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代
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前常听到铿锵有力的回答，少不了报国、民族崛起之类。没想到私心在时代发展中膨胀，答案越来越纷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圣言在饱受争议后还是一句纹丝不动的公理。读书是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线路，纵然甘为凡夫，动物要驯化，人要教化，受教是人生的定式。
“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风雨狂……”一首民国时代的《读书郎》率领我们翻过一座小山丘，进入我的读书生涯。因为母亲是小学教员，我在五岁多，一个尚未完全开智的年龄就坐在了厂办子弟学校的课堂第一排。
从那时起，我知道戒尺打在肉肉的小掌心很疼，面墙体罚很丢人，眼泪哗哗地流，很冷。
后来回省城继续读书。一个孩子的小学在起早贪黑中被上学和放学的路给耽搁着，唯独有一年，大舅公被省电力设计院请来画图纸，他的单车和甜甜的白糖糕成了那个年代里最幸福的记忆。如今童年的蛙声、水面和绿荫小道被宽阔、高耸全面接管了。
我一生的苦从读书开始，没有翅膀的童年，接送、叮嘱、禁锢的空间及线路斩断了童年的遥望，而乡下的堂兄说他的苦从放牛开始。我歆羡他在黄昏下放牛的逍遥，他羡慕我在课堂里有滋有味地啃着书。多少年以后，我告诉他教科书中的文字如干涩的草，他奇怪地说了一句有趣的话，读书要像牛一样反刍咀嚼。
教育设定在课堂这种固定的场景中，在课本这样单一的绳索上爬行。圈养在学校里反刍咀嚼一册又一册陈词老调，无限风光的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在窗牖之外变化着。
我曾不断地问自己，远远超过十年的寒窗，还能记住些什么？求学过的校名，待我好的老师，同窗和女生，佐罗、少林寺、霍元甲，山巅、田野、自行车，最难忘的是逃学，逃过慌张后的快乐。
而读过的那些教科书，大半已被岁月稀释。
我在教科书外试图寻找自己的快乐，可整个时代许许多多时间淹没在枯燥的死记硬背中，消灭着我们的想象力，和结婚生子一样成了硬性阶段。
虽然摆脱不了现行教育的模式，更无力审判，但在高中时期已经萌生了强烈的鄙视，轻蔑“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轻蔑改变身份命运的世俗唠叨。按自己快乐的方式读书，特别是那些令我心驰神往的课外读本。
教育是从兴趣开始，在先生的鼓励、鞭策和唤醒中感受生命的内涵，它培养的是思考力、自信心，完成的是人格教育。
我抵牾着课堂中的盲从，如果为求职而争取好成绩的话，我们的教材岂不下贱、肤浅？我实在不愿用几张试卷来总结青春，于是，将教师们口口声声不务正业的批判置于脑后，依然我行我素疯狂地挑灯阅读课外书籍，在乏味的课堂里，另一种本领成长起来，那就是自学。是的，站在讲台的老师不能为学生与圣贤之间搭建完整的桥梁，那么就只能靠自己。现在四十多岁，在修为层面尚不敢言不惑，在我看来，自学是生命中不可缺失的习惯。我的倨傲与违迕让老师们视为异端，甚至家访动员我的父母也说，读不好课堂的书就没有未来，就没有日后优良的生存状况，他们实在不愿看到从前的乖孩子变得不乖。
感谢我的老师们，他们拥有凡尘间通常的善良，我凭着读书时代超常的记忆力将学历记录拖到了沈阳，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当我开始写书时，在外人看来是阅读了足够的书，其实书是读不够的。不过天下书籍无数，不是本本可读，本本能读，如果花费大量的时间读不必读的书，对生命显然是无辜的消耗。
原先书籍也像物质一样匮乏，现在书又像物质一样极大丰富，只是相当的书同样在遭遇着污染，精神污染远比物质污染更可怕，愧对纸张，愧对书的神圣。
初恋时代
当我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爱情可以持续二百年的时候，仅八个月就在一声脆响中夭折了。我曾经怀疑当年的躁动是否可以纳入爱情的范畴，因为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甚至在我那些青涩的诗句里，没有一个字的灵感来源于她。
但二十余年，我都没有放弃对她的寻找，是的，到了现在的年龄，我完全可以大声说，她就是我最初的那个恋人。
对女孩在心理上产生奇妙的感觉是从课桌上高调的三八界线开始的，也算是我们人生故事里的第一个协议，尽管是口头的，却仿佛带着政治气氛的威严和法律条款的不可触犯，有的甚至让课桌无辜承受尖刃锋利下的疼痛，成了桌面一记笔挺的刀疤。其实越是这样，越是反映青涩时代的不安。一天天过去，一天天相互交流的话语和眼神在三八界线的上空穿行，车淌过楚河，马飞过了汉界，某月某日某个寂静的下午，课桌在我们内心的默认中悄悄统一了。
爱情是一种奇怪的物质，忽然有一天变得很膨胀，猎奇、渴望和忐忑充实着一个多雨的春天。
那个春天里流淌着肖邦唯美的音乐，我捧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与冬妮亚相处的那几页翻烂了，有股暖暖的气流在腹部回旋，在音乐的高潮部分冲向我的头颅。阅读时间内可选择的读本并不多，《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畅销是因为青春期的学生们都有着共同的烦恼。
我的阅读热情被包括语文老师在内的每一位老师用冰冷的评语迎面浇来，她也像面对一个坏孩子一样，耐心指出我的过错：学业为主，课外书偶尔看看，改变命运的高考一天比一天近了。
她苦口婆心，我毫不在乎。她开始生气了，那时她是严肃的英语课代表，我是被她训斥的小男生，乖乖地听她讲解语法，默背单词。她的脸靠得我那么近，皮肤白里透着红，我必须报复她的唠叨。
在她全神贯注地批改我的英语题时，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亲了她的嘴角。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会觉得可笑，这就号称接了吻，而且追着我要担当起一个男子汉的责任。
懵懂的青春不懂浪漫，没有多少娱乐的年代里也没多少节目。
我开始领着这个胖乎乎的小女朋友逛街，那时叫压马路。两人一前一后，相隔足一米，挤牙膏似的挤两句，语气都像犯了大错，总觉得有熟悉的眼睛在盯梢。
到了一家饺子店门口，方知腿乏腹饥。两块钱热气腾腾的韭馅饺子并没多少，与店老板争了半天要了两只碗，结果唯一一次共进的午餐竟是分餐制，她借口不饿只吃了一只饺子，剩下的被我狼吞虎咽地填了空胃。
天蓝蓝，水清清，没有污染的八零年代，包括我们的笑和爱情，虽然无法用轰轰烈烈来诠释，却充满着平凡人的纯粹。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成绩开始滑坡，再接下来就是我必须要转学。我用“女不大一”这句民间对婚姻的说教来作为分手的理由，但她坚持给我写信。许多年后，我的新娘竟在我的书房翻到一封发黄的来信。情感在反刍，初恋十有八九无果，却占据着对青春的回忆，青春越来越远，记忆反而越来越坚挺。
最后一封信如窗外的秋天那么萧冷，从此，邮递员再也没有送来她的信，她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被夹雪的风带向哪里。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一段时间我与行囊为伴，流浪既艰辛又快乐，东北、广州、香港、上海都有善良的姑娘挂记着我，可我却那么不解风情。
我从未间断过对她的寻找，时时有些虫子在一轮朗月下啃我的心，我知道这种感觉就叫愧疚。毫无消息地寻找，人们常用“石沉大海”一词，心头的大石沉重而凿凿尖角。
到了不惑的年龄，我曾经的同窗，也是她曾经的同窗，竟替我在长江边上的一座小县城里找到了她。
夏夜，我在蝉声里写作，手机铃响了，一串久违不用去猜的声音在激动中喋喋不休，一切似乎从来就没中断过。
同样为了爱情，她从省城远嫁他乡。如今已是一位严谨的英文教师兼平平淡淡过生活的中年主妇，白天教学生，晚上做饭等丈夫。
岁月已爬上她的眼角，时光已将脸上白里透红的细嫩嘬吮得有些蜡黄，她像所有的母亲焦虑女儿的未来，也像所有的家姐挂记我的前途。她关注省城媒体对我的报道，耐心地阅读我的那些文字，甚至听到一些江湖传闻，急切地打来长途，一再叮嘱，如同过去帮我补习英语一样反反复复。
某个冬天，我途经她居住的那个小县城。
她的丈夫气宇轩昂地领着一伙兄弟找到我——喝酒。英雄般的豪饮酩酊而去，竟傻乎乎地忘了把她带走，她笑得像花儿一样，那个冬天很温暖。
我们都有过花季年华，其实那时相处不到一年，却让我们记了一生，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干干净净。
从此，在我生命里有个亲人住在长江边上，白天教学生，晚上做饭等丈夫。
珍惜生命是在于珍惜生命所有的角落，让每一个角落里都有月光。
罐头时代
做孩子那会，常有奇怪的梦，被一大堆罐头包围着，怀里、头上和脚边，形形色色的罐头无所不在，只是罐头封得很严，总也撬不开，一急梦就醒了。
“罐头”一词已渐渐边缘化，原先却显摆得很。当初对罐头的羡慕，如同当下对榴莲、燕窝。青皮甘蔗是待客的上等之物，罐头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理想，雪梨罐、肉罐是寻常人家奢望的幸福。
我与罐头有着深度的情结，它虽然外装冷凉，却满满地盛着我如梦的花样年华。
邻居是上海的下放知青，探亲回来会有许多罐头、奶糖，这知青与母亲甚好，偷偷塞了一盒肉罐和几粒奶糖。糖每天只允许吃一粒，罐头每餐一勺，润润舌尖。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连绵不断的罐头梦。
逢考前，母亲就说：如果考得不错就嘉奖水果罐。罐头是朴实年华里朴实的方向，一个孩子竟为罐头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某次果然不错，母亲顶着雨夹雪跑到厂门口的小卖部打了个欠条，赊了一瓶水蜜桃的罐头。我舍不得吃，在灯光下反反复复端详着，玻璃罐中的水蜜桃在糖液里浮动，真是美物。次日上学，我绕道厂门口的小卖部，用罐头把欠条换了回来。
读高中了，地方报纸出现我的豆腐块，意味着我有收入了。虽然是微薄的收入，但根据八十年代的物价，区区罐头不在话下。第一笔稿费是《江西青年报》寄来的十元人民币，满脸春风，抱着肉罐回家，一餐吃掉，那天我消灭了三碗米饭。
阳台上从此有了堆积如山的罐头空瓶，检阅它们像是检阅一群俘虏，检阅我笔下方块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感谢文学，让我有了好胃口。
考上沈阳的大学。出发前，母亲把阳台上的旧瓶空罐卖给收破烂的老头，又换了几瓶罐头，塞进我的行囊。
尽管包裹很重，我却依然背着。物质匮乏的日子里，罐头在我看来是贫贱家庭最沉甸的期望。
美味严封在罐头里，吃到它，需要一段格外努力的过程。就读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就拥有了第一份工作。系里的老师推荐我到老龙口酒厂销售科长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上课前竟有趣地邀我喝上几盅，有时菜不够，从冰箱里取来鱼罐头下酒。
母亲来信，说父亲为了省搬运工送煤球的腿脚费，自己将家用的蜂窝煤球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地搬到五楼的居室里。为了凑读书的开支，我勇敢地在同学中组织服务团，宿舍、电影院、足球场等人群密集地是兜售风筝、计算器、瓜子、小吃、罐头的战场。
我的第一笔奖学金下来时，给自己的奖励是一瓶超大的火腿罐头。
罐头作为救援物资，便于空中投掷，也便于保存。在运输欠便捷的年代，它成了一饱胃福的热门。在我的记忆中，青春不言愁的岁月里，罐头是郊游、野炊的一种情趣。
同窗们结伴远行，去东陵，去棋盘山，去更远的地方。那时心总是不断地对脚催促，身体有一种奔跑的冲动，得得地，比马还快。铃儿叮当，一路的说笑，一路的歌声。寻依山傍水处，摊开一大包零食、罐头，几瓶啤酒，畅谈革命理想。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同居，更没有低俗的书籍，我们喜欢保尔·柯察金、雨果，喜欢金庸、琼瑶，喜欢朦胧的诗和英雄战歌，喜欢五颜六色的罐头。
这些喜欢的东西，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都不喜欢了，只能证明我曾经喜欢过，证明它们是一种记录，一个男人为志气而成长的记录。我喜欢上曾经不喜欢吃的苦瓜，喜欢上陈年的宣纸，喜欢在月色里急走，喜欢用大剪子把罐头皮绞成花一样。
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在于互为动力，互为改造，罐头渐渐疏远成我的过去式，已不再是我的一个沉重的附属品。
一个孩子的渴望为什么会封锁在不透气的罐子里呢？
这么些年，总觉得自己就是罐内的那团肉，在一个罐头里过日子，“日子”两个字的沉重，就像当年塞着那些罐头的行囊。我们活在罐头里，没有了雄天没有了阔地，没有了高度没有了气宇，一切都微缩着，喘不过气，也从来没有逃离过。
翻着一脸死相的教材，我们的教育在罐头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地过生活，我们的履历犹如罐头；按规定的方式听人说教，也用规定的方式让人听我说教，最后按程序死了，躺在棺材或骨灰盒里，也就是一个罐头。
命运永远像罐头的影子追着你。
我已习惯新鲜的蔬果和肉类，女儿竟然喜欢吃罐头，她说罐头里有沙丁鱼，有不惑年龄的父亲关于罐头的那些往事。
打工时代
十八年前，我怀着纯真的愿景和好奇，挣脱了父亲的手，躲过了老师的视线，带着还是孩子气的脸，从最熟悉的地方出发，由一条陌生的线路领着进入陌生的空间，只身来到广州边上的一个小镇。与一堆陌生的方言扰混在一起，相逢了许多生命，认识了许多心灵，打工时代是我人生履历中一次奇遇式的短暂停靠。
尽管来的路很不好走，浩浩荡荡的南下大军争先恐后地爬上货运火车，几乎无立锥之地，挑战着身心的极限，并与鸡犬相拥，我们忍受着，坚持着，因为要去南方，那里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车厢弥漫着憧憬，火车轮与铁轨，车厢与车厢，摩擦、撞击出一去不复返的雄心。
穿过枯瘦的良田，穿过残剩的山村，穿过抛妻弃子的苦痛，铁轨的锃亮是乡愁磨出来的亮度，去南方挣回一个未来。当我来到南方，认为一切都踏实的时候，发现我们原来还在那列货运火车上。
这里的车都急着赶路，这里的人总有做不完的工作，可每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猜不透的事。他们不愿多讲话，甚至不愿多点笑容给身边的人。卖干净灵魂，卖干净肉身，卖干净体力，挣到最多的钱寄回家乡，养他们的爹娘，养他们的儿女。
摸锄头的手开始摸油腻的机器，没有工伤扶助只有不幸，没有舌尖滋味只有填食，没有白天黑夜只有坚持住和坚持不住。
那“哐啷”关上的铁门，是汗津津的工厂里让我们内心猝不及防的一瞬间巨裂的战兢，仿佛一条自由的出路被戛然封死。
这里的人就是机器，准确地讲是人的特定器官是机器的一部分，在管理人员监控的严格秩序中，机器不停，人的特定器官也不停。永远的噪音让耳膜在挣扎，大脑在麻木，身体一时失去应有的敏感。那一车一车的人送往广东，就是一车一车的设备。我在他们中间，为克服慌乱，把青春的多思情绪和想象力压抑成一脸冷漠，并苟且地活着。
