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蓝英年
张东荪是何许人？七八十岁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多少知道一点，再年轻的就未必知道了。如果七十年前问我，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张东荪是张伯伯。”张东荪与先君同庚，一同东渡日本，还曾同住在一间房间里。此外，张东荪的夫人是我婶母的胞姐，我堂兄一直住在张家。张伯伯有四个子女，长子张宗炳，著名昆虫学家；次子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据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与爱因斯坦齐名；三子张宗熲精通英语，由于早婚，考上庚款却没能出国留学；女儿张宗烨健在，为中科院院士。张伯伯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我依次称为张大哥、张二哥和张三哥，女儿与我同庚，比我小几个月，我管她叫小妹。张东荪的长兄张尔田，著名清史专家，我称他为好爸爸。为什么这样称呼，我至今弄不明白，大概随张家兄弟称呼吧，因为他们管伯父叫好爸爸。总之，我从小就认识张伯伯。他居住过的大觉胡同、东大地、朗润园和大城坊我都去过，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我对张东荪毫不了解。他见到我，只摸摸我的头，好像没跟我说过话。
如果六十年前问我，我会回答：“张东荪是燕京大学哲学教授，北平和平解放立过大功。”一九四九年建政前夕他来看过父亲，我也随父亲到过他家。张大哥住得离父亲近，也曾带着儿子看过父亲。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从学校回家，张伯伯正在同父亲谈话，我走进书房，叫了声张伯伯，父亲叫我出去。我走到书房门口听见父亲高声说：“你不要再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了，想想自己的问题，怎样才能过关。”张伯伯说：“志先，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知道张伯伯出事了，检查通不过。但为什么他爱说“北平和平解放是生平第一快事”呢，为什么事要作“检查”，又为什么通不过呢？我那时刚入大学，吸引我的新鲜事很多，没再留意张伯伯的事。后来又听说张东荪是“美国特务”，向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回家问父亲，父亲回答：“我也不清楚，东荪不会这样糊涂，你不要问了。”父亲似乎不相信张东荪是特务。直到最近读了戴晴女士的力作《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才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有些事如她不写我永远也弄不清楚。
张东荪是“五四”后中国著名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说，“五四”时期没有哲学家，“五四”以后有三位：熊十力、张东荪和金岳霖，因为他们的学说都成系统。牟先生的看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从中可以看出张东荪的学术地位，能与熊十力和金岳霖相提并论的人并不多。熊先生和金先生的大作我没读过，张东荪的书我不仅没读过，甚至没见过。但读过他著作的片断，多半是批判他的时候引用的。今天看来，张东荪的很多预言都为五十多年的实践所证实。张东荪专心著书立说，大概于一九三○年秋天从上海迁到北京开始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邀请他和其兄张尔田一起到燕京大学任教，此前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一九一七年张东荪接手《时事新报》，他先抨击时弊，后渐转为介绍西方哲学，柏格森的唯心“活力论”《创造的进化》就是他翻译并在报上连载的。他又增编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学灯》先刊载外国文学译著，一九一九年后开始发表国人的创作。张东荪聘请宗白华编《学灯》增设的《新文艺》版，郑振铎编文学副刊《文学旬刊》。《学灯》为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就是在《学灯》上首次发表的。茅盾用白话文翻译的一系列短篇小说也发表在《学灯》上。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和徐志摩的《告别康桥》也都发表在《学灯》上。后来的共产党领袖张闻天和毛泽东不仅是《时事新报》的读者，也是撰稿者。可以说毛泽东那时就知道张东荪了。一九二一年毛泽东写道：“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解放军围困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写道：“……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他被日本人逮捕，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受到知识分子的敬重，他说的话，比共产党人的言论更令知识分子信服。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张东荪，请他作为和谈的见证人。张东荪就这样参加了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谈。请张东荪参加和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但傅作义并不认识张东荪，介绍他们认识的是北平第一任市长、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先生。何先生与傅作义是北伐时期的老朋友，与张东荪不时诗词酬和。何先生在北池子八十八号何宅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和张东荪。我问过何其巩的后人那天的情形，她告诉我他们都在厨房吃饭，什么也不知道。但见过何其巩事先写好的一副送给傅作义的条幅：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张东荪以六十四岁的高龄积极投入和平谈判。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张东荪和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冒着严寒越过封锁线，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村。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们。聂司令问出城前傅作义向他们交了哪些底？周北峰回答傅先生表示了几点想法：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平津解决以后能否允许其他报纸发行；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分批调出城外整编方式。聂司令又问傅作义能否命令蒋系部队出城。周北峰认为中下级军官多为傅的人，傅能控制。张东荪接着说，他看傅作义已打不下去了，但他要面子，得让他体面投降。傅先生派他们来是希望尽快达成和平协议，以免北京毁于战火，百姓遭受涂炭。聂司令把谈话内容电告中央，九日中央复电：“……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你们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如张东荪不愿久待，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顾。”
九日双方开始会谈。解放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林彪和聂荣臻，傅作义方面是周北峰，张东荪也参加了。周北峰提出六个条件。林彪根据中央军委来电，谈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聂荣臻分析了当前形势和平津战局：“傅先生除放下武器，把文化古都北平和工业城市天津保全下来，为人民做些好事，别无出路，希望傅先生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十日下午双方就军队出城改编、城市管理、人员安排进行最后磋商。解放军苏静处长整理出一份《会谈纪要》，并强调傅作义在十四日以前必须答复。林、聂在《纪要》上签字，周北峰随后也签了字。《纪要》放在张东荪面前，请他签字，但张东荪拒绝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充当调解人和见证人。我这次不回城里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而后启程去石家庄拜见毛泽东主席。”张东荪见证了《会谈纪要》草签的过程，认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学的当天晚上，张东荪在燕大礼堂作了著名的《老鼠与花瓶》的演讲：“北平是个花瓶，傅作义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恶的，人人都想消灭它，但它却躲在一个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灭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采用和平方式，用和谈的办法解决。”朋友们纷纷写诗赞扬张东荪的功绩，他把这些诗以《围城题记》为标题，亲手抄录下来，并写了后记，准备留给子孙。他写道：“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赵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栗栗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颂。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种，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东荪自识”。“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张东荪不仅在知识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跃升到第三位，仅次于张澜和沈钧儒。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此时有些飘飘然了。建国后不久，父亲到燕大东大地（燕东园34号）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饭后，他上楼睡午觉，把父亲撂下不管。尽管是多年老朋友，这样做也算失礼。父亲倒不计较，带我到城府街遛弯，回到张府，张东荪才从楼上下来。
毛泽东虽说过：“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但在内外政策上，两人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或者说，完全对立。张东荪不赞成“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认为不能忽视西方，特别是美国，应与美苏保持同等关系。张东荪虽不一概反对革命，但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以增产而求平均，并非仅以再分配而求平均……这期间区别甚大，因为均贫富并非增加生产总量，且又同时对于增加生产的努力进行上反是一个妨碍，故必须力避此种过激而有害的举动。须知凡是一个革命，如果只把经济上的不平等用再分配的办法来平均一下，其结果并未使生产总量有所增加，这个革命终归失败。”张东荪这些见解，毛泽东听了未必高兴，但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夕，不便当面批驳。也许那时在毛泽东的心里就产生教训张东荪的念头了。张东荪拜见毛泽东回家后，对家里人说，在石家庄西柏坡见到毛，话不投机……毛大谈梁启超，并说外交上将“一面倒”。
到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张东荪就难过关了。二月八日在小文学院礼堂作“检查”。从来没有作过检查的人是作不好检查的。他们不理解作检查就是为了通过，而不是真心自我反省。张东荪的“检查”分三部分：第一，作为哲学系主任，没把哲学系办好，有做客思想；第二，对校务不大关心，开会不到；第三，对“骂人团”不理睬，让他们闹得自己翻船。他承认自己受到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是唯心主义的俘虏，喜欢马克思，但反对辩证法。这样的检查当然通不过。二月二十九日举行全校教职员工批判张东荪大会。据章诒和的文章披露：在这次大会上，有两个人的发言引人注目。一个是担任燕大教务长的翁独健；另一个就是已经调到历史系并有权代表历史系教师发言的翦伯赞。翁独健，这个哈佛大学毕业的大蒙古史专家的发言太令官方失望了。总共不到二百字，讲了不到五分钟，只希望张东荪“低头向人民认罪”。翦伯赞就不同了。章诒和写道：“他的讲话辞锋凌厉，暗含杀机，指认张东荪所谓的‘中间路线’完全是幌子，思想上是‘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翦伯赞列举了以下事实作例证：一、张东荪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辱，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三、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政，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翦伯赞的发言给张东荪的历史问题定了性——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马列主义。会场群情激奋，振臂高呼：“彻底肃清反动亲美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位揭发者走上台，展示张东荪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上的亲笔题词：“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还是绞刑。”会场哗然，仿佛爆炸了一颗炸弹。其实这句话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英国政治理论家柯亨的话，张东荪抄录了，说明他赞成柯亨的看法。张东荪自然又过不了关。
张东荪的问题驻校工作组处理不了，上交北京市委。北京市委请示中央统战部，统战部把张东荪转交给民盟中央。民盟认为张东荪的问题属于思想和言论反动，并没有反对共产党的行动。民盟副主席沈钧儒向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建议，让张东荪请假回家反省，李维汉表示同意。沈对张说：“不妨不动，请假反省。”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他在彭真呈报的材料上批示：“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周炳琳自然顺利过关，而张东荪在民盟总部接连“检查”了四次仍通不过。民盟主席张澜不得不过问了。张澜约李维汉和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同拜见毛泽东。张澜说：“东荪先生的问题还是从缓处理为是。”李维汉代毛讲出张东荪的要害：“我们不能和这样的坏人合作。他出卖了国家情报。”毛说，这样的人，坏分子张东荪，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并做出定案结论：辞职，既往不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张澜得知张东荪还有一个重大情节没有交代，即通过美国间谍王志奇向美国出卖抗美援朝的情报，大吃一惊，立即告诉了张东荪的夫人。
王志奇是个神秘的人物，我从未听说过。我堂兄知道有个姓王的与张东荪一起办过报，张东荪受他牵连。他就知道这一点，连王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东荪的学生姚克殷被日本宪兵队抓进监狱，王志奇与他同号。王告诉姚，自己是因与苏联沈阳领事关系密切而被捕的，并吹嘘自己有钱，社会关系广泛。他们先后出狱后，姚克殷把王志奇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张东荪，并对张东荪说：“可以与王合作。”抗战胜利后，张东荪与姚克殷在北京办了一张小报《正报》，王志奇知道后解囊相助。后担任《正报》副社长兼经理。但王的资助很快就停止了，《正报》不得不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王志奇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旧政协闭幕后，国内形势不仅没缓和，反而紧张了。王志奇又出现了。他对张东荪说，先前只与苏联有关系，现在通过妻妹，与美国也搭上关系。接着王又消失了，再次出现已经是北平解放之后了。以后不断被捕又不断被释放，总之，行踪十分诡秘。但张东荪仍与他保持联系。一九四九年秋冬的一天，王志奇告诉张东荪，美国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正在部署。张东荪担心中国成为美苏交战的牺牲品，心中十分不安。张东荪请王志奇如有重大消息一定告诉他。张东荪问王志奇能否把他的意见转达给美方：“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美方应当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不要让国民党进来。民主党派当中谁可以充当中美之间的调停人。”王在张东荪的桌子上看见中央政府会议印发的材料《国家预算收入和商农所占的比例》。可见张东荪对王志奇信任到何等程度。不久张申府告诉张东荪，王志奇因欠款被扣押，张东荪立即叫长子张宗炳出面把王志奇保出来。王志奇表示感谢，送张家四吨煤。一九五○年秋中国政府决定向朝鲜派志愿军。张东荪从会上得知，各民主党派将于十一月三日发表宣言，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二日晚上，张东荪约见王志奇，劝他尽快离开北京，因为中美即将成为交战国，无法再传递消息。张鼓励王继续在政治方面（非情报方面）努力，一定设法让美国不把中国当成敌人。王志奇离开北京，全家迁往香港，希望张能给他推荐一个在香港帮他翻译材料的人。张将上海的熟人朱高融推荐给他。朱到香港后，王叫他翻译情报，又不付薪水。朱不愿翻情报，认为翻译情报是下流工作，并断定王是骗子，一九五○年从香港回来。一九五一年春天，王志奇又出现在北京。他说刚从香港来，住在张申府家，得到政府特许，做进出口生意。但几句话后，他又探询张东荪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并暗示他仍有渠道把民主人士的意见转达给美方。张东荪终于觉察此人是骗子，请他赶快离开。这是张东荪与王志奇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王志奇便永远消失。这大概就是“张东荪出卖情报案”的案情了。从此张东荪成了“坏人”。
张东荪这样的“坏人”岂能再住在燕东园，他从住了十几年的燕东园三十四号搬到校内朗润园一百七十八号，燕东园的小楼让给别人。这段时间张东荪的生活相对平静，与外人往来稀少，闭门读书。我堂兄一九五二年在我们家举办婚礼，记得那天张东荪也来了。这大概是他遭受批判后第一次出门做客。他心情看来不错，一直笑眯眯的，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话了，但记得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马寅初离开北大后，张东荪也被清出北大，工资关系转到北京市文史馆，但一家仍住在朗润园。“反右”运动结束后，他不能在北大校园内容身，搬到北大东门外大城坊三十七号一座大杂院里。几家住户共用一个厕所，用水从胡同里提。张家提出安装自来水，学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张东荪就在这座大杂院里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疯狂的年代，抄张东荪的家是情理之中的事。据张东荪的孙子张饴慈回忆：“凶徒前来翻抄的时候，祖父站在一旁一动不动。骂他反共、反革命，他任凭他们骂去。唯当那些人骂他‘汉奸’，八十一岁的老人猛扑过去，用头撞他们，要和他们拼命。”一九六八年一月，张东荪和长子张宗炳同一天被关进秦城监狱。张东荪被关进监狱一两个月后，我从天津河北大学牛棚溜回北京。我到了城府街，突然想去看看张伯伯。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世，张家住在哪里，也无处打听。灵机一动，去找城府一家理发店，进去问刘师傅还在不在。刘师傅走出来，尽管已经苍老了很多，但脸上的麻子还在，我断定他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给父亲、张东荪等教授理发的刘师傅。我问他知道不知道张东荪家的地址，他说知道，有两个月没给他理发了，并把我带到张家。张家住北房，我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张伯母。张伯母也马上认出我来。年过古稀的张伯母并不显老，还是我最初见她的样子。她对我说张伯伯被几个军人带走了。军人发现家里有件美军皮夹克，拿起来厉声质问皮夹克是哪里来的，张伯伯说和谈的时候林彪赠送的，军人赶紧恭恭敬敬放下皮夹克。张伯母忽然骂起我婶母来，骂她没有良心。其实婶母一直挂念老姐姐，几次要来看她都被我堂兄阻拦住。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哪还有亲情呢。张伯母叫我等大华（张宗烨）回来，我身为牛鬼蛇神，溜回北京，岂敢在“美国特务”家久留，没等大华回来我就向张伯母告辞。一生相夫教子的善良的女人在这几间破旧的屋里住了三十年。
张宗烨以母亲的名义给周恩来写信，不敢提丈夫张东荪，只询问儿子张宗炳的下落。这封信竟神奇般地落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批准张家可以到秦城监狱探监。这时张东荪已转移到复兴医院。张宗烨陪着母亲赶往复兴医院，这对恩爱的老夫妻终于见面。张东荪对妻子说：“林彪出事了。”张伯母说：“别瞎说，好好的。”张东荪说：“你不用瞒我，我看得出来……还是我对。”“还是我对”指的是中美建交。这时中美建交的《上海公报》已经公布。
张宗炳是著名的昆虫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一九六八年与张东荪同日被捕。这位单纯、天真、待人和蔼可亲的张大哥在监狱里被逼疯了。张宗炳一九七三年出狱，儿子张饴慈记得：“……他已整成神经病。发病的时候，同时装成两个人：一会儿是审判员，横眉怒目；一会儿是犯人，可怜又无奈。那时家里已经没有房子，他回来就和奶奶住大城坊——他在病中只相信自己母亲一人。”在老母亲的精心看护下渐渐康复。一九八一年公安部给张宗炳做了结论，否定特务嫌疑，并补发了关押期间的工资。张大哥在张家兄妹中给我的印象最亲切、随和。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农作物害虫成灾的时候，我便想起他。如果他参加灭害虫，以他的学识和才智，定能发挥积极作用。
次子张宗燧一九六九年底不堪凌辱服安眠药自杀，终年五十四岁。张宗燧是著名物理学家，剑桥大学毕业生。他曾在剑桥开课，恐怕是第一个在剑桥开课的中国人。他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宗燧是卓越的科学家，但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比如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张宗燧就不同意毛的论断，说美国的科学非常厉害。遭到同事批驳后，他辩解说：“如果非要说美帝是纸老虎，那也是厚纸做的。”毛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说：“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总之，张宗燧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中国大百科全书》有张宗燧条目，对他的科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与他最不熟，只见过一两面。还记得他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婚礼的情景。张宗燧一身笔挺的西服，新娘傅小姐身穿深色旗袍，两人款步走向亲友，向大家致谢。三子张宗熲是我见面较多的人。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解放饭店还同他见过一面。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英年小弟愿你长得又高又大，志气也高大。”那年我十二岁。张宗熲的问题是所谓电台问题。“文革”期间天津革命群众逼他交出电台。这个问题公安部门早已作出结论，不是敌台。电台是他表姐夫林嘉通的，用来收听新华社广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怕日本人查出，早已毁掉了。张宗熲交不出电台，与妻子双双自杀，时年四十六岁。张家第二代健在的只有张宗烨院士一人了，也已垂垂老矣。我的纪念册上也有她写的话：“我们要做好儿童，将来努力为国争光。”她实现了儿童时代的理想，在高能物理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为国家争了光。张家的第三代我就完全不熟悉了。 ■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
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傲”，唐德刚有这样一段总结：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中了头奖，当了“总统”之类的，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 ‘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