你们，你们不要顶撞她，你们实在不想听，想起你爹的话，也要忍一忍，你们将来当了爹妈就知道做爹妈的难处了，唉！”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跟了我三十年，我们相敬如宾，没红过一回脸，本来再过十年，我就能和你把娃娃们都培养成人，把任务完成了，现在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要是有合适的，你再嫁人吧，千万不敢傻守着，这几年儿女们没长成人，都离不了你，过几年都成了家，人家就是接济你吃，接济你喝，可是谁和你做伴呢，哎，老伴老伴，人老了没伴恓惶哩。”父亲说着哭了一会儿，又对母亲说。
“我要是没了，事宴越简单越对，亲戚和学校的老师们也不用惊动了，哪儿能省钱就哪儿省点钱，咱又不和人家比排场比好看，给我看病已经塌了不少饥荒，可不敢再塌了，除了死的，你们活的还要活哩。要是再塌下钱，你们孤儿寡母靠甚还人家哩。这是我对你们的最后吩咐，你们千万要记住我的话。”父亲躺下长长地歇了一会儿，最后努力地半撑着身子，望着我和母亲说。
听了父亲的嘱咐，我和母亲孤立无助地哭了好一会儿。父亲也跟着哭了一会儿，反而平静了。父亲安慰我们说：“我该吩咐的也都吩咐你们了，这回我就是死了，也歇心了。不过，你们也不要怕，再怎么说我也要伴你们过了这个年，我不能叫别人家欢天喜地地过年，你们哭天抹泪地给我守灵。我一定要伴你们过了这个年！”
许多年后，读史读到刘邦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书“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我把如意母子托你照顾，其余各个儿子都足以自立，可怜这个儿子还小），以及陶渊明给他五个儿子的遗书里“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你们几个幼小家里贫穷，常受到打柴挑水的劳苦，什么时候能够免除呢？在心里挂念它的程度，怎么能用语言表达啊）时，都止不住想起父亲临终时的情景，止不住热泪盈眶。
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圣贤之家还是平凡老百姓之家，父子亲情都是一脉相通的啊！
四
爹无情娘无情自幼孤苦何人疼；儿难丢女难丢临终无语泪长流。这是在父亲去世后第一个夜里烧罢黄昏纸后，靠着父亲的灵柩，我为父亲写的一副挽联。
那些天，我和母亲一直凭信了父亲给我们的信誓旦旦的承诺，我和母亲一直以为死一定是一件十分复杂、十分艰难的事情，就像生一样。我每天都看见浓浓的夜空中那些穿梭的神仙。我以为他们是幸运之神，却没想到他们竟是死亡之神和仇恨之神。
“你到隔壁去睡吧，这些天我夜里咳嗽，惊得你睡不好，想尽孝心，日后有的是时间。”那一夜临睡前，父亲还喝了半碗稀饭，吃了一小块花卷。吃完了，父亲对我说。
“那我过去了，夜里有什么事叫我。”我居然傻傻地对母亲说。
“过去早点睡，明天还要糊窗户纸呢。”母亲居然也这么傻傻地吩咐我。
那一夜我睡得很沉，破例没有做任何梦。早上七点钟的光景，在睡梦中听见母亲喊，情知不妙，赤身披了一件军大衣过去，看见父亲正探起半个身子大口地吐血。或许有了上次的经验，我看见母亲虽然颤抖得厉害，但还没有乱了分寸，她一边护着父亲一边对我说：“怕是不好了，快去西边房里把装老衣拿过来，可不敢让他老下个光身子。”
我跑到西房把放在纸烟箱子里的亡人衣服拿过来，脑子里一片懵懂和空白。我不相信冥冥中我们好像一直在等待的死神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降临了，我不相信父亲就这样不说一句话扔下我们母子俩不管了。我想象中的生离死别不是这样！
我把父亲的装老衣抱到炕上，母亲说：“快把棉腰子找出来，趁还有气身子是软的先给穿上。”我心慌意乱地从那堆亮蓝色的衣服鞋帽中找见那件红洋布的棉腰子，跑到父亲头边。吐了一会儿血，父亲的头已经枕到枕头上了。他枕巾上、床单上一团一团的到处是黑红的碎血块子，嘴里似乎满是血块子。他半张着嘴，嘴角里溢着血水，牙缝里吐着一串一串的血的泡沫，像是一只受了枪击的血嘴鸦。我把棉腰子递过母亲，失神地喊：“快点，快点。”听到我们母子俩那么慌乱，父亲想要说些什么，但有谁卡出了他的脖子，我看见他的眼睛已经灰蒙蒙地落了眼光，但那眼睛里所包含的绝望、悲哀、留恋、关爱和不甘心，却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在以后无数的日子里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了它。
父亲静静地闭了眼睛。我和母亲把他放到枕头上，我用手摸他的额头，还潮潮的、温温的。慌乱中，我用纸擦他嘴角的血水，但怎么也擦不干净。后来我想，当我亲爱的父亲听到我的声音，睁开眼睛望我的时候，他的脑子一定还清醒，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自己就要死了，可他的心里想着什么呢？
我和母亲手忙脚乱地跪在父亲身边，给他脱了沾满血污的背心和衬衫，穿上亡人穿的红洋布腰子，他的身子已经不动了，但我感受他的身子和胳膊软软的，像是竭力配合着我们。扣好棉腰子的扣子，我对母亲说：“妈，你不敢怕，我出去叫几个人去。”母亲失神地坐在那儿说不出话来，但使劲点了点头。我胡乱穿了些衣服，袜子也没来得及穿，赤脚跑到街里，叫了几家街门。
那时村里的人好多还没有起床，只有几个婆姨睡眼蒙眬地半打开街门，含了几分同情和戒备接待我。我担心剩下母亲一个人害怕，急急忙忙地又跑回家去，那时，我家的炕上地下已经站了几个街坊老人和族里人。有谁对我说：“快去摘门板，到你家旧宅拉棺材去。”我答应一声走出来。
我到本家一个叔叔家去借小平车。我想起那时候父亲知道我脸皮薄，去到别人家借东西总是他自己去，可从现在以后，他却再也不能管我了。跑到旧宅那儿几个人帮着我抬上空棺材，拉到街上的时候，街上已经站了许多人，远远地用复杂的眼光望着我们。我的心中又起了一丝类似虚荣一类的东西，我想我得拿出些骨气，不能让村里人轻看了我们孤儿寡母。
到了自家新宅门口，已经有几个人等在了外面，有人把棺材抬到我家西边的空房子里，用板凳支架好。我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跟着众人走进屋里时，父亲已经像出远门做客一般穿戴整齐地躺在门板上，身上盖着他平常盖的那块蓝底撒花洋布被子。人们在忙着捞捞饭叠五色纸。我掀开被子一角，看见我父亲眉毛长长地垂着，眼窝深陷，嘴微张着，嘴角依然渗着血丝。
我给他擦了一会儿血丝，摸他的脸，已经凉凉的了。我傻傻地问：“真的没了？”众人说：“没了。大概是你出去的那阵子把灵魂给带出去了。”我看见父亲胡子拉碴，知道我父亲平素喜欢个整洁，这是最后一次了，不忍心让他邋遢，便问众人：“胡子敢不敢刮了？”众人说：“不怕，敢刮。”我倒了点温水，打了点香皂，用刮胡子刀把我父亲的脸收拾干净。众人给盖了一张苫面纸，说：“穿戴起来，入殓了吧。”
我便换了孝衣孝袍，腰里系了用散麻编成的麻辫，听由别人的指挥匍匐在门槛上。有人烧了下炕纸，接着我便觉得有无数双手抬着我父亲从我头顶上过去。一会儿听见谁说：“大伙儿揪着褥子慢慢往下放，脚低一点，头高一点，脚下把那些旧衣服蹬上，头底下垫一些棉花，手里攥好打狗棒子。”短暂的沉寂，可以听见院外刮得很高的风和屋内人们低沉的喘息。又一会儿，谁说：“成敛了吧。”接着便听见很响的盖棺声。人们像水一样无声地从我身边往外走，谁推了我一下说：“放开声哭几下吧。”我亮开嗓子号啕大哭，但我的眼里却淌不出一滴泪来。
那时，我不明白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相信昨夜还与我们一块儿吃饭说话的我亲爱的父亲，真的就再不交代我们些什么，就这样匆忙的一去不复返了。
已近中午的时候，妹妹和弟弟心急火燎地赶回来了。妹妹跌跌撞撞地哭进院来，直奔父亲的灵房。站在外面的半院子人鸦雀无声，默默地等待她的反应。妹妹爬在我父亲的棺材头上，哭声中充满了哀怨。妹妹对父亲说：“灰爸爸、懒爸爸，你怎么连半天也不等我，你说过一定要伴我们过了年，你说过正月里让我来看你，你怎么哄了我们。”妹妹边哭诉边痛不欲生地用手锤父亲的棺盖，样子就像很小时候在外面受了委屈向父亲哭诉一样。半院子人一下都哭了。
妹妹哭了一会儿背过了气，众人把她窝过来，妹妹像是刚从梦中醒过来一般。妹妹喃喃地说：“你们把我爸放到了哪里，我要看我爸，我要看我爸。”人们帮着重新打开棺盖。父亲仰面躺在里面，按照他生前曾经吩咐过的，在亡人穿的新棉袄外面，依然套着那件他最心爱的象征读书人身份的半新的学生蓝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两只装满红蓝两种墨水的钢笔，头上戴着一顶略大一些的新帽子，手上戴着一只他生前一直喜欢却一直没舍得买的手表，那是妹妹花三元钱从亡人店买的假手表，脚蹬一双新布鞋，就像是平日里他又要去我们乡里的中学去上课或者是去县里参加教师节表彰大会一样。妹妹摸着父亲的脸说：“爸爸，爸爸，你再看看我，你的萍儿回来了。”父亲静静地躺在里面，不应一句话。人们把我弟弟带到父亲的灵柩边，弟弟没有哭，只是呆呆地瞅瞅他慈爱的父亲，又求援般地瞅瞅我，似乎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那时候我弟弟幼稚的心一定是给吓坏了，刚停下的泪水又流了下来。
到了年三十下午，二爷说：“大过年的，把你爹灵房的窗户遮起来，把门关上三天吧。”我把父亲灵房的窗户遮严实，拉了条麻袋，坐在父亲灵前，点着一支烟供在父亲灵桌上的遗像前。香烟燃得很快，就像有人在吸，缕缕青烟贴着父亲的像框袅袅上升。烟雾中，我看见父亲在像片里很慈祥地笑着，露出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似乎想要对我说出些什么话来。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凝望着父亲，一支烟燃完了，再续上一支。偶尔，自言自语般地对父亲说：“爸，又要过年了，你孤单不，你傻儿陪着你做伴呢。”
一缕西斜的太阳光像一跟刺眼的白棍子通过窗户上的一个破洞戳到东边的墙上，街上传来的零星的爆竹声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再一次提醒我年确实是来了。我静静地闭上眼睛，让温馨的往事像父亲温暖的手一样抚过我的脑际。我似乎又看见父亲坐在一个高脚的烛台下，一边抱着我一边抱着姐姐教我们背“夜静春山空，人闲桂花落”。我似乎又看到父亲穿一件纸糊的蓝色的袍子，站在我们村的戏台上，惊恐地望我们的情景。我似乎又看到父亲和爷爷，一老一少，狼狈地相跟着给我们村扫大街的情景。我还看见每年的年三十下午，父亲指挥我们扫了院子，擦了玻璃，把大红的对子贴在街门上和房屋的柱子上，对子永远是父亲写的“春雨一联苏子赋，秋烟半壁米家山”、“大块文章光吉地，山河锦绣壮幽居”。我还看见父亲幸福而又自豪地看我们有滋有味地吃他做的脂油饼。还有，他头发苍白，背一个旧帆布书包，步履蹒跚地走在省城街道拥挤的人群中的样子。我的心变得温柔而忧伤，但我没有哭。
听见母亲在屋那边喊我，我站起来锁上父亲的灵房门。透过门缝，我看见父亲依然在照片上慈爱地对我微笑。我突然觉得自己终于把父亲一个人丢下了。年终于把我们给隔开了。泪再一次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按照乡里的习俗，过年时出嫁的姑娘是不能呆在娘家的。那天下午，妹妹走得一步三回头，到望不见她瘦小的白色影子时，我对母亲说：“妈，咱们回去吧。”我们走回来闭上街门，我听见贴在我家街门框上写着“无父何怙”的吊寡纸在除夕黄昏的寒风中沙沙作响。
除夕的夜里，当接神的稠密的爆竹响成一片的时候，母亲说：“咱们也包饺子吧，好赖也是过年哩。”母亲挣扎着和好面，拌好馅儿，有好几次我看见母亲眼里充满了泪水，但她硬是忍回去了。我知道母亲是怕我们心里难过，硬撑着充当家里的主心骨哩。
包完饺子，母亲又说：“开了电视，咱们也看会儿春节晚会吧。”我打开那个小黑白电视，里面全是一些欢乐的东西，与我们家毫无关系。看了一会儿，母亲的泪到底没能忍住。我说：“不用看了，咱们关了早点睡觉吧。”母亲点一点头。母子三人早早熄了灯。都睡下了，听着外面越来越稠的爆竹声，我用被子把头蒙住，任泪水自由自在地流淌。我在心里想：唉，从此以后，死亡不仅带走了我们亲爱的父亲，也把我们家所有的欢乐和幸福都带走了。
初一早上，母亲又挣扎着爬起来煮了半锅饺子，捞出来了，母亲说：“给你爸供上四个，多弄点蒜泥，他活时喜欢吃。”我端了四个饺子来到父亲的灵房外，隔着窗户放在窗台上，低低地说：“爸，吃饭吧。”父亲无语，只有他灵房门上的白对子在风中用低泣一般的声音回答我。
我抬眼望远处正在放亮的天空，再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世界上，在今后漫漫的人生中，我再也没有父亲了。
泪淹了我的心。
五
“求你们帮我爸爸打一下墓吧！”
“求你们帮一帮忙吧。”
听母亲的吩咐，我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到临村找一个风水先生给看了看，父亲出殡的日子定在正月初六。
那一年，从正月初一开始，每天下午我就和我弟弟背着柴禾，低着头走过我们老苏乡村正月里热闹的街道，去村西我们老张家的祖坟里烧火醒土，以便于过两天请人在冰冻的土地上为我父亲打墓。
那些夜晚真长啊，整夜整夜，我们母子三人都不脱衣服，愁苦地坐在父亲走后留下的那盘空荡荡的大炕上，听我家房后面白杨树上西北风凄厉的呼啸。
“你父亲一直教着书，跟人家村里人在劳动上也没有什么换往，再说又是大正月，谁肯帮着打墓啊！”母亲说。
“别担心，我父亲前前后后教了也有上百个学生，总会有人帮忙的，总会有人帮忙的。”我安慰母亲说。但第二天太阳已经升得一竿子高了，却没有一个人肯来帮我们孤儿寡母一把。
“我出去求一求人们吧。”母亲说。
“还是我和弟弟去吧。”看着母亲瘦弱但刚毅的面容，我犹豫了一下，低低对母亲说。
母亲害怕大正月里我们穿着丧服冲了别人家的鸿运，让我和弟弟换下孝服。我和自小就沉默寡言的弟弟走出自家紧闭的街门，茫然走到那曾经度过我们快乐的童年和少年的熟悉的街巷上，但我们却不知道该去求谁家。我们低着头一前一后走到村中央那曾经很热闹的戏台旁，看到许多人穿着崭新的过年衣服在那儿喜气洋洋的互相问候，有讲究一些的人看到我们过来赶紧扭过头去，也有胆大一些的人欲言又止地望着我们。我和弟弟不敢看他们，但我们低低地说：“求你们帮我父亲打一下墓吧！求你们帮一帮忙吧！”那一天，我们求下六个人。
没有父亲生前特别喜欢听的八音会，没有几件花花绿绿的纸扎，也没有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只有我在前面号啕地打着引魂幡，我妹妹弟弟和几个亲戚低低哭泣着跟在后面，我可怜的母亲孤零零地扶着街门目送着，父亲就这样静静地上他的路了。
六
“秋日将尽，人们把粮食收回了村庄/空阔的田野上，鸟儿收起了歌声/秋日将尽，又一批老人走进了坟茔/他们的姓名被大风吹得渺无踪影/秋日尽了。天堂的大门紧锁/枯叶落满天井/神圣的事业依然无人去问津”。
那一年正月初六，当太阳下山了的时候，我们亲爱的父亲已经永远地躺进了村西白杨树林边那片冰凉的墓地，撇下了与他相依为命了整整三十年的我们亲爱的母亲，还有我们这些还远远离不开他的不成气的儿女。
生和死永远地阻隔了我们，寂寂的地平线永远地把我们分割在了两个完全不通音信的世界。
2006年于古晋腹地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